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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乐，于礼素."
在孔子看来,诗、礼、乐是修身的三要素；
三者之间，礼是中心环节，是立足点.修身要先学诗，因为诗能以生动的形象和强烈的感情来激动人心，振奋精神,感发志意，起到教育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再学习礼,因为礼是立身行事的准则,“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
季氏篇》）；
而最后完成道德修养还要学习乐，通过音乐来冶性生情。
由此可知，孔子是把诗、乐同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的，是把礼治思想贯穿于文艺思想之中的，诗乐都要以礼为归,为礼来服务,这既是他的文艺观与众不同的特点,也是他的文艺思想的精髓了.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要格外地重视文艺了.’
2、文艺与政治外交活动的关系：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记载：
“子曰：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虽多,亦奚以为"
。
《左传》等书都有记载，《诗经》在当时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的确是十分突出的。
当时人们为了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体现一定的礼节，都需要借助于赋诗来实现。
如果不懂《诗经》，不会灵活地运用和引申诗的意义，就无法弄懂别人的意图，同样的，也无法婉转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就可能失礼，甚至导致外交活动的失败。
反之，如果善于熟练地运用“赋诗”的方法，就可能比较顺利地取得政治外交活动的胜利，并获得比预期更好的效果.
孔子对文艺与政治外交活动之间密切关系的论述，固然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导出的必然结论，同时也是时代风尚所使然.
（二）关于文学批评的标准
《论语•为政》中所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孔子的“思无邪”从审美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孔子在艺术上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中和之美"
“中”是合理、合适、合宜;
“和"
就是和谐。
“中和之美”要求处理好文艺内部的各种要素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许“过”，也不要“不及”，而是要和谐适度,达到恰到好处的理想状态.文艺如何体现“中和之美”呢?
孔子提出了两点主张:
其一是“温柔敦厚”的诗教。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
经解》）孔子认为，一个诸侯国如果民风温和宽厚，那是文艺教化的结果;
反过来，如果民风温柔敦厚,其诗该温文尔雅。
所谓温柔敦厚，唐代孔颖达《礼记·
正义》对此解释说：
“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也就是要求诗人性情柔顺、和颜悦色，对统治者的暴政恶德,强调“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毛诗序》），只允许“怨而不怒”的委婉劝说，不允许尖锐的揭露批判,必须合乎中正平和之“度"
因为只有合“度”才美,才能达到“中和之美"
的境界。
这种诗教，其实就是孔子的中庸思想在文艺审美观上的反映.其二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是孔子对《诗经·
关睢》的评价.《关睢》是一首爱情诗，当“君子"
向淑女求爱不成时,感情悲哀，但不过度，仅是“寝寐思服”、“辗转反侧”而已，无害于“中和”，这就是“哀而不伤”。
当他求得“淑女”，准备迎取时,情感欢乐,仅只“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而已，亦无害于“中和”,这就是“乐而不淫”。
上博简《孔子诗论》评《关睢》为“怡”，就因为其能以色喻于礼，能反纳于礼。
故其声则节,其文则礼,得中和之美,合中庸之道,是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
”总之，文艺在抒发个人情感时,要哀乐适度,须受伦理道德的制约,达到情和理的“中和”，正如孔安国所说“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何晏《论语集解》引）。
中国的传统文艺，正是由于孔子的“中和之美"
的文艺审美理想的影响,看重人生现实和道德情感，重视内容的平稳和谐,形成了典雅含蓄的美学风格.正是由于我国古代艺术家受孔子“中和之美”的审美观的影响，总是“怨而不怒”地看待人生，才使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常常是先历尽悲欢之后，用大团圆结尾，以求感情上的慰籍与平和。
总之，从文学作品来说，孔子的中和之美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能过于激烈，应该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这种思想后来在荀子那里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
（三）论文学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说
孔子之前,人们对文艺的特征和作用已经有了一些认识,比如,在孔子还未有“志于学”的韶令时候，己有“诗以言志”之说（《左传·
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问说的话）等等,但讲得都比较零碎和简略。
而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文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便是孔子。
他的著名诗论“兴观群、怨”说，就是对我国上古时代文学思想发展进行归纳和总结的最系统、也最富创造性的成果。
他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
阳货篇》
这段话，确实表现了孔子卓越的文学识见和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
除谈到诗歌的认识功用之外，还接触到了诗歌的抒情性、感染力等一些本质特征.
