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素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宋史研究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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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ThestudyofSongDynastyHistory in the ways of modernsciencebeganinthe20th Lesu is one oftheearliestscholars who started the study.This articlecurtlyintroducedProf.Chen'
slife,his achievements in andcontributionstothestudyofpolitic,economy and literatureofSongDynasty.It also analyzed his characteristic whenpursuinghisstudies,hismethodsof educationg students,andpointedoutthatProf.Chen is one of the exploiters andfoundersofthestudyofSong Dynasty history in the 20thcentury.Theyear2000isthetenthyearafter Prof.Chen haspassedaway,Inowexpressmygriefwiththisarticle.
【关键词】陈乐素/二十世纪/中国宋史研究/开拓者/奠基者Chen Lesu/the
20thcentury/studyofSong Dynasty history/ exploiter/founder
【责任编辑】陆勇强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百右加百
＠②原字为筑的上部下加钱
＠③原字为铁的左部右加戮的左部
＠④原字为火右加良
＠⑤原字为补的左部右加右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0）02—055—064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宋史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其历程的。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批宋史研究的论著问世，出现了首批宋史研究学者，展现了现代风貌。
陈乐素先生（1902～1990年）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其宋史研究生涯的。
他是有数的几位站在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开端线上的前辈学者之一，堪称是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
2000年，恰逢陈乐素先生逝世十周年，谨撰此文，以为纪念，不当之处，敬希指正。
一、生平大略
陈乐素先生，名博，自号乐素，以号行。
广东新会人。
陈乐素出身于书香门第。
其父陈垣（1880—1971年），字援庵，是我国现代卓越的历史学家、教育家。
陈垣从事教育工作70年，担任大学校长47年，培育了成千上万的学子，为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桃李满天下，多有成就不凡者。
他从事学术研究70余年，是一代史学大宗师，著述等身，成就卓著，在宗教史、文献学、蒙元史、中外关系史、年代学、考据学、避讳学等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陈乐素幼聆庭训，薰陶甚深。
陈垣先生教育子女，治学应能既博且约，由博返约。
陈乐素乃其长子，祖父期望甚殷，陈垣先生遂取名为“博”。
后来，陈乐素治学，恪遵父训，从博起手，由博返约：
始而泛览经史，继而通读几部重要史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最终落脚于宋史，深人钻研，终成名家。
成年后，他深慕历史上高风亮节之士安贫乐素的行为，便自号乐素，后来干脆以号行，其名反湮而不闻。
陈乐素自幼好学。
5岁时，他离开母亲和故乡新会，来到广州，住在祖上所开的药栈里，帮着干点儿杂活，学着识别药材。
闲暇时，他喜欢看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喜欢听人讲历史故事。
六七岁时，他就读《三国演义》，陈垣先生见了很高兴，教他在看书的同时，把这部书中每一回初出现的人名地名记录下来。
他虽然识字不多，但对摘录《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事迹和历史事件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乐而不疲。
这样，不但看了书，而且学会了初步的治史方法。
1918年，陈垣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北京定居。
