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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男性人口净减
607万人，女性净减
393万人；
1961年男性再减
403万人，
女性则增加
55万人）。
1969年全国性别比仅
104.84，这是有记载以来的最
低点。
此后即缓慢爬升，1982年为
106.28，1990年为
106.60。
与外国相比，中国人口的性别比显著高于发达国家（1990年平均仅为
93.8），就是与具有较大可比性的发展中国家（1990年平均为
103.7）相比，
也偏高一点。
尤其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年轻构成比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相对
偏于老化，本应有利于降低性别比，而现在却并非如此。
除中国外，人口逾
亿的发展中国家还有
6个，其年龄构成都远较中国年轻，而其中的巴西和印
度尼西亚，性别比仅
99.5，尼日利亚为
98.3，孟加拉国为
106.3，都比中国
低；
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为
107.1和
109.0，比中国高，但它们近年呈下降
趋势，中国却在上升。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认为，中国目前的性别比
167
总的说虽仍在正常范围之内，但偏高及持续上升趋势值得引起重视，尤其是
相伴着老龄化程度明显加深而发生，这在国际上是不多见的。
近年来中国人口性别比的上升，根源在于儿童组，表
27是
1982年与
1990
①马克思：
《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81页，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年中国儿童组人口性别比的比较。
表
271982年与
1990年中国儿童组人口性别比的比较
年份0～
4岁
5～
9岁全部人口
109.78
108.04
106.60
1982
107.14
106.18
106.28
变动
+2.64
+1.86
+0.32
实际上
1990年
0～9岁组即使人数不变，只要性别比退至
1982年水平，
全国平均性别比就会降到
106.17。
从无偶人口即男女之差额来看，1982～
1990年间
10～49岁各年龄组变化不大，但
0～9岁组却从
660万锐增至
930
万，由此推计，若干年后全国每年将有近
100万男子无从择偶，大约占同龄
男性人口
1/10，而现在一般均不到
50万人。
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大问
题。
然而，还有一个因素使形势可能变得更为严峻，那就是婚姻性别比。
由
于男女两性生理发育的不同特点，以及人们的传统习俗，中国绝大多数夫妻
的年龄都是夫大于妻，一般要大
2岁左右（据
1987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
70.5％的夫妻在年龄上是妻小于夫，其中小
2岁为最多；
12.5％双方年龄相
同，17.0％为妻大于夫），因此除平均性别比或同龄性别比外，还应推算男
大于女
2岁的性别比。
如果人口再生产比较平稳正常，同龄的和男大
2岁的
性别比一般差异不大，但中国近年来变动却很大，短时间内的剧变，脱出了
和平建设时期的常轨，对婚姻性别比带来莫大影响。
如据
1990年的第四次普
查，9岁组占全国总人口
1.60％，8岁组竟陡然跳到
1.95％，然后降至
6岁
组的
1.69％，再升至
3岁组的
2.15%，..这就必然给未来的婚姻配比造成
复杂形势。
据计算，1990年少年儿童组各年龄的同龄性别比由最低的
14岁
的
105.7，平稳上升至
0岁的
111.3的最高值，但男大
2岁的性别比竟有
5
年低于
96.5，其中男
7岁女
5岁一组仅为
89.3；
反之，男
10岁女
8岁一组
却高达
124.7。
这种态势无疑将对未来的婚姻关系产生巨大影响。
近年来，舆论界一再对中国婚姻性别比失调问题提出警告。
