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美术四名家的抗战纪事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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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还利用所学的科学技术知识，画了许多军事防空知识的宣传画，介绍飞机的构造、功能，怎样防空袭防毒气等，举办了“航空救国”展览，展出作品40余幅。
正在抗战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田汉同志到徐州视察，李可染陪同田汉到各处收集了大量抗战素材，同时也与田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李可染在徐州绘的宣传画非常生动感人，他是最早把西画带到徐州的画家，这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34年，他的同学汪占非来徐州，看到李可染的画很是惊讶，感叹地说：
“当我第一遍看这些画面时，我不由得骤然一惊，被极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所冲击。
”
1937年“七·
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进攻中国，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又分三路进攻徐州，徐州危在旦夕。
这时的李可染怀着抗日的决心，毅然在后方继续参加抗日爱国活动。
他带着只有16岁的小妹妹李畹取道西安，准备再去武汉。
后来，李可染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说：
“当时南北火车不通，只有向西安一条路可走，我要到后方继续做抗日宣传工作，便带着我的四妹，匆匆去西安，人地生疏，没有亲友，住在难民收容所里。
”在西安难民收容所，他们饱尝了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不幸，目睹了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更加痛恨日本强盗。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后，于1938年1月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主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由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文艺处长。
当李可染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田汉取得了联系，田汉回信请李可染赶赴武汉。
李可染来到武汉，正值政治部筹办抗日宣传画展，由于李可染有在徐州画抗日宣传画的经验，轻车熟路，很快完成了许多宣传画，得到广泛赞扬。
他画的《无辜者的血》和《侵略者的炸弹》还刊登在香港《今日中国》杂志上。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李可染从长沙经湘潭、衡山、衡阳到达桂林。
一路上，李可染等人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把抗日的烽火点燃到哪里。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农村的乡间田野，都留下了李可染的宣传画。
1940年，李可染到达重庆后，又画了一百多幅抗日宣传画。
从1931年到1942年的10年中，李可染画的抗日宣传画达到300余幅，遗憾的是，大部分作品都在战争年代遗失。
但值得庆幸的是，李可染的宣传画的合作者、同学力扬用相机保留下来一些画作的照片。
全国解放后，力扬把底片交给了李可染。
2004年12月，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把保存的32张李可染抗日宣传画原版底片捐给了沈阳市张元帅府博物馆，成为研究李可染生平的珍贵资料。
李可染创作的抗日宣传画形象生动，感人至深，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震撼力，每一幅画都是血与泪的控诉，都是震天动地的呐喊。
这首先来源于他对生活的感受，同时也在于他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李可染曾说，“国仇家恨，使我感到很大刺激，患了失眠症，高血压病，常常一连数日通宵难眠。
我想，自从日寇入侵以来，不知有多少同胞、千万中国人家破人亡，因而我画了一幅画《是谁毁坏了你快乐的家园》，以激发人民的仇恨。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
从抗战开始到现在已经70多年过去了。
李可染从一位爱国青年成就为一代大师，与他高尚的情操和民族气节是分不开的。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徐州的百姓应当记住李可染在抗战时期的杰出贡献。
刘开渠：
最早开始抗战雕塑创作
王铭章骑马铜像
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李家钰骑马铜像
刘开渠旧照
“一·
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文|王智科图|翻拍于《刘开渠作品集》、《雕塑艺术漫忆》参考书目：
