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江山易改城头变幻一声叹息诚成文化苦旅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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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两次以公关为目的的大型酒会已经显示出刘波非凡的策划能力。
据公开资料显示:
刘波,湖南人,14岁就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
大学毕业后,他出人意料地进入湖南中医研究院学起了中医,并拿到了硕士文凭;
之后,他又考上北大哲学系的博士生,师从季羡林先生学习东方哲学。
对刘波的师承学历,我们难以考证,而他与季羡林的关系是否像他描述的那样源远流长也无从得知。
但他却成功地依靠季羡林这块权威招牌打赢了他商旅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仗。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刘波去了海南,而在此之前,他还只是湖南株洲《新闻图片报》的一个普通记者。
当时海南疯狂的“大好形势”使他很快融得了一笔资金,并成立了自己的企业“诚成集团”。
不过,当时名为“集团”的诚成公司却一直名不见经传,做的也就是几千家海南企业都在做的事情。
然而,刘非等闲之辈。
1994年刘氏开始策划编制出版浩瀚139卷(亦说123卷)的《传世藏书》,并成功说服季羡林挂名担任该书的主编。
藏书汇集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学术经典,总印数一万套,市场售价高达每套万元。
虽然如此高的售价使该书的实际销售状况大打折扣,可海南诚成却获得了出版界孜孜以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社会效益体现在刘氏在文化圈里声誉鹊起,经济效益体现在按如此高“市场售价”评估出的一万套“传世藏书”,使得海南诚成获得多达数亿的资产评估值。
与此同时刘波的另一场人生战役也开始打响——投巨资为许晴拍写真集。
这部普通的集子再一次显示了刘波的品味与经典的商业手法,写真集不仅招来娟子、黑冰等十几位中外摄影师,更是邀请了红得发紫的文化名人余秋雨作序,不知何种原因余秋雨竟也欣然提笔,顶着学界的骂声写下许多诸如“许晴美在深奥”的文字。
从这两次重大策划来看,我们已经感觉到刘波过人的策划能力。
然而,在资本市场上玩弄资本魔方更是刘波的擅长。
《希望》难载希望
从刘氏斥巨资为许晴拍写真集,余秋雨欣然作序事件看来,余秋雨等文化名人出现在诚成文化的董事名单中不属偶然。
余说他是以经纪策划者的身份代表海南诚成进入武汉长印。
于私,他将以实践克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贫寒化、低效化的弊端;
于公,他在帮助武汉长印探索一条既保持国际品牌又能为今天读者接受的文化产业之路。
什么阶级的人说什么阶级的话,正如毛主席所言。
刘氏是否听懂余董的肺腑之言
真正让刘波和诚成文化奠定传媒格局的是它进入《希望》杂志。
在入主“武汉长印”前,刘波就已经进入《希望》杂志。
事实上,刘波是“借壳”《希望》在资本市场玩了一桩惊心动魄的游戏。
在刘波准备以“资本”的身份进入《希望》前,当时《希望》杂志的总经理江松营在1996年底实际已经以这个身份进入了广东人民出版社旗下的《希望》杂志。
“希望模式”此时已经初显“原形”:
原《希望》杂志编辑部重组;
把江松营看中的办刊高手曾昭仁调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由曾昭仁承包;
再由他把经营权转由江松营承包,但江要投入800万元,作为运营费用,而《希望》依旧归广东人民出版社所有。
当时约定办刊的三条方针:
全彩色印刷、办成女人刊物、32开;
如果不是这样,江不会出钱。
在这个结构中,曾昭仁是主编,江松营为总经理,而与投资《希望》相配套的是新希望广告公司,它也是江行使经营权的机构。
当时,具有开放意识的广东人民出版社原社长卞恩才,完全同意这个方案。
这样,双方在1997年3月正式签订5年期限的合同,7月1日新的《希望》面世。
在1年投入了数百万资金后,开始赢利。
1998年中期,刘波出资720万元购买了《希望》60%的经营权,实际上相当于他控股了新希望广告公司;
当时双方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合同:
在新希望广告公司的股份安排上,刘波占60%,江松营占40%;
而在原来5年的合作期限上,又补了5年,刘波获得了《希望》10年的经营权。
1998年6月19日,双方签订了合同。
这样,刘波以个人名义“进入”《希望》,而他入主上市公司武汉长印却是两个月后的事情。
尽管这样,刘波却再一次显示了他经典的运作手段,“借壳”江松营在《希望》实验出的相对成熟的媒体运营体系,作为一个大股东,“获得”了一本正在高速成长中的杂志。
然而,刘波的运气并不都是这么好,他参与投资的其他媒体《华夏时报》、《华声视点》、《华夏》杂志、《舞台与人生》、《这一代》、《少年文摘》、《多媒体世界》、《中国医药导刊》、《视觉21杂志》、《北京纪事》、《都市生活》等二十多种报刊却并不赢利甚至处于亏损状态。
这一点从诚成文化2002年中报也可看出。
在2002年上半年,公司广告发行只获得万元的销售收入,仅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不过,刘氏有着高格调的情操:
