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对郭子仪评价不当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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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郭子仪所做的评价来源于《旧唐书》和《新唐书》，并且对两书中的评价进行了总结归纳。
在《旧唐书》中，只说出了对郭子仪的评价而没有说出评价的来源。
在《新唐书》中，欧阳修不但说明了对郭子仪的这个评价是由唐朝的史臣裴垍做出的，而且还表明了自己对裴垍的这个评价的态度：
“垍诚知言”。
我们可以明白：
自从唐朝的史臣裴垍做出对郭子仪的这个评价之后，一直到宋朝，像欧阳修、司马光等一些史学家，都很赞同裴垍的评价，并在他们主修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采用了这个评价。
那么，《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所采用的唐朝史臣裴垍对郭子仪的这个评价是否恰当呢？
笔者认为：
这个评价并不是十分恰当的。
下面，笔者以《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有关郭子仪的一些史实为例，来看一看这个评价的不恰当之处：
一
“功盖天下而主不疑”
“上问（李）泌曰：
‘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
唐纪三十五·
唐肃宗至德二载》）
“泌曰：
‘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
于人臣乃万世之利也。
’上曰：
‘善！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九•唐纪三十五•唐肃宗至德二载》）
“十一月，郭子仪来自东京，上劳子仪：
‘吾之家国，由卿再造。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
唐纪三十六·
唐肃宗至德二载）
“辛未，以郭子仪为汾阳王，子仪将行，时上不豫，群臣莫得进见。
子仪请曰：
‘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矣。
’上召入卧内，谓曰：
‘河东之事，一以委卿。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唐肃宗宝应元年）
“郭子仪以仆固怀恩有平河朔功，请以副元帅让之。
己亥，以怀恩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唐肃宗宝应元年）
“仆固怀恩自以兵兴以来，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而为人构陷，愤怒殊深，上书自讼，以为：
‘……如臣朔方将士，功效最高，为先帝中兴主人，乃陛下蒙尘故吏，曾不别加优奖，反信谗嫉之词。
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唐代宗广德元年）
“冬，十月，吐蕃寇奉天、武功，京师震骇。
诏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以御之。
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至是招募，得二十骑而行，至咸阳。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唐代宗广德元年）
“十二月，甲午，上至长安，郭子仪帅城中百官及诸军迎于浐水东，伏地待罪，上劳之曰：
‘用卿不早，故及于此。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唐代宗广德元年）
“二月，癸巳，郭子仪入朝，上言边事。
夏，四月，甲申，郭子仪辞还邠州，复为上言边事，至涕泗交流。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九年）
“八月，辛巳，郭子仪还邠州。
子仪尝奏除州县官一人，不报，僚佐相谓曰：
‘以令公勋德，奏一属吏而不从，何宰相之不知体！
’子仪闻之，谓僚佐曰：
‘自兵兴以来，方镇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从之；
此无他，乃疑之也。
今子仪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亲厚之也；
诸君可贺矣，又何怪焉！
’闻者皆服。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年）
“郭子仪以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代宗欲分其权而难之，久不决。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四年）
“甲申，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二千户，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诸婿迁官者十余人，所领副元帅诸使悉罢之；
以其裨将河东、朔方都虞候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以朔方留后兼灵州长史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振武军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分领其任。
由以上记载的一些史实可以看出：
《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的评价之一“功盖天下而主不疑”是不恰当的，皇帝对郭子仪是颇为怀疑的。
理由如下：
（一）皇帝的言论：
“今郭子仪、李光弼已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
（二）皇帝的行动：
（1）以仆固怀恩或其他人代替郭子仪，解除郭子仪的重要职务；
（2）皇帝对郭子仪不但不重用，而且还长期地弃之不用：
“子仪闲废日久，部曲离散”；
（3）郭子仪部将旁观的事实及部将的愤激言词：
“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
（4）郭子仪言边事，“至涕泗交流”，但皇帝就是不听；
（5）郭子仪举荐的官员，皇帝不批准。
以上的理由，有其中的任何一点，就完全表明皇帝对郭子仪是不信任的，更何况还不止一点呢？
自古以来，皇帝对功臣的疑忌是普遍存在的。
有时，“功高震主者”，杀头就是赏赐！
灭族者，也不在少数！
郭子仪例外了吗？
没有！
郭子仪依然受到了皇帝的猜忌！
二
“位极人臣而众不疾”
“六月，观军容使鱼弼朝恩恶郭子仪，因其败，短之于上。
秋，七月，上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
士卒涕泣，遮中使请留子仪。
子仪绐之曰：
‘我饯中使耳，未行也。
’因跃马而去。
“光弼愿得亲王为之副，辛巳，以赵王係为天下兵马元帅，光弼副之，仍以光弼知诸节度行营。
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赴东都，夜，入其军。
光弼治军严整，始至，号令一施，士卒、壁垒、旌旗、精彩皆变。