所谓“兴”，朱熹释为“感发志意”。
（《四书集注》）这“感发”二字,可以说是说出了“兴”字的精髓。
诗，主要地不是诉诸理智,而是诉诸感情，通过诗的感染作用,使人受到启发和鼓舞.汉人《毛诗序》说的：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突出强调诗歌的感情作用和审美效果,就是孔子诗“可以兴”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了。
所谓“观"
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
朱熹注“考见得失”。
由于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者有意识地用诗歌来抒发感情，或“论功颂德"
，或“刺过讥失”，表现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政治的态度，所以周初以来至春秋中期即有采诗观风和陈诗言志的制度,通过诗歌“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也”。
（《汉书·
艺文志》）孔子的诗“可以观”,既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诗的政治教化作用的一种肯定，同时也说明孔子对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实质已有把握。
从西汉的一些著作中关于孔子观诗的记载,亦可资证这一点。
《盐铁论·
机务》引孔子的话说：
“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
"
《说苑·
贵德》引孔子的话说：
“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
《毛诗·
木瓜传》引孔子的话说:
“吾于《木瓜》见苞直之礼行。
这就是诗的认识作用了。
所谓“群”，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
朱熹注“和而不流”.是说通过切磋诗歌，人们可以交流感情，增进了解,达到和同，促进团结，起到教育和合群的作用。
从《国语》、《左传》记录的许多事例来看，当时列国诸侯贵族、卿士大夫在交际酬对和谈判时，赋诗言志,已成为一种风气，如《汉书·
艺文志》所说的那样：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孔子的诗“可以群”,正是对诗歌这种实用作用所作的概括性的说明,而且，孔子是相当地重视这种实用作用的.从《论语》的有关记载看，他在多次谈话中都把学诗作为第一要务,恺切周至地叮呼和告诫他的弟子和儿子说：
“不学诗，无以言”（《季民篇》）；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而立也与”（《阳货篇》）；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
在孔子看来,通过学诗既可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又可以增知识、长才干，无论对个人修养,对安邦治国,对交际应酬,都有很大作用。
所谓“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就是说,诗有“款谏”或批评政治的作用。
从《诗经》来看，其中有不少是政治讽喻诗和怨刺诗，揭露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关心人民的痛苦和哀怨,开启了诗歌创作“为时”、“为事”、“为人生”的先河,以致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进步传统。
孔子对三百篇这一创作经验予以总结,对这一进步传统予以概括，从理论上肯定文艺应该具有于预政治的作用,这是他的卓见，也是他的开明之处。
综上所述,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在我国的文学批评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之前,还不曾有人把文艺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表述得这样全面过；
他之后,曾出现过把文艺当作可欲而加以反对的道家思想，出现过把文艺当作奢侈而加以反对的墨家思想,也出现过把文艺当作有害农战而加以反对的法家思想。
相比较，真正有生命力的还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这说明，他对文艺的本质和特征，对文艺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有了相当的认识.自然，孔子在这里主要谈学诗、诵诗,而不是谈诗歌创作,但学诗、诵诗和诗歌创作并不是能够割断的。
