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发展简史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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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据考证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剂着作。

《五十二病方》全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方剂学成就，总数有280首，以内服及外用方剂为主。

从应用形式看，属对病或对症治疗，无理法指导，属方剂的低级阶段。

随后出现的《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略晚于《五十二病方》，是一部祖国医学的理论性经典着作。

该书载方13方，剂型有汤、丸、膏、丹、饮、酒醴六种，并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有关治则、治法、组方模式和因病而异灵活组方等，为方剂学的形成和发展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汉代，由于医药文化进一步发展，医药方书便逐渐增多。

根据《汉书·

艺文志》的记载，计有经方十一家，274卷。

这里的“经方”并非后世所谓仲景方的“经方”，而是广义的方剂类书箱。

这些“经方”虽均已佚失，但说明方剂在汉代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并按病归类，编为专书。

东汉末年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着《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被后世尊为“方书之祖”。

书中共载方314首，其论理明畅，辨证精确，立法严谨，组方全面，用药精当，并对煎服法及服药后反应、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说明，继承发扬了汉以前的中医药理论，其中凝聚着丰富的实践知识，是现存所见到的辨证论治的经典着作，垂范后世，对方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魏晋南北朝至明代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农业、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达，加之文化学术兴盛，医药事业发展，相继出现了葛洪、孙思邈、王涛、成无已、金元四大家、张景岳等对方剂有着卓越贡献的名家，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方剂学的形成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方剂学术资料的积累

1.方剂数量激增：

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载方不过375首，至唐代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就载方7500首，宋代《太平圣惠方》载方16834首，明代朱潇的《普济方》载方已达61739首，约相当于《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所载方剂的170余倍。

2.方剂书籍大量涌现：

东晋葛洪着《肘后备急方》，其方药多价贱易得，简便有效；

南北朝时，齐永元元年（公元483年）龚庆宣撰《刘涓子鬼遗方》五卷，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外科专着，有内服、外用方药140首；

徐之才（南北朝北齐人）撰有〈〈药对〉〉，创药物分类法“十种”，为后来方剂归类开创了途径；

孙思邈于永徵三年（公元652年）集唐以前医方撰成〈〈备急千金要方〉〉30卷，列论诸病，并及脉法、针灸，分232门，方5300首，对唐以前的医学成就作了一定总结，许多医学资料赖以传世；

唐代又一方书巨着〈〈外台秘要〉〉，是王焘撰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书中载方6000余首，为后世研究方剂提供了宝贵资料；

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由政府主持，医官王怀隐、陈昭遇等编写的〈〈太平圣惠方〉〉，全书分一百卷，凡1670门，方16834首，是我国历史上由国家编写的第一部方书；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和剂局（设于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制售成药时的处方和制剂规范的总结，后由当时名医陈承、斐宗元、陈师文等进行了校正，即颁行全国诸药局，依方制售药剂，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药典；

《圣剂总录》是继《太平圣惠方》之后的又一巨着，载方近20000首，是方剂文献的又一次总结；

金人成无己着《伤寒药方明理论》，是方论专着之首创者，对推动后世论理方剂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明代方剂首推朱箫的《普济方》，载方61739首，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方书。

方剂数量的激增和方书的大量涌现，为方剂学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典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方剂学内容大大丰富

1.方剂种类及剂型增多：

汉以前仅有经方，剂型也不过汤、丸、散、膏、丹、饮、酒醴等数种。

而这一时期由于孙思邈等前辈的努力，及张洁古、朱丹溪等大力提倡新方，使新的方剂不断涌现，此时不但有经方，而且有时方、单方、验方及急救方。

同时剂型地增加了锭剂、条剂、灸剂、熏剂、药露等。

2.治法理论得到充实：

随着医方数量的增多和用方经验的积累，治法理论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发展，金、元时期因学术争鸣而形成的不同流派，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完素的《伤寒直格》、《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及《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等，有主火论、亢害承制论，阐述寒凉清热之法，后世称为“寒凉派”；

张从正着《儒门是亲》，主张治病重在祛邪，不可畏攻而养病，详论攻下祛邪之法，后世称为“攻下派”；

李杲着有《内外伤辩惑论》、《脾胃论》等，辨析补益脾胃之法，成为“补土派”的一代宗师；

朱震亨着《局方发挥》、《丹溪心法》等，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阐发滋阴降火之法，后世称为“滋阴派”。

