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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寄托思想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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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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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所作的《聊斋志异》被称为我国文言短篇小说最后的一个高峰，这是一部志怪文言小说集，描写花妖狐魅，叙述鬼怪异事，以志怪的形式表现现实生活。
同时，《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想象力极丰富的著作，作者运用自己超人的想象力和文学才华，将常人想象不到的情节、意象，通过文字展现在人们面前，可谓旖旎绚丽、异彩纷呈。
在这部文言小说集中，蒲松龄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令人难以忘记的鬼怪狐妖形象，这一类形象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大亮点，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多文人研究的对象。
本篇论文主要从鬼狐形象的特点和蒲松龄塑造这些形象的意义两个方面对《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形象进行了探究。
一、《聊斋志异》中鬼狐形象的特点
《聊斋志异》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各类鬼狐形象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小翠，莲香、小倩等。
这一类鬼狐形象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虚幻与现实的完美结合。
蒲松龄是一个刻画人物的高手，他运用虚实结合的浪漫主义手法为文学画廊创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鬼怪狐妖形象。
世间本没有鬼神狐仙，这是众所周知的，《聊斋志异》中的那些个性鲜明的鬼狐形象是作者吸取民间传说的精华，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文学形象。
同时，蒲松龄也是一位对现实有深刻认识的作家，他苦心孤诣的通过鬼狐形象铸造出人世间的情状，因此那些穿梭于文学人物走廊的鬼狐形象并不是作者胡思乱想出来的，而是作者的想象力与现实结合的产物。
那些鬼狐，有许多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十分相似的地方，这些形象具有虚幻与现实兼具的特点。
比如《狐嫁女》一篇中，蒲松龄为我们虚构了一户“狐人家”：
（殷天宫）坐良久，更无少异，窃笑传言之讹。
席地枕石，卧看牛女。
一更向尽，恍惚欲寐。
楼下有履声，籍籍而上。
假寐睨之，见一青衣人，挑莲灯，猝见公，惊而退却。
……楼门尽辟。
移时，往来者益众。
楼上灯辉如昼。
这样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半夜三更出现，更不知从何处来，一看便知道他们并不是人，而是狐。
但狐翁见到殷天宫时所行礼数，以及后来婚宴中的各种仪式，又无不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
为了某一件事，一大家人聚在一起庆祝、忙碌，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情形。
可见，作者所塑造的这些形象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是作者虚构的形象与现实有机融合而形成的。
《聂小倩》一篇中的女主人公，也是这类艺术形象的典型。
聂小倩是一个女鬼。
她在寺侧下葬以后，就生活在老妖的钳制之下，受其驱使，被迫去卖弄色相，借以害人。
聂小倩出场时，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她的容貌，但从“姥姥”口中：
“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摄魂去”，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位美丽的女鬼。