陈乐素跟随父亲到北京上中学，不久，东渡日本，到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这一年，他16岁。
在四年留学生涯中，除上课外，他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学习：
一是有机会就去听日本著名学者的学术报告；
二是常跑图书馆，为其父陈垣先生搜集有关宗教史的资料，并抄录、翻译日本学者有关中国历史的论文，以及经济、时事方面的文章。
1921年，他翻译的有关日本金本位制度的文章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使他在兴奋之余，加强了研究日本的信心。
在明治大学学习临近结束时，他舍不得花时间去做政治经济学的论文，而是集中精力抄录资料，因而未能获得学位。
1923年，21岁的陈乐素自日本返回广州，先后在广州的南武、大光、培英等中学教授语文和历史课，重点教历史课。
这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
教课之余，他开始系统阅读历史典籍。
恰好家中有一部竹简斋版《二十四史》，于是，他的阅读从《二十四史》开始。
几年下来，他阅读了大量古籍，做了大量笔记、摘录，历史知识也大大丰富起来。
这几年间，广东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并于1926年开始北伐战争。
满怀对孙中山的敬仰之情，24岁的热血青年陈乐素就在这一年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李福林为军长的第五军政治部任宣传员。
1927年4月，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
一二政变”后，广州也发生了“四·
一五政变”，国共合作的局面遭到破坏，广州到处是大逮捕、大屠杀，社会大乱。
在苦闷和彷徨中，陈乐素脱离了国民革命军。
1928年初，自广州赴上海，进入广东籍将领蔡廷楷将军及一些广东同乡联合兴办的民众烟草公司做事，任文书。
工作之余，搜集史料，进行写作，正式开始其历史研究生涯。
1929年，《日本研究》杂志社在上海成立，陈乐素被聘担任主编。
在《日本研究》杂志的创刊号和第二期上，陈乐素刊布了《〈魏志倭人传〉研究》和《后汉刘宋间之倭史》两文，这是他最早公开发表的两篇学术论文。
两文刊发后，即引起日本史学界的注意，《东洋史讲座》和《大日本史讲座》和《支那史籍上的日本史》中，曾详细地译摘了两文，日本著名历史学者中山九四郎先生认为，两文是“中国青年学者的真实有益的研究”，是“比较精细的研究”和“有益的文字”，“有必要加以介绍”。
陈乐素的意图，是由此二文开始，系统研究中日交流的历史，完成《中日关系史》的写作。
但其后仅发表过《第七世纪的对日战争》与《古代日本及其新文化》等文，即无下文了。
其故非它，盖因其研究方向已转向了宋代。
1931年“九·
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进逼平津，形势岌岌可危。
当此之际，中国古代史上外患严重的宋代，引起了史学工作者的特别关注，有关论文一时陡增。
此时，陈乐素已离开了《日本研究》杂志社，寓居北平，以撰文维生。
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日寇占领沈阳的消息，不禁潸然泪下，顿感国事颠危，有似历史上的两宋时期，于是决心攻治宋史，以期唤起国人之觉醒，抗日救亡。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33年，陈乐素在《辅仁学志》上刊布长达4万字的《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
这是陈乐素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宋史研究的论文，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长篇鸿文。
自此为始，陈乐素即将宋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内容，直到逝世，长达57年之久。
1935年，经蔡元培先生推荐，教育部派陈乐素去日本，为时半年，考察中国古籍流传日本和日本学术界研究中国的情况。
此次东行，使他有机会仔细阅读静嘉堂文库的汉籍，尤其是原陆心源“＠①宋楼”所藏珍本，收益颇丰。
1937年“七·
七事变”后，上海、广州相继论陷，陈乐素携家带口，辗转到了香港。
经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先生介绍，到英华中学教国文和历史。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香港，中学停课。
陈乐素为维持生计，只得到半山别墅教私人日语，艰难度日。
这期间，香港生活相当艰苦，内地去的人尤其艰苦。
陈乐素的薪水，不仅要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而且还要时常接济亲友，经济负担是很重的。
陈寅恪先生、袁同礼先生此时均在香港，都得到过陈乐素的热情帮助。
生活虽然艰苦，但陈乐素的学术活动并未停止。
他受叶恭绰先生的邀请，担任《广东丛书》编委，为《广东丛书》汇编、校订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一书，并最终出版。
他还应友人之托，编过一些当代人物的年谱传略，以笔名发表。
