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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他从不考虑贵贱亲疏,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因此,时人并未觉得朱元璋残暴,反而认为他是一个圣明的有作为的皇帝。
那么,朱元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哩?
朱元璋（公元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字国瑞,幼名重八。
他出身赤贫,幼时以给大户人家放牛为生,吃尽了苦头。
公元1344年,淮北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他的父母和长兄先后病死或饿死,16岁的朱元璋只好到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和尚。
灾情越来越严重,寺庙中的和尚们也不得不外出化缘,入寺不久的朱元璋自然就成了游方和尚。
他云游四方,到处乞讨,经历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同时也使他对底层社会有了深刻而清晰的认识,为他后来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掌握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元朝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底层民众不堪忍受,揭竿而起。
公元1351年,终于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由于民众积怨已久,起义的蜂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
但此时的朱元璋,还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家子弟,虽有反元之心,却无改朝换代之志,他最终走上反元并建立大明王朝之路,纯属形势逼迫所致。
1352年,朱元璋云游回到了家乡,受到同乡人汤和的怂恿,参与了郭子兴领导的濠州红巾军,由于他胆识过人,作战勇敢,很快就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其官职虽不大,却是最贴近领导层的“侍卫长”。
不久,朱元璋就成了郭子兴的亲信,并娶了郭子兴的义女马氏为妻。
这位马姑娘可不简单,她就是现在被文人们炒得大红大紫的“大脚马娘娘”。
1355年,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以左副元帅之职成为濠州红巾军的实际领袖。
这个时候,北方红巾军领袖韩山童已死,刘福通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由于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之后,所以韩林儿建立的政权国号“大宋”,年号龙凤。
“大宋”政权的建立,极大地震动了元朝当政者,他们调集重兵,对北方红巾军实施了空前的镇压。
而这时的朱元璋,还没有一块像样的根据地,他听人说“金陵帝王之州,据其可窥天下”,于是趁元军与小明王战得不可开交之际,悄悄率军南下,攻破集庆,招降了集庆守将康茂才手下的大部分军民,并改集庆路为应天府。
小明王韩林儿为减轻元军给北方红巾军的强大压力,便任命朱元璋为江南行中书省平章,管辖当地军政要务,同时担负起与南方元军的作战任务。
朱元璋占据集庆后,果断率大军向东南元军防守薄弱之地发起进击,由于天时地利人和,朱元璋的军队接连打败南方元军,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势力一天天壮大起来。
在他率兵打下重镇徽州时,部分将领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思想上也飘飘然起来,纷纷劝朱元璋自立为王。
朱元璋基于韩林儿匆匆称帝招致元军大兵压境的前车之鉴,采纳了儒士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同时命令部队军垦,自己动手兴修水利,生产粮食,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极大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深受人民的欢迎和拥戴。
在这种政通人和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又瞄上了土地肥沃、商贸发达的江浙一带,先后出兵南征,在广大老百姓的鼎力支持下,孤立的元军据点,一个个被消灭,广袤的国土,一片片被占有。
在消灭了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陈友谅后,朱元璋就调转枪头,挥师北伐中原,直捣元廷心腹之地。
1367年,朱元璋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举兵北进。
在北伐战争中,又及时提出了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这一纲领对北方深受元蒙统治者压迫下的平民大众,具有十分巨大的号召力,反抗民族压迫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潮流,朱元璋的部队一来,无不纷纷响应,其势力范围已基本上控制了整个中国。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40岁的朱元璋在金陵奉天殿举行了登基大典,正式称帝,是为明太祖,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2
大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面临很多严重的实际问题。
战争摧残了的社会经济亟须恢复;
尖锐的社会矛盾亟待缓和;
退居塞北的残元势力时时企图卷土重来;
朝中骄臣悍将争权夺利……每一个封建帝王开国之初所遇到的问题,他都遇到了。
为了巩固大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目的是全面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大明统治。
政治上,朱元璋首先废除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同时在中央高层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审使司分管行政、军事和司法,这三个部门合称“三司”,由中央直管。
后来,朱元璋又以胡惟庸谋反案为由头,对中央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一职,由六部分理政务,直接由他本人指挥。
明王朝的中央集权,在朱元璋这个杰出的政治家的导演下,一步一步得以实现。
军事上,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分权制,改大都督府分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以下又设立全国性的卫所制度,形成上下监控、由上而下的军事指挥系统和权力监控系统。
司法上,设立大理寺、都审院和刑部,合称三法司,主管刑狱之事。
并制定十分严厉的《大明律》,整饬吏治,严厉打击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从法律上保护老百姓和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
经济上,朱元璋吸取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制定了休养生息的利民政策,多次下诏减免各地赋税,使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这些整顿和改革措施,有利于明初政治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
在朱元璋执政的三十一年间,全国户口增长了近十倍,耕地面积扩大了四倍,农业、手工业和商贸都有了较快发展,经济出现了少有的繁荣景象,时人和世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明史?
