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经济结构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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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市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趋势看（见附表2），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构成从1989年的43.7：

36.1：

20.2转变为2003年的22.7：

40.5：

36.8，与配弟－克拉克趋势（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移动）大致相符合。

从近几年从业人员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的比值来看，1999年为1.16，2000年为1.22，2001年为1.26，2002年为1.58，2003年为1.78，转变的速度很快。

据有关统计资料，经济发达国家从业人员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的比值为2，中等发达国家这一比值为1.5。

从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变化来看（见附表3），呈现重型化趋势，重工业产值比重由1997年的46.5％逐渐上升到2003年的51.1％；

近似霍夫曼比率（轻重工业增加值之比）由1.15下降到0.96。

可见，我市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重工业化趋势明显，工业化水平基本处于霍夫曼工业阶段中第三阶段中、后期。

从城市化水平来看，我市2003年的城市化水平为60.9％。

按照国际经验，在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左右，相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应在60％左右。

综上所述，结合我市的具体情况，可以判断，我市经济发展阶段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

2.我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计量分析及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界定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已进行了长期探索，并总结出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利用的方法，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

即综合要素生产力（TFP）增长率=GDP增长率一∑（各生产要素弹性系数×

各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并将生产力增长率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否大于50%作为划分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准，如果综合要素生产力（TFP）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50%,经济增长方式即为集约型，小于50%则为粗放型。

根据我市1985－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劳动投入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到我市1985－2003年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如下表：

投资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比较（％）

GDP增长率

投资增长率

劳动力增长率

TFP增长率

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

劳动力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

TFP对GDP增长的贡献

杭州

85－03年

19.7

24.8

1.8

7.8

55.3

5.1

39.6

浙江

19.4

25.7

1.4

4.4

73.9

3.2

22.9

由上表可知，我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赖于投资的高增长取得的。

1985-2003年我市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5.3%，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1%，拉动经济增长分别为10.9个和1个百分点，两者合计外延式达11.9个百分点。

而综合要素生产（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9.6%,比50%的标准还小11.4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7.8个百分点。

因此，我市1985-2003年的经济增长仍然以粗放型为主（见附表4）。

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

稳定增长能力使较高的平均增长速度成为可能，因此短期经济增长对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偏离应该保持在较小的范围内，即所谓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此外，还应该创造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机制，尤其是加快技术创新及其扩散，追求经济在长期内持续增长，即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如何可以用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来评价：

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yi－yi-1）/yi-1×

100%

式中：

yi、yi-1分别为本年和上年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在-30%～30%之间，则经济增长稳定性好；

在+30%～+50%及-50%～-30%之间则稳定性差；

大于+50%或小于-50%则稳定性极差。

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如何可以用经济增长率的持续度来评价：

经济增长率的持续度＝yi/yi-1

经济增长率持续度大于等于1，则经济增长持续性好；

经济增长率持续度小于1，则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差。

对我市1985－200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见附表5）可以看出，在1992年以前，我市经济增长稳定性较差，1989、1990和1991年的经济增长变动幅度均超过±

100％，1990年达到-287.1%。

1992－2003年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好，经济增长变动幅度只有1996年超过±

30％（1996年国家宏观调控，经济软着陆），其余均在±

30％以内。

二、杭州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与制约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知识等，其中，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地理区位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构成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人口不断增加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中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已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

（一）基本市情：

人口密度高，人均资源少，环境承载压力大

人口：

2003年末，我市总人口为642.78万人。

人口密度逐年上升，1978年为304人/平方公里，1990年升至346人/平方公里，2003年达387人/平方公里。

市区尤其是老城区的人口密度更大，2003年上城、下城区的人口密度已分别达17372人/平方公里和10716人/平方公里。

同时，人口老龄化加速，2003年人口老龄化率已达到14.09％（市区为14.46％），加之外来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人口总量对资源、环境的较大压力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存在。

资源：

我市2003年末实有耕地面积为182706公顷，人均为0.028公顷，低于全省平均的0.035公顷，列全省第8位。

2002年全市有林地面积1394.9万亩；

活立木总蓄积2392.62万立方米，人均活立木总蓄积为3.9立方米，低于全国平均的8.8立方米。

水资源受天气的影响比较大，2003年由于干旱水资源总量为102.65亿立方米，人均1597立方米，低于全国2199立方米（2002年）平均水平。

电力、煤炭等能源自给能力很低，基本上都需要外调解决。

环境：

2003年我市主要水系、饮用水源地与城市内河各水体水质与上年相比略有提高，城市水域功能区达标率为100%、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湖库水质（尤其是西湖）有所提高，但富营养化趋势未得到明显抑制，污染类型仍为有机型，以生活和农业方面来源为特征的污染日益突现，主要污染指标为总氮、总磷、氨氮、石油类和粪大肠菌群。