金元四大家依据各自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新的治法和代表方剂，丰富了治法内容。

（三）方剂分类的进步

方剂的分类是在方剂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进行的。

方剂分类的进步也见证了方剂学的发展。

方剂的分类首推1973年底在湖南省长沙市马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

该书将所载方剂按52种病证分类，这一分类方法是最古老、最常用的方剂分类方法，该分类法有一定适用价值，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但系统性不强，尚不十分理想。

继而《内经》提出“七方”说，将方剂按病情的缓急、病位的上下、方剂的大小奇偶分为七类，此分类方法对临床实际的指导意义尚存不足，后世鲜有采用者。

继唐代陈藏器将药物按功用归纳为十种之后，宋代赵佶《圣济经》于每种之后增一“剂”字，初步便有了“十剂”，其后金·

成无已在《伤寒明理药方论.序》中说：

“制方之体，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剂是也”，用作方剂的分类，至此“十剂”之说才正式确立。

此分类的方法所体现出按治法（功效）分类方剂的思想，较前切合实用，对于后世方剂分类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代张景岳的《古方八阵》、《新方八阵》即沿用了这一分类方法，从而为后来更好地方剂分类法创造了良限条件。

（四）出现了将方剂作为一门专业学科进行研究的动向：

随着方剂数量的增加和运用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专门研究方剂配伍理论的书籍。

这一成就首见于金代成无已的《伤寒明理论，·

药方论》，该书首次运用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对《伤寒论》中20首方剂的配伍作用进行了分析，亦即有了方解，开创了专门研究方剂的先河，促使方剂学从临床各科中分化出来。

继之，方论着作大量涌现，如元代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明代许宏的《金镜内台方议》、吴昆的《医方考》等，不但对所列方剂逐一写了方论，并对一些方剂的错讹、缺漏进行了考证，这些对阐明和研究方剂的证治机理及配伍作用，乃至临床疗效很有意义，对方剂学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前贤的不断努力，尽管有关治法、制方理论等方剂学的基本理论还比较零散，未成系统，尚未使方剂完全脱离临床各科而自成体系，形成一门独立学科，但方剂学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诸如方剂数量的激增、内容的丰富充实、分类日趋合理、专门研究方剂的配伍理论的人员和书籍的大量涌现，使方剂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三、形成时期

降至清代，方剂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而使方剂脱离临床各科而自成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是方剂学便逐步形成，其主要依据有：

（一）治法与方剂丰富多彩，形成体系：

自《内经》记载治法理论，奠定治法基础，经历代医家的不断补充与提炼，逐渐形成体系。

至清代，温病学的发展，补充了清热滋阴诸法；

程鹏程着《理瀹骈文》，丰富了中医外治法；

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倡导活血化瘀之法，使治法丰富多彩。

程国彰在前贤治法理论的基础上，将治法概括为八法，是对治法系统性总结，治法体系便逐渐形成了清代众多医家创制新方，如吴鞠通治温病诸方，王清任活血化病之诸方，使方剂种类臻于完善。

（二）出现了方剂学专着：

至清代已出现类似方剂学的专着，其代表作当推汪昂的《医方集解》和吴仪洛的《成方切用》两书。

汪昂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将所选方剂按治法和病证分为补养、发表、涌吐、攻里等二十二类，每类首列概说，叙述本法大意，适应范围，注意事项。

次列方名、组成、主治、煎服法与变化用法，并逐个写出方解论述组方意义，作用机理，使学者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是一部最具有代表性的方剂学专着。

惜其未列总论，美中不足，故后来吴仪洛着《成方切用》，在《医方集解》的基础上，除增添了一些新的方剂外，又将《内经》中有关制方的条文编为一篇，列在卷首，命为“制方总义”，相当于总论，弥补了不足，使全书有法有方，有总论各论，内容更加完善，这些均是将方剂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重要依据。

（三）制方理论更加系统完善：

制方理论一般包涵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制方原理的阐释；

二是制方原则与方法。

至清代，罗美的的《古今名医方论》，汪昂的《医方集解》，王子接的《降雪园古方选注》等专着，从不同角度对临床用方的证治机理、组方原理、加减宜忌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促进了方剂学制方理论的完善。