世间本没有鬼，这不过是作者为寄托思想而创造的一个艺术形象。
因此，作品中的鬼是有着人的思想情感和是非判断能力的。
在聂小倩出场之前。
两个女妖的对话：
妇曰：
“小倩何久不来。
”媪曰：
“殆好来矣。
”妇曰：
“将无向姥姥有怨言否。
”曰：
“不闻，但意似蹙蹙。
“婢子不宜好识相！
”
从中可以知道，聂小倩对于自己被役使着干害人勾当实非出于本意。
这说明她是有良知的，对事对物都有着自己的判断能力。
除此之外，聂小倩虽为鬼，但对她自己所遇到的事依然有着像常人一般深刻的内心感受的。
例如，在宁采臣两次拒绝了聂小倩的诱惑之后，聂小倩非常羞愧，文中这样写道：
女惭出，拾金自言曰：
“此汉当拾铁石。
”……宵分，女子复至，谓宁曰：
“妾阅人多矣，未有刚肠如君者。
君诚圣贤，妾不敢欺。
从这些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她对宁采臣的印象极佳。
前面之自言自语，是她情不自禁的肺腑之言，无疑，这是她真实的内心感受。
至此，已让读者忘记了她是一个鬼，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了。
后来聂小倩为报宁采臣的搭救之恩，随宁采臣回家。
宁母起先是“愕然”且“惊顾不遑”，但是聂小倩却是“朝旦朝母，捧匜沃盥，下堂操作，无不曲承母志。
黄昏告退，辄过斋头，就烛诵读”。
在这里，聂小倩已与常人无异，虚幻与现实融为一体，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只是一个飘来忽去的女鬼，而是一个有血有肉、重情重义，亦食人间烟火的“女鬼”。
再比如《小翠》一篇中的小翠，是一只狐，母亲为报恩，把她送到王侍御家。
在我们的印象中，狐妖就是一种飘忽不定、妖娆谄媚、诱惑害人的形象。
但在蒲松龄的笔下，这些狐妖的身上却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小翠是狐狸幻化而来的，她身上有许多不同于人的地方，比如，小翠被送上门，人们却不知道她来自何方，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还有，在帮助王侍御的过程中，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这是常人做不到的。
元丰又呆又傻，小翠却治好了她的痴病，这更是常人不可能办到的，这一切都让我们觉得她不是一般人，而是一个狐妖。
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小翠又是富于人情味的，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
元丰大号，女始色变，屈膝乞宥。
夫人怒顿解，释杖去。
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扑衣上尘，拭眼泪，摩挲杖痕，饵以枣栗。
公子乃收涕以忻。
我们可以看出小翠是实实在在地过着人的生活的，她也有像人一样的思想情感、行为举止。
当元丰挨了母亲的打，大哭大号时，小翠不仅替他求饶，在老夫人消了气离去之后，还替他擦拭泪痕，拍打身上的尘土，并且拿出枣栗来哄他吃，直至元丰破涕为笑。
这又分明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小媳妇儿。
由此可见，《聊斋志异》中种种幻想中的形象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在他们身上既有作者虚构的要素，又有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影子。
《聊斋志异》中这样的鬼狐很多，这些形象虽然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比如《娇娜》中那个才能出众、医术超群、品德高尚的狐仙娇娜，《宦娘》中那个情操高尚、感情丰富、热爱艺术的女鬼宦娘，《婴宁》中天真烂漫、爽朗喜笑、憨态可掬的狐女婴宁，《考弊司》中丑陋无比、贪赃枉法、极具讽刺性的虚肚鬼王等等。
但从作者总体艺术构思来看，他是要从虚幻中显示出真实，而不是从真实中显示出虚幻。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用虚实结合的浪漫主义手法为我们塑造了许多亦人亦鬼，亦人亦狐的艺术形象。
因此，虚幻和现实的完美结合成为《聊斋志异》中那些鲜明生动的鬼狐形象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物性与人性的有机统一。
蒲松龄使《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妖怪在奇幻的外表下裹藏着一颗人的心，这些鬼狐妖怪或多或少都保留有幻化为人形之前的一些特点，同时他们又有着类似人的性情姿态和思维逻辑。
蒲松龄把这些花妖狐魅人格化了。
因此，在这些鬼怪狐妖身上体现出来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物性与人性的统一。