太祖本纪》赞其:
“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不及。
”不知为什么,到了近代,史学界有那么一股“倒朱”思潮,言“朱”必骂其“暴君”,说“明”定蔑其“无道”,理由是朱元璋滥杀功臣和文人,是十恶不赦的“偏执狂”!
事实果真如此吗?
明初,许多官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国家刚刚经历了战争的创伤,也不顾老百姓饥寒交迫的苦难,蹈袭元朝“暴政”之辙,擅权枉法,贪赃受贿,蠹政害民。
出身贫贱的朱元璋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他认为,要减轻老百姓的疾苦,就必须彻底整顿吏治,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做到政治清明。
他曾在东角门告诫群臣:
“以前朕在民间之时,每见州县官吏不恤于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
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坑害百姓者,决不宽恕。
”朱元璋说到做到,终其一生,他始终把肃清贪污放在执政的第一位:
“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
为此,朱元璋建立了严密的官吏考核和监督制度,特别重视利用重典打击贪官污吏。
在他执政之初,其出于休养生息的需要,颁布了量刑较轻的洪武七年律,在相继发生“空印案”、“胡党案”和“郭桓案”后,部分地方还发生了农民反抗战争,朱元璋认为这是乱世的前兆,必须重典整治。
于是他下令对“奸顽刁诈、贪赃之徒”实行法外加刑,并亲自汇集一批法外加刑案例,加上自己的一些训话,陆续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洪武二十六年,又下令重修《大明律》,加重了对谋逆、强盗、官吏贪赃的惩处力度。
“蓝玉党案”后,朱元璋认为肃清贪污工作已取得了成效,便采纳皇太孙朱允炆的建议,逐步减轻刑罚,着重修改了“畸重者七十三条”,他对朱允炆说:
“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观其言其行,朱元璋并不是一个毫无节制、随心所欲的暴君,而应该是一位深明大义、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明君。
他始终认为,乱世须重典,平世施仁政。
就他执政之初的社会大环境而言,非严律重典不足以治国家,朱元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当然深知其中奥妙。
因此,对贪官污吏的惩处,朱元璋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哪怕是皇亲国戚犯了国法,也决不容情。
《大明律》规定:
“受对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增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物,不分首从,并赃论罪,在右小臂上剌‘盗官钱（粮、物）’三个字,一贯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贯斩。
”朱元璋对知法犯法的监察官员的处刑更重:
凡是执法官员违法,不论情节轻重,一律免职直至斩首!
并规定:
“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
”官员嫖宿其罪仅次于杀人罪,如此量刑,谁还敢作奸犯科?
