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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2005年步入稳步增长阶段，国内需求旺盛。
2005年，欧元区经济虽然低速增长，但欧洲经理人和消费者的信心指数达到5年来最高值。
根据IMF统计，2005年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整体经济增长率达%，超过发达国家一倍以上:
而发展中大国的进出口贸易更令人瞩目，2005年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增速均达到两位数。
石油及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推动了产油国和一些非洲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发展。
这一切都为我国对外贸易提供了有利机会，成为我国对外贸易获得较好发展的直接原因。
2．近年来一直存在的内需不足与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是迫使众多国内企业将目光转向国际市场的重要诱因。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消费率长期徘徊在60%左右，最低年份的2004年仅为%，而世界平均水平为70%左右。
在消费率走低的同时，投资率却连年攀升，从2000年的%上升到2004年的%和2005年的接近50%。
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居民消费率一般在60%以上，近年来我国多重原因导致的较低消费率直接造成居民消费水平的低下。
与此同时，投资不断扩大使工业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十分突出，主要工业产品过剩及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造成国内市场绝大部分产品供过于求，企业急于寻找海外市场，从而推动出口不断扩大。
3．外资企业进出口与加工贸易持续增长是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的主要力量。
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占我国进出口总额一半以上，即两个50%现象已持续多年，近年对外贸易发展仍不例外。
2005年，我国出口额达到6000多亿美元，其中55%以上是加工贸易，出口的大部分产品都是由三资企业完成的。
4．相关战略引导使企业一味追求低劳动成本、低价格换取数量增长的失误不容忽视。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成为“世界工厂”，不少人再次高谈比较优势理论，强调比较优势战略，使企业忽略了出口产品非价格竞争因素及价格弹性问题，一味地以低劳动成本、低价格换取数量增长而忽视了质量增长。
战略误导下的结果是以劳动者低工资与劳动者福利增长缓慢为代价，是资源性产品大量出口埋下的隐患。
5．“政绩经济”成为“数量型”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近年来，官员升迁需要“政绩”，“政绩”来自于数字。
但数字如何产生则不是考察官员的指标。
一时间，高额的GDP、不断增加的税收、连续增长的对外贸易创造的“政绩经济”成为官员时尚，“数量型”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的重要推动力。
二、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增长面临的问题
1．对外依存度提高，受国际经济传递影响程度加大。
2005年，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5%，预计未来5年内，对外贸易年增长不会低于20%，说明在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都将处于较高态势。
目前世界各国的平均外贸依存度为45%左右，而我国已超过70%。
2005年，鞋类生产国内产量90亿双，出口60亿双，占67%；
彩电产量7600万台，出口4900万台，占%；
DVD产量亿台，出口亿台，占%；
摩托车产量1580万台，出口1000万台，占%。
这些产品大多出自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目前，我国有172种商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包括农产品、工业制成品、电子产品和一般消费品；
其中激光视盘机、拖拉机和集装箱占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钟表和收录机占60%以上，显示器、照相机和家用陶瓷占50%以上，彩电、笔记本电脑占40%以上，手机占30%以上。
由此造成我国在劳动力就业、商品生产、转移过剩产能等方面，对国际贸易环境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对国际市场的敏感度不断提升，经济发展受国际市场波动和国际经济传递的影响程度不断加深。
2．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反倾销压力加大。
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扩大导致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反倾销压力日益加大。
如上所述，大量不讲究技术、品牌的贸易方式不仅无法获得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容易让别国留下倾销之嫌，进而引发贸易摩擦，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更成了贸易摩擦的焦点。
据WTO统计，1995-2005年，我国已连续11年成为世界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中，约1/6是针对我国的。
当前针对我国的贸易摩擦在卷入国家、波及行业、传播速度以及使用手段方面都有趋强的态势，应对更加复杂。
在中欧、中美就纺织品问题达成一致后，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在纺织品方面的矛盾将进一步显现，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国都可能继续对我国的纺织品设限，而欧美还可能对我国轻纺、家电、化工、钢铁产品发起新的摩擦。
美欧日等国的技术壁垒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也越来越大，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和禽流感疫情再度爆发防范、“孔雀石绿”等问题都将不利于我国农产品出口。
3．消耗资源与能源，影响技术提升速度。
粗放的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国内资源、能源消耗高速增长，对外部资源、能源依赖程度逐渐加深，另一方面阻滞了技术提升的速度。
在以数量为主的粗放增长模式下，资源、能源被大量消耗，我国对外部资源、能源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加深。
例如：
目前我国原油的进口依存度达到%，铁矿砂%，铜矿砂%，氧化铝%，铜材%，铝材%；
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的对外依存度达到85%以上，其中高端核心芯片与电子元器件99%依靠进口。
石油化工装备的80%、数控车床的70%、光纤制造设备的100%仍依赖进口。
资源与能源，高新技术对外依存度过高，将使我国相关产业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进一步增大。
部分生产性资源的短缺，以及需求量增加带动价格持续上扬，不仅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
4．贸易结构存在严重不平衡。
贸易结构不平衡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不同性质企业进出口贸易额不平衡，在我国的进出口主体构成方面，外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一半以上，其主导特点显著。
2004年、2005年，外资企业进出口分别占进出口总额的%和%，显示我国进出口出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
而在外资企业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国际知名厂商的贴牌生产，这些生产多以加工贸易为主，从而导致了商品贸易内部结构的不平衡。
众所周知，近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一直占近半壁江山，2004年、2005年所占比重达%和%。
在加工贸易出口中，即使有高新技术产品，也基本处于加工的中低端环节上，属于我国自主的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占对外贸易的份额一直比较低。
这种对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进出口依赖性产生的后果是：
第一，陷入产业低级化和低技术陷阱，导致恶性低价竞争，牺牲劳动者福利；
第二，受制于外部资本流动；
第三，市场过于集中降低了对外贸易的抗风险能力；