1942年秋，经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推荐，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聘请陈乐素为史学系教授。
于是，他携家带口，克服种种困难，通过日军盘查，经湛江辗转流徙，终于在12月到达遵义就职。
以一位中学教师而能被当时大后方四大国立大学之一的浙江大学直接聘为教授，实属不易，反映出陈乐素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平，已得到承认。
到浙大任教，是陈乐素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从此他踏入高校讲坛，以教学与学术研究为已任，为20世纪中国宋史学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这一年，他40岁。
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陈乐素身处万山丛中，一面教学，一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陈乐素夜半三更在油灯下苦读苦写的情景，令浙大不少人记忆深刻。
40多年后的1995年，原浙大史地学系主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之子张镜湖（时任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还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在遵义时陈乐素艰苦治学的情况，称颂他的治学精神感人之深。
在浙大期间，陈乐素开设的本科课程种类繁多，有隋唐史、宋史、中国目录学史、史料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实习、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等。
到浙大不久，他又兼任史地研究所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
除第一位研究生余行迈外，他指导的研究生，集中在宋史领域。
在他之前，张荫麟（1905～1942年）执教浙大，指导宋史研究生。
陈乐素接着带出了更多的宋史研究生，发扬光大了浙大的宋史研究，奠定了浙大在宋史研究领域的重镇地位，直到今日。
他这一期间的研究生，主要有余行迈、程光裕、徐规、宋唏、王省吾、倪士毅等人。
在浙大史学系教授中，他以“淹贯群书，治学严谨”著称。
1945年，八年抗战终获胜利。
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
陈乐素也随校迁徙，定居杭州，继续其教学研究生涯。
在这一期间，他同情和支持浙大的学生运动，多次掩护进步学生的活动，受到学生的欢迎和称道。
1949年，杭州解放，陈乐素积极投身于新的社会生活中。
他担任了浙江大学工会的负责人，教授过中国近代史、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
1952年，院系调整，陈乐素随历史系到了浙江师范学院，除继续任历史系教授外，兼任图书馆馆长。
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亲自提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人事部下调令，调陈乐素进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审，兼历史编辑室主任，从事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审工作。
经过陈乐素与巩绍英、邱汉生、汪＠②、王永兴等专家的共同努力，集体编写了高中中国历史课本。
这套课本于1950年出版发行后，得到史学界、教育界和中学历史教师的好评。
陈垣、侯外庐等著名史学家都在《历史教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加以赞许。
1954～1956年编辑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套系列教科书，也是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献给新中国的一份厚礼。
陈乐素在其中洒下了自己辛勤的汗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6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聘陈乐素为兼职研究员。
1964年，吴晗主编《历史小丛书》，他被邀请担任编委。
虽然有繁重的中小学教材的编审任务，但陈乐素并未停止自己的学术研究活动。
只是，除了指导研究生外，他已极少发表文章了。
30多年后，安徽师大的万绳楠教授还对一位师从陈乐素的学生无限感念地说：
“我走上史学研究之路，也多亏了陈先生的指引。
50年代我在北京当中学教师，《历史小丛书》约我写《文天祥传》，正是在陈乐素先生指导下才完成的。
你能跟陈先生学习多好啊，要珍惜这个机会呀！
”同时，陈乐素还参加了历史研究所的集体项目——《中国史稿》宋史部分的写作，此书署名“郭沫若主编”，直到“十年浩劫”后，到90年代，才出齐全套10册。
