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事件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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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时代"
继承下来的通过全球化和平地实现世界同质化的幻想继续对我们掩盖了这样一种事实，即这种全球化本身不管结果好坏已经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最强大的变革力量。
一方面，近来的统计显示，东西方对抗结束后战争和死亡的数量在减少，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忽略冲突呈现新类型--恐怖主义、内战、非国家行为，未来面临着新的威胁以及地缘政治的大规模动荡。
另一方面，在西方势力之外新的经济力量中心的出现，对于地球上很大部分人口以及作为全人类致富源泉的全球化而言也是一次巨大的机会。
然而，我们所处的世界的重组迫使西方民主国家提高警惕。
实际上，这种重组将不可避免地表现为西方对世界事务和对其自身事务影响的衰退，而有利于其他国家和价值体系。
没有一种文明起初就与民主、人道主义价值相矛盾，只有西方将自由、宽容、政教分离、个人至上放在它的世界观的中心地位。
除非自己否定自己,否则当面临新形式的极权政体威胁时，为了共同利益西方不会放弃这些价值的普世性和捍卫这些价值。
在冷战时期，事情要简单得多：
自由世界"
和共产党的极权政体公开对峙，而其他文明并不能构成对民主的西方的威胁。
我们眼前呈现的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会正式地充当其他国家的敌人，但是，力量在分散,昨日的对手和今日的合作者并没有真正赞同政治自由和民主，而以宗教面孔出现的新极权政体则浮出水面。
本书既非危言耸听，甚至也未必是悲观主义的，它表达了一种面向我们应该适应的世界变化及其多样性的西方观点，而且希望看到民主世界在21世纪保持一种足够的影响力和最终的战略上的绝对优势。
某些人会认为这是保守主义的偏见：
在我看来倒不如说是单纯的自我意识和保守的天性。
事情并没有提前分出胜负：
从本质上说民主对自己是苛求的，甚至是严厉的，所以，不如明日的对手那样见效快。
最后，是方法论上的一些思考。
本书意在提出关于未来世界的一种全面的、综合的和展望性的观点以期引起讨论，显然关于这个论题的观点永无休止。
这方面的参考文献极为丰富，读者可各取所需，我则没有厚此薄彼之意。
至于展望性，它自然可以由现有的知识和分析来提供养料，同时特别看重某些假设：
中国崛起的线性发展的假设被认为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和最不确定的。
这些思考固有的那些局限并不能使渴望掌握自身命运的整个政界免除做出分析和预测的责任。
中文版前言
明日世界里的中国
我的著作首次在中国出版，并且是由享有盛名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来出版，对此我感到十分荣幸。
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接受邀请为中文版作序。
本书在法国出版后，又在美国以《即将到来的世界格局：
构建新世纪的地缘政治图景》为书名出版。
本书旨在阐明冷战结束后的10年过渡期之后，构建21世纪世界的一个新地缘政治格局的到来。
随后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事件使得更多人感受到了世界的这种变化。
但是在这种认识之外，本书对作为冲突与和平根源的全球化这种变化的因素和未来世界的特点做了分析：
未来世界不是一个由于全球化而变得平坦和统一的世界，不是一个因多极化而变得平衡的世界，而是一个被全球一体化和国家地区分裂相互对立的力量所左右的、以地缘政治和原教旨主义的反常回归和技术与通信革命为特征的、既面临战争危险又充满和平前景的二元的和不稳定的世界。
2007年夏首先影响金融领域，进而影响全球经济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只是强化了揭示时代变化的信号，加速了国家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回归，进一步削弱了西方的领导地位，促使新兴大国的崛起，使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变得日益重要。
某些人所称的"
全球化的第一大危机"
实际上可以看做我们进入21世纪的强大的加速器，它迫使我们所有国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在几年内而不是十年或二十年里适应新的世界格局。
20国集团迅速代替8国集团作为管理全球事务相关的场所表明了历史在加速前进，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新兴大国今后不可或缺的角色，经济、能源、环境和地缘政治问题相互依存，战胜所有全球性挑战必不可少的国际合作。
中国最近30年来的迅速腾飞是本书所分析的变化的核心内容。
正是这种腾飞将地缘政治因素重新带入经济领域。
中国从前是发展中国家，如今是新兴国家中第一大国，它将再现历史辉煌，正成为本世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
中国运用其经济、政治、技术和军事力量的方式决定着21世纪的走向，也许还决定着世界在和谐与冲突之间的走向。
今天，中国成功地参与了复兴世界经济的集体努力。
解决气候变化、伊朗核扩散蔓延危险、宏观经济不平衡和落后状态等重大挑战也同样需要中国作出贡献。
当然，中国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要求中国有所作为的节奏方面要考虑到这种混合的身份。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分类从某些国际条约角度看仍是中国的主张，与今日的现实已不再相符。