第三，目前在我国从事加工贸易的主体是跨国公司设立的外资企业，投资者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它们生产的产品又返回发达国家市场，从而造成市场过分集中在美日欧几个大市场上，使我国对外贸易渠道减少；
第四，加工贸易依赖数量扩张，资源消耗大，分享利润少。
其次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速度不平衡矛盾突出。
2004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仅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
2005年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量中占10%左右，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3%左右，与目前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20%左右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我国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滞后于货物贸易，与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不断加快的形势不相协调。
5．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外贸增长利润微薄，经济效益不高。
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外贸增长虽然创造了漂亮的数字，但主要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的加工优势，产品技术含量低，企业利润微薄，经济效益不高，且容易引发贸易摩擦。
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属于中低档次，例如，2004年，我国出口的电风扇亿台，平均每台美元；
打火机52亿个，平均每只美元；
手表亿块，平均单价1美元；
出口鞋59亿双，平均单价仅美元，不及意大利的1/3；
出口亿台，平均单价美元，不及日本的1/3；
出口传统照相机5600万台，平均单价美元，不及日本的1/20。
另外，这种大进大出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导致因国际产业转移造成溢出效益大大减少，导致了上述的对资源、能源的高度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
6．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储备增加，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
在对外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国家外汇储备急剧增加。
2004年底，外汇储备6100亿美元，2005年超过8500亿美元，居全球第一；
2006年前5个月，贸易顺差再添46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68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已超过9000亿美元。
巨额的外汇储备，既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又使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数量上的贸易大国未必就是质量上的贸易强国，我们有必要对多年来实行的数量规模主导型对外贸易粗放式增长战略进行反思，找出原因，对症下药，实现新形势下的对外贸易战略转型。
三、关于对外贸易增长战略的反思
1．过度强调比较优势，导致“比较利益陷阱”产生，出现了战略失误。
长期以来，指导国际分工，说明自由贸易的基本理论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贸易中，各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
在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和技术，拥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丰富的优势。
因此，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贸易格局是：
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发展中国家则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只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自由贸易，就可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
我国有经济学家据此提出了比较优势战略论，按照这一理论，假如发展中国家政府选择优先发展和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中，优先发展部门内的企业将缺乏自生能力。
为了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能够被建立起来并生存，政府将必须扭曲利率、汇率和其它价格并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来补贴或保护这些企业。
发展中国家政府只有以比较优势作为产业发展的基本准则，该国经济才会有运行良好的市场，才易于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维持高的资本积累率，达到要素禀赋结构的快速升级并实现现代化。
日本、韩国等国的迅速发展实际上是实施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
应该承认，比较优势原则从产生到现在，一直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本原理之一，在一定条件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的国际分工与贸易，可以使一些国家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
但比较优势原则的作用是有限和有条件的，不顾历史特定条件过分强调比较优势原则，最终将导致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加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还会引致发展中国家出现贸易条件恶化的结果。
一味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自由贸易，往往会造成出口国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绝对下降，出现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和“低技术陷阱”之中。
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理论与政策长期强调利用劳动力数量巨大，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扩大出口，实际的结果是已经陷入了“比较利益陷阱”和“低技术陷阱”之中。
在这一陷阱中，企业不愿更新技术和提高工人技能，在资本和劳动两者之间的选择上，常常是用多雇用劳动来取代设备更新。
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用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这在客观上大大影响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已成为制约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突出问题。
2．“政绩经济”的制度缺陷，导致了新一轮恶性循环产生。
随着改革深化发展，我国的民主进程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出现的较大变化是干部终身制终于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任期制和选举制。
我们在肯定政治制度改革成绩，肯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观念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种制度下，由于各级官员的“政绩观”，出现了各地的持续投资热，铺大摊、摊大饼式的发展在各地充分体现出来。
各级官员为了“政绩”，在各个方面都需要漂亮的数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阴影加上对“政绩”的渴望，形成了近年来我国“数量型”增长的双重推动力，出现了中国特色的“政绩经济”，对外贸易自然也不例外。
因此我们认为，如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政绩经济”带来的不良后果，投资过热与外贸数量型高速增长在短期内将不会改变，经济与外贸同步高速增长将导致新一轮恶性循环出现。
