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国家理论及其思想意义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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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以来，随着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了资本永恒论的观点。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罗·
托伦斯在1821年出版的《论财富的生产》中就认为：
“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
”[4]（P170）他还断言：
用石头投击飞禽的野蛮人是资本家。
由于资本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因此，在资产阶级学者看来，国家也是从来就有的，是永远存在的。
永恒而神圣的国家主要任务就是维护资本的利益，是不能侵犯的，“国家学说被用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
”[1]（P283）
其次是因为在19世纪80年代的国际工人运动中有很多错误的国家观念在流行。
国际工人运动中既有拉萨尔的超阶级的所谓自由国家观，也有打碎一切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国家观。
拉萨尔在《工人纲领》中强调：
“国家的目的不在于仅仅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相反，国家的目的正是在于，通过这种联合形式使个人得以达到单个人永不能达到的目的和生存的阶段，使他们能够获得就总体而言单个人根本无法获得的一定的教育、权力和自由。
”[5]（P21-22）以至于在拉萨尔去世11年后，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的《哥达纲领》中依然有很深的拉萨尔国家观的印痕。
《哥达纲领》提出工人可以在自由国家的援助和促进下实现的自由的个体的合作社，这是工人等级摆脱困境的唯一道路。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讽刺说：
“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
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6]（P312）另外一个对工人运动产生危害的国家理论就是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国家观。
巴枯宁认为，国家，即使叫它十遍人民国家，哪怕用最民主的形式把它装饰起来，对无产阶级来说也必然是监狱。
只要国家存在，就必然残害人民，成为人民的吸血鬼。
“人民本能地憎恨它，而它也必然压迫人民，因为它的整个存在和力量都是建立在人民的苦难之上的。
为了维护国内秩序，为了保持强制性的统一，为了维持对外的甚至不是侵略性的而仅仅是防御性的力量，它需要庞大的军队，而且除了军队，还需要警察，需要不计其数的官僚，御用的僧侣……”[7]（P66）要回击这些错误理论，就需要对国家的起源进行科学回答。
第二，国家是从来就有的吗？
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认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恩格斯指出：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
”[8]（P193）恩格斯对通过以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氏族制度为基础的原始社会进行过动人的描述：
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的。
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部分情形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
但这种单纯质朴的“美妙制度”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它是以生产力的极端低下为前提的，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还完全受制于自然界的影响。
这样一种氏族制度是必然要走向衰败的，是要被更先进的制度打破和替代的。
被谁替代？
被国家制度。
第三，国家是如何产生的？
恩格斯认为国家是被社会分工及其后果催生出来的，“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
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
它被国家代替了。
”[8]（P188）对国家产生的历史，恩格斯作了十分系统的分析。
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不仅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使财富增加和使生产领域扩大，而且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
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8]（P180）历史继续发展到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发生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
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
”[8]（P182）在这一阶段，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海外贸易，在公社中共同耕种的土地制度向完全的私有财产过渡，在自由民内部，由于财富的多寡而分为富人和穷人。
于是，整个氏族制度开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
“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
”[8]（P184）国家呼之欲出了。
到了文明时代的门槛，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三次有决定意义的大分工：
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
一个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随着出现了商品的商品即金属货币，谁拥有了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货币财富的权力得到彰显。
与货币发明同时出现的就是土地私有权的发明和商品化，土地可以成为出卖和抵押的商品。
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被当代学者的论述进一步所印证。
美国一位研究古代历史的史学家在199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发现，在拥有主权的城邦与完全拥有土地的所有者和耕种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他的观点是，正是古希腊那种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出现才促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政体，“黑暗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即公元前750年），在古希腊产生了拥有小块土地并在土地上自由劳作的独立农民。
这是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现象……我认为，他们为了创造出一个更大的、由平等的耕种者组成的社会而作的努力，导致了独立自主但又相互联系的、成为西方文化特征的城邦制度的形成。
”[9]（P121）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
于是，在每个氏族团体中，也表现出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结合于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中而达到最尖锐的地步。
“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
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
”[8]（P188）这第三种力量不是别的，就是国家。
二、国家的本质特征：
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
关于国家的本质以及特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有过系统阐述。
他说：
“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
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
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
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
……这种设置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
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接等同于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的公共权力；