将来，中国会成为一个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世界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巨人之间行将建立的关系。
认识到其所具有的影响全球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所带来的担忧，中国应该像美国那样，争做一个"
仁慈的帝国"
，将国家利益和全球影响力与集体利益统一起来，与欧洲和美国一道建设一个多边的新秩序。
这并不意味着要照搬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模式，更不是要照搬西方的文化和哲学，因为中国有千年历史赋予的财富和传统。
但是除了几世纪以来规范国际秩序的主权原则之外，它也意味着接受一整套根本的价值，比如人的神性及所附属的根本权利和自由。
如果不是看重普世的道德标准，如果不是有强大的民主制度的防线，美国在运用自身力量和保卫他们国家利益的时候就不会遇到任何限制。
同样，每当全球安全和捍卫自由与美国自身利益不完全一致的时候，美国对全球安全和捍卫自由方面的贡献就有可能更少。
将来中国也会一样，它应该在未来几十年中为这第二次的变革做好准备。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建设一个开放、进步与和平的21世纪肩负更大责任。
罗朗·
柯恩·
达努奇
（LaurentCohen-Tanugi）
2009年7月
引言
一个多极的世界
全球化已经成为构建国际关系的唯一逻辑，但它今后将在一种复杂的辩证法下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相并存。
◆21世纪一开始，我们就被拖到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
◆我们将要踏入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经济巨人运用它们实力的方式，取决于西方民主保持它们活力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在致力于共同利益方面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
铁幕"
落下，新的世界曾是充满希望。
可是不到15年，21世纪伊始我们就被拖入一个更不确定的世界。
本书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个新的世界，它有时被称作"
多极世界"
，与前一阶段令人生气的美国单极世界相对照。
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45年以来作为国际关系组织原则的美苏对峙结束了。
从多方面看，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紧接其后的苏联帝国的内部崩溃、德国的统一、欧洲大陆的统一，这些都为两极世界和产生一连串动荡的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体制鸣起丧钟。
我们所称的后冷战时期与其被看做刚刚开启的世纪的序幕，不如被看做已经逝去的20世纪的尾声，这同严格的日历关系不大，而更多的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作为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象征的20世纪90年代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看起来更像是一段惬意的和充满幻想的插曲,它被2001年"
恐怖袭击突然中断了。
在西方，后冷战时期被烙上了历史终结的乌托邦标记，这种历史的终结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胜利，表现为一系列有利的变化：
以互联网革命和新经济为代表的美国模式的胜利、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奥斯陆巴以和平进程、俄罗斯和中国民主化的前景、"
新世界秩序"
的探索等。
2001年"
袭击中断了这一切，其景象已经面目全非，但却更加凄惨，更加持久。
这一事件的历史影响仍然是长久的议题，我们这里把它主要作为世界变化的象征性标志。
当以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座这挥之不去的画面为代表的历史悲剧打破全球化和技术革命能够为所有人带来繁荣和民主的自由主义幻想的时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革已经降临，并勾勒出21世纪之初的地缘政治轮廓。
首先是极端主义的出现，它是国际秩序的破坏力量，不仅包括恐怖主义、伊斯兰世界中宗教激进主义的发展、巴以和平希望的破灭，还包括少数教徒被地区大国甚或全球大国用来实现其野心。
这些状况及其所带来的威胁支配着国际活动议程，使我们的前景暗淡，掩盖了其他更有意义的变化。
也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它完美地登上国际舞台，这实际上成了进入21世纪的第二记锣声。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巨人开始觉醒，获得了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巨大反响，在30年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带动了像印度、俄罗斯等其他一些新兴国家的觉醒，以及我们刚刚开始感觉到的战略上的震动。
这些新角色的崛起，有时是令人忧虑的，它正好与西方世界的两大中心对称的衰落相一致，具体的象征是：
一方面美国在伊拉克冒险的失败，另一方面2005年春《欧洲宪法条约》遭否决。
作为2001年"
