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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题材到世界文学

从国际题材到世界文学－－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现当代英语写作

（2007-05-1813: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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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文章

一、引论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曾经写道: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1]什么是“世界文学”,马克思在他的著作里并未作出严格的界定。

后来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过这个概念。

在这些阐释中,只有王列生的解释似乎最接近马克思的原义。

他认为,“世界文学是在人类生存融会日渐延伸的态势下,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差异在互动中得以缩小、扼制乃至达到融合,共同性的关注中心和表现多元文化的母题充分显示其世界范围内的主旋律品质,由此而孕育一种跨文化、跨民族利益的普遍性文学。

”[2]（Ｐ23）纵观19世纪末以来的英语文学,即以英语为写作载体的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其它后殖民文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国际大格局下,它是怎样一步步走向“世界文学”的。

尽管这种“世界化”的过程时断时续,但它毕竟使马克思时代以来人们关于“世界文学”的梦想初见端倪。

二、“国际题材”文学———美国人胸中的欧洲戏

“世界文学”的产生是建立在不同民族交往的基础上的。

“无论是战争交往还是和平交往,最后的结果都是文化的对话、对流和对位,由此而有文化的新生孕育,因而也就有文学的辐射、位移、接受以及世界文学生存的崭新格局。

”[2]（Ｐ27）以英语为载体的“世界文学”的产生亦然。

它是大不列颠民族文化和东方民族文化、美利坚民族文化和欧洲文化以及独立后的亚、非、拉民族文化与其前宗主国文化之间互动的结晶,其主要表现形态就是“殖民文学”、“国际题材”文学和“后殖民文学”。

从“世界文学”产生的时间来看,“殖民文学”的产生要早于“国际题材”文学,而且存在的时间也比后者长久。

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还是将“国际题材”文学置于“殖民文学”的前边。

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范式之一的“国际题材”文学具有特定的地域和文化含义,即正如美国文学评论家范·维克·布鲁克斯所说的,“美国人胸中的欧洲戏”[3]（Ｐ195）。

这种文学的基本模式是:

旅居欧洲的美国作家以自己的感受为基点,以所见美国人在欧洲的经历为素材,描写欧美两极文化碰撞在美国人心理上所引起的反响。

[4]在这些“国际题材”的作品里,美国人总是以“天真”和“纯洁”的形象出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欧洲人的世故和颓废。

天真浪漫的美国人像乔叟笔下的香客那样到欧洲去朝觐,结果却受到欧洲古老文明阴暗面的挑战,在心理和精神上饱受希望破灭的痛苦。

这种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国际题材”文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

从历史情结上看,美国既是个由欧洲移民组成的国家,又曾经是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美欧尤其是美英之间有一种既怀旧又痛恨的复杂、微妙的情结。

美国人将自己称作新世界,将欧洲称作“旧世界”或者“咱们的老家”[5]（Ｐ209）,这种称谓本身就含有多种文化上的意义。

独立后的美国人总有一种想回老家探亲的情绪,这种情结随着经济和交通旅游业的迅猛发展而成为现实。

从文化上看,欧洲具有悠久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将这种优势文化的印象投射到殖民地,导致美国人心中产生一种深深的文化缺失感。

美国人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在文化上却没有摆脱欧洲的文化霸权。

当时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就是美国人不愿将自己的孩子留在本国受教育,而要远渡重洋将他们送到欧洲。

亨利·詹姆斯年幼时就曾被送到欧洲各地旅居,素有“欧洲旅馆儿童”之称[3]（Ｐ231）。

从作家创作的指导思想上看,以詹姆斯为代表的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叶的美国作家,大都将欧洲尤其是伦敦和巴黎奉为世界文化的中心。

这实质上仍是欧洲优势文化霸权在作家心中的折光而已。

那些作家们认为欧洲的文化、艺术传统及社会、经济状况更适合青年作家的成长。

用评论家亨利·Ｃ·维德的话来讲,亨利·詹姆斯总是认为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在各方面都相差甚远。

