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为何非死不可将秦国变成军营但自己无实权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商鞅为何非死不可将秦国变成军营但自己无实权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商鞅为何非死不可将秦国变成军营但自己无实权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七雄即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国诸侯。
其中唯有秦国在黄河与南山以西，文明程度较河东和山东六国要低得多。
公元前三六二年，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即位，就面对这样的列强态势：
“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
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清初王大夫曾说秦国为“孤秦”，看来有历史理由。
相传孔子晚年删订的《尚书》，以《秦誓》终篇。
《秦誓》的作者秦穆公（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六二一年在位）曾列名“春秋五霸”。
岂料穆公以后，秦国声价一路下跌，乃至被“中国”诸侯，包括在前曾自居南蛮的楚王，排斥在“中国”以外，被当作夷狄，年轻的秦孝公，愤慨可知，因而即位当年，就公开宣称志在恢复穆公霸业，“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
应召入秦的外国“奇才”
尊官分土，就是给以高官和封邑。
这在春秋时代的霸国已实行，而秦孝公特别声明要给来自外国的宾客以这类待遇，当然对山东六国的智者，很有吸引力。
果然，秦孝公的通令，引来了一位杰士。
他原是卫国公族的远支，名鞅。
成年后跑到卫国，成为执政公叔痤的家臣，自称卫国公孙，因而称公孙鞅，又称卫鞅。
相传公叔痤称他为“奇才”，临终曾向魏惠王推荐卫鞅继其执政，且说如不用就应将卫鞅杀掉。
卫鞅逆料魏惠王必谓公叔痤临死乱命，从容离魏赴秦。
卫鞅入秦，年方“而立”，却已洞悉宫廷钻营术。
他首先结交秦孝公宠信的宦官，走后门得以见王，然后依次拿出称帝称王称霸三种政治设计，逆料孝公必对霸道感兴趣。
果不其然，秦孝公特别钟情于他的“强国之术”，“卒用鞅法”。
在秦变法二十年
据司马迁著《秦本纪》，秦自开国，到孝公立，已逾五百年。
如此古国，法度传统早已凝固，
“变法”谈何容易？
好在从秦穆公起，秦国内乱十余世，而乱之焦点在于争夺君位，而君位的吸引力就在于权力独断。
秦孝公既已掌控独断权力，于是以下记载便不奇怪：
“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
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
卒用鞅法，百姓苦之。
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
需要说明，第一“百姓”非指庶民，而指“群臣之父子兄弟”。
第二，“居三年”，当为秦孝公六年（公元前三五六年），这年秦孝公才拜卫鞅为左庶长，赋予他将军权力，反证此前秦国变法由孝公出面，卫鞅尚居幕后，因而近人以为商鞅变法始于秦孝公六年，乃不明秦国权力运作实情。
揆诸历史，商鞅在秦国变法，始于秦孝公三年，至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君死而商君亦死，凡二十年。
据司马迁《商君列传》，卫鞅在秦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于是秦孝公升他为大良造。
以后《史记》称卫鞅二度率军破魏，还封于商洛十五邑，“号为商君”。
从此卫鞅称作商鞅。
但仅两年，秦孝公死了，商鞅还能继续执政吗？
析商鞅的变法初令
商鞅在秦国执政期间，曾经两度颁布变法令。
初令是商鞅任左庶长以后所定，时间在秦孝公六年，当公元前三五六年：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这道新法令的内涵，显然是将秦国变成一个军事化的社会。
底层的民，当指对国家承担纳税服役任务的生产者，都按五口或十口一组重新编制，同一什伍的人口必须互相监视和防范，依照军纪赏功罚罪。
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源和兵员，强制民间家族拆分为单丁家庭，谁不分家就按男丁数目倍征军赋；
凡从军杀敌有功的，按照立功大小给予相应的最高爵级，但禁止民间私自械斗，否则依照违反军纪的程度判刑。
新法令特别重视农工对国家的贡献，谁纳粮交帛超过国家标准，便可免除个人徭役，但谁靠投机取利或懒惰致贫，一旦被检举，就要“收孥”即将其妻子没收充当官奴婢。
那么秦国原有的贵族呢？