2003年市区降水pH值范围为3.70～7.85，年均值4.78，酸雨频率69.0%。

与2002年相比，酸雨污染有所减小，但污染程度仍比较严重。

2003年，全市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为2406亿标立方米，比上年增加28.9％，增幅比2002年提高21个百分点。

（二）制约因素：

资源供求矛盾日趋尖锐，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现阶段，我市经济结构正处于加速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重化工业阶段转换，必然大大增加对资源、环境的需求，增加对土地、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

资源的供应紧张，成为我市在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一个制约瓶颈。

　1.土地供需矛盾突出。

在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办厂、筑路等对土地的需求迅速增长，加之房地产开发和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资源（见下图）。

有限的土地资源要满足“吃饭”与“建设”的需要，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据统计2003年全年建设占用耕地4684公顷，退耕还林158公顷，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1369公顷，土地整理及开荒补充耕地4948公顷，全年净减少耕地1263公顷。

而2002年净减少耕地达到1997公顷。

近年来，我市各项建设用地快速扩展，国家基建占用耕地由1995年的630公顷增至2003年的3149公顷。

1995年到2003年，全市耕地面积减少20794公顷，相当于2003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11.4％。

其中2000－2003年平均每年减少1800公顷。

据测算，1995－2003年，全市GDP每增加100亿元，平均建设用地增加193公顷。

2003年末，我市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42亩，建设用地需求与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

2.能源消耗加快，经济增长风险加大。

2003年，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为1172.7万吨标准煤（扣除二次能源加工转换量），同比增长18.1%，增速比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

全社会用电量突破200亿千瓦时，达到242.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21.8%，增速高于上年3.9个百分点。

其中：

全部工业用电量达172.1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20.4%，增速高于上年1.5个百分点。

在工业用电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电142.7亿千瓦时,占82.9%，比重比上年增加2个百分点。

电力供应全面趋紧，2003年全市累计拉限电36729条次，累计拉限电力负荷6752万千瓦，累计损失电量43249.76万千瓦时。

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即电力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由2001年的1.098提高到2003年的1.434（见下表）。

说明单位GDP产出对电的需求越来越强。

由于我市能源资源贫乏，一次能源的自给率低，所用能源大部分靠外地调入，高度依赖能源市场。

因此，能源市场的风险对我市来说可能会转化为经济增长风险。

电力消费弹性系数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1.098361

1.356061

1.434211

3.环境污染的代价在加重。

2003年，我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达6.78亿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2406亿标立方米，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408.51万吨，分别比1991年增长1.27倍、3.8倍和3.6倍，表明我市每生产1亿元GDP需排放32.3万吨废水，高于全省的28.8万吨；

生产1亿元工业增加值排放2.54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气，高于全省2.38亿标立方米；

产生0.43万吨工业固体废物，这些指标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标准几倍甚至十几倍。

因此，经济高增长产生的环境污染代价不容忽视。

工业废气及其增长率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工业废气（亿立方米）

994.97

1035.81

1360.65

1733

1867

2406

增长率％

2.9

4.1

31.4

27.3

7.7

28.9

工业固体废物及其增长率

工业固体废物（万吨）

357.6

354.66

301.01

328.3

380.7

408.51

33.9

-0.8

-15.1

9.1

15.8

7.3

4.环境污染治理费用支出不断加大。

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我市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也在加大。

2003年全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58.91亿元，比上年增长42.3%，占GDP的2.8%。

由于还难以建立资源环境统计与估价制度，更多的资源耗减与环境污染所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我们目前还无法用价值量核算。

环保投入及其占当年生产总值的比重

环保投入（亿元）

18.66

23.36

35.49

33.1

41.39

58.91

占当年生产总值比重（％）

1.6

1.9

2.6

2.1

2.3

2.8

三、根源剖析：

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性转变

经济增长速度方程的测算结果显示，近年来，资本投入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导力量。

2003年我市按年末从业人员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为4.66万元（按现行汇率折为5635美元），仅为2001年世界平均水平的54％。

可见，多年来我市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生产规模的外延式扩大。

1.研发能力相对偏弱，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技术进步可以节约资源、降低能耗、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以较少的资源投入带来较多的产出效益，是提高要素质量和综合生产率、促进规模收益递增的关键，对长期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国际经验显示，R&

D经费占GDP的比重小于1%的国家，基本处于技术引进与应用层次；

具有较强引进、消化、吸收能力的中等发达国家，一般在1.5%以上；

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都在2%以上。

2000－2003年，我市R&

D经费占全市GDP的比重分别为0.88％、0.89％、0.88%和1.09%，与中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2.投资增幅偏高，投资效益有待进一步改善。

近年来，我市投资增长较快、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2001-2003年，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22.4%、22.0%和30.8%，年递增率高于“九五”时期，2003年的增幅创“九五”以来之最。