恐怖袭击令人争议的后果，美国对伊拉克的武力干预对其在世界上尤其在中东的信誉及行动空间产生了毁灭性效应，影响了大西洋两岸关系和欧洲建设。
欧洲政治联合的进程由于法国和荷兰对宪法条约的否决而偏离轨道，这不是深度危机的原因而是其征兆，它减弱了古老欧洲大陆及其成员国在孕育中的新世界的影响力，使作为二战后国际关系主要进展的欧洲计划本身变得脆弱。
虽然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可能会加强欧美的领导地位，但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变化的结果却显示了欧美这对盟友在政治上领导国际体系的大西洋时代的终结。
2001年9月11日这个日子看来确实象征着本世纪之初国际政治所经历的历史转折，而不是东西方对峙的结束。
与后冷战时期及20世纪70年代末至"
落下之前的美苏缓和时期相对照，展现在眼前的多极世界不是某些人曾想用以对抗"
美利坚帝国"
的一个平衡与和谐的体系。
世界因此由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与多边主义所主导，这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有利于和平，并弱化了战略主权的作用，它实际上表现为冲突的回归、民族主义和身份认同的确认、能源竞争以及强权战略等特点。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前一时代的重大变动--经济全球化、技术革命、区域一体化、民主的进步--已经不再起作用。
恰恰相反，全球化已经成为构建国际体系的唯一逻辑，但它今后将在一种复杂的辩证法下与传统地缘政治的回归共存。
全球化本身在反常的交替之中孕育了这种地缘政治的回归。
这些对立的趋势可能会继续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双重的世界，在那里必须始终脚踏两条船：
一边是经济一体化和多边主义，即"
后现代"
的自由国际主义，从定义上看是和平的和非战略的；
另一边是更加传统甚至是倒退的以恐怖主义、内战和核扩散为背景的国家或地区利益冲突与强权战略。
与《纽约时报》著名专栏编辑托马斯·
弗里德曼宣称全球化使世界平坦的乐观主义观点不同，这种长久的共存及其出路是没有保障的。
一体化和/或碎片化，民族主义和/或多边主义，对话和/或文明的冲突，战争和/或和平：
我们将要踏入的世界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经济巨人运用它们实力的方式，取决于西方民主保持它们活力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在致力于共同利益方面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当前战略变化迅猛，发展势态不确定，本书冒险来预测21世纪，破译其中的重要参数，提供一种指引思考和行动的解释框架。
除了地缘政治的影响，全球化造成的经济力量的重新划分、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苏醒是否可能搅乱全球的战略平衡和国际社会的运转，甚至威胁到我们的民主和自由？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西方世界如何能够避免这些危险？
21世纪一开始，我们就被拖到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
我们将要踏入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经济巨人运用它们实力的方式，取决于西方民主保持它们活力的能力，取决于它们在致力于共同利益方面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第一章
全球化的新面孔
全球化的性质已经改变，并带来一系列风险。
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地缘政治现象。
全球化间接地搅乱了全球地缘政治，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国际紧张关系，这种混乱反过来又改变了全球化本身的性质。
◆在这个新世界中，地缘政治要素--安全和能源的担忧、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强权战略--在全球化的经济空间重新发挥作用。
◆我们将见证21世纪全球经济的调整使新兴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国家受益；
还将见证全球层面人口重负和财富之间差距明显。
◆全球化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竞技场。
在这个竞技场上，国家通常隐藏在新兴世界新资本家的身后，毫不犹豫地操纵经济武器为政治目的服务，反之亦然。
◆自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活动的去政治化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信条，但它将越来越遭遇到全球经济空间的地缘政治化的挑战，而这种地缘政治化受文明的对抗与那些巨型国家在战略雄心激励下经济腾飞的影响。
正如美国许多演讲开始时常开玩笑说的那样，21世纪的开端有喜有忧。
喜的是一组新兴国家--中国、印度、巴西及其他许多国家--开始了盼望已久的经济腾飞，并因此使几亿人脱离贫困状态。
经过几十年的停步不前和穷困，全球化和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最终会使广大的"
第三世界"
走向富裕，这对大多数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类是一个巨大的希望。
新兴世界是今后全球增长的发动机，它们的活力直达最贫困的非洲和亚洲国家，同时也为最繁荣的经济体提供了新的机会。