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一•唐纪三十七•唐肃宗乾元二年）
“或上言：
‘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仪于散地。
’乙未，命子仪出镇邠州；
党项遁去。
戊申，制：
‘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发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方、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
’制下旬日，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一•唐纪三十七•唐肃宗上元元年）
“八月，己巳，郭子仪自河东入朝。
时程元振用事，忌子仪功高任重，数谮之于上。
子仪不自安，表请解副元帅、节度使。
上慰抚之，子仪遂留京师。
“冬，十月，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之帅。
上欲以郭子仪为适副，程元振、鱼朝恩等沮之而止。
“十二月，庚辰，盗发郭子仪父冢，捕之，不获。
人以为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
子仪自奉天入朝，朝廷忧其为变；
子仪见上，上语及之，子仪流涕曰：
‘臣久将兵，不能禁暴，军士多发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谴，非人事也。
’朝廷乃安。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唐代宗大历二年）
“郭子仪以朔方节度副使张昙性刚率，谓其武人轻己，衔之；
孔目官吴曜为子仪所任，因而构之。
子仪怒，诬奏昙扇动军众，诛之。
掌书记高郢力争之，子仪不听，奏贬郢猗氏丞。
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仪悔之，悉荐之于朝，曰：
‘吴曜误我。
’遂逐之。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三年）
“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
卢杞尝往问疾，子仪悉屏侍妾，独隐几待之。
或问其故，子仪曰：
‘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唐德宗建中二年）
“春，正月，丙子，郭子仪入朝，鱼朝恩邀之游章敬寺。
元载恐其相结，密使子仪军吏告子仪曰：
‘朝恩谋不利于公。
’子仪不听。
吏亦告诸将，将士请衷甲以从者三百人。
子仪曰：
‘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
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
’乃从家僮数人而往。
朝恩迎之，惊其从者之约。
子仪以所闻告，且曰：
‘恐烦公经营耳。
’朝恩抚膺捧手流涕曰：
‘非公长者，能无疑乎！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唐代宗大历四年）
《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评价之一“位极人臣而众不疾”是不恰当的，众多朝臣对郭子仪是颇为怀疑的。
（1）鱼朝恩的诋毁；
（2）程元振的诋毁；
（3）元载的诋毁；
（4）郭子仪父亲的坟墓被掘，却不知是谁；
（5）部属的不满，（6）郭子仪自己对其他人的疑忌。
虽然鱼朝恩、程元振、元载是奸臣，但如果皇帝或其他大臣对郭子仪极其信任，那么，鱼朝恩、程元振、元载等奸臣的谗毁是难以实现的。
奸臣的谗毁能够实现，表明郭子仪不是不被众大臣嫉妒的。
郭子仪父亲的坟墓被“盗发”，却无法捕获罪犯，因为一点线索也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人，向郭子仪提供线索，难道不也证明郭子仪是被嫉妒的吗？
部属的不满，以及郭子仪对卢杞的疑忌，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
郭子仪是受人嫉妒的。
疑忌别人，也恰恰证明自己是被别人疑忌的。
倘使郭子仪是人人都不嫉妒的，那又何来部属的不满与郭子仪对卢杞的疑忌呢？
一个功高天下的大臣，受到嫉妒是正常的，也是合情合理的。
倘使不被嫉妒，那反倒是不正常的、不合情理的。
后人觉得郭子仪是了不起的，但与郭子仪同时代的人并不完全认为郭子仪是了不起的。
因此，受到嫉妒也是正常的。
所以，《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的评价“位极人臣而众不疾”实在是有点虚夸的。
三
“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
“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绾性清俭简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贺。
郭子仪方宴客，闻之，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唐纪四十一•唐代宗大历十二年）
《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评价之一“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是不恰当的。
“穷奢极欲而人非之”，杨绾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呀！
“穷奢极欲而人非之”，还有众多的大臣与百姓呀！
当听说以“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时，众多的大臣与百姓的表现竟然是“朝野相贺”。
“朝野相贺”的原因就是因为“绾性清俭简素”。
从当时的人们对杨绾被任命为“中书侍郎”的欢迎，就可以鲜明地看出当时的人们对“奢侈”是多么地不满。
在物质资料并不丰富的年代，对郭子仪的“穷奢极欲”，大臣们与百姓也是极为不满的。
大臣们与百姓对郭子仪的“穷奢极欲”，之所以不“非”，不是“不非”，而是因为实在“不敢非”呀！
“穷奢极欲而人非之”，还有郭子仪本人。
假使，郭子仪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那又何须在自己宴客时，听到“杨绾为中书侍郎”后，立刻“减坐中声乐五分之四”呢？
倘使一个人做了事情，连自己都认为是错误的，还能够有人认为他做的是非常正确的吗？
御孙曰：
“俭，德之共也；
侈，恶之大也。
”（《左传·
鲁庄公二十四年》）
“杨绾为中书侍郎”而“朝野相贺”，怎么能说，当时的人们不痛恨奢侈呢？
既然当时的人们都痛恨奢侈，那么，对郭子仪的“穷奢极欲”，又怎么可能“人不非之”呢？
所以，《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郭子仪的评价“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实在是有点不恰当的。
另外，司马光本人极其重视节俭，而且终其一生都提倡节俭。
《宋书·
司马光传》记载：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
……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