《刘开渠作品集》、《刘开渠美术论文集》、《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回忆刘开渠》
在外敌入侵、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有责任感和爱国心的艺术家，能做些什么？
“徐州八大家”之一的雕塑家刘开渠先生，用自己的作品，给出了不同凡响的答案。
刘开渠（1904-1993），原名大田，清光绪三十年（1904）出生在徐州府萧县刘窑村。
1927年毕业于北京美术学校，1928年留学法国，学习雕塑。
1933年回国后，曾任国立艺专教授兼雕塑系主任、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兼雕塑组组长、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馆馆长等职。
1993年病逝于北京。
关于利用雕塑作品来宣传抗战，刘开渠先生在1939年写的《雕塑与抗战》一文中这样说：
用雕塑来宣传抗战建国，不仅力量宏大，普遍，并且也十分方便……研究雕塑的人，得藉此而发挥其天才，创造了有价值的雕塑品，这更是中国文化的盛大收获，将永久为中华民族争光荣。
刘开渠先生创作的四座著名的抗战雕塑作品，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向驻守在上海闸北的中国第十九路军所部发动进攻。
第八十八师官兵和友军配合，血战两昼夜，重创日军，创造了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最辉煌的战绩。
是役，八十八师官兵伤亡近两千名。
1934年，由杭州画家周天初等人发起筹建，请刘开渠为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八十八师将士们建一座纪念碑。
刘先生毅然放下手头的事务，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纪念碑落成后，杭州市政府将其立在美丽的西湖岸边。
这是中华大地上第一座以抗战为题材的纪念碑。
原碑后来被毁。
2003年，在原址按原貌重新复建。
关于这件作品的构思，刘开渠在1935年写的《八十八师纪念塔雕刻工作》一文中写道：
当我接受了八十八师纪念塔雕刻工作时，我日夜所想的，是怎样能表现出八十八师抗日阵亡将士的伟大精神，是怎样能藉他们舍身卫国的勇气，去具体地、直接地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不管我的理想有没有实现，我终是觉得安慰的，是我得有机会，为替我们争生存而死的八十八师诸民族英雄而工作，为纪念他们万世不死的伟大精神而工作。
雕塑家塑造了一官一兵的形象作为阵亡将士的代表。
佩剑的军官左手持望远镜，右手直指前方。
身旁的士兵头戴钢盔，紧握上好刺刀的步枪，跨步欲冲锋。
在晚年所写《雕塑艺术生活漫忆》一文中，刘开渠先生回忆道：
头部是表现人物精神面貌的十分重要的部分，在塑头像时，我着意表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尤其是在战士的头像上，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希望能在艺术上有所创造。
王铭章（1893-1938），四川新都人，生前任国民党军第一二二师师长（隶属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
1938年3月17日，在徐州会战保卫滕县（今山东省滕州市）的战斗中，壮烈殉国。
1939年，经成都戏剧学校校长熊佛西介绍，川军“王铭章塑像委员会”委托刘开渠先生为王铭章将军塑一座骑马像。
对于这件作品的创作构想，刘开渠在《雕塑艺术生活漫忆》中写道：
我想，王铭章是个抗日志士，要在这个像上体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击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激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誓保疆土，把敌人赶出祖国之外……
这个像有三米多高，王铭章骑在马上，挥动着右手，召唤军队向敌人冲去。
刘开渠对这尊雕像的设计，突出体现了一个“动”字。
为了与战马奋力前冲的动作保持协调，雕塑家让端坐马背的将军，右臂扬起，作舞动状。
人与马的动作，形成呼应，看上去浑然一体，活灵活现。
在骏马即将跃起的一刹那，将军挥舞的铁臂，被定格在半空中。
雕塑家敏锐的艺术视觉，犹如照相机的快门，捕捉到最具动感的瞬间，并将其凝固成永恒的雕像。
抗战时期，地处大后方的四川，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
八年抗战，共有350万川军将士出川作战，在抗日战场上伤亡的多达64万人。
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各省之首。
1942年，成都市政府邀请刘开渠先生为抗战阵亡的川军将士建一座纪念碑，刘先生非常重视。
为集中精力做好这件作品，他辞去了国立艺专雕塑系主任的职务。
雕像于1944年落成，立于成都东门外广场，也就是当年川军誓师出征的地方。
1966年，原像被毁。
1989年，在刘开渠先生亲自指导下，铜像得以重塑，现立于成都人民公园东大门外。
雕像造型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年轻士兵。
小战士上身穿旧军装，下身着一条短裤，打着绑腿，脚蹬一双破烂的草鞋。
胸前挂着两只木柄手榴弹。
背上的竹编斗笠下面，斜插着一柄大刀。
双手紧握一枝上着刺刀的“汉阳造”老式步枪。
前倾着身躯，俯身跨步，仰视前方。
小战士的目光，深邃而坚定，似乎在期盼着早一刻到达杀敌的前线。
关于这件作品的创作细节，刘先生在《雕塑艺术生活漫忆》一文中回忆：
我没有模特儿，也花不起钱去请模特儿，我就自己持枪跑步前冲，体会抗日英雄向敌人冲杀的勇敢形象，参照着自己仇恨敌人的情感，来塑造英雄的脸形。