照样得从军，即使是公族，没有军功，便开除其作为国君亲属身份，降为平民。
当然，商鞅变法的目的，绝非在一般意义上取消身份、等级及相应特权，而是要将秦国的血统贵族体制，改造成早在秦孝公父祖辈已在局部实施的军功贵族体制。
所以，他取消的贵族特权，只是秦国传统那种凭借“龙生龙、凤生凤”的血亲关系就生而富贵的寄生性世袭特权，而代之以军功“明尊卑爵秩等级”的特权体制。
商鞅这套变法初令，似属创新，实为复古。
还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不辞辛苦地追寻了秦始皇祖先的发迹史。
撇开《秦本纪》开篇的神话，单看两周之际秦人立国的过程，便可知秦公室鼻祖非子，原是替周天子养马的家臣，靠牲畜繁殖，而且其后代对付西戎有军功，于是拜爵封侯。
商鞅无非要以严刑峻罚和重武赏功相结合的手段，帮助秦孝公实现重振秦穆公霸业的光荣。
怎样突破行法的双重阻力？
问题在于商鞅所处的“国际”环境变了。
他的图霸对手，已非仍处野蛮状态的西戎，而是文明较诸秦国超胜的“中国”，也就是河东山东的三晋齐楚诸侯。
更糟的是秦国的宗室权贵，早已被寄生性世袭特权所腐蚀，除了不择手段地争权夺利，就极端憎恶变革。
当秦孝公被商鞅说服，同意变法，甘龙首先宣称“知者不变法而治”，杜挚更说：
“利不百，不变法；
功不十，不易器；
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照这样的逻辑，变法好比做生意，如果不能赢利百倍，就宁可守住老店里的陈年旧货，以免蚀掉老本。
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既得利益者守护特权的共同口实。
因而，秦孝公怀着年轻独裁者常有的“及其身显名天下”的冲动，支持商鞅的“强国之术”，却不能阻止自己的储君，在宫廷权贵教唆下故意犯法。
商鞅明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却不敢直接依法处罚太子，“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效应看来很好，“明日，秦人皆趋令。
”然而，犯法的是太子，商鞅却不敢对太子行刑，而向他反对的“六虱”之一儒家所谓“教不严，师之过”的荒唐逻辑求助，让太子的师傅充当替罪羊。
谚云“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道出了民间对法治的理解，所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商鞅初令就宣称罪与罚必以军法从事，但逢到太子向他的法度挑战，就显得手软，同样宣称支持他行法的太子之父秦孝公，竟示以左庶长执法有例外的处置得当。
这不都表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还是人治高于法治吗？
商鞅准备变法，最大忧虑，在于预设的变法方案，将受“愚民”的反对。
他自居是指导“汤、武不循古而王”的医国圣手，因而在秦孝公的御前会议上，大发议论，说是“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假如这类言论可称主张“开民智”，那么“愚民政策”一词，应从古今中外词典中删去。
并非例外的成功
商鞅有没有读过《老子》？
不详。
但商鞅的确懂得“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因而他在秦国变法，只许秦民盲目服从，所谓习非成是。
当然禁锢民众头脑，绝非易事。
据司马迁说，商鞅变法初令颁行，仅秦国都城内谓其不便的公开反对言论，就有上千通。
待商鞅拿太子的师傅，当作犯法的教唆犯处置，秦都民众的确被唬住了，于是被迫守法。
如前已述，商鞅的变法初令，追求的效应是在秦国以严刑峻罚为手段，强制建立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
人人生而属于某一等级，但允许通过个人从军杀敌，便可晋爵加级。
秦爵的计功原则很简单，就是“尚首功”，每在战场上割来一颗敌军头颅，便可晋爵一级。
虽然将领和士兵的功绩计算，差异颇大，但社会政治地位的计量尺度为“军功”，则在秦国已成规矩。
这规矩在秦国自上而下说到做到。
相传商鞅变法初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史记》的这一描述，被研究古典中国改革史的中外学者，引了又引。
较诸古希腊的梭伦变法，商鞅变法显得更为成功。
以致如今的改革史论者，历数由王莽改制，到王安石、张居正变法，乃至晚清戊戌变法，认为失败是改革的宿命。
唯有商鞅变法是例外。
我以为以上说法，只是小说家言。
小说家值得重视，不仅由于《汉书》已将他们列为九流十家的殿军，而且因为中世纪众多小说描述的社会实相，经常映现历史一肢一节。
但倘说时过二千多年，某部闭门造车的历史小说，已经复原消逝了的那个帝国全貌，便令人只能目笑存之。
