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癌症一辈子肿瘤院士汤钊猷详解最便宜抗癌处方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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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走路1小时美国《读者文摘》杂志报道，每天饭后散步30分钟，或者每周散步4小时，能使患胰腺癌的风险减少一半。
哈佛大学针对7万人的长期研究也发现，每天走路1小时，就可以降低一半患大肠癌的几率。
此外，运动后出汗可使体内的铅、锶等物质随汗水排出体外，从而可能有助防癌。
每天喝6杯水世界上最权威的医学杂志之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研究表明，每天喝6杯水（每杯240毫升）的男性，患膀胱癌风险将减少一半，女性患结肠癌风险将降低45％。
每天晒15分钟太阳晒太阳能通过增加人体维生素D的含量起到防癌作用。
维D不足会增加患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卵巢癌及胃癌的风险。
为避免暴晒增加皮肤癌风险，每天只要晒15分钟太阳就足够了。
每天4杯绿茶曾有报道，有专家对茶叶的防癌作用进行过17年研究，发现乌龙茶、绿茶、红茶对口腔癌、肺癌、食道癌、肝癌等都有不错的预防作用。
其中，包括龙井、碧螺春、毛峰在内的绿茶效果最显着，其防癌有关的成分是其他茶叶的5倍。
不过，茶水最好不要喝太浓太烫的。
最佳饮茶温度应该是60℃左右，茶水浸泡5分钟后，其中有效成分才能溶在水里。
一口饭嚼30次调查证明，吃饭老是囫囵吞枣的人，患胃癌的几率比较高。
而多咀嚼可以减少食物对消化道的负担，降低患胃肠道癌症风险。
此外，美国佐治亚大学实验发现，唾液有很强的“灭毒”作用，能让导致肝癌的罪魁祸首黄曲霉素的毒性，在30秒内大幅度降低。
因此，按照1秒钟咀嚼1次来计算，一口饭最好嚼30次，才具有防癌作用。
睡够7小时调查发现，每晚睡眠时间少于7小时的女性，患乳腺癌的几率高达47％。
这是因为睡眠中会产生一种褪黑激素，它能减缓女性体内雌激素的产生，从而起到抑制乳腺癌的目的。
汤院士建议，最好晚上10点半前开始洗漱，做好睡前准备工作，11点前入睡，早上6～7点起床。
此外，德国睡眠专家指出，下午1点是人在白天一个明显的睡眠高峰，这时打个小盹，也能增强体内免疫细胞的活跃性，起到一定的防癌作用。
少吃点糖癌细胞最喜欢的“食物”就是糖。
日本《怎样防治癌症》一书中指出，当血液流过肿瘤时，其中约57％的血糖都会被癌细胞消耗掉，成为滋养它的营养成分。
《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指出，每天只要喝两杯甜饮料，患胰腺癌的风险就会比不喝的人高。
因此，最好少吃或不吃含糖食品。
国际上一般认为，每人每天糖的摄入量应在50克内。
吃肉时喝杯红酒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对猪肉、牛肉、羊肉等红肉的推荐食用量是每周500克左右，吃得过多，就会增加患结肠癌的风险。
不过，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吃肉的时候喝杯红酒，其中的多酚就可以防止肉在胃里分解为有害物质。
用来酿造红酒的葡萄皮中，含有一种物质叫白藜芦醇，对消化道癌症有一定预防作用。
汤钊猷院士抗癌法宝之一改变生活方式至关重要几乎都是生活方式方面的改变。
汤钊猷院士说，这与癌症最新的研究进展是吻合的。
但汤院士也说，不能以为做到这些就可以预防各种癌症，从而忽略对其他致癌因素的防范。
汤院士说：
“我曾经有一位同道，他是某市肿瘤防治办公室主任。
我建议他把烟戒掉，他说他同时喝绿茶，应该可以解掉烟的致癌作用。
一年后他得了肺癌，遇到我说‘我已经把烟戒掉，只喝绿茶’，但癌症还是在一年后夺去他的生命。
很显然，喝绿茶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抗癌作用，但并不能抵消吸烟这样强有力的致癌作用。
” 汤钊猷院士说，基因研究在现代有了更多的进展，癌症被发现与基因有着很多关系，但“我们说不要忽视遗传因素，并不等于说癌症是命中注定的。
不是说父母患癌症，子女一定会得癌症。
只是说，许多癌症的患病倾向可以由父母传给子女，例如家族性大肠息肉常会导致大肠癌。
” 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包括生活方式），二者在癌症的产生当中占有同样的比重。
汤钊猷院士以自己为例，他很容易感冒咳嗽，也许和他父亲患哮喘有关，但如果没有天气变化，没有受凉（及时添加衣服），就不一定会出现咳嗽。
所以，癌症是“遗传易感性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有明显家族癌症史的人群，要加强相应环境致癌物的预防和定期体格检查，特别是相关癌症的检查。