朱元璋是个圣明帝君,他深知制度再好也只是一纸空文,关键是制度的执行者,上梁不正下梁肯定是歪的,只有自己清正了才能服天下。
于是,他抓腐败,首先从自己做起。
当年击败陈友谅时,其宫中有一架镂金床,大家都劝他享用,他却将其砸毁,说此床与昏君孟昶的七宝溺器一样,用则丧志。
他常常告诫身边的人:
“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覆车之辙,不可蹈也”（《明太祖实录》）。
立朝之后,朱元璋就宣布,宫中不再设女乐,同时令人将古代无道昏君的劣迹编印成册,供他阅读,以便“知其丧乱之由,以为戒耳。
”每逢地方遭遇特大灾害,朱元璋必与皇家的人吃一餐野菜和麦饭,以示与民同甘共苦。
可是,我们不少的评论家却讥其是“山猪吃不来细糠”,不知道享受,是典型的老农民意识。
真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历史学家”是喜欢骄奢淫逸的执政者呢,还是拥戴崇尚俭约的领导人?
公允地说,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皇帝,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他不仅杀过有功的贪官,也毫不留情地杀过犯法的皇亲国戚。
他的亲侄儿朱文正赫赫战功,官拜大都督,在任期间,却贪恋声色,骄侈荒淫。
朱元璋接到他人举报后,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确定其犯罪事实无误后,毫不犹豫地先免去其职务,然后依法将其斩杀。
晋王朱枘将出土文物据为己有,并大修别墅宫殿,蓄藏民女为其淫乐,朱元璋将他逮到京城,本要处死,因众人求情加之《大明律》量刑其“罪不致死”,为警示天下,朱元璋仍将其软禁,终生不得外出。
驸马都尉欧阳伦收受贿赂,偷运私茶到边境贩卖牟取暴利,其属下又多次凌辱地方官吏,朱元璋得报,二话没说就将其处死。
如此严厉打压贪官豪强,一时全国震动,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和拥护。
朱元璋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大力表彰和越级提拔清正廉洁、忠于职守的官员,以树正气。
陶后仲在福建任按察使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政策,严厉打击贪赃枉法之徒,朱元璋诏令褒奖他,号召全国各级官员向他学习。
河南按察司佥事王平将向他行贿之人抓起来送审,朱元璋不仅嘉奖他,还将他提拔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对于在任上善始善终的循吏清官,朱元璋除了重奖外,还为他们修建府第,寿终之时,亲自撰写祭文以彰其德,并将他们的事迹列入《彰善榜》和《圣政记》中,天下传闻。
洪武一朝,由于朱元璋倡廉惩贪,官场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是政治清明,深受百姓拥护。
循吏传》说“一时守令畏法。
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
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年矣。
”著名清官海瑞说:
“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
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能得数十年安居乐业,当真是中国人的福气!
为什么这么一位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却遭到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挑鼻子挑眼睛的指责呢?
归根到底是朱元璋杀了人,杀了许多他们认为不该杀的人。
3
朱元璋确实杀了不少人,但他杀的都是该杀之人。
他为江山社稷着想,为黎民苍生着想,他立律条在前,所谓的“功臣们”犯罪在后,他不杀何以平民愤!
他不杀何以正朝纲!
!
他不杀何以服天下!
如果仅仅因为他是功臣,如果仅仅因为他是文人,犯了法律而该杀不杀,试想,大明王朝能有二百多年的基业吗?
古今中外有这个理吗?
当今社会还要法律干什么呢?
再想一下,如果没有法律,如果犯了法而不依法追究责任,国家还像个国家吗?
我看不光老百姓受苦受难,就是谁也别想安生!
先说李善长被诛杀一事。
整个《大明律》都是在这个左丞相的主持下制定的,应该说于大明朝的典律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的了。
法律文本对各级官员的职权、任务以及需遵守的事项都作出了详细规定,对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了具体的处罚办法。
但这个知法的开国功臣守法了吗?
