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绿色会计信息披露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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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对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分析,解释绿色会计信息披露为什么可以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增进环境绩效,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各当事人所掌握的信息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是非对称的。
信息不完全性主要是指人们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无所不包;
同时,由于人的理性有限,人们通过所掌握的信息也不可能预见一切。
所谓信息非对称性,是指一方持有与交易行为相关的信息而另一方不知道,而且不知情的一方对他方的信息由于验证成本昂贵而在经济上不现实。
信息的非对称性可以从两个角度划分:
一是非对称发生的时间,二是非对称信息的内容。
从非对称发生的时间看,非对称性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分别称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
研究事前非对称信息的模型为逆向选择模型,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的模型为道德风险模型。
从非对称信息的内容看,非对称信息可能是指签约方的行动,也可能是指签约方的知识。
研究不可观测行为的模型为隐藏行动模型;
研究不可观测知识的模型称为隐藏知识模型。
本文主要讨论从非对称发生的时间角度划分的信息,即对逆向选择模型和道德风险模型进行分析。
逆向选择问题及其信号传递
逆向选择问题的成因
“逆向选择”这一术语来源于保险市场方面的理论研究。
而在经济学界,阿科勒夫1970年的旧车市场模型则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
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企业在环境保护的投入上。
我们以投资者对企业进行投资为例,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企业在环境保护的投入以及产生的未来收益的信息,企业本身很清楚,但如果不进行对外披露的话,投资者无从得知每一企业的实际环保投入情况,他们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而得知全体企业的平均环保投入状况。
这样一来,企业和投资者就在环保投资及环境受益的信息上存在不对称性。
基于保护自身利益考虑,投资者只愿意根据企业的平均环保投入状况来对企业所做的环保贡献进行回报,也就是积极响应企业的筹资。
这种情况下,许多实际环保投入和环境绩效状况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就不会得到高回报,他们有可能因为所得的回报不能补偿其在环境保护上的投入而削减投入,另外寻找高回报的投资渠道。
而那些实际环保投入和环境绩效状况低于平均水平的企业,因为忽视了企业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破坏所带来的未来损失,导致短期内企业经济成本的虚减和经济利益的虚增,更易获得投资者青睐。
然而,他们并不会因为所得回报高于投入而追加其在环境保护上的投入。
如此以来,真正得到回报的是那些实际环保投入和环境绩效状况低于平均水平的企业,而投资者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会打击投资的积极性而相应调低自己所愿意付出的回报,从而驱使更多的相对环保投入和环境绩效状况较高的企业继续削减投入。
这一过程持续下去,最终的结果是,全体企业在环境保护的投入上只能越来越少,产生的环境绩效也越来越小,甚至会产生负环境绩效,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能成为一个美好的梦想。
这种由于环保投入和环境绩效状况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企业得不到相应的回报的不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就是所谓的逆向选择问题。
逆向选择问题的解决方法——信号传递
信号传递理论源于斯彭斯,它说明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可以选择某种信号作为媒介,向不知情的另一方传递关于交易的某种信息,消除信息非对称的状况,从而规避逆向选择风险。
这一理论用于企业的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通过绿色会计信息披露,把企业的环保投入和环境绩效信息传递给投资者、政府和社会公众。
绿色会计信息披露有助于环保投入和环境绩效状况相对较好的企业消除市场上由于信息受到阻隔而带来的负外部效应,从而产生获取相应回报的相对优势,这无疑成为企业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根本动力。
因为,那些环保投入和环境绩效较高的企业,在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时,并不需要做出削减环境投入的决策,如果他们主动向投资者、政府和公众披露绿色会计信息,就可以争取到投资者、政府和公众的信任,换取投资者的投资、政府的扶持和公众的回报。
这必将引发一系列的良性连锁反应,因为在余下的尚未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中,依然存有环境绩效差别,那些环境绩效中等的企业自然不愿意使自身混同于劣等企业而按两者平均环境绩效状况确定回报,并且相应承担负的外部效应,因此,这些企业也会像具备良好环境绩效状况的企业一样,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作息,从理论上讲,这一良性循环过程将不断持续下去,直至只剩下一些环境绩效状况最差的企业为止。
在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进行绿色会计信息披露的成本,能够使得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在获得投资回报上取得相对优势,这就更鼓励企业加强环境管理,如此循环下去,对于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意义。
道德风险问题及其解决
道德风险问题的成因
从经济学的一般意义上说,道德风险可界定为:
签约双方在订立契约后,一方(委托方)未能掌握足够的信息以监督另一方(代理方)的行为,从而后者可能据此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损害前者利益。