“多数癌症如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 遗传因素我们无能为力，只有在环境因素，尤其是在改变生活方式方面下功夫。
汤钊猷院士介绍说，在1994年第16届国际癌症大会上，科学家们已经预测21世纪癌症的危险因素是：
1.30％与吸烟有关。
2.35％与饮食有关（如腌制食品与胃癌、食管癌；
霉变花生玉米与肝癌；
高脂肪饮食与大肠癌、乳癌；
盐过多促胃癌；
饮食纤维素少可能易患大肠癌）。
3.10％与感染有关，乙肝、丙肝导致肝细胞肝癌。
如今快20年过去，引起癌症的因素虽然有所增加，但仍然是大同小异。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认为，大约有1/3的癌症是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经常运动而得以避免。
该基金会出版了一本报告集《全球性展望——食品，营养，体育运动和预防癌症的关系》，其中汇集了7000多份最新的研究文章，全面回顾了几乎所有与这方面有关的资料，最后归纳出几点建议：
尽可能保持正常的体重；
每天要做点体力劳动；
限制高热量的饮食，特别是高脂肪高糖食品；
多吃蔬菜水果；
限制吃红肉，包括猪肉、牛肉和羊肉的分量，每星期吃肉不要超过560克，特别要少吃香肠、火腿和咸肉等经过加工的肉食品；
减少盐的摄入，少喝酒，少量饮酒虽然对心脏有好处，但也增加患子宫内膜癌、乳腺癌、肝癌和结肠癌的可能；
不要吃零食；
提倡母乳喂养，这样既可以减少母亲以后生乳腺癌的可能，同时也降低孩子长大后肥胖的可能。
1993－1997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跟踪调查了2万余名45～79岁的健康人，经统计后发现，不抽烟、多吃水果蔬菜、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不喝酒的人寿命要比其他人平均长14岁。
而肥胖不但与妇女绝经后的乳腺癌、结肠癌、胰腺癌和肾癌有关，而且还可能增加子宫内膜癌和食道癌的风险，已成为仅次于吸烟的第二大致癌因素。
经常从事体力劳动不但能直接降低生癌的可能，而且使人更容易保持正常的体重。
所以，汤钊猷院士说：
“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不亚于外界的致癌因素。
”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注意改良生活方式，许多癌症是可以预防的。
汤钊猷院士抗癌法宝之二消灭与改造并举2011年，汤钊猷院士主编的科普读物《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正式出版。
在这本书中，汤院士以他从事肝癌研究长达40年的经验，提出了关于肿瘤“消灭与改造并举”的新观点：
消灭——最大限度消灭肿瘤。
改造——改造残癌，包括改造机体。
汤钊猷院士说，近百年的抗癌战，应该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不少患者对肿瘤的长期治疗和护理仍存在误区。
在《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一书中，汤院士提出了他的观点，“现在看来，单‘消灭’不够，还要‘改造’，一是对肿瘤的改造，使之‘改邪归正、带瘤生存’；
二是对机体的改造，提高自身抗癌能力。
”“消灭肿瘤”疗法是双刃剑，任何治疗方法都难以百分百消灭肿瘤，改造机体是治本之道，调动患者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如何改造？
汤院士强调患者心态和运动在肿瘤治疗中的积极作用。
得知患者生了病，家属就此多加照顾，有的甚至一日三餐都准备荤菜、补品不断，误以为这样饮食才算有营养，有利于病情的恢复。
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临床发现，高能量消耗反而会促进肿瘤代谢，对肿瘤治疗有害无益。
科学的做法是，肿瘤患者饮食须粗茶淡饭，越是晚期患者吃得越要清淡。
此外，患者如果基本康复，就不应整日躺在床上休息，不妨选择适当的活动方式增强体力，例如，会游泳的坚持每天游泳，不会游泳的也可散步去买菜。
活动量大了，胃口好了，抵抗力自然恢复，这也有利于激活体内自身存在的抗癌能力。
汤钊猷院士推荐4大抗癌方 好心态——最本质的抗癌方 2010年《柳叶刀——肿瘤学》刊文《神经系统在癌症发病中的作用》。
文章说，通过体液和神经通络，将癌细胞信息传达大脑，大脑随后可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对肿瘤生长做出调节。
这就是说，神经系统是有能力影响癌症发展进程的。