忧的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之间潜在而持久的冲突风险，具体表现为大规模恐怖主义的来临、"
圣战"
的号召、在许多传统上温和并亲西方的国家中宗教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发展、伊朗的核威胁、两种文明之间愈演愈烈的哲学-宗教论战。
如果说新的东西方冲突的严重程度不确定的话，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南方大国的经济腾飞却不一样，它一定会在半个世纪时间里改变全球的平衡。
这个"
好消息"
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大有希望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意味着一种挑战，并会产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
历史的回归
中国的现代化和伊朗的原教旨主义革命这两种方向相反的变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本质上和效果上完全不同。
但它们至少有三个共同点，从而解释了它们作为21世纪的标签性身份。
首先，它们将非西方的新的重要参与者推到了世界舞台的前沿，同美国、欧洲和其他工业化大国平起平坐。
这是19世纪中叶近代开始以后的第一次，而近代历史起先由欧洲主导，随后由大西洋两岸来主导，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标志着历史的决裂。
中国、印度在国际上重新强大起来，更不必说敌视西方的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突然出现将我们带回到几个世纪之前，这方面的历史意义就更加值得关注。
在1820年工业革命之初，中国经济大约占全球的30%，印度差不多占15%，而欧洲占23%，美国则不到2%。
20世纪中叶，亚洲这两个大国合起来才占到世界经济的8.77%，而美国（27.3%）、欧洲（26.3%）则占主导地位。
然而，这两种变化都与全球化密切相关。
新兴国家经济增长不需要一一详述，它是全球自由贸易的直接结果。
而伊斯兰教的兴盛与全球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很值得怀疑，更不必说国际恐怖主义以反对"
美国式全球化"
方式出现（这同样应该受谴责）。
然而，伊斯兰世界的一些研究专家明显地支持这种联系，对于他们来说，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政治化只是宗教和文化认同方面伊斯兰教觉醒的极端形式。
它是由于伊斯兰社会在西方式的全球化中所遭受到的经济和文化"
暴力"
造成的。
我们可以谴责将宗教觉醒和恐怖主义混搅在一起的做法，可以将伊斯兰世界现状归因于其他许多因素而不是全球化。
毫无疑问，西方由于全球化而发生的对国家认同和宗教认同的破坏效果自然会以更大的力量作用在伊斯兰土地上。
最后，与全球化相关的这双重历史转折反过来搅乱了国际格局，从20世纪80年代起，甚至在柏林墙倒塌前，直至2001年9月11日，这种国际格局已经取代了冷战形成的两极世界。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市场经济和法治在全球的进展、技术革命、主权主义的退缩、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无可争议的西方领导地位。
与当前保护主义诱惑上升可能让人担心的情况相反，从世贸大厦废墟中开始的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并没有对全球化本身起阻碍作用，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相反的有利于新经济强国的形成。
世界经济因此在2006年实现自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最快的增长，国际贸易继续以每年5%~6%的速度增长。
伊斯兰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和南方大国的觉醒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一个新世界。
在这个新世界中，地缘政治要素--安全和能源的担忧、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强权战略--在全球化的经济空间重新发挥作用。
这是另一个历史转折点和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将在后面分析它们的所有影响。
新的东西方冲突？
全世界第一次意识到这一时代变化自然是美国的"
事件，当时基地组织的袭击被电视进行全球直播，从而将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那遥远和不真实的混乱与世界上第一强国及在西方之外几十亿人的日常生活不由分说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以决裂方式出现的事件标志着大规模恐怖主义已经由臆想变为现实，意味着西方民主国家无论多么繁荣强大也无法远离中东和中亚中心地带的混乱和冲突而独善其身，就像1945年以来各大国所做的那样，将它们自身的冲突成功地转移出去。
恐怖袭击，全球化遭遇战略和安全方面的猛烈冲击。
这一美国本土上史无前例的战争发生五年后，国际恐怖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最大威胁，在这一点上它是伊斯兰激进派与现代性之间冲突的最具体体现。
但是，这种冲突是进入21世纪的地缘政治标志之一，其根源比恐怖主义威胁本身更深奥、更复杂。
国际政治中的这种冲突可回溯到"
之前，即1979年阿亚图拉·
霍梅尼通过宗教革命宣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及随后发生的美国人质事件。