《聊斋志异》中那些物性与人性合一的鬼狐妖怪形象各式各样，有的是由植物幻化而来的，如菊花（《黄英》）、牡丹（《香玉》）、荷花（《荷花三娘子》）等；
有的是由昆虫幻化而来的，如绿蜂（《绿衣女》）；
有的是从走兽幻化而来的，如狐（《莲香》）、虎（《苗生》）等。
《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形象与以前出现的这一类形象相比，这些形象已经完全幻化成了人形，而以往的这一类形象几乎都是人兽同体的，比如猪八戒、孙悟空等。
蒲松龄从原有之物的物性特征中选择一、二，将其融入到人的身上。
比如花姑子身上带有一股浓郁的、沁人心脾的香味，这正是香獐的一大特征；
鼠精阿纤（《阿纤》）善于积储粮食、勤俭持家，细想一下，这又何尝不是老鼠的习性呢？
同时，蒲松龄将这些物性与人性结合在一起时，并不是简单的排列在一起，而是有机的将两者融为了一个整体。
“一切成功的艺术形象都应是有机的整体，它的各种构成因素可以对立统一，而不能够多元并存。
”蒲松龄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塑造这些形象的过程中，并不是将人性消融到物性里，而是使物性统一到人性之中。
比如绿衣女这一形象。
她对挑灯夜读的于生发出赞叹之语：
“于相公勤读哉”、“勤读哉。
”“勤读哉”三个字的简单重复，恰似绿蜂的营营之声；
再看她的外貌，身着“绿衣长裙，婉妙无比”、“腰细殆不盈掬”，让我们想到绿蜂的体态和翅膀；
她唱歌时也是“声细如蝇”，就像绿蜂飞舞的声音。
这些特点都是绿蜂所有，但蒲松龄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而是把它们作为人的语言形态表现出来的，绿衣女毕竟是一个婉妙无比的少女。
后来绿衣女坠入蛛网，化作蜂，被于生所救。
竟“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机上，走作‘’字”，表现出来的是其作为人的思想情感。
在《白秋练》一篇中，白秋练平时的行为举止、婚姻生子与常人无异，唯独在每天吃饭时必须在饭中加少许湖水。
作者把鱼离不开水这一物性和人必得一日三餐的人性巧妙的融为了一体。
将鱼的特性有机的包容在白秋练这个人的身上。
另外，蒲松龄是将这些形象的物性包融在人性之中，所以，这些塑造出来的形象是带着物性的人，而不是带着人性的物。
《苗生》一篇里，老虎矫健有力、急躁凶猛的特点并不是附着在老虎的形象上，而是从幻化成人形的苗生这一人物的性格和灵魂中表现出来的。
后来，苗生因为不能忍受众生的高吟，“伏地大吼，立化为虎，扑杀诸客，咆哮而去”这乃是苗生急躁性格发展的极致，虎的举动表现出来的是苗生这一特定人物的性格。
这些鬼狐形象由物性和人形两个方面构成，其核心应该是人性，他们都是带着物性的人。
这些鬼狐性格之复杂、情感之丰富是其他书中同类形象无法比的。
《聊斋志异》表现形象的人性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完成。
一是鬼狐都有如同人类一样的家庭。
比如狐精青凤有叔父、弟弟，娇娜有父亲、兄长，白秋练有母亲。
这些形象在一定的家庭氛围中培养了自己的人性。
其二是他们与现实社会中的人发生情感纠葛。
比如，狐精青凤，受叔父管教甚严，性格温顺胆怯，在耿去病向她示爱时，她内心喜悦，但表面回避拒绝，内心充满矛盾。
这一形象的人性在与耿去病的感情纠葛中进一步深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蒲松龄使人性与物性高度统一于形象之中，使人觉得这些形象幻中有真，幻而不失其真，离奇而可信。
二、蒲松龄塑造鬼狐形象的意义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的这些形形色色的鬼狐形象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物，而是作者表现现实、慰藉心灵、寄托情感的载体。
（一）借鬼狐表现现实。
封建社会，官场黑暗，官员们互相倾诈，卖官鬻爵、官官相卫、鱼肉百姓的现象比较多见。
蒲松龄借鬼狐形象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这一社会现实。
《席方平》中的城隍、郡邑、冥王就是这一类形象的代表。
席方平的父亲因与富士羊某有却，羊某死后便在阴间贿赂冥使，夺去了席父的生命。
于是，席方平魂魄离体，赶赴阴间为父伸冤。
席初至狱门便听见父亲哭诉说：
“狱吏悉受赇嘱，日夜搒掠，胫股摧残甚矣！
”于是，席方平便至城隍处，但因为羊事先行贿于城隍，城隍便以所告无据为由，不予理睬。
接着，席方平又“行百余里至郡，以官役私状，告诸郡司。
”没想到郡邑还是让城隍复审。
无奈之下，席方平只好诉诸冥府。
但是，官场中官官相卫，在冥府中，席方平不但没能伸冤，反而遭受了火床、锯解等一系列的严酷刑罚。
可见官场之黑暗。