通俗点说，就是思想、心态可对肿瘤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40多年前的一个病例至今让汤院士记忆犹新。
“病房住进年轻小伙子，他患了肝癌，但自己不知道。
刚住院，小伙子有说有笑，能吃能睡，还和别的患者聊天。
不知怎么的，忽然一天小伙子变了一个样，睡在床上一言不发，不思饮食。
原来有一天晚上当护士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他偷看了病史，从此卧床不起，3周后去世。
”可见，良好心态在抗癌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戒烟——不容置疑的抗癌方 国际上最权威的肿瘤学专著将吸烟与病毒、化学和物理因素并列为癌症的四大病因。
有研究表明，1/3的癌症是因为吸烟引起的。
同样在癌症预防方面也只列了3条，戒烟放在首位，饮食与化学预防放在第二位（在化学预防中，微量元素硒作用不可小视）。
抗炎——最基础的抗癌方 近年，科学研究发现炎症与癌症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多癌症是在炎症的基础上发生的。
例如吸烟、气管炎、矽肺与肺癌，胃炎、幽门螺杆菌与胃癌，乙型肝炎、丙肝与肝癌，胆道炎、结石与胆道癌。
为此，防治感染与慢性炎症也很重要。
适当运动——最经济的抗癌方 癌症不是局部疾病，而是全身疾病，为此，提高机体免疫力、抵抗力至关重要。
除劳逸适度外，适当的体育运动是不可或缺的。
国外有报道说，适度运动可以减少乳癌、大肠癌的发病，例如每天适当步行、游泳，用爬楼梯代替乘电梯、去菜市场买菜等。
延伸阅读：
汤钊猷：
“与癌共存”半世纪创下“世界奇迹”目前，世界每年新发现恶性肿瘤病人约635万例，其中肝癌占26万例。
在26万例肝癌中，42.5%发生在中国。
作为全球肝癌高发区，中国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肝癌，占全球肝癌死亡人数的一半。
有着“癌中之王”之称的肝癌，曾是死刑般的存在，患者多在3个月内死亡。
上世纪60年代末，一位年近不惑的医生毅然决然地踏入这一领域，在他的努力下，肝癌患者5年生存率由此前的3%跃升到60%以上，在人类抗击肝癌史上创下“世界奇迹”，蜚声海内外。
这位医生就是我国著名肿瘤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
再过两个月就要88岁的汤钊猷，现在仍笔耕不辍，在不久前出版的新书《控癌战，而非抗癌战》中，阐述了自己对于癌症的新见解：
“癌症不同于传染病，后者由内外失衡导致，前者是正常细胞变化而来，所以不能像以前一样，完全采取消灭方针，而应该消灭与改造并举。
”《环球人物》记者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见到汤老时，他正在电脑前修改研究生提交的论文，桌子上用来写字的纸张，另一面已经被打印使用过。
偌大的办公室里没有挂钟和石英钟，只有电脑旁一个手掌大小的简易塑料闹钟，这是十几年前的旧款了。
而他携带了几十年的笔记本也早已破旧泛黄，上面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字迹新旧交织。
身为上海肝癌研究所所长的汤钊猷，生活里处处透着节俭之风，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他“挥霍无度”地将半个世纪的生命投放在攻克肝癌诊治的难题里。
此时的汤钊猷西装革履，和蔼而不失庄重，端着一杯热咖啡，戴上助听器，在上海冬日的阳光下，回忆起自己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
知道什么叫“落后挨打”我在医学上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
正面用过的纸，翻过来再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这样，太穷了。
抗战爆发时我刚刚7岁，父亲带着一家七口迁到澳门避难。
我小学时穿的鞋子，脚趾是露在外面的，中饭通常是一个小山芋，出门前用报纸包好放在裤兜里；
如果是吃饭，就自己用油灯煮。
那时候，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每天早晨上学路上，经过澳门镜湖医院的后门，总有几车饿死的尸体运走，骨瘦如柴，远看就像一堆柴板；
二是葡萄牙小孩也敢欺负中国大人。
什么叫“落后挨打”？
这就是，国力衰弱，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抗战胜利后，父亲带着我们乘轮船转到上海。
那天的外滩，天灰蒙蒙的，一眼望去，马路上有两个字最大，一是酱油店的“酱”，二是当铺的“铺”，正是旧中国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的写照。
后来内战爆发，我父亲失业了，他曾是一个留美学生，现在却沦落到摆摊卖豆为生。