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
”[8]（P131）他还讲：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
”[8]（P135）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思想。
第一，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
国家最根本的性质是什么？
就是恩格斯明确指出来的，“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8]（P191）恩格斯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这一观点：
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以确保奴隶主的经济地位不被侵犯；
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奴的机关，目的是确保贵族们在经济上始终能够占有统治地位；
现代的代议制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以使资本获得的利益最大化。
所以恩格斯明确指出：
“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
”[8]（P192）所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都是如此，就连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都不例外。
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
“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
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而公债越增长，股份公司越是不仅把运输业而且把生产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越是把交易所变成自己的中心，这一联盟就越容易实现。
”[8]（P192）可以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维护和巩固资本经济利益最好、也是最为可靠和方便的政治组织形式。
第二，国家是一种与大众相分离、与社会相异化的公共权力。
恩格斯强调国家与氏族组织有两点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点就是国家按地区来划分国民，不是按血缘来划分。
第二点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
”[8]（P190）公共权力与民众分离、与社会异化意味着：
公共权力的行使不是靠自由的、自愿的尊敬，而是靠强制；
公共权力不是由居民自动的武装组织来行使，而是由特殊的武装组织来行使；
公共权力不再是站在社会之中，而是高居于社会之上。
国家的公共权力由什么构成？
不仅有武装的人，包括军队、警察、宪兵等；
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氏族社会所没有的。
公共权力如何维持？
建立税收制度，需要公民缴纳捐税；
现代国家还建立了公债制度，国家发行票据、债券等。
公共权力由谁来行使？
由统治者以及官吏队伍来行使。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
”[8]（P191）官吏是站在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力量，他们要依靠建立的一整套法律制度进行管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
”[8]（P191）在私有制国家，法律不仅要满足有产者的利益，而且要满足官吏这一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
存在与大众分离、与社会异化的公共权力是一般国家的本质特征，更是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要求。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论述的国家都是剥削阶级国家，这些国家的公共权力不仅与大众分离，而且日益脱离；
不仅与社会异化，而且越来越对抗。
社会主义国家是新型国家制度，尽管它也存在着与大众相分离的公共权力，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与剥削阶级社会中公共权力有三个根本的不同之处：
第一，公共权力与大众分离但不脱离，也就是说公共权力的行使是由职业化的队伍来行使，但这支队伍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大众，他们是融入人民大众之中的。
第二，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力相差异但不对立，更不异化，公共权力始终处于社会力量的监督之下，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站在社会之中。
第三，公共权力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它的利益就是人民大众的利益。
第三，国家是一种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的力量。
“国家是承认：
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8]（P189）毫无疑问，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它要把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的对立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使之不会把社会毁灭或者把秩序完全冲垮。
从这样的要求中产生出来的国家，有一个基本的职能就是要履行一定的社会职能。
对恩格斯的这一科学分析，130多年以来很多西方学者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给予了肯定。
被称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
埃利亚斯，在1976年出版的《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二卷中认为，强大政权的出现就是为了控制利益集团的矛盾，使之不会把社会毁灭。
埃利亚斯强调：
在一个分工细密的社会里，最重要的职能集团利益矛盾如果大到、它们之间力量分布如果均衡到既不能达成决定性妥协，也无法进行决战并使胜负见出分晓的地步，就是强大的国家政权高歌猛进的时候。
随着分工职能的不断发展，在一个统治联合的内部，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同样意义上的矛盾性也日渐严重。
一个社会现存的组织运转极差，内部关系极为紧张，以致达到了临界状态；
对于相当强大的某一方的人和阶层来说，已有几分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直至这样一种革命形势，职能上相互联系的阶层总是在多重分裂的、相互矛盾的利益中间跳来跳去。
它们有种从社会对手那里争得或多或少的利益的欲望，但同时又怕在反对对手的斗争中使得整个社会机构毁于一旦，而后者的运转正是它们的安身立命之地……”[10]（P188）于是中央政权就出现了。
尽管埃利亚斯把国家的起源归结为文明程度的提高，个人强制性发展的结果，但他还是承认国家具有调节社会矛盾、防止社会陷入毁灭的功能。
国家履行什么样的社会职能？
诸如提供公共服务，提供社会保障，提供社会健康服务和文化建设等。
受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影响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纳斯•C.诺思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认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建立博弈的基本规则。
诺思强调国家提供基本规则“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
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
第二个目的将导致一系列公共（或半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以便降低界定、谈判和实施作为经济交换基础的契约所引起的费用。
”[11]（P24）诺思把国家的阶级性抽掉了，不承认国家有阶级性，只承认其社会职能。
尽管如此，他对于国家理论的研究还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阐发的国家理论。
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理论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名著从1884年发表到现在131年的历史中，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作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清理在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各种错误的国家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
这一点，列宁在《论国家》演讲中明确指出：
“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在战前创立的替这些国家辩护的各种学说。
要正确处理问题，就必须批判地对待这一切学说和观点。
”[1]（P294）如何做到这一点？
列宁说：