正因为如此，他的诗论才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批评,也影响了中国的文艺创作，成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反对文艺脱离现实、缺乏社会内容的常用的理论原则。
不过，他以为学诗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就在实际上把诗当作了为政治服务的一种特殊教材，过分地重视文艺的政治社会功能，是他诗论的特点,也是他诗论的局限,其保守和消极的成分是不容忽视的。
（四）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质彬彬说
《论语.雍也》篇云:
“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里,“质”是指人的内在品格，“文”指人的外在仪表,“文质彬彬”是要求人既具备人的品格，又有“礼"
的文饰。
在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孔子主张“文质彬彬”，要求正确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上面已经讲到的“言”、“文”关系说,以及后面将要提及的“尽善尽美”说,亦都表现了孔子的这一主张。
“文质彬彬"
说，见于《论语·
雍也篇》孔子讲的一段话：
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
对这段话，北宋邢呐解释说：
“此章明君子也.……彬彬,文质相伴之貌,言文华、质朴相半，彬彬然,然后可以君子也。
”这说明，孔子最初的论“文"
说“质"
，是为人而发,不是为文而言。
质，即不加文饰的质地,指人的内在质朴；
文，即文彩,指人的外表修饰。
意谓对一个人来说,其内在的质地如果超过外表的文饰，就不免粗野；
反之,其外表的文饰如果超过内在的质地，则不免象史官那样虚浮。
只有二者配合得恰当，既朴实又文雅，才可以称为君子。
这里,孔子本是以比拟的方式讲人的道德修养，讲质地与外表的关系，但由于符合人们对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要求,道出了内容与形式统一,朴素与华彩结合的辩证统一关系,故被视为文质论的源头.在孔子看来，文与质这矛盾的两个方面应该也必须是和谐统一的。
不统一，相矛盾,“质"
、“文"
互胜，就会有弊病,有弊病就不完美.他的这一思想，也多见于他的言论中,只是在不同的场合之下,有时是强调内容的重要,有时又强调形式的不可偏废。
比如:
八情篇》载：
“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绘事后素。
’曰：
‘礼后乎？
’子曰：
‘起予者商也!
始可与言《诗》已矣’。
一一“巧笑”两句见于《诗经·
卫风·
硕人》,“素以”句不见于《诗经》,可能是逸句.孔子阐述诗意，谓绘画之事后于素,即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绘画。
子夏速而悟及，礼的产生也该在仁义之后,得到孔子的赞赏。
意即“礼”是属于文彩的，而“仁"
属于素质，强调先“仁”而后“礼”.这一点，《八悄篇》里的另一段记载说得更明白：
“子日: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
认为离开了“仁"
就谈不上什么“礼”和“乐"
。
先“仁”而后“礼”、“乐"
，也就是先“质”而后“文”了。
阳货篇》载：
“子曰: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玉帛,指的是举行礼仪时用的玉器和丝织品.孔子认为行礼作乐,并不只是使用礼器与乐器，主要不在形式,而必须有“仁"
的内容。
离开“仁”的本质,徒具礼仪的繁文缉节、铺张浪费,孔子是反对的。
从上述议论看,孔子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强调先质后文，重视内容的“尚质”、“尚用”，含有内容决定形式的意义。
但他突出强调“质"
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轻视“文”，他是要求在重视内容的前提下,同时重视形式
在反对“文胜质"
的前提下，要求文质统一。
即使在礼乐流于形式的情况下,他反对的也只是“礼乐流于形式”，而不是形式本身.例如《八俏》记述：
“子贡欲去告朔之汽羊.子曰：
‘赐也！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告朔,古代的一种祭庙仪式,每月初一，诸侯杀一只活羊（即“汽羊”）去察告祖庙,这种祭告谓之“告朔"
鲁国自文公起已经不行此礼，但每月告朔用的羊依旧供给,子贡认为不如干脆连羊也弃而不用,而孔子却觉得保留这一点形式比什么都不保留总要好一些。
形式对于内容，文对于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在《论语·
宪问篇》孔子还说过：
“若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减武仲，即鲁国大夫减孙绝，其人很聪明,故孔子称之为“知”（智）；
公绰,即孟公绰,为人清心寡欲，故曰“不欲"