根据
1990
年第四次普查
10％抽样数据推算，当时中国
35岁以上的未婚男子有大约
860
万人，而
35岁以上的未婚女子则不到
46万人，二者相差
18倍。
众所周知，
中国同一些外国不同，社会上一般都没有独身的习惯，也就是说只要有可能，
人们总是要结婚的，而现在竟有这么多的男子未婚。
从其数量与未婚女子的
悬殊差距来看，这些男子之未婚非所愿望，乃不能矣，基本原因就在于性别
比的失调。
同年城市
35岁以上男子中未婚的占
2.25％，乡村该比重却达到
5.28％，说明后者问题远为严重。
1989年全国妇联领导同志再次发出警告：
20多年后中国将会有
4400万“光棍汉”。
现在有的父母目睹婚姻性别比的失调，便“先下手为强”，催促子女早
婚，成为早婚早育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的地方如陕西，“娃娃亲”
的歪风盛行。
就连新中国成立后已销声匿迹的童养媳陋习，近年在安徽、江
西等地也死灰复燃，有的“光棍村”竟有
2/3的人家抱养童养媳。
还有的地
方为适应婚姻性别比的倒置，近年来小夫大妻显著增多。
凡此种种，与性别
构成的变动都有密切的关系。
上述种种表明，性别比是影响社会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大问题，必须引
起高度重视。
2.影响人口性别构成的因素
性别构成既受到人口的自然属性制约，又受到人口的社会属性影响；
就
是说，其中既有生物学方面的因素，又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
前者决定了
受胎和出生时性别的原始差异，但对整个人口过程中的性别构成来说，后者
的影响往往更具决定性。
具体说来，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性别构成取决于婴儿出生性别比，两
性保存机率，人口迁移及其它社会因素。
现分述如下。
（1）出生性别比据研究，在正常情况下婴儿出生性别比均在
105上下，
无论古今中外，都是基本恒定的，看来这是对于男性死亡机率高于女性的一
种生物学上的平衡。
除此之外，产妇年龄、生育胎次、人种、营养以及某些
地区生物地球化学或地球物理（地磁）环境异常，等等，也可能有一点影响。
第四次人口普查提供的
1989年中国生育状况表明，20岁以下的产妇出生性
别比最低，25～35岁的产妇出生性别比较高，且城乡差别不大，普查还表明
第一胎的性别比低于以后几胎。
但这是否为普遍规律，目前尚难肯定。
关于中国的婴儿出生性别比，过去缺乏精确的统计。
根据普查数据，1953
年和
1964年全国
0岁组性别比分别为
104.88和
103.83，出生性别比应当再
略高一点，与
105相当接近，无疑是正常的。
第三次和第四次普查提供了
1981
和
1989年的出生数据，其性别比分别为
108.47和
111.92，与前一时期相比，
有了明显的上升，并越出了正常值的范围。
笔者对联合国《人口年鉴》1987
年版上列有统计数据的
20来个国家
1986年的活产性别比进行了计算，最低
的是荷兰、卡塔尔，分别为
103.52和
103.65，最高的是塞浦路斯、毛里求
斯，分别为
107.55和
107.14，而日、法、英等大国全在
105.50左右。
以上
对比无庸置疑地说明，中国现阶段的婴儿出生性别比过高了。
从大陆
30个省、区来看，1989年出生性别比最低的贵州为
103.82，西
藏、青海、上海、新疆、宁夏、北京、黑龙江介于
104.30～107.70之间，均
属正常，其余各省、区都程度不等地偏高，其中最高为浙江省，达
118.09。
而在
1981年，最高的安徽省仅为
112.45，浙江省也仅为
108.83。
导致中国近年出生性别比迅速抬升的原因还需深入的探讨。
据分析①，女
婴的漏报或瞒报是造成近年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约占异常总量的
1/2至
3/4，其余部分则是由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和溺弃女婴造成的。
应该指
出，在计划生育的形势下某些地区重男轻女的意识确有抬头。
尤其是现代科
技已使选择性生育从愿望变为可能，至此出生性别比已不再仅仅由生物学规
律制约了。