李善长仗着是朱元璋老乡这层关系,得了不少好处。
朱元璋曾对身边的人说,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他君臣二人却在一起长期共事。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们私交不错嘛。
在封官赏爵时,朱元璋竭尽照顾之能事,连战功赫赫的徐达都位居李善长之下。
建国后,李善长论功封为宣国公,史书上说他“受爵不让”。
于是,这位淮西人既富且贵,骄横专擅,凭借手中的权势,颐指气使,凌驾于百官之上,动辄训斥、辱骂。
后来,其告老还乡,仍“耄不检下”,认为皇帝给他修的府第小了,还要大兴土木,重修府第,并从信国公汤和处借兵丁300人以护卫家院。
朱元璋曾依据建国之初所定的对有功之臣可以免死的规矩,多次免其死罪,已做到仁至义尽了。
但是,“胡党案”发后,还是牵涉到他,因为胡惟庸是李善长同乡,又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明知胡惟庸“通倭”、“通蒙”还“匿不以闻”,隐瞒不报,其性质就彻底变了。
当时的日本和蒙古是明王朝两个主要敌国,不论“通倭”还是“通蒙”肯定是“通敌叛国”之罪,按《大明律》论是谁也赦免不了的死罪。
你说,朱元璋该如何处置他?
不杀行吗?
另一个被杀“功臣”蓝玉,诚然,蓝玉确是大明洪武后期的顶梁柱,其南征北战,东讨西伐,消灭了盘踞四方的残元势力,为明朝最终统一中国作出了卓绝贡献,朱元璋夸其为大明的卫青、李靖,官封凉国公。
然而就是这位功盖天下的“大功臣”,性情骄纵,不思检点,早在征讨云南梁王时,就利用手中权力,私下里搞出一些国家控制的盐引（食盐运销专利凭证）,悄悄地派人到云南贩盐,从中牟取暴利。
打败元主脱古帖木儿后,他不仅将大量的战利品私吞,还将元妃占为己有。
而且在班师途经喜峰关时,已是深夜时分,守关人开关稍迟,蓝玉就勃然大怒,纵兵破关而入。
朱元璋知道后很不高兴:
“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哉。
”蓝玉确实能打仗,但在军队中说一不二,听不进一点反对意见,经常连诏令都不听,甚至违诏出师。
更严重的是,蓝玉私蓄庄奴、养子数千人,这些人在地方上仗着蓝玉权势,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大势强占民田,鱼肉百姓。
百姓上告无门,很多人被迫家破人亡。
御史官弹劾他,他竟将御史暴打后强行逐出。
蓝玉的胡作非为,按明律论,就是杀他十次也不为过,何冤之有?
说实在的,朱元璋作为大明的最高统治者,为维护家、国利益,杀了那些居功自傲、根本不把王法放在眼里的家伙,实在是大快人心!
朱元璋也当然杀过文人。
但个别所谓的“史学家”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大肆渲染朱元璋残害文人,甚至于说他骨子里就不喜欢文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朱元璋杀文人,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朱元璋为争天下,对他们无不恭敬有加,一心一意要他们出山同创大明伟业。
而这些人表面上说不入仕,拒绝与他合作,暗地里却跑到朱元璋敌人那里去做官。
有的原本就是元朝旧臣,如元正中进士蔡子英,官累至大元行省参政,其被俘后不仅不接受朱元璋所授官职,而且上书公然申明誓死不降大明之志,其节可嘉,其行不恕。
朱元璋对之用严刑峻法予以制裁,这只能说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使然;
而凡是与朱元璋合作的文人儒士,哪一个不是飞黄腾达?
这也说明了朱元璋其实是非常重视和喜欢儒士文人的。
他自己读书甚少,可以说是一个文盲。
但在起事之初,就深知文化人对其创业有非常大的帮助,因此,在创立帝业的过程中,总是千方百计吸纳各方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就连敌营中的儒士也以礼相待,愿投效的一律委以重任。
朱元璋尊重有学问的读书人,其虚心好学的态度是历代君王中所仅见的。
徽州婺源是朱熹的故里,是当时著名的理学中心,朱元璋一到这里,马上请当地十三位著名学者为其讲解经书、历史。
这些学者当中,有一位叫宋濂的人,小时家里很穷,没有钱买书,就借别人的书来抄,冬天衣服穿得少,手指头经常长满冻疮。
为了求学,大冷天穿着破鞋行走在深山大川,脚趾头也经常冻坏,经过“十年寒窗”的磨练,后来终于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学问家。
元顺帝慕其名曾请他做翰林院编修,由于他痛恨元朝的残暴统治,不愿为元朝服务,便隐居在龙门山中,埋头著书立说,直到朱元璋来到婺源,他才入世做了朱元璋的谋士,“恒恃左右,备顾问”（《明史?