比如商鞅变法，史缺有间，从汉代司马迁、宋代司马光，到清代那一批考史学家，直到清末还成为康有为、谭嗣同、夏曾佑和章太炎等争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要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清理出历史事实，至今在中国古史研究中间，仍有争论。
我就不敢苟同通行的大学中学历史教科书，关于商鞅变法史的意识形态说教，以为如元曲所讥，“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
迁都的多重谋虑
说到矛盾的历史陈述，不妨再引《商君列传》的续记。
秦孝公十五年，当公元前三四七年，卫鞅在秦执政七年了，“于是（孝公）以鞅为大良造。
将兵围安邑，降之。
然而商鞅却迅速撤军，表明他这回出击魏国，眼光主要在内不在外。
从军事上击败强邻，除了展现秦国已由变法转弱为强，更可鼓舞秦国民气，慑服人心，为下一步变法措施减少阻力。
证明即破魏以后，他又出“奇计”，就是迁都。
秦人“始国”，被周平王封为诸侯，时当公元前七七0年。
那时秦国已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农耕生活，于公元前八世纪末，在今陕西宝鸡东南的平阳，筑起都城，不过三十年，便迁都于雍，故址在今陕西凤翔东南。
又过了近三百年，秦献公二年（前三八三），才将国都迁到今陕西富平东南方的栎阳。
不想这座都城筑成仅三十二三年，秦孝公十二年（前三五0），商鞅又在渭水北岸的咸阳构筑新都。
迁都在任何时代都是大事，因为意味着一国的政权神权连同军政财政中心大搬家，单是新筑高城深池、宫殿府库、道路邸宅之类工程，所耗人力物力财力便很巨大。
秦国居雍已历十八君三百年，土木朽坏，水源积污。
秦献公弃此旧都，东迁栎阳，也便于向东扩展，合乎情理。
但移都栎阳不及二世，商鞅就得秦孝公首肯，在咸阳另筑新都，出于怎样的需要？
前揭《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攻破魏都安邑而撤军返秦之后，说：
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
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平斗桶权衡丈尺。
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
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这里所述，与《秦本纪》有出入。
后者仅说徙都咸阳，没说自雍徙之，又谓置大县四十一，却漏记禁民父子兄弟同居一室，唯纪年较详。
综合看来，可知商鞅迁都，主要出于多重的政治考量。
秦孝公不是渴望及身“显名天下”吗？
“都者国君所居”。
商鞅无疑要满足主公心愿，首先在新都起造宏伟的宫殿。
宫外迎面便是巍峨相对的两座楼观，中间大道两旁有君主教令，所谓冀阙，又称象魏或魏阙，宫内又是格式齐整的堂寝正室。
君主居此，岂不威名远扬！
李悝《法经》不是告诫需要改变旧染污俗吗？
秦人与西戎杂居，显然还保留游牧生活那种全家男女老幼共居帐幕的积习，定居后父母兄弟妯娌同室寝处，难免出现聚麀乱伦。
既迁都而建新居，商鞅下令禁止一家各对夫妇“同室内息”，应说促进文明教化。
用不着再说废“封建”而立郡县的历史意义。
商鞅将小乡邑合并为大县，由国家直接派官治理，等于取消了宗室贵族对采邑的等级统治特权。
因而以往贵族领地的边界“草莱”，就变成官府控制的空荒地，允许农民开垦，纳粮服役都交付国家，不仅使赋税有章可循，也减少了领主的中间盘剥。
还有统一度量衡，同样使农民工匠感到负担平均，减少因赋税不均而引发的社会冲突。
传世文物有商鞅量，又名商鞅方升，上刻秦孝公十八年（前三四四）铭文，证明它是商鞅迁都咸阳后铸造的标准容器。
量上还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即秦帝国建立第一年（前二二一）的诏书，足证秦始皇统一度量衡，遵循的是一百二十余年前商鞅创设的制度。
所以，历史效应表明，商鞅迁都是有深谋的。
他首先满足秦孝公对生前赢得霸主权威的欲望，当然意在借权变法。
他接着借迁都迫使秦国宗室贵族脱离权力基地，乘后者在新都立足未稳，取缔他们“有土子民”的传统特权，当然还保证他们只要拥护新体制，仍可衣租食税。
他同时企图借迁都使庶民营造新家的机会，改变底层社会的戎俗，但直到二千年后，陕甘宁贫民依然因饥寒而全家挤睡一室热炕，证明他们这一禁令很难实现。
他所谓“开阡陌封疆”，固然使垦田和赋税的数字增加，但国富民穷适成反比，由一个半世纪后，强权较诸商鞅更有力的秦始皇甫死，被驱迫为国家服劳役的陈涉一伙农民，便扯起反旗，即可知商鞅急法的真正效应。
赵良不幸而言中
前揭《商君列传》，不是说商鞅迁都咸阳以后，“公子虔复犯约，劓之”么？
劓刑，即割掉鼻子，相传为虞舜想改却改不掉的五刑之一，在肉刑中算是较轻的。
不过没了鼻子，谁看见便知此人是罪犯。
公子虔既是秦国宗室，又做过秦太子傅，即训导官，在前已代太子受黥刑，脸上刺了字，这时又触犯商鞅某种约束，失去了鼻子，更见不得人，时间大概在秦孝公十六年（前三四六）。
这表明。
商鞅尽管将秦国贵族迁到咸阳，但彼辈身在魏阙，心在故都，作为老权贵的领袖，公子虔再度以身试法，递送的反面信息，不消说是他们的群体仍在抵制这个外来人在本国搞乱的固有秩序。