例如，尽管政府禁止进行胎儿性别检查，但在某些地方仍然相当
普遍。
据报载，1987年以来某县用
B超作胎儿性别鉴定
1300余例，引产女
婴
500余；
1990年某市出生性别比达到难以思议的
270，知情者称之为
B超
的“杰作”。
溺婴是一种古老的陋习，中国重男轻女的观念使溺婴绝大部分为女婴。
结果它不仅减少了人口数量，也抬高了性别比。
据河南省《南召县志》记载，
①曾毅、硕宝昌等：
“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原因及其后果分析”，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深入分
析暨人口统计技术研讨会论文。
1947年该县出生婴儿..6400多个，被溺杀的占..1/4，而溺婴中女性又占八成，
使出生性别比由正常的..105抬升到..160。
直至..35年后的..1982年，南召县平
均性别比仍高达..119.1，在全省各县中是最高的，而育龄妇女比重则是全省
最低的。
由此足见溺婴对人口性别构成的影响之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溺婴现象大大
减少了。
但最近若干年来，在某些农村地区，为追求生儿子，溺杀女婴的现
象又重新猖獗起来，如安徽省全椒县..1979年共出生婴儿..4456个，溺婴即达
210个，且基本上为女婴。
..①即如前文中所述及的一些省、区出生性别比过高，
其数据看来反映的也并非是“原始的”、真实的出生情况，谁能说这里面没
有受到溺婴的扭曲呢？
应该指出，对于某些人出于陈腐的偏见或狭隘的私利而导致的溺杀女婴
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不仅由于它打破了正常的性别构成，还由于它践踏了人
性和法纪，使人们的精神野蛮化。
因此“必须向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进行有
说服力的教育，大力破除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封建习俗，着重保护女婴和
生女婴的母亲”。
“全社会对于溺害女婴和虐待女婴母亲的犯罪行为都要坚
决予以谴责，司法机关要坚决给予法律制裁”。
②总之，绝不能让这种野蛮行
径继续蔓延，否则，正像《红旗》杂志已经警告过的：
“不仅会造成许多严
重的社会问题，而且真有可能给许多家庭带来断子绝孙的危险”③
（2）两性保存机率前文曾述及男性的死亡率在大多数年龄组都比女性
高，因此越往高龄，两性得以保存的机率相差就越大，致使人口性别比逐渐
降低。
在人口自然变动平稳，受移民、战争等因素干扰较少，性别构成基本
保持“天然”状态的国家里，上述渐变的规律是很明显的。
而中国受多种因
素干扰太大，情况有所不同，如..1990年，从..0～4岁组到..20～24岁组，性别
比逐渐下降，但此后到..50～54岁组，性别比又逐渐回升，并达到最大值，在
世界各国也属少见；
随后直至高龄，性别比又逐渐下降，反映出两性保存机
率差异的作用。
由于出生时一般总是男多于女，而中老年女性的保存机率却比男性大，
因此人口的年龄构成对性别构成影响很大。
在人口较为老化的地区，平均寿
命长，使女性有机会发挥出高龄组存活率相对较高的优势，从而会显著降低
人口性别比。
相反，出生率高，少年儿童比重大，平均寿命短的地区，性别
比通常都比较高。
例如，1982年平均性别比基本相同的浙江、安徽、贵州、
甘肃、广西5省区中，出生率最低、人口最偏于老龄化的浙江省到1990年性
别比显著降低了（尽管它的出生性别比大幅度上升），年龄构成变化很明显
的安徽省性别比也有所降低，而其余..3省区的性别比却在上升，其中广西由
全国第七位升到第一位，显然与出生率高，年龄构成变化不大有关。
（3）人口迁移从与人口性别构成的关系来说，人口迁移可分两类。
第
一类属劳动力迁移性质，多以青壮年男子为主，其迁出区性别比会下降，迁
入区会上升，这可以说是人口地理学中的一个普遍规律。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长期以来人口大量外流，其中男子占绝对优势（如..1930～1934年广东省澄海
县对海外移民的性别比高达..305.00，男性超过女性..2倍以上），致使这些地..