十年浩劫中，陈乐素先是被下放到安徽干校劳动，以年近70之身，承担沉重的挑开水到田头和给农田浇水的工作。
1972年，陈乐素被强迫退休，并且既不许在北京居住，又不许回老家广州或新会，只得回到原来的工作之地——杭州，在郊区落户。
在杭州落户后，陈乐素重拾旧业，继续进行历史研究，整理《宋史艺文志考证》的旧稿，直到1978年。
其间，他曾一度受中国历史博物馆之邀，赴北京从事陈列事迹的审定工作。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从事学术研究不必再隐瞒了。
陈乐素于是加快了《宋史艺文志考证》的进度，同时，在陈垣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顾炎武的《日知录》一书进行研究。
为此，他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去西湖边上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看书，摘录资料，但从不觉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杭州大学为陈乐素办了复职手续，在历史系担任教授、宋史研究室主任。
浙江历史学会成立，他被推选为会长。
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新聘任他为兼任研究员。
这一年，全国开始招收研究生，陈乐素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杭州大学两处招收宋史研究生。
1979年，陈乐素南下，返回故乡广州，到暨南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兼宋史研究室主任，由此开创了暨大的宋史研究工作。
1980年，中国第一个断代史研究会——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并召开第一届年会，陈乐素出席了年会。
大会推举邓广铭为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陈乐素为副会长，上海师大的程应＠③先生任秘书长。
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重新成立，李一氓任组长，聘请了一批专家担任小组成员，一批老专家任顾问。
陈乐素被聘为顾问。
同年11月，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在北京开会，会议期间，由陈乐素领衔，十位老专家上书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要求在国家计划内单列“古籍整理经费”，每年拨给专款，以使全国的古籍整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陈云同志批转给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姚依林，并得到同意。
于是，从1983年起，在国家计划内，“古籍整理经费”单列，其中“高校古籍整理经费”一项，当时定下是每年250万元，90年代后，增为每年500万元。
教育部为此款专门成立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高校古委会）管理使用这笔经费，全国高校中，先后建立了18个由古委会直接拨款的古籍（或古文献）研究所，建立了四个古典文献专业，全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从此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成立了古籍研究所（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陈乐素出任所长。
1987年，他改任名誉所长，直至逝世。
80年代中期，在全国编修地方志的浪潮中，广东省于1984年成立了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陈乐素被聘为委员。
这项职务对于他，不仅仅是一个荣誉职务，他为此付出了大量而艰辛的劳动。
审阅方志办系统人员的评审材料，到各县市视察、指导地方志的编纂情况，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他无怨无悔，忻然而行。
在暨大工作期间，陈乐素为暨大培养了两届共4名宋史研究生，奠定了暨大培养宋史人才、研究宋代文化的基础。
从此，暨大成为南方宋史研究的基地，受到国内外宋史学界的关注。
陈乐素一直很注重锻炼身体，长年坚持不懈。
70岁后，他坚持每天步行一万步，非走够定数不可，因此，身体状况一直不错。
1979年，在开封举行的“《简明宋史》审谈会”期间，他以77岁高龄而率先登上开封铁塔，令同行者赞叹不已。
1988年，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上有一篇介绍陈乐素的短文写道：
几乎与世纪同龄的陈乐素先生，虽已年近九旬，但耳聪目明，步履矫健，思维清晰，每日仍工作八个小时以上。
生命在于运动。
先生的健壮体魄，得力于他长年不懈的运动，得力于他坦荡豁达的性格，得力于他清心寡欲的习性，得力于他素食不贪的饮食。
1982年，适逢先生八十寿诞，又值先生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60周年，暨南大学隆重集会庆祝。