道德风险的产生可归因于:
签约双方在契约订立之后,面对的现实情况具有不确定性。
委托方不能把代理方的行为后果与其所不能控制的不确定性因素区分开来,代理方也就可能据此把自身行为后果的责任转嫁给委托方。
从而使得风险分担产生不对称性:
负有责任的经济行为者无需承受其行为的全部后果。
信息的不完全性。
契约的谈判、签订与履行都需要相应的成本,如果说这些行为无成本,则签约双方便会尽其所能搜集与订约相关的信息,并完全地监督契约执行情况,道德风险就不会出现,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契约成本是不可避免的,信息的完全性是难以达到的。
综上所述,尽管代理人行为的结果是可以证实的,但委托人依然难以合理确定其代理责任履行情况,代理人可能通过隐藏行动的方式增进自身效用并使委托人利益受损,由此滋生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这一理论在环境资源的保护上同样使用。
从资源提供与使用的角度来说,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源是由外部的资源所有者提供的,企业的资源提供者(委托人)与企业管理当局(代理人)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资源提供者希望管理当局妥善保管和运用资源以保证企业在环境保护上的持续投入,使企业环境绩效最大化,从而获取良好的市场形象,以博得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公众的信任回报,亦使得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但是,企业管理当局往往不是资源的完全所有者,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将使得企业的自主行为不可观察和不可证实。
在此情况下,企业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是委托人可以证实的,但这种效益是通过增加环保投入和提高环境绩效的途径所取得的,还是通过其他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途径所取得的,却是委托人无法证实的。
因此,当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价值取向发生分歧时,就会产生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问题的解决
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较为直接的办法是在企业内部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一方面增加代理人的报酬,另一方面加强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力度。
但这种办法并没有走出代理人的隐蔽行为不易观察和他们并非资源完全所有者的困境。
因此,还必须借助于一些相关的市场制约机制,其中最有效的是公司控制权转移机制。
因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个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这一特殊的市场运作导致了许多企业间的并购行为。
如上所述,当产生道德风险时,企业管理当局将不履行对资源提供者的承诺,把本应投入到环境保护上的资源挪为它用,从而降低了本企业的环境绩效,这种反社会主流的隐蔽行为一旦为政府和公众所察觉,就会带来失去政策扶持和失去产品市场的后果,使得企业的经营业绩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内在价值和并购成本的降低,成为其他企业管理当局的并购目标。
并购将给接管方带来两方面的利益:
接管方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取高薪的经理职位;
更为重要的是,接管方可以获取更高的资产重组价值。
而被并购方经营者将易于被解雇,即便侥幸留存,亦将前途黯淡。
概言之,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存在可以促使经营者自我约束,扼制道德风险,以努力使自己的价值取向与委托人一致。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存在有助于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但是,其有效运作离不开对会计信息的披露。
而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则离不开对绿色会计信息的披露。
因为一旦缺少有关企业环境保护投入情况和环境绩效信息,外部利害关系人便无法选择对什么样的企业进行淘汰,加上并购目标的选择本身就难以进行,公司控制权市场将会陷入重重迷雾当中。
因此,进行绿色会计信息的充分披露既能弥补委托人信息占有的不充分,对经营者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又能让投资者、政府和公众了解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贡献程度,使公司控制权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其扼制道德风险的作用。
综上所述,非对称信息往往导致市场配置资源低效率,甚至市场失灵,而传统经济理论并不能对这样的经济现实做出合理的分析和解释,信息经济学则说明了非对称信息的作用机理,揭示了它们是怎样导致市场运行低效率甚至市场失灵的,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所以,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进行绿色会计信息披露可以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解决企业在环境保护的投资方面的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激励企业积极进行环境管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而且,就同样的信息而言,若经企业主动披露,实际操作简单且成本低廉,而若经由其他信息使用者自行搜寻而得,则需费尽心机,成本高昂,易于造成不同投资者重复搜寻同一信息,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不利于社会整体效益。
因此,绿色会计信息披露可以增加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减少政府和公众为获取这种信息而支付的成本,在保证充足的社会资源用于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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