上中学时，我和哥哥开始做肥皂赚钱养家，去十里堡买点牛油和碱，放在桶里用棍子搅拌就好了。
那时候雄心大志，给肥皂起了个名字，叫“巨人牌”肥皂。
刚开始生意好得不行，不多久人家陆续找上门来，原来肥皂碱性太重，把衣服洗坏了，我们只好歇业。
但那么多肥皂舍不得丢，就自己用来洗洗手洗洗碗，用了二十几年。
那段时间我还给一家外汇公司打过杂，白天送合同，一上午要在外滩走上六七个来回，下午做账，晚上用打字机打下来；
星期天替老板收房租，挨骂是常事。
这些经历很艰难，但也教会了我一生受用的道理：
什么都来之不易。
我身体瘦弱，吃苦却让我意志变得坚定；
从小受欺负，让我懂得发愤图强；
没有任何条件，明白什么都要自力更生、努力创造。
现在回头想想，更能体会到国家强大有多么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我才得以报考大学。
选择上海第一医学院（即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我父亲的意思，他觉得我太老实，只有做医生救治病人、多做好事，才会远离一些不必要的纷扰，也不枉国家提供了和平稳定的条件。
为了让我安心读书，哥哥挑起了家里的重担。
我深感读大学来之不易，于是暗自下决心要做一名好医生。
这一转眼，60年就过去了。
问邓小平游泳多长时间我最初是一名血管外科医生，上世纪60年代末，周总理号召医疗界为攻克癌症而努力，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医生，理应响应国家号召，于是我年近40放弃了血管外科研究，转而投身抗癌事业。
那时候，医学界对肝癌有个6字评语：
“走进去，抬出来。
”100个患者里只有3个能存活5年，病房里每天都有人死去。
记得有个晚上，5分钟内就有两个肝癌患者死去，我用一部推车推了两具尸体。
要知道，他们生前都是敬业工作的好同志啊！
可是患了肝癌，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无能为力。
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
我和同事都在思想上产生极大矛盾，没有人愿意在肝癌病房里工作。
劳累是次要的，关键是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仍然无法挽救生命。
但也正是这一点促使我下决心终生抗癌，因为这件事总要有人去做。
那时，我们确诊的肝癌患者大多都是晚期，来不及救治，于是我想试着早发现早诊治。
恰好苏联科学家发现甲胎蛋白与肝癌有关，为了研究它们的关系，我去江苏启东肝癌告发现场做了调研，发现在某种情况下，甲胎蛋白升高到一定程度的人，后来多数能被证实为肝癌患者。
但此时无法诊断出肝癌症状，要对患者进行手术就变得很困难，因为可能开刀后什么都看不到。
我们说服疑似病患进行手术时，当地的卫生院会在医院的后门停一辆车，以免疑似病患的家属闹事，让我们从后门“逃走”。
这是创新所带来的必然风险，好在经过大量研究后，证明这个办法可以在病人出现症状前的6—12个月诊断出肝癌，此时的肝癌只有枣子大小，切除后的5年生存率能够超过60%，改变了过去“肝癌是不治之症”的传统概念。
很荣幸的是，这个研究成果在1979年获得了美国癌症研究所“早诊早治”金牌奖，并获得1985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我也由此提出“亚临床肝癌”学说。
讲到美国的这枚奖牌，我记起了一件事。
在颁发这枚奖牌的前一年，阿根廷举办了4年一次的第十二届国际癌症大会，这是世界最大的癌症大会。
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10人之一，飞行34小时，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经历了季节和昼夜的颠倒，却没想到，我的论文竟被安排在最后一天的下午，而且只能讲5分钟。
由此可见，当时我国的肝癌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
但听完别国专家的发言后，我发现他们并没有新东西，我又想把肝癌的研究成果介绍出去，于是不得不请求主动参与讨论，他们却以为我是日本人。
不过，这个“挤进去”的讨论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发言完毕，在座的几名权威科学家纷纷邀请我一同进餐，并提议吃中国菜。
我心想糟糕了，既然是吃中国菜，我又是中国人，就得我点菜，我点菜就得我付账。
但那次出国，我们每人只有20美元补助，于是我赶紧找团长借了一些，最后给这些科学家每人点了一碗馄饨，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
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国家要想让人看得起，就要有人家没有的东西，招待得好不好人家不在乎。