他嘴唇紧闭，眼睛里充满怒火，直视前方。
为了塑造好形象，不知反复了多少次。
也是在反复塑造中，形象才有了逐步的提高。
我在像的周围，在那间小屋里，白日站在木架上工作，夜里也去开灯看艺术效果。
每有一点满意的形象出现，就松了一口气，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
刘先生对这座雕像的设计，着重表现一个“真”字。
雕塑家对小战士形象的塑造，没有从“威猛”“强健”“高大”等方面予以表现。
而是选取了一名体型很一般的士兵，没有进行过多的艺术加工。
雕像中的小战士，看上去甚至有些单薄。
他的衣着和川军出征士兵的装束是一样的。
当年，数百万巴蜀子弟兵，就是这样“斗笠草鞋汉阳造”，在家乡父老期盼的目光中，奔赴生死未卜的抗日前线。
雕塑家就是要让世人知道，正是这看似单薄的身躯，正是这老旧窳（yǔ）劣的武器，撑起了中国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这些其貌不扬的无名英雄，恰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李家钰（1892-1944），四川蒲江人。
生前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1944年5月21日，在豫中会战失败后撤退途中，遭日军便衣伏击，于激战中牺牲。
他是继张自忠之后，在抗日战场上捐躯的第二位职务最高的中国军人。
1945年，刘开渠先生应李家钰将军的亲属所请，为将军做了一尊铜质骑马像。
关于这件作品，刘先生在《雕塑艺术生活漫忆》一文中，是这样回忆的：
这是一个同王铭章像一样大的骑马铜像。
他们（李将军的亲属）在钱上的确没有太计较，因此我也就有钱能请两位雕塑系的同学帮忙一道工作。
考虑到李家钰的军阶比王铭章更高，刘先生对这尊雕像的设计，着力表现了“庄重威严”四个字。
雕像中的人物造型，身披斗篷，足蹬马靴；
戎装齐整，风纪俨然；
右手拢缰，左手抚剑。
一任胯下的战马，碎步缓行。
将军气宇轩昂，目光从容镇定。
不怒自威的名将风采，被雕塑家表现得淋漓尽致。
刘开渠以抗战为题材的雕塑作品，如同凝固的史诗，热情讴歌了中国抗日战争——那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也谱写了雕塑家本人丰富多彩的艺术人生。
在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再次欣赏刘先生的这些作品，更能增强我们对这位卓越乡贤的崇敬与怀念之情。
王子云：
抢救性考察西北艺术文物
王子云旧照
王子云画作
王子云在西部
王子云《敦煌千佛寺全景图》
文|王智科图片翻拍于参考书籍《王子云评传》、《长安学丛书·
王子云卷》、《王子云西北写生选》
王子云（1897-1990），原名青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3月1日出生在徐州府萧县守备庄、1912年至1916年就读于徐州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21年考入北京美术学校，1928年参与创办国立艺术院，1930年赴法国学习雕塑，1937年回国后，历任国立艺专教授、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西北大学教授、西安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陕西省美协名誉主席等职。
1990年在西安病逝。
1939年暑假，王子云先生告别在昆明的国立艺专，应陪都重庆市政府邀请，前去建一座“抗战无名英雄纪念碑”。
当设计模型已经通过，正在备料兴工时，却因日机轮番轰炸市区，被迫停工。
这时候，王子云想到了自己一直关心的祖国几千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历代艺术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当时的情形，正如后来他在招聘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时，对前来应聘的何正璜（后来成为王子云夫人）所说：
“有消息证实，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北涿县白带山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陷入敌手之后，被他们摧残毁坏得惨不忍睹。
由沦陷区文化遗产的遭遇，王子云先生想到了文物资源最丰富的西北地区。
那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万一陷入敌手，大量的艺术文物必将遭到毁坏和掠夺。
果真出现那种情况，我们连最起码的图像、文字资料都没有留存，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将是多大的遗憾！
因此，王子云萌发了亲自前往西北，抢救性地考察现存艺术文物的想法。
王子云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并被任命为考察团的团长。
1940年8月3日至5日，考察团在《大公报》上刊登招聘启事。
到了8月下旬，招收到姚继勋、卢善群等十多人，经过3个月的准备，同年11月底到成都进行了短暂的集训，即于12月分批奔赴陕西开始工作。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后，由于西北地区高寒、风沙大等原因，野外作业环境恶劣，队员时有流失和补充。
前两年半，工作还算顺利。
后来因国家币值变更，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考察团渐渐无法维持正常工作。
到了1944年上半年，不得已申请解散。