“我已经介绍你们阅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P29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使工人阶级懂得了国家的本质以及作用，懂得了如何捍卫无产阶级新型国家，从而激发出了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力量。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和近代学术史上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1922年1月15日，中共早期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以笔名重远在《先驱》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文，文章摘译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关于国家性质以及如何消亡的论述。
邓中夏在引用了恩格斯讲的“国家全部机器在将来当与古物并列”后说，现在，阶级还存在的时期，革命的人民是需要它的，如同我们想向空中飞去，需要研究飞机飞艇这些手段一样。
1922—1923年，另一位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蔡和森在上海大学讲授“私有财产和家族制度起源”课程，他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于1924年编写出版《社会进化史》一书，系统介绍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924—1929年，《社会进化史》出版过五次，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很多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列为教材和学习读物，许多人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9年新生命书局出版了由李膺扬译、周佛海校、陶希圣作序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文译本，该书名译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
出版前，《新生命》杂志为之发表介绍，称出版这本名著的意义有二：
“第一在使读者认识历史的唯物论的具体论据。
第二在使读者引起研究民族学的端绪和兴趣。
在这两种意义上，没有比这本书还适宜的。
它是历史唯物论的宗匠所著作的。
它又是根据民族学最初最有系统的名著——莫尔干《古代社会》—而下笔的。
”[12]应该说，这一介绍基本上符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内容。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告诉我们分析国家问题的基本方法即历史分析的方法。
“要非常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
”[1]（P283）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国家的发展历程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从国家形成的三种形态谈到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演变过程，使人们对于国家的发展历史有正确的认识。
“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
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
”[1]（P284）列宁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科学结论：
“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8]（P283）恩格斯在分析国家问题时始终把它放到历史之中来分析，研究家庭发展的历史、私有制出现的历史，从而得出国家是如何起源的。
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产生的，在此之前，人类经历了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经历了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这一系列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社会分工程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状况、私有制展现出来的规模和广度、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情形等为国家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和社会基础。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仍然处于竞争的时代，国家职能决不能削弱，而是要加强。
在我们国家，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
市场经济就是追求“小政府、大社会”，就是弱化国家职能，实现没有国家的治理。
其实，恩格斯讲得很清楚，国家很重要的职责就是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可以说，国家越强大，缓和冲突的能力就越强。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没有阶级冲突，而是强大的国家能力把冲突挤压到了极小的空间，把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群众进行的斗争的空间挤压到最小。
在我们国家，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由于国家的人民性以及带来的国家力量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等组成的人民主体与极少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敌对势力的斗争控制在很小范围内。
人们似乎感觉不到阶级斗争的存在，以为阶级斗争消失了。
其实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一旦没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国家机器的存在，这些斗争就会马上表面化。
我们之所以要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使国家职能更加强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环境。
1960年2月5日，毛泽东同陶铸、邓力群、胡绳、胡乔木等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5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在教科书讲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国家将逐渐消亡处，毛泽东批注：
“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
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13]（P136）的确如此，江泽民曾经在2001年指出，“任何国家要保持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发展，都要履行专政的职能。
西方国家不但有专政职能，而且很厉害。
在西方，资产阶级统治了几百年，他们深知国家的专政职能的重要性，掌握得牢牢的，从来就没有放弃和放松过。
西方国家的政府、法院、警察和军队，也都要运用法律、行政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履行专政职能。
”[14]（P223）西方的国家机器十分强大，强大到令人恐怖的地步。
以美国为例，1991年，其国防预算是2989亿美元，2015年这一预算已经达到5000亿美元，美国的军费开支接近于世界军费开支的一半。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网站2014年1月1日发表汉斯·
M.克里斯滕森的文章：
“2014美国的核力量”。
文章讲美国现有4650枚核弹头，由超过800枚（架）弹道导弹和飞机投送。
算上大约2700枚已经退役、但仍完好无损等待拆除的核弹头，美国的核弹头总数量为7400枚左右。
据估计，这些储备核弹头包括大约2130枚作战核弹头，其中1150枚左右部署在潜射弹道导弹上，470枚左右部署在洲际弹道导弹上，大约300枚战略核弹头部署在美国本土的轰炸机基地，近200枚非战略弹头部署在欧洲。
现在美国国防部雇用了超过220万的雇员，军事工业特别合约公司雇用了360万工作人员。
军事工业特别合约公司就是美国国防部5个最重要的特别合约公司：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雷神公司和通用电力公司。
这5个公司以及与之相关联的2000家公司的军事工业资产达到7000多亿美元，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2014财年收入达到454亿美元，雷神公司达到300亿美元。
这样庞大的国家军事机器有效地捍卫了资本的利益，在国内使99%始终服从于1%，在国外使很多国家不得不依从于美国的利益。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只能加强，不能有丝毫的削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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