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司马康说：
“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
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极其重视节俭并强烈反对奢侈的司马光，在告诫儿子应该崇尚节俭的同时，以委婉的口气批评了寇准的子孙因“习其（奢侈）家风”而导致的家业衰败：
“今多穷困”。
可见，司马光是极其反对奢侈的。
寇准与郭子仪，虽然一个在宋朝、一个在唐朝，但同样是对国家有再造之功、同样是极其奢侈，司马光既然委婉地批评了寇准的奢侈，那么，司马光又怎么可能赞同郭子仪的奢侈呢？
司马光一方面身体力行地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一方面却反而赞同郭子仪的奢侈，其前后之言行，何其相反，何其乖也？
无论是于情的角度，还是于理的角度，恐怕也是很难说的通的。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郭子仪传》，对郭子仪有一点点美化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
古代的传记对传主本人，多多少少是存在一点点美化的，这也是读史书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郭子仪传》是专门为郭子仪立的传，美化一点点也是正常的事情，更何况郭子仪不但是唐朝极其杰出的人物，就是在古代的历史上也是很杰出的人物。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为治理国家而编纂的一部“有资于治道”的书，其目的是为国家的治理提供一些借鉴。
司马光在《进书表》中说明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时说：
“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倘真的如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郭子仪的“穷奢极欲”的评价，竟然沿用了《旧唐书》中“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和《新唐书》中“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的观点，并在《资治通鉴》中表述为“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那么，司马光是不是有悖于自己编写《资治通鉴》时所说的“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初衷呢？
按照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那么，“穷奢极欲”应该属于“恶可为戒”的，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属于“善可为法”的。
笔者的确听说过，古代王朝在治国时有提倡“节俭”的，还从未听说过，古代王朝在治国时有提倡“奢侈”的。
封建时代，大多数的国君都易于奢侈而难以节俭，极少数的国君虽然力求控制自己的欲望而达到了节俭，但“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在历史上，真正达到节俭的君王，并能够坚持始终的，实在是少之又少的；
一些有较大功劳的大臣也是如此。
司马光不但自己终生主张节俭且反对奢侈，而且还告诫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节俭并反对奢侈，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沿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对郭子仪的评价呢？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人来说，无论在什么时期，“奢侈”都是一件极其可耻的事情，那又怎么可能“人不非之”呢？
也许，有人说：
“这是司马光采用的‘春秋笔法’，与他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对寇准的委婉批评是一样的”。
倘如此解释，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
懂得“春秋笔法”的又有多少人呢？
懂得“春秋笔法”的封建王朝的国君又有几个呢？
在封建王朝，臣子拼死进谏尚且难以获得效果，更何况用“春秋笔法”的方式进谏呢？
诚然，“讽谏”的方式也有一定的效果，但与“直谏”的效果相比，还是差的很多的。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一方面详细地记载了郭子仪“功盖天下而主疑，位极人臣而众疾，穷奢极欲而人非之”的史实；
一方面又在这些详细史实的基础上，得出了与史实相反的结论：
“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
司马光如此的自相矛盾的做法，实在令人费解！
司马光这样做，是疏忽？
还是有意留下这与历史史实相反的结论？
还是真的认为郭子仪就是“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的人呢？
倘说是疏忽，笔者觉得：
不太可能。
治学极其严谨的司马光怎么可能在“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这样的大问题上疏忽呢？
倘说是有意留下与史实相反的结论，那又是为什么呢？
倘说是真的认为郭子仪就是“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的人，似乎也不太可能，如果真的是那样，郭子仪不就是“完人”了吗？
历史上，真的有“完人”吗？
以司马光的博学多闻，恐怕连司马光自己也不可能承认世界上有“完人的”，那又是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总之，笔者认为：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鲜明地表明《资治通鉴》是给皇帝的治国提供借鉴的。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对郭子仪的评价，本来就有一点点偏颇的，但《资治通鉴》在评价郭子仪时，依然沿用了《旧唐书》与《新唐书》中的观点，这多多少少也有悖于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沿用了《旧唐书》和《新唐书》对郭子仪的这个评价，不但有悖于他编写《资治通鉴》的目的，而且还会给后世带来不良的影响。
古语有：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宋•张载《经学理窟•义理篇》）
信然乎？
（注：
①《旧唐书》公元945年成书。
②《新唐书》公元1060年成书。
③《资治通鉴》，开编时间公元1066年，成书时间公元1084年，共用十九年。
④本文完成于2008年7月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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