宋濂传》）,并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品行,赢得了朱元璋的尊重和信任。
像宋濂这样心甘情愿辅助朱元璋成就大业的儒士还有很多,当然也有一些文人,认为朱元璋大字不识一箩,顶多算是乱世中的草莽英雄,成不了大事,自然从心眼里瞧不起他,也不愿意为他服务。
浙东名士刘基,算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
刘基这个人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后世人们常常将他与诸葛孔明相提并论:
“前朝军师诸葛亮,后世军师刘伯温”。
他是元朝进士,在江西高安做过县丞,为人正直,惠爱百姓,其对统治者多有不屑之论,他在《卖柑者言》中说统治者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又说“民困而不知救,坐糜廪粟而不知耻”,不适时宜的议论害得自己连官帽都丢了。
朱元璋打下浙东时,刘基和当地名门豪族叶琛、章溢躲进山里,不肯出来。
朱元璋就派处州总制孙炎前去礼聘他们,刘基等人十分坚决地拒绝了朱元璋的聘请。
朱元璋呢,求贤之心甚是坚决,根本不会因为三人拒绝应聘而有一丝一毫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使出当年游方化缘时乞食的本领来,令孙炎写了一封长达几千字的信给刘基,反复说明厉害关系,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总之一句话,不出来不行!
陶安和宋濂也去信相劝,甚至还动员了刘基的母亲都来规劝:
“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哪能获得万全之计呢?
”（《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刘基执拗不过,当然也是朱元璋的诚意打动了他,便答应出山,最终来到了应天府,成为朱氏集团最有力的顶梁柱。
朱元璋得到了刘基,自然是如鱼得水,高兴得不得了,特地盖了一座礼贤馆,作为贤士们下榻的地方,刘基还被朱元璋尊称为“老先生”,奉为师尊。
写到这里,我突然就有些不明白了,为什么刘备三顾茅庐就是礼贤下士、尊重人才而成千古美谈?
朱元璋真心实意去聘请各地名士,其诚意丝毫不亚于刘皇叔的“三顾茅庐”,其言其行却会招致一些人的指责哩?
说什么“朱元璋礼贤下士是伪装的,完全是为了朱氏小集团的利益”。
那么刘备三顾茅庐是为了谁的利益?
当时的刘备正如丧家之犬,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他去请诸葛亮自然是想得到他的辅助,为什么“专家们”不骂他“为了个人利益”呢?
看来,“专家们”的考证也是无根无据,纯属想当然的空穴来风。
误人误己,实则贻笑大方。
4
朱元璋出身卑微,当了皇帝后,自然有许多禁忌,这是人之常情。
谁都知道他当过和尚,要过饭,但他一点不感到羞耻。
历代开国皇帝大都要拉扯古代同姓的有名望的人物做祖先的,朱元璋的父亲乃至祖父都是佃农,外祖父是端公（巫师）,在当时的社会里都是等而下之的人物,没有一点儿值得夸耀的地方。
文臣们在修朱元璋家谱时,打算拉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做他的祖先,这时恰好有一个朱姓的典史从徽州来朝见,朱元璋顺便问他:
“你是朱文公（朱熹）的后人吗?
”来人不知皇上这么问的底细,怕撒谎惹祸,就直说不是。
朱元璋想区区一个小吏尚且不肯冒认别人做祖宗,我堂堂大明国君,难道连一介小吏都不如吗?