在这里蒲松龄虚构出了一个与现实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相对应的冥府，并塑造出了狱吏、城隍、郡邑、冥王等一批贪官污吏的形象，使这些形象在虚构的舞台上极尽现实社会中百官的丑态，淋漓尽致的展现了现实官场中的黑暗。
这一类形象的另一个典型代表就是《考弊司》一篇中的虚度肚鬼王。
文中这样写到：
闻人生，河南人。
抱病经日，见一秀才入伏谒床下，谦抑尽礼。
已而请生少步，把臂长语，刺刺且行，数里外犹不言别。
生伫足，拱手致辞。
秀才云：
“更烦移趾，仆有一事相求。
”生问之，答云：
“吾辈悉属考弊司辖。
司主名虚肚鬼王。
初见之，例应割髀肉，浼君一缓颊耳。
”生惊问：
“何罪而至于此？
“不必有罪，此是旧例。
苦丰于贿者可赎也，然而我贫。
官府不仅纳贿，而且公然逼贿，还采用如此残暴的手段，真是黑暗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虽然夸张，这又何尝不是现实官场中常见的现象呢？
现实生活中又何止这样一个“虚肚鬼王”呢？
《聊斋志异》中除了这一类表现社会现实的作品之外，还有记录历史真实的。
蒲松龄出生于公元1640年，1644年清王朝进入关内，蒲松龄出生于易代之际。
易代之际必定会发生许多让人惊心动魄、妻离子散的悲惨故事。
明崇祯年间，以清太宗为首的满清集团，乘关内战争之机，派遣军队先后于崇祯二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七次深入明朝的河北、、山东等纵深地带进行骚扰，清兵烧杀淫虐，无所不为，给这些地方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
残酷的现实和兵燹所带来的伤害，经老人们的讲述，必然在蒲松龄的心灵上留下极度的创伤和惨痛的记忆，于是，蒲松龄就借鬼狐之说，曲笔影射地将这些历史记载了下来。
比如《鬼隶》一篇，就借两个鬼隶之口，从侧面进行了记录，其原文为：
历城县二隶，奉邑令韩承宣命，营干他郡，岁暮方归。
途遇二人，装饰亦类公役，同行话言。
二人自称郡役。
隶曰：
“济城快皂，相识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
”二人云：
“实相告：
我城隍鬼隶也。
今将以公文投东岳。
”隶问“公文何事？
”答云：
“济南大劫，所报者，杀人之名数也。
”惊问其数。
曰：
“亦不甚悉，约近百万。
”隶问其期，答以“正朔”。
二隶惊顾，计到郡正值岁除，恐罹于难；
迟留恐贻遣责。
鬼曰：
“违误限期罪小，入遭劫数祸大。
宜他避，姑勿归。
”隶从之。
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
二人亡匿得免。
文中借二鬼隶之口，记录了历史上著名的“济南大劫”，从文中的“扛尸百万”可以知道战争之惨烈。
像这样，从侧面记录历史的作品还很多，如《乱离》一篇：
陕西某公。
任盐秩，家累布从。
值姜瓖之变，故里陷为盗数，音信隔绝，后乱平，遣人探问，则百里绝烟，无处可寻消息……时大兵凯旋，俘获妇口无算，插标市上，如卖牛马……
在大兴文字狱的年代蒲松龄借鬼狐之事，涉幽冥之境，为我们记录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材料。
（二）慰藉心灵。
蒲松龄自幼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有着踏入仕途的理想和抱负，但他的才华却始终无法施展，报复无法实现。
蒲松龄一生热衷科举，却屡不得志，直至71岁才成为贡生。
早年“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成了泡影。
他被主流社会无情的抛弃了，成了一个失败者，这使他的精神处于严重的困顿之中。
于是，蒲松龄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鬼狐身上，以慰藉自己困顿已久的心灵。
《叶生》一篇中的鬼书生叶生，由于久试不第。
最后郁郁而终，为了科举，死后竟不知自己已为鬼，还教授丁乘鹤之子，并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公子。
最后，他的魂灵在县令的帮助下，取得功名，表现出读书人生生不息的功名翘盼。
像叶生这样热衷于功名的鬼书生还有一些，如于去恶。
于去恶在阴间是一个热衷科举，一心想靠科举及第走上仕途的鬼书生，他勤学苦读，但地榜揭晓之后，依然落第。
但他并没有灰心，因为他听说张桓侯将至，他将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张桓侯，终于，在张桓侯三十年一巡阴曹的时候被推荐为交南巡海使，走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仕途，实现了自己的科考之梦。
在这里，蒲松龄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这些勤奋好学、有理想、有报复的鬼书生身上，以抚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屡试不第的心灵伤痛。