①张皖松等：
“婴儿性比例失调要切实纠正”，《社会》，
1983年第
2期。
②《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③“克服重男轻女的陈腐偏见”，《红旗》杂志，
5期。
区迄今性别比仍然很低，1990年广东省紧邻香港的宝安县性别比仅为..86.21（1982年为82.70），是全国所有市、县中最低的。
在国内人口迁移中，情
况也很相似，尤其是开发性、拓荒性的移民初期，其性别比极高，例如在明
末清初山东、河北等省农民“闯关东”的狂潮中，男性即占绝大部分。
据统
计，1924年在大连登岸的移民性别比为..1252.44，男性比女性多..11.5倍，..1925
和..1926年也分别达到..836.69和..486.50。
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黑
龙江省的人口性别比高达119.93，吉林省达113.91，而山东省只有98.97，
与上述人口迁移显然关系至密。
城乡人口迁移不完全属于劳动力迁移，其移民性别比也较高，因此无论
大、中、小城市，同它周围一圈乡村相比，性别比都要高出一截。
典型的如
上海，1990年市区性别比为..107.84，9个辖县仅为..98.52；
全市85％的街道
和镇性别比大于100，而85％的乡却低于..100。
第二类属投亲靠友和婚姻性质，其中女性占了很大比重。
通赏多由贫穷
地区迁往富裕地区，婚姻迁移尤其如此。
由于女性人口这种迁移特点，常常
会使一些地区，尤其是贫困山区，性别比严重失调，甚至会形成所谓“光棍
村”、“和尚屯”，对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利。
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发展
和封闭意识的打破，中国四川、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贫困山区的女
性人口大量通过婚姻迁移涌入东部省、区，不少地方因此出现了跨省联姻热，
仅..1984年以来涌入浙江者就遍及..25个省、区，22个民族。
笔者认为这种迁
移无论对于改善某些地区的性别构成和人口素质，还是加强地区联系，都是
一件好事①；
对迁出区的性别比固然有一定影响，但也有助于当地扭转重男
轻女的传统观念。
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提供了不同迁移原因的移民性别构成，属于劳
动力迁移的，如工作调动与分配、从事工商业活动、学习培训等，性别比均
达..200左右，也就是说男性比女性多..1倍；
反之，投亲靠友、家属随迁、婚
姻迁移等性别比都小于..80，说明女多于男，其中婚迁性别比仅为..6.9，女性
超出男性..13.5倍。
（4）其它社会经济因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
卫生保健条件、社会意识和传统习俗、战争乃至政治制
①这类婚姻中问题也不少。
首先，功利乃至买卖色彩太浓，即使两厢情
愿，也缺乏真实的感情基础。
其次，男方素质差或双方年龄差异悬殊等现象
很普遍。
最后，存在着不少骗婚、早婚、私婚、重婚以及拐骗妇女等不法行
为，如江苏省..1984年以来从外省因婚姻而迁入的..13万妇女中，人贩子拐骗
来的即占..1/8；
鲁西、豫东、苏北等地这类违法现象尤为猖獗。
对此应加强
管理，通过法律手段切实保护男女双方的合法权益，对犯罪分子则应予以严
惩。
度等等，对人口的性别构成也很有影响，实际上这些因素中有很多与前
述出生性别比、两性保存机率等本身就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例如，旧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封建意识根
深蒂固，这些不能不深刻影响到人口的性别构成。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
文化发展迅速，妇女的地位有了根本的改善，妇幼保健事业在发展中国家里
已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过去产妇分娩一只脚已踏进鬼门关，而现在孕产妇
死亡率已降至..1‰以下，女性期望寿命也超过了男子，这一切对性别构成影
响极大。
与中国内地的情况相反，青藏高原性别比一向很低，重要原因就在于藏
族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影响。
据清代《西藏志》记载：
“西藏风俗女强
男弱”，“生育以女为喜”，“轻男重女”，像汉族地区那样溺杀女婴的现
象是不存在的。
另一个原因在于旧西藏赋役极其沉重，又实行严刑峻法，在
恶劣的高原自然条件下，担负社会主要劳动的男性，死亡率必定极高（迟至
70年代后期至
80年代初，西藏死亡人口的性别比仍高达
120，当时全国平均
仅
112左右）。
此外，由于生活艰苦，劳动繁剧，以及疾病流行（尤其是牲
畜传播的疾病），使劳动妇女流产、死胎甚多，婴幼儿死亡率也极高，相对
而言，这对男婴的存活尤其不利。
所有这些，都抑低了人口的性别比，包括
出生性别比。
1959年的西藏叛乱中，数万藏胞离境，其中男性占绝大部分，
使性别比又告猛降。
近
30年来，西藏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性别