朱元璋拒绝了攀附朱熹的建议,大小场合都强调自己没有根基,不是靠先人荫护起家而成霸业的。
他不光在口头上离不开“起自田亩”、“出身寒微”这类词句,在公文中,一开头总也要写上“朕本淮右布衣”或“江左布衣”。
这样一来,心态放平和了,反而显得自尊、自信。
满朝文臣当中,还真没听到谁讥笑过他这位布衣皇帝,民间老百姓更是因为有他这个“叫化子”皇帝而津津乐道。
朱元璋深知自己的江山得来不易,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历代君王中,朱元璋算得上是最严于律己的一位。
他勤于政事,不敢有丝毫怠慢,常常天不见亮就起来办公,一直工作到深夜,没有假期,没有娱乐,完完全全是个工作狂。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批阅公文“奏折”,因文化程度不高,他特别讨厌那些大肆铺垫、卖弄学问、空泛冗长的文章。
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读了六千多字还没涉及主题,全是空话套话,朱元璋大发脾气,令将茹太素廷杖后又读,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才知道建议了五件事,其中四件可行,朱元璋“准奏”,立即命令相关部门执行。
同时告诉茹太素及大臣们,这些事五百字就可以讲清楚了,为什么啰里啰嗦地说了一万七千字?
这是“繁文之过”!
并以此事诏令全国,公文必须简明扼要,严禁浮夸虚饰。
一时,全国文风简约、清爽,既做到了勤俭节约,又极大地减轻了文案人员的辛苦。
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百姓苦难。
做了皇帝后,依旧不改平民本色,更加厉行节俭,反对奢侈。
洪武十二年营造宫殿时,他把样图中凡注明雕琢考究的部分用笔删去。
宫殿建成后,显得朴素端庄且少装饰,倒是在一些墙壁上画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奢侈亡国的历史故事和历代儒臣的《大学衍义》。
他自己的车舆、衣着以及日用器皿,一概从简,该用金饰的均用铜代替。
有太监进言:
“陛下贵为天子之尊,所用饰物器皿当以金制,以示尊贵,况且也不须费多少金子”。
朱元璋则说:
“这怎么可以呢?
朕富有四海,岂是吝惜这点黄金?
但是,提倡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
况且,大凡奢侈者开始都是从小到大,其必酿贪得之弊”。
朱元璋不光自己节俭,也要求自己的大小老婆（皇后、妃子）们节约,对身边的大臣们更是严格要求,他责骂过穿着新靴雨天在泥地里行走的官员,也怒斥过为显摆而衣着千金的富家子弟。
就是这样一位勤勉的皇帝,现在却被一些“专家”斥之其所作所为是“偏执”,认为他“自己劳累,还要天下人跟着劳累。
自己不懂享受,还让天下人跟着喝菜汤”,甚至说他执政后“蜕化变质”,真是岂有此理!
朱元璋以一介布衣,角逐于群雄之间,最终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大明政权。
其执政间,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
他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几十年,缔造了明初“吏治肃清”的大好局面,从而奠定了大明276年江山。
他一生励精图治,为国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深受时人和世人好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勤奋好学,从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草莽,通过自学,到后来能与宋濂、刘基等大儒朝夕讨论、讲述经史,而且还能写诗填词。
这就是朱元璋:
出身卑微,却不以为耻,始终不忘平民本色;
戎马一生,却不甘草莽之名,勤奋好学,孜孜不倦;
贵为天子,却崇尚节俭,反对奢侈,并率先垂范;
高坐龙廷,却居安思危,勤奋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
一生勤政为民,力戒空谈国事,善于吸取前人成败的经验教训,虽是一介“布衣”,却把一个大明朝治理得“政治清明”、“闾阎充实”。
他在遗嘱中说:
“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
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
”朱元璋至死都说自己文化少了,没有古之贤人的渊博知识和真知灼见,善恶好恶也没有古之圣明之君把握得准。
这是何等的胸襟!
作为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对自己能有如此客观而自谦的评价,比起当今某些“专家学者”吹捧自己的肉麻文章来,其人格品行,不知要高尚几百几千倍!
综观朱元璋一生,他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皇帝”,也应该是老百姓真正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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