我市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96年为28.8%，2000年为37.3%，2001年为35.5%，2002年为43.2%，2003年高达47.9%，所占比重连年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新增GDP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率，反映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所增加的GDP数量）总体上不断下降。

在“九五”和“十五”前三年，我市投资效果系数分别为0.3302和0.2979，即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3.03亿元和3.36亿元。

虽然近些年来，由于城市化推进，非生产性的城市建设投入和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动态存在一定不可比性，但总体上仍可以反映出我市每创造1亿元GDP所付出的投资代价越来越大。

3.服务业比重偏低，产业结构偏重。

产业结构是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合理而高效的产业结构是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实现经济集约经营的基础条件。

2003年，我市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6.0：

51.9：

42.1，与国际经验模式相对照，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偏差，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来看，已超越了工业化中级阶段，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

而资源消耗强度、环境污染强度均较小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慢，比重和水平同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

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当前，我市已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从现在到今后的一个时期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

主要表现在：

第一，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来看，正处在向现代工业社会加速转变的关键时期，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初步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轨，但完善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必将进一步引发社会利益分化。

　　第二，经济正处在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

2002年全市GDP增长13.2%，比上年回升1个百分点；

2003年经济继续稳定回升，增长15.2%，比1998-2002年平均增速高出3.4个百分点，整体经济已结束了1997年以来的调整恢复期，步入新一轮景气周期的上升通道。

　　第三，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与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下降1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24个百分点，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部门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消费由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向逐步适应需求多样化的趋势，以改善住、行条件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全面展开。

第四，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一些转型期矛盾日益凸显，居民收入仍滞后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差距拉大，2003年城乡居民年人均收入比率达2.12：

1。

人口老龄化、失业以及社会保障的压力，社会保障水平不均问题突出，农村基本保障工作薄弱。

只有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才能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发展经济学指出，增长不等于发展。

一般意义上的增长，仅意味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而发展不仅指物质财富的增加，更包括产业结构、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生态体系的优化，既看到数量的增长，还看到社会进步状况以及环境、资源、生态等方面付出的社会成本指标。

因此，增长是发展的核心内容，但不是发展的全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会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在短期内加快经济规模扩张，但是从长期看，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资源、环境投入的代价就越大，增长的成本也就越高，由此带来的经济高增长并不能长久维持。

国际经验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人均GDP3000美元后，可能出现两种前途：

一种是进入“黄金发展期”，即经济社会转型提供了强大动力，经济可以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整体素质明显提升，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另一种是进入“矛盾凸显时期”，因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不断显露，如果处理不当，走向贫富悬殊、失业激增、分配两极化、社会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就会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

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市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环境承载能力比较脆弱的情况不会改变，非再生性资源储量和可用量不断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因此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靠“上项目、铺摊子”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必然会使资源、环境难以承受，使经济发展受阻，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对后代也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正是我市在关键时期的新的战略性抉择。

1.加快科技进步，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经济集约增长的实质是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而这关键取决于科技进步，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

当今业已实现经济集约化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都具有了较高的科技水平，并且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进步。

例如，1956年，日本政府的《经济白皮书》提出了把发展科技作为经济集约化增长的重要战略方针。

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达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

日本在引进西方技术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充分注意消化、吸收和创新。

这正是日本经济自20世纪60年代后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也迅速提高。

1955—1966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近10%，其中，56%源于设备更新、改造所实现的效率增长，44%则是由于采用新工艺、新产品所致。

2.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

提高劳动者素质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而要提高劳动力素质，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主要途径。

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1年，GDP就会增加9%。

从业已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家和地区看，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其人口受教育程度都普遍较高。

3.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

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有效的市场竞争，因而完善市场结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之一。

这是因为，市场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竞争行为，进而决定市场竞争的效果。

只有在合理的市场结构下，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有效利用资源方面的基本功能。

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当大力发展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市场，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

当今发达国家正是通过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健全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完成了经济增长由粗放到集约的转变。

4.积极推行产业政策，适时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政策是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产业政策的作用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

但国际经验表明，产业政策仍然是改善宏观管理、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手段。

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

其主要作用是发挥政府功能，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

例如，日本产业政策的特征是在有限经济资源要素投入上实施重点扶持的政策，加强对生产要素资源在不同行业倾斜配置的指导，为重点企业和绩优企业的集约化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加坡也曾着力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促使其高科技产业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脑磁盘和磁盘驱动器生产国，其产值占世界同类产品产值的80%。

5.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我市资源贫乏，不能像少数发达国家那样奢侈地消费地球上的资源，也不能因为面临资源问题而影响我市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因此，根本的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按照循环经济的原则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制定税收、贴息、补贴等政策，支持企业开展节能、节水、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改造。

尽快研究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制定和实施强制性能效标准，建立资源开采和生态恢复的经济补偿机制，提高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使用价格等。

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一方面可以逐步通过制度安排，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另一方面可以引导企业与居民减少废弃或排放，清洁环境，对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