“这些媒体实际上还处于培育期,做文化产业,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
”
在20多种刊物中只有《希望》能赢利,那么诚成旗下的其他杂志到底对上市公司有怎样的业绩支撑呢一本杂志的利润,如何能够支持一个上市公司
人们对诚成文化“庞大的媒体群落”的走向开始质疑。
文化概念的幌子
1998年8月14日,在入主《希望》之后不久,海南诚成又摇身一变成为武汉长印第一大股东。
海南诚成为何要入主武汉长印以及怎么进入武汉长印的人们不得而知。
不过,业内人士猜测,《传世藏书》的大量印刷加工合同使刘波对印刷行业产生了兴趣,而且刘波急需找到一个壳上市,因为他的计划中需要大量的资金。
武汉长印是中国包装印刷行业上市第一股。
公司以包装印刷起步,经过五十年的积累,在迎来新的大股东之前已成为一家总资产亿元、净资产亿元,拥有十余家、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
于是,刘选中武汉长印应在情理之中,但是双方如何走到一起呢从公开的资料我们获知的是,原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持有的武汉长印2900万股国有股份转让给海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此次股份转让后,长印股份的总股本不变,海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成为长印股份的第一大股东。
刘波进而成为公司董事长。
这是一个典型的借壳上市案例。
证券市场的投机文化助长了股价飙升。
从海南诚成入主武汉长印的当年12月29日到次年3月6日,不到4个月的时间股价从元狂涨到元。
股市上的巨额资金来源使刘波进入了更广泛的领域。
刘波表示,要在中国证券市场推出第一只“文化概念股”,在充实印刷主业的同时,着力开拓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影视、发行等领域,形成规模化、网络化,并建立起以技术支撑为基础,覆盖全国的图书零售连锁产业。
于是,为着这一目标,刘几乎每年都大把大把往外投钱。
2000年初,诚成向陕西省邮政局投资600万,成立了陕西诚成邮政报刊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2001年1月,诚成文化与湖南大学共同组建岳麓书院文化教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参与组建北京人文时空网络商务有限公司。
2001年1月,诚成文化联手新华书店总店,斥资3000万元人民币创办了终端为“新华驿站”的新华音像租赁发行公司,准备在全国范围内、面向社区建立300家连锁店。
据刘讲,目前在北京已做了69家,其中有50家是直营店。
在武汉长江大桥武昌一端的黄金地段,一座高达26层的诚成创业大厦盖了将近5年,据刘讲,又花去诚成文化约1个亿的巨资。
一位对刘波比较熟悉的朋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刘波很有想法,看得比较长远,也很有事业心。
但这位朋友认为,刘波的想法似乎太多了,他投资的媒体如此驳杂,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刘波在圈地、占位,二是他的媒体投资太过盲目。
从实际运营效果来看,诚成宛如“一只迷途的羔羊”,不知“自己到底要什么、到底想做什么”。
刘氏有思想,但思想不贴近地面飞,诚成文化什么都想做,到头来什么都做不成。
看来,号称一心要做“文化产业”、“传媒产业”成就一番事业的刘波实际并不专注于所谓的文化与传媒。
而这些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幌子。
假“湘军”解困
在大把大把地向外投钱之后,扩张太快、过度投资的诚成文化的步履变得艰难了。
不过,当家人刘波对此倒是心宽体胖:
“如果我们缺钱,把股权出卖一部分就可以了。
果不其然,刘波又导演了一次股权变更的惊人事件。
2002年5月14日,诚成文化发布公告,原第一大股东海南诚成将所持的2350万诚成文化法人股转让给湖南出版集团,合计转让价款6000万元。
股权转让后,湖南出版集团持有%诚成文化股权,以%的微弱优势成为诚成文化的第一大股东,海南诚成以%股份屈居第二。
好为概念的中国股市便有了“中国出版第一股”。
人们不禁要问,苦心经营了诚成文化4年之久的刘波为何愿意出让控制权
刘波自圆其说地解释说:
“我认为,湖南出版集团在行业内更有人才优势、市场优势,换言之,在业内更有号召力。
而名分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公司做大了,你占1%都很厉害,公司做不好,你占100%都没有用。
刘不断地向外界解释,这不仅是一次并购,更是一次战略合作。
并认为,湖南出版集团的产业实力很强,进入资本市场是迟早的事情。
而发展文化产业,是诚成文化一以贯之的目标。
两家的产业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今天走到一起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刘氏曾举例阐明什么是“战略合作”。
诚成文化将推出《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此集的特点是用地图来讲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人口、灾难、文化等各方面的演进和变化,规模超过英国历史地图集。