在制方原则及方法方面，自《内经》提出君臣佐使之后，宋·

许洪提出了具体的制方方法。

至清代吴仪洛在《成方切用》中另列“制方总义”，明确提出了制方的原则及方法，并使之更加完善、系统。

（四）方剂分类更加合理：

清以前的分类多以功用（治法）、病证分类，至清代汪昂开创了新的分类方法，即以治法（攻效）分类为主，以病证分类为辅的综合分类法，这种分类方法体现了治法与方剂的内在本质联系，符合中医临床辨证方法遣药组方的一般规律，对于方剂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四、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广大中医工作者对方剂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人才培养：

建立高等院校，并招收方剂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了一支专门从书方剂教育和研究的专业队伍，为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做出了贡献。

2、编写教材：

编写出版了各种面向不同层次的《方剂学》教材与专着，使方剂学的概念与理论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

3、文献整理：

点校或重印了大批古籍方书，编撰出版了载方近10万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

4、创制新方：

创制了许多确有效验的新方，如清胰汤、兰尾清解汤、利尿排石汤、宫外孕方等。

5、改进剂型：

方剂剂型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改进传统剂型，如汤剂改冲剂（小柴胡冲剂）、注射剂（生脉注射液）；

丸剂改浸膏剂（如银翘解毒片）、注射剂（如清开灵注射液）等。

其次是开发新剂型。

如片剂、肌肉注射剂、静脉注射剂、粉针剂、大输液、滴丸、胶囊等。

6、现代研究：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方剂的实验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

目前，对方剂的研究正在进行新的探索，即从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着手，采用生物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理学、免疫学、化学等多学科密切配合和交叉渗透进行研究，以逐步做到用现代科学验证和阐明方剂的配伍规律和作用原理。

在这方面已取得了诸多成果。

我们相信在不太远的将来，中医方剂学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全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章方剂与治法

第一节方剂与治法的关系

方剂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治法是在治疗原则指导下所确立的具体治疗措施，都是中医学理、法、方、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因此，学习和研究方剂学对于方剂与治法的关系，应首先了解清楚。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们治病最初只知用简单的生药，而且纯系经验用药，谈不上方剂，更谈不上理法。

及至殷商时代出现了汤剂，才有了方剂的雏形，但仍然没有理法。

降至春秋战国，有了简单的方剂和诊治疾病的理论和方法，才开始有了治法。

这些治法首先于《内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其高者，因而越之；

其下者，引而竭之；

中满者，泻之于内；

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

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等等。

但这只是原则的记载，及至汉唐以后，由于医药文化进一步发展，治病经验日益丰富，方剂数量大大增加，医生为了从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大量的有效方剂中理出头绪，找出更好的治法来指导处方用药，将这些方剂和治病经验加以归纳、总结、提炼，上升成为理论，并用以指导处方用药，治法才逐渐得到深化、具体和丰富。

如汉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提出了“脉浮者，病在表，当发汗”：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唐代王冰结合临床实践提出：

治“元阳之虚”要“益火之源以消阴翳”；

治“真阴之竭”应“壮水之主以制阴光。

”宋代钱乙将冶法与脏腑联系起来，提出了五脏补泻法及其方剂等。

由此可见，从方与法产生先后来看，是先有方，后有法，“方”是用药治病的产物，“法”是对医疗经验、方剂功效进一步归纳总结的结果，从有方无法到有方有法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从辨证的角度来看，理论来源于实践，治法渊源于方剂。

但当治法上升为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处方用药，统帅方剂，即所谓：

“方从法出，以法统方。

”使处方用药避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方剂通过临床使用后又可检验治法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病情。

而且治法只有通过方剂去付之实践，才能使治法得到验证、改进和提高。

因此，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辨证关系。

否则，方离开法，就失去了依据、方向，就成了无源之水，陷入盲目的实践或拚凑。

法离开方，就成了空洞的理论，就无从验证其是否正确。

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以法统方，以方证法的辨证关系。

总之，方剂是治疗疾病的工具，治法是处方用药的指南，方剂体现治法，治法指导处方，二者不可分离。

落实到临床医疗实际，应当是先立法后议方，而不能本末倒置。

否则，若未立法，先拟方，凭主观想象去堆积药物，拚凑处方，必然是有药无方，疗效不佳。

所以临床治病方可以不同，而法必须肯定。

例如治疗一个脾虚挟湿，症见短气倦怠，食少便溏，脉虚无力，舌淡苔白而润的患者，可用四君子汤，亦可用参苓白术散，或可用异功散，但补气健脾祛湿这个治法总是固定不移的。

然而，若不掌握一定数量的成方作为处方用药的借鉴，单凭治法拚凑处方，也难免陷于“有法无方”的境地。

因此学习方剂学，不仅要掌握治法，也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成方。

第二节常用治法

治法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得的病情资料，加以分析、综合、判断，确定证候之后所拟定的具体治疗措施。