商鞅不知他面对的秦国宗室贵族抵制变法么？
不然。
前揭《商君列传》，说到“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之后，就追述赵良见商君的对话。
这个赵良，显然也是异国入秦的游士，却对商鞅被封商君（秦孝公二十二年，前三四0）以前，在秦国旧都初变法，迁都再变法的过程，颇熟悉。
他指出商鞅在秦得意，只依赖秦孝公以独断权力支撑，却在相秦以来，“不以百姓为事”，又不断得罪秦国贵公子，其实危若朝露，因此如不急流涌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亡可翘足而待”。
且不说赵良是否尊儒反法，只看他预言的商鞅命运，仅过一年，便不幸言中。
公元前三三七年，秦孝公死了：
太子立。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
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
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
“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
”商君喟然叹曰：
“嗟乎！
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那以后，商君在魏秦间逃亡，找不到归宿，于是跑回商邑，发兵准备北赴郑国，却被秦兵越境杀死。
“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
‘莫如商君反者！
’遂灭商君之家。
假如司马迁所记商鞅的末路属实，那么只能说这是正言若反。
第一，证明商鞅法令已贯彻到秦国边境，因而旅舍主人，见商鞅拿不出通行证，便拒绝他投宿。
第二，证明商鞅到自己的封邑发兵，无非藉以保护自己流亡郑国，而秦惠王派兵越境追杀，恰好反证商鞅没有反秦。
第三，证明秦军杀害商鞅后，才将他五马分尸，因而作为“公子虔之徒”的秦惠王，宣称商鞅因造反才被车裂，可谓事后追加罪名。
《荀子》较诸《商君书》可信
商鞅生前死后，都是争论的对象。
如今传世的《商君书》二十四篇，内有多少篇章是商鞅遗著？
自东汉至明清的学者，都没有闹清楚。
我比较相信司马迁《史记》诸篇的记载，并非因为司马迁“去古未远”，而是从司马迁关于商鞅变法过程的矛盾陈述中间，可以清理出来的历史实相，较诸《商君书》可信。
怎么见得？
我的参照系，首先是《荀子》。
据十八世纪的清代扬州学者汪中（一七四四年生，一七九四年卒）《荀卿子通论》及所附《荀卿子年表》的考证，荀况晚年曾入秦访问，与秦昭王和时相范雎，都有对话；
今本《荀子》内的《儒效》、《强国》，便是他与昭王、范雎对话的实录。
尔后在公元前二六五年，荀况自秦至赵，又与赵孝成王和临武君，就秦国与山东六国的战争引出的问题，作过讨论，那对话见于今本《荀子》的《议兵》。
荀况是战国的儒家大师，西汉列于学官的儒家经传，大半出于他的传授。
但荀况的学说已在修正孔学，尤其指责子思、孟轲制造伪孔学。
因此，荀况虽然号称儒家，虽然惋惜秦国“无儒”，但对秦相范雎陈述入秦所见，认为秦国从百姓、官吏、士大夫到朝廷，都合乎古之治世的类型，“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就是说，从秦孝公、惠文王、武王到在位的昭王，四代国君对外战争无不取胜，并非徼幸，而是定数使然。
这个判断，作于商鞅死后七十二年，可证商鞅变法，将秦国变成一个军事化的社会，没有因他被杀而颠覆。
商鞅不是古典中国变法的第一人。
即使说因变法丧生而本人开创的改革事业仍在延续，在商鞅以前也已有先例，如郑国的邓析，楚国的吴起。
当然，从历史效应来看，商鞅变法二十年，不仅带领秦国由弱变强，成为战国七雄中头等军事大国，而且如以前有史家形容的，开始把整个秦国改造成一台“战争机器”。
这台“战争机器”，经过商鞅的遗嘱执行人，包括一代又一代跑到秦国寻求致身将相机会的“客卿”，不断修整，到秦王嬴政即位后已变得非常可怕，很快吞并六国，“竟成始皇”。
于是，作为“机器”的设计者，商鞅似乎比同时代的改革家更成功，因而人们对他何以成功的秘密，议论纷纷，也很正常。
司马光说商鞅成功在重“信”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或稍晚，《史记》作者司马迁给商鞅立传，便写了一个故事：
令既具，未布，（鞅）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
复日“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卒下令。
据《史记》司马贞索隐，“秦以一镒为一金”。
秦衡以二十四两为一镒，五十金合秦制黄金一千二百另四两。
如此重赏，表明商鞅颁布变法初令，认定取信于民，是令行禁止的首要条件。
时过千余年，与司马迁并称中世纪中国史学巨匠“两司马”的司马光，是北宋王朝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领袖，但他在献给宋神宗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开卷第二篇中，照录了《史记》关于商鞅“树木立信”的故事，然后大发议论，不妨录以备考：