；
卞庄子,鲁国的勇士；
冉求，多才多艺。
孔子认为,这几位各具优长的人物，如果用礼乐的修养来成就其文采，就会变作一个完备的人了。
由此可见,在许多时候，孔子只是反对过度的文饰，而不是轻视形式本身，这和他对语言的议论,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他的文质并重的观点由于高出了后来出现的重质轻文说,或重文轻质说,所以影响到后世的许多文学批评家常用这“文质彬彬”说来指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
例如西晋陆机《文赋》说：
“理扶直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
”即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作为主体好比树木立起主干,而文辞则好象在枝条上布满的繁叶。
主干不存，繁叶就无所依附.梁刘勰《文心雕龙·
情采》说：
“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曹振，文附质也。
虎豹无文，则娜同犬羊；
犀咒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这段话,先举水和木为例：
水的特性是“虚”，所以有波纹的形貌；
木的特性是“实"
所以有花曹的形貌。
波纹离不开水，花曹离不开木，一离开便无法存在。
文学作品也是这样：
作品的“采”是随着作品的“情”而成的，“采”不能不表达一定的“情"
离开了“情”，“采”就难以存在了。
刘勰由此而论定：
“文附质”。
而后又举兽皮为例:
虎豹皮毛如果没有花斑的形貌，那就无异于犬羊，难以表现出虎豹皮毛的特征；
而犀咒的皮革也只有涂上丹漆，才能更好地为人所利用。
同样，文学作品如果没有适当的“采”，再好的“情”也无法表达出来，刘勰由此又进而论定：
“质待文”.梁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也说：
“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从这些释发,可以看出孔子的“文质彬彬”说对历代文学批评的影响,真是源远而流长了
（五）论雅乐与郑声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认为孔子重视雅乐，排斥郑卫之音与他保守的政治立场有关，是孔子思想中的糟粕部分。
孔子“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之覆邦家者"
（《论语阳货》）及“放郑声,远佞人；
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表现了他文艺思想中的保守复古倾向。
有学者提出,“孔子认为雅乐可以陶冶人的思想感情使之正而不邪，有助于养成以仁义为特点的高尚道德品质，而不会去作悖礼违义的事情。
‘郑声’实际是指当时的‘新乐’，它的节奏明快强烈，曲调高低变化较大，故容易激动人心。
所谓‘淫’，是指过分，不合中正平和之意。
孔子认为新乐任其感情之自然发展而无节制，容易诱发人们的私欲,不利于培养以仁、礼为内容的道德品质，所以要‘放’，要禁绝之。
他把‘雅乐'
比做正人君子，把‘郑声’看做谗佞小人。
这是孔子文艺思想上比较保守方面的集中表现,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
并认为,“孔子贬斥郑声新乐的思想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看不起民间新文艺，把戏曲、小说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低贱之作的重要根源"
综上所述,孔子的主张就是文学艺术的内容要教化社会人伦,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反映社会政治,批判社会黑暗,文以致用,文要适用；
形式上，则要求用完美的形式来表达正确的思想内容，美感而醇正，质朴而雅正。
中国文学史上的“文以载道"
、“文以明道”的文道观，文学作品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文学观,质朴健康的审美观都是与孔子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的,都是受到了孔子文艺思想的积极影响的。
二、对孔子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继孔子之后，我国的文艺思想开始发展，后人对孔子的文艺思想也进行了继承。
与发展：
1.荀子的“礼别异，乐合同"
继承了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的思想；
“中和之美”是对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对孔子“诗可以怨”的继承与发展。
3。
《诗大序》中的“发乎情,止乎礼”是对孔子“思无邪”和“尽善尽美说"
的继承与发展.