内容十分丰富。

大的方面就有病因疗法（如祛风、祛寒、祛暑、泻火、润燥）；

对症疗法（如止血、止痛、止咳、止泻）；

脏腑疗法（如补肝、泻肝、疏肝、柔肝、暖肝、敛肝）。

但最常用的还是清代医家程钟铃从高层次治疗大法的角度，根据历代医家对治法的归类总结出来的“八法”，正如他在《医学心悟》中所说：

“论病之源，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

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

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

”现将其内容，简介如下：

1.汗法汗法是通过开泄腠理、调畅营卫、宣发肺气、促进发汗等作用，使在表的外感六淫之邪随汗而解的一种治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

“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

本法具有发汗解表、透邪外出、发越水气、宣通血脉等作用。

适应于外感六淫之邪所致的表证，以及麻疹、疮疡、疟疾、痢疾、水肿在身半以上而具有寒热表证者。

由于病邪有寒热之别，体质有虚实之异，故汗法又有辛温、辛凉、扶正解表的区别。

在运用时应以外有表证者为宜，且不可汗之太过，以免造成变端。

2.吐法吐法是通过药物引起呕吐，使停留于咽喉、胸膈、胃脘部位的痰涎、宿食或毒物从口中吐出的一类治法。

“其高者，引而越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

本法具有涌吐痰涎、宿食、毒物的作用。

适用于中风痰雍，宿食或毒物停留胃脘尚未离胃入肠，及痰涎雍盛之癫狂、喉痹等，属于病位居上、病势急暴、内蓄实邪、体质壮实之证。

吐法易于伤耗正气，易致气血上逆，故体质虚弱、肝阳上亢、素患吐衄、妇人新产、孕妇等不宜使用。

3.下法下法是通过泻下、攻逐等作用，使停留于肠胃的宿食、燥屎、冷积、瘀血、痰结、水饮等从下窍而出，以祛邪除病的一类治法。

“中满者，泻之于内；

其下者，引而竭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

本法具有泻下积滞、攻逐水饮、破瘀通经和逐痰催生等作用。

适用于邪在肠胃而致大便不通、燥屎内结，或热结旁流，以及蓄血蓄水等形证俱实之证。

由于病情有寒热，体质有虚实，故下法又有寒下、温下、润下、逐水、攻补兼施之别。

下法以攻逐为特点，易伤正气，故临床应以有形实邪停留肠胃的里实证为宜，对于孕妇、产后、月经期及年老体弱者，均宜慎用。

4.和法和法是通过和解或调和的方法，使半表半里之邪，或脏腑、阴阳、表里失和之证得以解除的方法。

和解是专治邪在半表半里的一种方法。

至于调和之法，戴天章说：

“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广温疫论》）。

可见，和法具有祛除病邪、调整脏腑功能等作用。

适用于邪犯少阳不和、肝脾不和、肠胃不和、气血不和等证。

和法的分类较多，如和解少阳、调和肝脾、调和肠胃、疏肝和胃、分消上下等。

若邪气不在半表半里，或病情单一，则不宜使用和法。

5.温法温法是通过温里祛寒的作用，以治疗里寒证的一种治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

“寒者热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

本法具有温中祛寒，回阳救逆，温通经脉等作用。

适用于中焦虚寒，亡阳厥逆，经脉寒凝等证。

里寒证有部位浅深、程度轻重的差别，故温法又有温中祛寒、回阳救逆和温经散寒的区别。

《医学心悟》说：

“温者，温其中也，脏受寒侵，必须温剂。

”因此，运用本法必须以里寒证为准，若寒邪在表，则不宜使用。

6.清法清法是通过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等作用，以清除里热之邪的一种治法。

“热者寒之”，“温者清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

本法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清脏腑热，清虚热等作用。

适用于热盛气分、热入营血、热盛成毒、虚热、脏腑热等多种热证。

由于里热证有热在气分、营分、血分、热雍成毒以及热在某一脏腑之分，因而清法又有清气分热、清营凉血、清热解毒、清脏腑热等不同。

“清者，清其热也。

脏腑有热，则清之。

”因此，运用本法必须以里热证为准，忌用于里寒证，以免更伤阳气。

7.消法消法是通过消食导滞、行气活血、化痰利水、驱虫等方法，使气、血、痰、食、水、虫等渐积形成的有形之邪渐消缓散的一类治法。

“坚者削之”，“结者散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