恶性循环的过程是经济增长需要投资增长，投资增长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推动出口增长，出口增长推动经济继续增长，在这一恶性循环中损失的是土地减少、资源消耗、社会福利减少。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过度强调比较利益制造了比较优势陷阱，从而推动外贸增长数量大质量低，使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失衡，由此而出现了贸易结构低级化、贸易方式初级化、参与世界经济活动单向化的特征；
而“政绩经济”将经济与对外贸易发展推入一个新的恶性循环之中。
这种发展观念与制度如不及时改变，将很难实现对外贸易由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的转变。
四、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思路与战略，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最近提出，尽管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投资、信贷增长过快、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但从全年发展的情况来看，2006年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大势基本确定①。
进入2006年，世界经济开局良好，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及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与消费持续活跃，进出口贸易蓬勃发展，预计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会连续第四年超过4%，世界贸易量增幅则可超过2005年达到7%以上。
国家商务部从2005年就提出要实现对外贸易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的转变，这是基于我国对外贸易长远发展所做的战略性考虑。
笔者认为，当前国内外经济稳定和较好的经济形势为对外贸易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是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的最佳时机，从国家到企业都应抓住这一好时机，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1．重新认识比较优势，注重比较优势动态效应克服其固化模式。
比较优势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有其自身的内生演变机制，各国在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中，不论比较优势来自于要素禀赋差异还是来自于技术水平差异，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生产关系变化，各国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存量都会发生变化，由此而来的各国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也应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比较优势演变机制中有两种驱动力：
一种是自身资本积累、劳动增长和技术进步不断强化原有的比较优势；
另一种是技术扩散、产业间发展速度的差异和政府干预将促使比较优势发生转化。
因此，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要素禀赋差异下的比较优势变迁动因，但不能说明比较优势的分布特征和演变特征，因而需要对比较优势进行相对和动态的研究与运用。
国际贸易发展历史表明，简单强调比较优势，会导致比较优势产业和比较劣势产业均具强化趋势，由于对外贸易活动容易巩固和强化一国原有的产业分工模式，在比较优势模式下形成的专业化贸易模式演变就具有了固化性的特征，在市场机制驱动下，专业化贸易模式的固化特征又固化了东道国原有的产业结构形式，体现为东道国贸易模式的自我强化性和自我累积性。
发展中国家如果过度强调比较优势，则容易使其贸易模式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上。
导致我国出口部门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和工序上，使我国难以摆脱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初始形成的不对等地位，正是比较优势的这种固化性特征产生的结果。
我国不能再被动地按照已有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而应重新认识比较优势，在注重其动态效应的前提下，依照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产业结构变化规律，借助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力量谋求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同时与竞争、产业、劳动力、资源等综合优势相结合，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地位。
2．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是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所谓创新型贸易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发挥综合优势原则的贸易发展战略。
首先，调整外资利用战略，调整外资来源结构和地区结构，提高外资溢出效应。
其次，调整加工贸易发展战略，实现加工贸易产品结构升级换代。
第三，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努力增加服务业出口，鼓励企业走服务外包道路，积极发展包括科技研发、管理咨询、工程设计、律师与会计师事务、电信、物流、市场营销、旅游等在内的服务贸易，也就是要在国际服务贸易的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存在等领域拓展更大空间，在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的同时，提高服务出口的比重，优化出口结构。
3．完善政治制度改革，杜绝“政绩经济”与“政绩外贸”。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卢中原2005年曾指出，影响我国经济稳定的六个体制性因素之一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还不适应经济领域的改革，导致增长速度攀比和数量扩张的冲动”，尽管目前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已经不小，但经济增长速度仍居高不下，这与政治领域的改革缓慢不无关系①。
由此可见“政绩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政绩经济”的本质是“官场经济”，“政绩经济”的特色，一是一切服从“政绩”需要，二是一切服从“宣传”需要，“政绩经济”的目的是为了职位升迁。
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波动的“政治周期效应”比较明显，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高峰，经常出现在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期间。
由于在干部任期制和选举制推行后，对干部选拔和考核的科学制度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甚至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所以，在新老领导更替的前后，为了凸显短期经济效益和树立政绩，很多人需要制造形式上的眼球经济，而规模扩张和追求数量与速度的增加则往往是他们优先考虑的方式。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从政治与体制角度考虑，要求政府一定要转变"
政绩观"
，纠正政绩考核体制的弊端。
不能将出口数量指标、创汇指标等作为硬性任务层层下达，以避免不顾效益的出口无限扩大，也不能将进出口绝对数字作为考核干部政绩和升迁的指标。
一个地区的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加快，要对其加快速度的手段进行考察，对其采用的增长方式进行评估，对该地区的环境、资源使用和社会福利增减进行综合分析。
[摘要]从数量和规模看，我国对外贸易已持续增长3年，但是，数量上的贸易大国未必就是质量上的贸易强国，过度强调比较利益制造了比较优势陷阱，从而推动外贸增长数量大质量低，使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失衡，由此出现了贸易结构低级化、贸易方式初级化、参与世界经济活动单向化的特征；
我们有必要对多年来实行的数量规模主导型对外贸易粗放式增长战略进行反思，找出原因，对症下药，实现新形势下的对外贸易战略转型。
[关键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走出比较优势困境实现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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