同年12月，苏联红军入侵邻国阿富汗，促使伊斯兰力量进行抵抗，并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苏联10年后的失败。
大家都了解随后发生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什叶派激进主义控制着伊朗，两伊战争和苏联占领阿富汗促使沙特和巴基斯坦支持伊斯兰教逊尼派作为平衡力量采取激进化做法，并得到美国的支持，从而使基地组织得以产生。
12年后，苏联解体，还有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使得源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沙特的逊尼派伊斯兰教运动转而反对美国，并试图在那些被他们认为亵渎宗教的阿拉伯国家中夺取政权。
伊斯兰和西方之间新的对抗因此就与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逊尼派内部、原教旨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政治宗教冲突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
把以色列、美国和西方视作一体加以揭露难道不是控制伊斯兰教和中东、征服"
阿拉伯社区"
极为有效的方式？
如果伊朗毛拉们夺取政权是伊斯兰世界的个别现象，1979年革命则在伊朗传播了一种宗教激进主义的观点，使那些温和的阿拉伯体制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20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专家认为伊斯兰运动在逊尼派势力范围失利。
伊朗革命以来许多阿拉伯国家中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因基地组织崛起及其策划并实施的"
对于美国"
大魔鬼"
的历史性胜利而得到加强。
自从巴以奥斯陆和平进程破灭和美国出兵干涉伊拉克以来，伊斯兰运动已经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
它以民主方式在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取得政权，对地中海（摩洛哥）、中东（埃及、沙特）和中亚（巴基斯坦）一些具有战略地位的国家造成威胁，助长那些"
破产"
国家如阿富汗、索马里、苏丹以及现如今伊拉克的混乱局面。
激进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向国际社会提出多方面挑战：
安全面临"
新威胁"
，攸关地缘政治平衡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国家间的稳定和合作，能源供应，以色列的未来，特别是在欧洲与移民和谐共处。
原教旨主义思潮的上升实际上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现代性的冲突，而且也加剧了欧洲1500万~2000万穆斯林融入欧洲的困难--这一人数到2025年还可能翻番；
深化了伊斯兰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全面对立，对穆罕默德先知的不敬做法引起了大量的有组织的暴力反抗，从而使这种对立更加突出。
特别是，今天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爆发全面冲突的危险由于一直以来存在的分散而鲜明的各种冲突交织在一起而增大。
布什在第一任期内对这种"
全球化"
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向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宣战；
很大程度上人为编造基地组织和萨达姆·
侯赛因政体的联系，为美国军事干涉伊拉克找借口；
将波斯人和什叶派的伊朗与逊尼派统治下的伊拉克这对夙敌放在同一个邪恶轴心名单之中，或甚至提倡那种讲究实际且世界性的"
新中东"
观念。
然而，必须提醒大家，华盛顿总是将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教区别开来，而重新挑起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的历史冲突相反地从一开始就是基地组织和国际"
运动的中心战略。
一方面是什么国籍都有的"
犹太人"
、"
混血"
和其他西方人与他们的阿拉伯帮凶；
另一方面是什么信仰都有的巴勒斯坦、伊拉克、沙特、车臣、波斯尼亚或阿富汗等受压迫的穆斯林，他们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画面。
目前的演变所伴随的危险是，这种"
已不再仅仅属于政治表演，而是逐渐成为地缘政治现实的一部分。
不久前，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简略地区分涉及西方和伊斯兰区域的五条对抗主线：
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
迅速扩大到整个西方世界包括俄罗斯的基地组织与美国之间的全面战争；
伊拉克抵抗力量与美国占领军间的冲突；
伊朗与国际社会之间有关核问题的较量；
最后，涉及欧洲--穆斯林移民的世俗之地，和比欧洲"
旧大陆"
更加虔诚又更加自由的美国在伊斯兰和现代性之间意识形态-宗教上的紧张关系。
这些冲突发生了演变，伊斯兰运动成功地将这些冲突作为工具，服务于伊斯兰与西方之间全面对抗的戏剧化战略，在不同矛盾间建立了危险的联系。
伊朗支持废除萨达姆·
侯赛因逊尼派统治和削弱黎巴嫩的主权，通过安插战斗人员介入伊拉克内战和黎巴嫩冲突，从而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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