可能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天赋的善良和美德。

可惜的是天赋的美德和善良的心底并不重要。

[6]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必须具有一个古老的文化,他才能动笔。

小说家靠的是风俗、习惯、形式等成熟而确立的东西———这些东西才是他写作的素材。

而在这方面,历史短暂的美国恰恰是最欠缺的。

欧洲———他们既怀念又惧怕的老家,作为“人文荟萃之区,全球最完备的缩影”,具有美国无法企及的深度。

于是,这些“文化上的贫血儿”纷纷到他们久违的老家去朝觐,寻找更好的生活和艺术传统,以便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

他们就是后来文学史论家所说的“旅居国外的作家”[7]。

在老家尽情享受多元的文明的同时,这些年轻、敏感的美国作家也隐隐地感觉到,在欧洲古老的文明背后隐藏者一股阴暗的潜流———欧洲的老于世故、虚伪和邪恶,这与美国文明中的纯洁、实际、自然构成鲜明的对比。

这些“旅居国外的作家们”既羡慕欧洲大陆浓厚的文明氛围,又鄙视文明社会的衍生物———世俗和腐败;既眷恋故土的纯洁和朝气,又哀叹自己国家文化的浅薄和粗俗。

正是在这些多元文化情感的互动中,作家们找到了一种独特的题材———“国际题材”。

正如詹姆斯在给他的弟弟的一封信中所说的,“国际”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他进行文学创作的题材。

[4]

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题材”作品是马克·吐温的《傻子国外旅行记》（1869）。

虽然它还比较粗糙,但为后来詹姆斯等人的“国际题材”作品提供了范例。

比较成熟的“国际题材”小说家是豪威尔斯和詹姆斯,这两人曾被称为“一对不相称的连体孪生兄弟”,专写“洲际爱情”[5]（Ｐ191）。

豪威尔斯的创作早期对人性极感兴趣,和一些饱读文学作品的年轻姑娘交往颇多,因而认识到“美国姑娘”是美国文明的杰出体现之一。

他迫切想研究在欧美两极文明碰撞过程中“美国女郎”的命运,因而写出了一系列诸如《偶然相识》、《晚秋之暖》及《可怕的责任》等“国际题材”小说。

它们以欧洲为背景,以细腻、逼真的笔触描绘了旅居欧洲的美国女性活动,塑造了天真、美丽、任性的“美国女郎”形象。

詹姆斯是“国际题材”小说的杰出大师,但是在致力于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写作也有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19世纪70年代的某些短篇小说如《同行者》和《充满激情的朝圣者》等,只是刚刚涉及“国际题材”。

在其长篇小说《罗德里克·哈德逊》里,“国际”人物形象依然半明半暗。

直到发表《美国人》时,欧美两种文明的接触才真正开始,美国人的良知和法国人的世俗初次兵刃相见。

真正使詹姆斯的“国际题材”小说享誉全球的是《黛西·米勒》、《贵妇人画像》和《专使》等。

从写作技巧上看,《贵妇人的画像》和《专使》是詹姆斯所有作品中最成功的两部。

由于其中过多的心理现实主义的描写多多少少影响了其故事的可读性,对欧美国家的一般读者来讲,最受欢迎的“国际题材”小说当属《黛西·米勒》。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人物也不多,集中描写了美国生活的自由随便与欧洲社会的僵死严酷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冲突。

女主人公黛西·米勒是个性情开朗、襟怀坦诚、天真无邪的美国姑娘。

她随母亲游历欧洲,仍坚持美国生活方式,因而招致欧洲人的误解、中伤和唾弃,最后死于罗马时疫。

小说中的欧洲人（包括久住欧洲的美国人）则非常世故、刻板和邪恶。

如果说黛西小姐死于瘴疫,倒不如说死于欧洲古老的文明。

小说一经出版,即使詹姆斯扬名欧美。

此后几十年间,欧洲人称美国姑娘为黛西·米勒,由此可见小说的影响之深远。

三、殖民文学———英国人胸中的东方戏

早在美国人写作“国际题材”文学之前,作为其前宗主国的英国就在进行“殖民文学”的创作。

以英语为载体的“殖民文学”可以再细分为“殖民的文学”和“殖民主义的文学”两个子类。

艾勒克·博埃默认为,所谓“殖民的文学”,主要指那些有关殖民的想法和经验的文字,那些主要由宗主国家但也包括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欧洲人后裔以及当地人在殖民时期所写的文字。