经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萧一山介绍，王子云前往西北大学担任教授。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历史即宣告终结。
●抢救性收集艺术文物资料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的足迹，踏遍了四川、陕西、河南、甘肃、青海五省，重点考察了陕西关中汉唐陵墓、河南洛阳龙门石窟、青海塔尔寺、甘肃敦煌莫高窟、河西走廊祁连山区佛窟群、夏河县拉卜楞寺，以及西安、咸阳、兰州周边的文物古迹。
运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临摹、复制、拓印、记录等手段，抢救性地收集了大量的古代艺术文物资料。
根据广东省美术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专题研究组”统计的资料，从1940年至1944年，前后四年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工作成果大致有：
1.发现（考察）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数百余处（件）；
2.收集诸如马家窑文化彩陶、秦汉瓦当、敦煌写经卷、汉唐雕塑、唐三彩、明清宗教艺术品等大量艺术文物以及各个时代石刻艺术拓本约2000余件；
3.绘制各类速写图、写生图以及艺术文物分布地图与遗迹实测图1000余件；
4.拍摄各类艺术文物题材照片1000余张；
5.临摹了甘肃敦煌、洛阳龙门、酒泉文殊山等石窟的大量壁画；
6.对陕西汉、唐陵墓前的石雕艺术精品及龙门石窟部分浮雕艺术品进行了石膏模铸。
其中对龙门、敦煌石窟的全外景实测以及对唐昭陵六骏之残留“四骏”与西汉霍去病墓前部分石刻并关中部分唐陵石像所进行的模铸工作，在国内艺术文物界堪称首例。
另外，考察团还记录下来的当时西北社会生活和民俗状况。
王子云先生在考察途中，留下了大量的写生画，对当时西北的少数民族，如藏族、哈萨克族等的形象、生活场景进行了描绘。
●对敦煌研究的贡献
在考察团的工作中，敦煌是重中之重。
考察团在敦煌前后呆了两年，共临摹敦煌壁画及速写、写生近200幅，拍摄莫高窟壁画照片120多张，多为北魏、隋唐时期的壁画精品。
70年后的今天，这些图画和照片，早已成为敦煌研究的重要史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子云在敦煌完成的大型绘画《敦煌千佛寺全景图》长卷，长5.5米，宽0.233米。
这既是一幅优美的莫高窟外貌风景画，又是一幅精确的莫高窟实位勘测图。
完整、准确地保留了40年代莫高窟山川地理风貌和历史形貌，具有很高的历史考古、文物保护和观赏价值。
敦煌考察结束后，王子云与何正璜合著了《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一文，共4万余字，发表在1943年重庆出版的《说文月刊》上。
这份文献对莫高窟历史沿革、现状，佛洞格局、位置、年代、风格、编号等，都进行了全面梳理和介绍，被敦煌学研究者誉为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
对于敦煌石窟的研究、保护，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考察团图片展激发了观众抗战斗志
考察团经过四年的工作，积累了大量的艺术文物资料，先后在西安、兰州、重庆等地举办了五次大型图片展览。
展览期间，观众动辄数万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1942年底的“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曾集中展出考察团临摹敦煌壁画及照片300余件。
1943年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会”，开馆前一天，曾由王子云主持招待新闻界预展并作简短报道。
考察团文物的历次展览，都是对各地民众爱国热情和抗战斗志的激励。
面对祖国如此丰富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极大地增强了观众的民族自信心。
因此，这些展览，产生了极为良好的社会影响。
当时的政界名流于右任、陈立夫、张继、周钟岳、蒋鼎文、谷正伦，以及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高一涵、卫聚贤，乃至美国副总统威尔斯基，国际友人华莱士等，都曾亲临参观，并给予高度评价。
甘肃省主席谷正伦还代表考察团，赠送威尔斯基一幅敦煌壁画摹品作为纪念。
著名学者、思想家高一涵不仅在王子云的多幅作品上题字，还写诗称赞：
冰雪严寒起冻皴，一经渲染便成春。
关山万里生颜色，始信营邱笔有神。
根据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时期积累的资料，王子云先生撰写了《汉唐陵墓艺术》、《龙门敦煌艺术图录》、《中国历代装饰艺术图录》等著作。
他晚年及身后出版的重要著述《中国雕塑艺术史》、《陕西古代石雕刻》、《中国古代石刻线画选集》、《唐代雕塑选集》、《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王子云西北写生选》等，也有大量的素材来自考察团时期的积累。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抗战中的文化责任感，是一份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王寄舟：
抗战中的“刀锋战士”
王寄舟旧照
王寄舟木刻《雪地行军》
王寄舟木刻李宗仁像夏凯晨翻拍
王寄舟木刻《女战士》
文+图|孙田成
“必达宏标远，兼关不计程；
双肩千石重，白发万根轻。