本法具有消食导滞、消症散结、化痰利水等作用。

适用于饮食积滞内停、气滞血瘀、症瘕积聚、水湿内停、痰饮不化、疳积、虫积以及疮疡痈肿等病证。

由于消法有克伐之性，故如正气不足者，当与补法结合运用，以使消不伤正。

8.补法补法是通过补益人体气血阴阳，以主治各种虚弱证候的一类治法。

《素问》三部九候论说：

“虚则补之”，“损者益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

本法具有补益人体气、血、阴、阳之不足和扶正祛邪的作用。

适用于气血阴阳不足所致的各种虚证及正虚有邪者。

补法的具体内容甚多，既有补益气、血、阴、阳之不同，又有分补五脏的侧重，还有直接与间接补益之异。

补法主要是扶助虚弱治疗虚证，运用时应注意虚证的实质、部位、程度、真假、气血阴阳之间的联系和脾胃功能，力求补虚不恋邪、补而不滞。

若身体不虚者不宜滥用。

从上述可见，“八法”各有自身的特点和适用范围，但临床见证往往是复杂多变，主次相兼，《伤寒论》所谓“合病”、“并病”，温病中所谓“气血两燔”、“卫气相兼”等即是其例。

这就非一法所能尽治。

因此，在具体运用时，应融汇贯通，灵活对待，必要时可数法合用，如汗法与清法，或温法、下法、补法结合使用。

如此，方能衍化出更多的治法，适应复杂病证的需要。

正如程钟铃《医学心悟》所谓：

“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

再者，“八法”只是治法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不能囊括所有治法，满足所有病证的需要。

因此，学者除应灵活运用“八法”外，尚应不断地搜集整理其他治法，以备临床选用。

第三章方剂的分类

任何学科的分类都是在本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内容十分丰富的情况下进行的。

方剂的分类亦不例外，它是在方剂数量的增多、内容大大充实的情况下进行的。

目的在于将众多的方剂按不同要求加以分门别类，便于业医者执简驭繁，有条不紊的学习、选用和研究方剂。

方剂的分类最早见于《内经》，其后金代成无已，明代张景岳，清代汪昂等，亦从不同角度作了分类，其分类方法不尽一致，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一、按组成分类

以组成分类可以追溯至《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有：

“君一臣二，制之小也；

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

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君一臣二，奇之制也；

君二臣四，偶之制也；

君二臣三，奇之制也；

君二臣六，偶之制也。

”“补上治上，制以缓；

补下治下，制以急；

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

”以及“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等。

至金代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药方论·

序》说：

“制方之用，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是也。

”这才明确提出“七方”的名称，并将《内经》的“重”改为“复”。

“七方”的实质，是以病邪的轻重，病位的上下，病势的缓急，病体的强弱作为制方的依据。

所谓大方，是指药味多或药量大，以治邪盛病深，需用重剂治疗的方剂；

小方是指药味少或药量小，以治邪轻病浅，需轻剂治疗的方剂；

缓方是指药性缓和，气味较薄，用于一般慢性虚弱病证，需长期服用方能取效的方剂；

急方是指药性峻猛，气味较厚，用于病情危急，需迅速治疗方可取效的方剂；

奇方是指单味药或组成药物为单数的方剂；

偶方是指两味药或组成药物为双数的方剂；

复方是指两方或数方合用而治较复杂病证的方剂。

一、按功用分类

“十剂”是功用分类法的体现。

这一分类方法源于北齐徐之才的《药对》，其曰：

“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十种”，“此十种是药之大体……宣可去壅，即姜、橘之属是也；

通可去滞，即通草、防已之属是也；

补可去弱，即人参、羊肉之属是也；

泄可却闭，即葶苈、大黄之属是也；

轻可去实，即麻黄、葛根之属是也，重可去怯，即磁石、铁粉之属是也；

涩可去脱，即牡蛎、龙骨之属是也；

滑可去着，即冬葵、榆皮之属是也；

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

湿可去枯，即紫石英之属是也。

”这本来是对药物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