而“殖民主义的文学”,则专门指与殖民扩张相关的文字。

它们是由欧洲殖民者为他们自己所写的、关于他们所占领的非欧洲领土上的事情。

[8]（ＰＰ2-3）不管是宽泛意义上的“殖民的文学”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殖民主义的文学”,它们都应属于“世界文学”的范畴,因为它是由“文学”前边的“殖民”这个属性决定的。

所谓“殖民”就是帝国向它所征服的地区移民,是殖民帝国把经济、政治势力扩张到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掠夺和奴役当地的人民。

虽然这是强国通过战争或经济、政治和文化势力的扩张而达到的民族交往,对被殖民的国家和民族甚至是一种耻辱,但它毕竟是两种以上民族的交往,建立在民族生存张力的基础上,最后的结果都会导致多元文化的对流和碰撞,因而也就孕育了反映多元文化对立与冲突的“世界文学”文本。

套用布鲁克斯的话来说,所谓“殖民文学”实际上就是英国人胸中的东方戏。

“东方”（Ｏｒｉｅｎｔ）一词由来已久,但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

从地域、道德和文化的角度而言,它指的都是亚洲或广义的东方。

[9]在以英国人为代表的欧洲人的想像中,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以及美丽的风景等。

这在英国人解读东方社会的文学经典《天方夜谭》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

对于富有征服欲的英国来说,《天方夜谭》是一个具有丰饶和欢愉的各种转喻的宝藏,乃至它本身就成了象征神秘和异国情调的一个能指符号和代码。

随着16世纪以来英国和其它欧洲帝国的殖民扩张,与欧洲相邻的东方国家和地区首先沦为欧洲的殖民地。

这样,在保留其固有的“神秘、异国情调”等含义的基础上,东方又被赋予“帝国的殖民地”的含义。

从1815年到20世纪初,欧洲的殖民扩张使世界万米的大陆都受到了影响,最主要的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

所以,作为殖民地象征概念的“东方”又扩大了其地域方面的内涵,即“广义的东方”。

这一时期,英国已在广大的东方世界范围内最终确立了经济方面的优势和政治方面的权威。

处于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在回顾自己的领土扩张、帝国思想的传播及在全世界建立殖民化体制的成就时,自鸣得意地认为似乎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统一旨意而展开。

不列颠被认为是注定、而且有义务去统治全世界,东方注定要成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臣民。

大英帝国之所以这样自鸣得意和自视优越,正是因为它把东方殖民地人民看作是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自制能力的结果。

亚瑟·詹姆斯·贝尔福爵士在英国众议院的一次演说就露骨地表现了这种种族优越论: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有关的事实。

西方民族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具有自我的能力……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些经常被人们宽泛地称作“东方”的民族的整个历史,然而你却根本找不到自我治理的痕迹。

它们在历史上所有的辉煌时代———它们的历史确实一直都很辉煌———都是在专制、绝对的统治下作出的。

它们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它们确实对人类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都是在这一专制体制下作出的。

征服紧接着征服,统治紧接着统治。

但在所有那些与其命运生死相关的革命中我们从来没有发现有哪个民族曾经确立过我们西方人所说的那种自治……对这些伟大的民族来说———我承认他们的伟大,这种绝对的统治由我们来实行是不是一件好事?

我认为是件好事。

我想经验已经表明,在我们的控制下他们得到了比他们以前的整个历史都要好得多的治理,而这不仅使他们自己获益,无疑也使西方文明世界获益。

[10]

贝尔福爵士所宣扬的帝国优越和霸权论基本上代表了英帝国官方的观点。

这种霸权思想不仅是通过军事占领和民族迁移形成的,而且也是通过文化象征层面上的炫耀和展示,得到公众舆论的肯定、认可并合法化。

英国的文学为帝国殖民形象和种族霸权的传播提供了重要渠道,同时又深受这种帝国优越论的影响。

不但在民间浪漫传奇和通俗作家的冒险故事中,而且在主流作家的小说、戏剧、和诗歌文本中,从殖民宗主国传出的对东方殖民地世界的看法以文本代码和隐喻的形式被固定下来,形成一套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