刘氏认为,如果诚成文化自己做,只能是“1+1=2”,而与湖南出版集团合作就能做出更大的效果。
然而坊间普遍认为,湖南出版集团的进入,是刘波为了利用其来帮助诚成将一些未能消化的项目继续运作下去,从而缓解诚成的现金饥渴。
对此,刘辩驳说:
“现金饥渴这个理由我不赞成。
对一个企业来讲,资金饥渴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发展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重组是企业发展最有效的手段,什么叫现金多、现金少,这要看你做多大的事情。
但是,出让一家已控股4年的上市公司,毕竟使控股者为之伤感。
刘波也许真的并不在乎名分,但企业控制权呢
其实,“战略合作”本身就有虚空的一面,毕竟在商言商,否则真让人“大惊小怪”。
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湖南出版集团与海南诚成的股份差距只有1.69%,相当于前十位股东中后八位股东股份的均值。
在诚成文化中,谁能取得最终的话语权,第一大股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联合到更多的中小股东。
股权政治其实就是兵不血刃。
湖南出版集团做了9个月的第一大股东,终于抬臀走人。
2003年02月18日,诚成文化发布公告称,其第一大股东湖南出版集团与广东奥园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法人股2350万股转让给广东奥园。
湖南出版集团6000万买进、6396万卖出股权,净赚396万元,看上去是单划算的买卖,湖南出版集团不是资本市场的过客,但毕竟有违借壳初衷。
原因有两种猜测。
一是诚成文化2002年中报就显示负债达到个亿,对于总资产个亿的公司来讲,负重难以前行;
二是湖南出版集团持股比例较低,要把优质资产置入上市公司得不偿失,欲加大持股比例,海南诚成又不愿意,重组无法推进。
但随后广东奥园入主诚成文化之后为何海南诚成网开一面,让其拟持股至20%答案很简单,此一时,彼一时。
对于媒体的追问,湖南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朱建纲显得十分无奈。
“有些东西是不能说的,只能说是正常的组织行为。
看来,湖南出版集团的来去匆匆正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钱钟书说过,婚姻就是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却想进去。
股权收购何尝不是如此,出版商出来了,地产商却要冲进去,诚成文化的股权接力赛前仆后继,甚是好看。
形而上卖楼
湖南出版集团去意已决,诚成文化卖楼拉开序幕。
1996年,32岁的郭梓文成立了金业集团公司(现更名为奥园集团),在广州房地产赶了个晚集。
靠常规的办法开发地产无疑是一出生便进火葬场。
受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承包商杰伯·
罗斯开发奥运场馆的启发,顺应当时广州“请吃饭不如请出汗”的潮流,郭氏提出“体育休闲+地产”的复合地产开发理念,1998年6月成立了金业体育花园,同年7月花园更名为“奥林匹克花园”。
同一年奥园集团成立,郭氏是奥园集团的实际控股人。
既然都是过来人,当然都有一段不幸的婚姻。
1999年6月广州奥林匹克花园发售成功后,中体产业开始加入,2000年12月,有新加坡外资背景的沈阳华新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也加入,三家投资伙伴保持各自33%的“A-A制”股权结构,另外1%掌握在各个奥园的管理团队手中。
“奥龙计划”浮出水面。
中体产业认为奥园的成功,主要是靠“奥林匹克花园”这块金字招牌,因此只要符合条件的房地产企业交纳固定的费用,就可以获得“奥林匹克花园”的特许经营权。
此为北方的游戏规则。
在南方“特区”则由奥园集团独家承包。
郭氏表示,奥园的成功并不是靠“冠一个名称”。
最终解决分歧办法就是南北分治。
在奥园集团的复合地产发展战略中,将房地产与体育产业结合只是第一阶段。
但体育经营空置率高,现在的购房者正呈现大众化、工薪化趋势,对于他们而言,体育不是小康人家的第一必需品,更多人把教育增值作为第一必需品。
因此奥园集团2003年开始将步入房地产、文化、教育产业的复合阶段。
入主诚成文化也正有了好的说辞。
郭氏透露,虽然以6396万元的价格获取%的股权便成为诚成文化第一大股东,但奥园集团会继续收购其他股东的股份,总体目标是拿出1亿元的现金,取得20%以上的控股权。
发布股东变更的当天,诚成文化股价下跌%,但这并不阻碍郭氏从“运动就在家门后”对体育概念的复合,上升到以“奥园学村”为标志的对教育、文化产业的复合,并最终走上城市运营之路。
人们看到“地产+文化+教育”的杂交体凸现奥园发展的主业。
广东奥园集团借壳上市,并没有立即着手重组,而是先清理其不良资产。
一是将存货的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影响2002年利润总额1291万元;
二是2002年债务重组损失总额为万元;
三是其他应收款账中有万元,因时间太久无法收回作为坏账核销。
先刮骨疗毒,出现巨亏也在所不惜。
郭氏的资本运作出手即见老到。
在最初叫武汉长印的躯壳里,累计有三任大股东穿肠而过,全是股权在作派。
得失皆有因,这应了一句泊来语:
撒旦的归撒旦,上帝的归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