（三）寄托思想情感。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刻画的鬼狐形象除了表现现实、慰藉心灵以外，他还把自己的一些思想情感，通过这些鬼狐形象表现出来。
一方面，蒲松龄将自己追求的善良人性寄托在这些鬼狐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写的鬼狐大多是很善良的，例如《阿英》一篇中的阿英，为报恩，在幻化为人形之后，嫁给甘钰为妇。
虽为异类，但她有一颗知恩图报的心；
嫁为人妇后，也能勤俭持家，事嫂如母，并且在战乱时，搭救了甘钰一家。
在《聊斋志异》中，这样温柔善良的鬼狐有很多。
《莲香》篇中的狐妖莲香和女鬼李氏，她们都只是痴爱着桑晓，并不害人。
莲香在知道桑晓被鬼气所伤，而又劝阻无效后，并没有舍弃桑晓不顾，而是“采药三山，凡三阅月”，为桑晓寻觅良药。
女鬼李氏，与桑晓同宿，鬼气使桑晓病倒，但这并非出于她的本意，后经莲香点拨，后悔当初，于是“每夕必至，给奉殷勤，事莲犹姊”。
《红玉》片中的红玉，虽是狐妖，却帮助冯生度过艰难困苦的时期，充满了侠义精神。
蒲松龄将自己追求的善良人性寄托在这些鬼狐身，使这些鬼狐性格善良，行侠仗义。
《小翠》篇中的小翠，嫁给元丰以后，虽然元丰是一个傻子，但小翠对他始终不离不弃，还用自己的方法治好了他的痴病，表现出她善良的人性。
在帮助王侍御，惩罚奸佞小人的过程中，又表现出她行侠仗义的一面。
另一方面，蒲松龄也在这思想和形象的身上寄托着追求真正爱情、追求自由婚姻的思想。
蒲松龄生活在清初顺治、康熙年间，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强化思想统治。
封建礼教是这一时代的一大构成要素，它要求女子要“三从四德”，婚姻要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否则就会收到社会的谴责，甚至是处罚。
程朱理学中“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导致了人性的扭曲，导致了爱情与婚姻的分离。
《聊斋志异》中，反复出现的男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自由婚姻，正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在程朱理学压抑下的理想与追求。
比如《红玉》一篇：
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
视之，美。
近之，微笑。
招以手，不来亦不去。
固请之，乃梯而过。
遂共寝处。
问其姓名，曰：
“妾，邻女红玉也。
”生大悦，与定永好。
女诺之，夜夜往来，约半年许。
红玉为了追求自己心仪的男子，竟然会“自墙上来窥”邻家男子，甚至还“乃梯而过”、“遂共寝处”、“夜夜往来，约半年许”。
《霍女》一篇中的霍女三易其夫，敢于选择自己的婚姻。
这些都表现了蒲松龄追求自由爱情和婚姻的思想。
蒲松龄将这种理想寄托在鬼狐身上。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为我们描写的鬼狐都能够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
《阿霞》篇中的阿霞，因景星是“祖德厚，名列桂籍”，且搭救过自己，于是心生爱慕，以身相许，但当景星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薄情寡义暴露之后，阿霞又毫不犹豫的离开了他。
《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大都敢爱敢恨，《武孝廉》中的狐妇，心地善良、待人厚道，在武孝廉奄奄一息时，她搭救了他，殷勤照料，并结合为夫妇。
后来，武孝廉飞黄腾达之后，便嫌弃狐妇年龄大，抛弃了她。
在封建社会，士子因社会地位的变化而抛弃结发妻子是再平常不过的，这些被抛弃的女性，只能忍受痛苦，而《聊斋志异》中的这个狐妇却一反常规，对抛弃自己，始乱终弃的人，她毅然收回了自己的善良之心，使抛弃了妻子的武孝廉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在封建礼教压抑下无法实现的爱情和婚姻自由，他们的追求在虚幻的环境中自然而然的得以实现，让人信服。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具有鲜明个性、亦人亦鬼、亦人亦狐的形象，大大的丰富了文学领域的人物画廊，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也为我们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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