比包括出生性别比已逐渐趋于正常。
另外，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对人口性别构成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
两性社会劳动分工差异性的反映，既受种种社会因素制约，与两性生理机能
的差异也有关系。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妇女的平均文化水平和技术素养
均不如男子，有不少工作受劳动条件所限不适宜妇女承担，如井下、高温、
高空作业及其他重体力劳动等。
所以在采矿业和多数重工业、林业、渔业、
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地质勘探业等经济部门中，男职工一般均显著多于女
职工，致使以这些产业为优势的地区，人口的性别比往往较高，中国许多煤
矿城就是这样的典型。
3.性别构成的地区差异
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人口性别构成的地区差异十分明显。
但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进步，总的来讲，这种差异正趋于缩小。
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年中国大陆
30个省、区中性别比最高的是
广西，占
110.30；
最低的是西藏，占
100.13。
330多个二级（地级）行政区
中性别比最高的是甘肃省嘉峪关市，为
123.41；
最低的是广东省东莞市，为
89.57。
2200多个三级行政区（县级）中性别比最高的是青海省格尔木市，
为
136.34；
最低的是广东省宝安县，为
86.21。
从图
8可见，中国的高性别比地区（大于
111.0）主要包括以下几大块：
①内蒙古中部和南部、山西省北部和中部以及河北省的西北部，其中山西省
古交市性别比高达
126.28，宁武、静乐
2县也超过
120。
②安徽省西部大别
山区。
③福建省北半部和浙江省西部山区，其中福建省柘荣县性别比达
120.22。
④湖北省西北部和陕西省东南部山区，其中陕西省的佛坪、留坝、
汉阴、宁陕、紫阳、岚皋等县性别比均在
120以上。
⑤广西东部和南部。
⑥
青海省北半部。
中国的低性别比地区（接近或小于
100.0）主要包括以下几大块：
①河
北省中部和南部、河南省北部以及山东省西部。
②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
郊县和江苏省长江两岸许多县、市。
③青藏高原。
据统计，全国有
151个性
别比低于
100.0的县级行政区，其中就有
66个分布在地跨藏、青、甘、川、
滇
5省区的藏族聚居区中。
除以上
3大块外，以泉州、莆田两市为主的福建
省中部沿海，以深圳、东莞、佛山、江门等市为主的珠江三角洲，以及山东
半岛北部，性别比也很低。
与过去相比，上述性别比最高与最低的地区之间的差距已明显缩小。
在
省级行政区之间，1953年最高最低曾相差..30个百分点，1982年为..11个百分
点，1990年进一步减小到..10个百分点。
在县级行政区之间，1982年最高最
低相差达..70个百分点，1990年仅为..50个百分点。
为了进一步认识中国人口性别构成的地区差异，笔者将其归纳为..4类，
即城乡差异，民族差异，省区差异和其它差异，地区差异的全貌就是由它们
纵横交织而成的。
（1）城乡差异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国市（不含辖县）人口的
平均性别比为..107.58，镇为..115.09，县（不含镇）仅为..104.37，也就是镇
＞市＞县。
但..1987年..1％抽样调查和..1989年..1‰抽样调查却表现为镇＞县＞
市。
从..1990年第四次普查的数据看，三大直辖市的市区平均性别比为
107.26，185个地级市为..107.46，所有的市平均为..107.22，均高于..106.60
的全国平均数。
镇人口性别比更高达..111.11，而县人口仅为105.17。
显然第
四次普查仍然维持上次普查镇＞市＞县的格局，但差距有所缩小，镇人口性
别比普遍偏高，其原因就在于人口迁移的影响。
在一般情况下往往是男子在
镇上从事各种非农业的经济活动，其配偶和子女在附近农村务农，这样的就
业模式在中国相当普遍，所以绝大多数镇的性别比都显著高于所在县的平均
数。
例如上海，1982年已有的..23个县辖镇中，有..21个在..1990年性别比高
于所在县的平均数（一般高..5～20个百分点），而..10个在..1982年后由乡新
改的镇中，性别比高于所有县的仅..2个。
市人口性别构成的基本模式与镇相同，市的周围往往都有一圈性别比很
低的乡村或县。
但市、县之间的鸿沟毕竟比镇县之间宽得多，在市里工作的
男子只要有可能都要把原在乡村的妻小接进来，这种性质的迁移使市人口的
性别比逐渐降低。
且市在三大地域中，老龄化程度最深，对性别构成也很有
影响。
所以中国市人口的性别比在..50年代中期尚高达..120～130，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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