”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专为王寄舟先生终极一生所写的最生动的一首赞美诗。
的确，这位新兴木刻运动的老前辈，在鲁迅思想的哺育下，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及现代版画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拼搏战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他参加了李可染组织的“徐州美术界抗日宣传队”、李宗仁将军组织的“第五战区抗敌青年训练团”，在武汉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又于湖北老河口主编了《战地画刊》，刊载木刻版画，积极为抗日呐喊，以木刻为武器，把刻刀当钢枪与敌人战斗，彰显出徐州人不畏强暴，敢于担当的革命豪情和爱国主义精神。
●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锋
王寄舟（1914—2003），江苏徐州人，16岁时就参加了李可染、王肇民、汪占非等前辈在徐州艺专成立的第一个木刻组织“黑白画会”，从此便心无旁骛地踏上了献身木刻版画的创业之路。
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从开始就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在左翼文化的前沿，并成为中国革命美术的先锋队、主力军。
由于木刻版画的革命性和不畏强暴的战斗精神，自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敌视。
他们把搞木刻的艺术家几乎全部列为“赤色分子”，并以囚禁、逮捕、判刑等残暴镇压手段迫害和摧残新兴的木刻版画运动。
但当时青年木刻艺术家并没有被吓倒、退却或转变方向，恰恰相反，他们依然团结战斗，表现得更加坚强，木刻队伍也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并创造出一幅幅具有民族特色的与人民群众命运血肉相连的优秀木刻作品。
版画终于形成当时中国美术门类中最具有革命性的画种，成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王寄舟先生在这个队伍中一直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1937年，东北抗日军胜利《雪地行军》
1937年5月，寄舟先生的木刻新作《雪地行军》发表于上海《文学》杂志，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后来，“生活书店”编撰《抗日的第八路军》丛书时，邹韬奋先生又将它选为封面画刊出。
《雪地行军》是1936年11月，寄舟先生得悉东北抗日军队攻克日本侵略军盘踞的重镇百灵庙的胜利消息后，按捺不住汹涌澎湃的创作激情，随即取来木板，握起刻刀，即兴创作出来的木刻版画。
为了突出这支英雄部队的雄厚力量和战斗精神，鼓舞东北及全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斗志，画面运用狭长的横式构图，采取正面表现的手法。
他把远景的雪花飞舞和近景遍地残雪，融入这苍茫雄浑的雪原之中，重点刻画这支凯旋归来的英雄队伍，构成这幅木刻作品的主体。
大“s”形队伍的运动态势，蜿蜒曲折，浩浩荡荡，虚实相生，不仅强化了队伍威武雄壮的气势，也让人们联想起刚刚结束的血与火的战斗场景和他们英勇杀敌的勇猛形象。
虽然风雪茫茫，气象万千，但整幅画面仍然处理得清晰明朗，重点突出。
特别是走在队伍前列的3组9人的形象刻画，个个精神抖擞，步履劲健有力，形象生动可爱。
如仔细观赏，队伍中还有两位头戴毛巾的老乡，这个细节的点缀，如锦上添花，表现出全民抗战的非凡意义。
总之，整幅画面给人们带来了振奋、喜悦、自信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第一幅描绘东北抗日军民英勇杀敌的木刻版画。
它刻于攻克百灵之夜，发表于“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夕，就其时代背景而言，足以证明寄舟先生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抗战必胜的民族自信心。
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不愧为木刻版画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作。
●1938年，台儿庄战役《报捷》
1938年3月16日—4月15日，由抗日英雄李宗仁将军等指挥的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告捷，共击毙日军20000余人，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士气，坚定了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决心，是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也是徐州会战中，国民革命军取得的重大胜利。
当然寄舟先生更是激动得无法平静。
不几日，寄舟先生刻制的台儿庄战役胜利的木刻版画《报捷》创作成功，并发表在香港由茅盾先生主编的《文艺阵地》杂志上。
这种快捷的宣传力度，就连先生生前也不曾说得清楚。
还有以女作家丁玲为模特儿创作的《女战士》，以及以谢晋元团长为主要人物构图的《八百壮士》等作品陆续创作成功。
这些在抗战的大熔炉里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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