臣光曰：
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
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
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
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
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
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
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
此四君者，道非纯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司马光以史论为政论，借古史教训北宋六世青年皇帝，重申孔子所谓治国三原则，即宁可去食去兵，也要说话算话，“民无信不立”，那是非属于另一问题。
这两段引语表明，自秦汉到唐宋列朝统治者至少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内政外交都依赖一个“信”字。
信者，诚也。
《论语》开篇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便出现了六个“信”字，特别强调“信近于义”，足证在商鞅以前许多年，无论人际关系还是国际关系，相互信任已是交友结盟治民睦邻的第一要义。
商鞅不是法治理论的首倡者，却是法治实践的表率。
他在秦行法，逢到太子犯法，也曾困惑过，却在向人情让步的同时，还是力求护法。
倘注意他归罪于太子教唆犯的公子虔，是秦孝公的庶兄，便可知对此人施以黥刑，在秦国特权贵族中引发的恐惧。
商鞅变法成功的诀窍，如清末章太炎哀悼戊戌变法失败所著《商鞅》一文所论证的，商鞅已意识到法是制度的总称，变法就是变革传统政治体制，因而法立就不容动摇退缩，“虽乘舆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
在这里，应说秦孝公值得称道。
因为他任用商鞅变法以后，在秦史上便似乎销声匿迹，令人感到商鞅已成僭主，视国君如傀儡。
只有当他英年早逝，秦国政局徙变，权势显赫的国相商君竟然弃职潜逃，人们才得知这位秦孝公是商鞅变法的权力推手，没有孝公就没有商君。
所以，商鞅变法，首重取信于民，体现秦孝公赋予商鞅信任为先决条件。
中国史家常常悲叹“人亡政息”，从商鞅在秦孝公死后，立即由叱咤风云的权相，化作自己炮制体制的最大牺牲，或对这个体制的可“信”度，有深一度的了解。
商鞅为何非死不可
商鞅死了，商鞅在秦国两度变法的效应，仍在发酵。
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商鞅为何非死不可？
孝公死，太子立，统帅易人，意味着统帅的侍从大换班，但正式相秦已逾十年的商鞅，权势怎会顷刻瓦解？
他将秦国军事化，自上而下灌输“以力兼人”的理念，所实行的一切变革，都以树立君主权威为鹄的。
秦孝公很乐意享受君主权威节节高的尊荣，因而商鞅的实权，既以君权绝对化为资源，说穿了便是狐假虎威。
一旦虎威易主，新狐代替旧狐，商鞅不落荒而逃，才是怪事。
前引赵良痛说商鞅投机史，说他巴结宦官起家，相秦后又“不以百姓为事”，极力讨好秦王，与秦国贵公子为敌，“是积怨畜祸也”。
所谓“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你商君还不立即被“收”？
那时秦孝公才年逾不惑，商鞅有理由不信赵良警告。
岂知商鞅才获封商洛十五邑，“南面而称寡人”，未及两年，秦孝公便死了，他立即成为公子虔团伙的缉捕对象。
在商鞅被五马分尸以后七十二年，荀况自秦返赵，与赵孝成王及临武君“议兵”，陈述在秦观感，便说出了对秦昭王及其相范雎没有直说的话，以为秦国不足畏，理由呢？
据荀况说，秦国由孝公到昭王四世，君臣唯知“以力兼人”，受害的首先是秦国士民，普遍畏惧权威，尽管人人都有“离心”，却听从当局驱使，充当对外攻城掠地的工具，“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愈弱。
因而荀况便说出那段千古传诵并引发不绝争议的名言：
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
从司马迁到章太炎的商鞅批评史
很难用几句话来描述商鞅的为人。
他原是魏国公族的贱支子孙，跑到魏国充当贵族家臣，得知魏王无意用他，又投奔秦国靠与阉宦拉关系而叩开宫门，这在当时已属“小人”行为。
然而获得秦孝公信用，他要求法令必行，强调“以刑止刑”，却以制造恐怖作为“止刑”代价，“步过六尺者有罪，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