面子不重要，重要的是里子。
3年后，我受邀成为国际肝癌会议的主席团成员，第一次坐到了最高层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席台上。
也是因为在肝癌方面做了些许工作，1987年，我有幸以“为四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身份，受到了邓小平的亲切接见，14个人里面，医学界只有我一个。
邓小平给我们说了三句话：
“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
”合影时，我站在邓小平的右边，他的左边站着一位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家，我心里想，小肝癌怎么能跟原子能相比呢？
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时任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就坐在我旁边。
我看他精神矍铄，保养得很好，就问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夏天游泳，每次一个钟头，冬天便爬山。
我夸他厉害，老当益壮，他笑着说“小平比我厉害，他游两个钟头”。
我问邓小平，听说您每次游泳都是一个钟头，他马上说“不止不止”，可见两个钟头应该是准确的。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都爱游泳，说明游泳对身体确有助益。
虽说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非常荣幸的事，但作为医生，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荣誉，而是看到自己的病人病情有所好转。
两个月前，我去昆明开会，发现一位102岁的老人，竟然是42年前在我这儿做过肝癌手术的人，我太开心了，延续他人生命，这正是我工作的全部意义所在。
今年中秋节，我也收到一位东莞病人寄给我的一盒月饼，术后有12年了，身体还很不错。
这些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中国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医疗水平提高得太多了，这也是支撑我们做研究的很好的保障。
过去“走进去，抬出来”的情况已经改变了，变成了现在的“走进去，走出来”，我想，情况会越来越好的。
少用手机有利于防癌《环球人物》：
您预计癌症的治疗水平在未来的多少年内能够再上一个台阶，有无根治的可能？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都是相对的，这次感冒治好了下次还是会感冒，只能说控制在适当范围内。
癌症也是，不可能根治，但可以控制在适当范围内。
控癌不是解决一两个问题就可以的，而是系统工程，比如空气污染和食品问题不解决的话，一样不行。
百年以后控癌技术或许会有大的飞跃。
《环球人物》：
大家需要避免对癌症的什么误解？
不要寄希望于科学家突然研发出什么灵丹妙药。
美国之前声称发明了一种药物，折合人民币要300万元，打一针就能治好癌症，结果有60%的癌症患者病情复发了。
况且这么贵的药，很少有家庭用得起。
还是要防微杜渐，多发挥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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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方面多运动，肯定没错。
美国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各种原因的死亡率，不运动的最高。
跑步后的死亡率很低，游泳后的死亡率最低。
我很推荐游泳，适当游泳会提高多巴胺，它有助于抗癌、调节免疫功能。
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我建议多买菜，挑挑拣拣、蹲下站立，总比傻乎乎地走路要好。
精神方面要心胸开阔，多用脑子。
饮食方面多吃蔬菜。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戒烟戒酒是重中之重。
其次，现在的中青年人要注意休息，不要劳累过度，要少熬夜。
另外，现在手机功能多了，很多人手机不离手。
我多年前写的《现代肿瘤学》里，脑瘤还未在十大肿瘤之列，现在已经成为第九大肿瘤了。
手机还是会有辐射的，不要老把手机放在耳边、头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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