4.扬雄的“丽以则”是对孔子“文质彬彬说”的继承与发展。
三、对孔子文艺思想的评价
7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对孔子文艺观体现出来的重实际、尚实用的特点,研究者的观点并无分歧,但对这些特点的评价却褒贬不一。
张少康认为，孔子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它有很深刻的现实基础，孔子文艺观的核心是诗教,诗教的中心是强调文艺必须紧紧地为政治教化服务。
孔子的文艺观、文艺的社会作用、文艺批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张文勋也认为,孔子的文艺思想,第一是现实主义的,他没有脱离现实谈文学；
第二是功利主义的，他从实用的观点去看文学的价值.他还认为,孔子的这些主张,对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刘勰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到钟嵘的“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及至建安文学、唐代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都受着孔子文学观的影响,并使孔子文艺观中的积极因素不仅在理论上得到发展,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也获得巨大胜利。
蔡钟翔等则认为，礼治思想是贯穿于孔子的文艺思想之中的，文艺要从属于礼，要为礼服务,这就是孔子文艺观的精髓.他们进一步分析这种文艺观上的功利性：
孔子揭示了诗、乐、礼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揭示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这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是一项重要的贡献,因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们同时也指出，孔子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解过于狭窄，把诗、乐降为礼的附庸,抹杀了文艺的独立性。
吴调公则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艺思想与道家作比较，认为与道家/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儒家文艺观则注重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孔子是把文艺放在社会整体中考察的,把作为文艺主体的人,放在社会功利的角度进行评价的.所以从消极因素来说，孔子文艺观因为片面强调实践而浮想有所不足;
因为执着理性主义,结果较多地注意人们意志的表现,相对地忽略了自我情感的抒发;
因为过多强调文艺的教化功能,相对地冲淡了审美功能和艺术的特殊规律。
上述四人均为中国古代文论界的权威学者，他们的观点大致代表了学术界对孔子文艺思想的基本评价。
四、孔子文艺思想对现代的影响
孔子的文艺思想虽然已逾千年，但它经过这数千年的积淀至今依然历久弥新，其中的许多方面随我们现代生活依旧有着深远的影响，为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良好的借鉴意义。
孔子以善为口号来给文艺定位,强调了文艺的人文关怀,定格了文艺思想的根本维度,其实质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相一致的,透照古今且越来越深入人心,比当今一些言不及义的新提法要切实得多。
文艺以善为第一要求,要服务于人生社会，这是文艺价值功能的底线，否则将会失去根基。
一些人过分地强调文艺的超功利性、超世俗性，把自己封闭起来、孤芳自赏,甚至自以为是，对人生社会采取隔离或不负责的态度,这是对文艺价值的放弃。
历代的形式主义文风及其产生的负面效应正说明了这一点.
与强调文艺善的属性相一致，孔子把文艺当成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教育观、人才观来看，就是把文艺当成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孔子说：
“不能诗，于礼缪；
不能乐,于礼素。
”（《礼记·
经解》）认为一个人的成长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的，把诗、乐、礼并列为修身三要素。
而且在谈到如何发挥文艺完善人格完善人性的方法时，孔子说得更具体：
子路问成人，子曰：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
”（《宪问》）
文之以礼乐是孔子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
“文"
是指人从动物性、野蛮性、粗鄙性中升华所达到的文明、文雅和美的存在，“礼乐"
则是涵括了“文艺”在内的文化形式。
孔子的观点是，“成人”（人格的养成、人性的完善）是一切文化形式（包括文艺）的出发点和归宿；
“礼乐"
（文艺）又是“成人”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手段.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文艺的内在特性及其功用来理解。
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以反映社会生活为己任的,反映的内容涵盖了整个宇宙人生，并且在反映的时候必须按照艺术和美的规律去进行，这种规律又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为大前提的，文艺的发展方向也必然以人类对真善美的向心力作为永恒的追求。
文艺的内容尽管包罗万象，但其必然充满人类社会的理想、情操、精神、规范等美好的属性,充满人性之美和理性之光。
这些美好的东西是属于人内在本性所具有和应有的,是人所向往追求的.人在创造或接受文艺作品时，就是对人自身本质的展示或观照，是对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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