先生充满豪性地表示，还要努力工作15年，真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然而，岁月毕竟不饶人。
1989年春节过后，陈乐素的健康状况即发生了变化，喉疾与肩疾先后发作，折磨着这位87岁的老人。
虽经治疗，但并未有多大好转。
由于喉疾，日常生活中，陈乐素已艰于言语，常使用纸笔交谈。
1990年7月10日，陈乐素因高烧入院，经诊断是肺部感染，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
然而，在昏迷一天多后，陈乐素醒了过来，并且一天好似一天，谁也未曾料到，这竟然是回光返照。
7月20日凌晨，陈乐素安然去世。
前一天晚上，他还自己洗了澡才入睡的。
陈乐素去世后，暨南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陈乐素的夫人常绍温教授写了如下挽联，表达其悲痛之情：
相从十二年，道合志同，情兼夫妇师友。
记工暇吟咏挥毫，浑忘日月其除。
而今饮泪送公，属纩当时犹寓目，音容宛在。
高寿近九秩，缣缃黄卷，心寄德操文章。
正早夜沉潜史笔，焉知岁华不与！
望处盈台丛稿，怀悲岂独但思亡？
魂兮归来。
二、学术成就及其评价
自1921年刊发译文始，陈乐素从事学术研究约70年。
自1933年刊发第一篇宋史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始，至1988年9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乐素主编的《宋元文史研究》刊出《北宋国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业及其历史意义》与《刘恕与〈通鉴〉》两文，55年间共发表论著30多篇。
1984年，陈乐素将其1983年以前刊发的主要论著汇编为《求是集》第一、第二集，两集共收入论著24篇，合共50余万字。
他倾注了大半生精力的《宋史艺文志考证》一书，50多万字，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发排，将作为《求是集》第三集出版。
此外，陈乐素还有《中国目录学史》、《〈日知录〉校注》等遗稿及未收入文集的论文百余万字，尚待整理。
综观陈乐素所发表的论著，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宋史，他在史学上的贡献也主要在宋史学上。
1933年，陈乐素发表了第一篇宋史研究论文《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此时国内的宋史研究状况如何呢？
考察20世纪中国的宋史研究，迄今所见到的最早发表的论文大约在1903年，是明夷的《宋官制最善篇》，刊载于《新民丛报》1903年46至48号合订本上。
随后，1905年有刘光汉，1907年有刘师培，1908年有黄节，1912年有曾学传发表宋史论文，基本是研究宋代学术的。
1916年左右，吴廷燮刊发《北宋经抚年表》。
其后，傅斯年（1919年）、朱廉之（1919年）、顾颉刚（1922、1923年）、甘蛰仙（1923、1926年）、吴其昌（1923年）、章炳麟（1925年）、盛朗西（1925年）、陈东原（1926年）、林纾（1927年）、张星＠④（1928年）、王桐龄（1927、1929年）、张其昀（1929年）、陈钟凡（1926、1929年）等人先后发表了有关宋史的论文，陈钟凡还在30年代完成其专著《两宋思想述评》。
1930年以前，对宋史研究贡献最大者，当推国学大师王国维。
在1910～1923年间，他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宋代戏曲与文献等方面的论文，对宋代文化做出了独到的研究和贡献。
特别是他1913年出版的《宋元戏曲史》，更是引人注目，被认为“体裁创新，具世界眼光”，是旷古未有的通俗文学之作。
分析1930年前的论文及作者，可以看到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内容以文化为主，思想、法制、文学是其重点，但论文内容在今天看来，多嫌简略；
二是作者多非专门从事宋史研究者，客串为主，有两、三篇文章已属多矣，最多的王国维也不超过10篇，严格地说，此时尚无专门意义上的宋史学者。
这些作者，在30年代后的宋史研究领域，基本看不到了。
陈乐素的《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的发表，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开拓意义。
第一，作者自此以宋史研究为主，成为专治宋史的学者，并在此后10余年内，刊发了数十篇数十万字的宋史论文。
第二，这是“九·
一八事变”后第一篇研究宋代政治的论文，内容扎实，分析透彻，穷源究委，是此前大多数宋史论文所不可及，也未曾见到的。
这一点，从本文的细目即可窥知。
本文细目如下：
一、燕云，二、十六州之割让，三、燕云与北宋，四、谋复燕云之始议，五、马政之使，六、赵良嗣第一次之使，七、土地范围之争议与交涉之停顿，八、金军事上之进展与辽帝之西走，九、宋第一次进军之失败，十、再度进军之再败，十一、金帝入燕前之经营与宋金交涉之复续，十二、所谓收复燕云，十三、张觉事件，十四、关于西京诸州之割让，十五、宋得燕后对于边境防御之措施，十六、辽帝耶律延禧之被擒，十七、金侵宋之原因及其准备，十八、燕山府之陷没。
60多年后，再来看这篇文章，仍未过时，其详尽全面透彻的分析，仍然是这一事件的最高研究水平。
因此，当时此文能够在颇有名气的《辅仁学志》上发表，引起学术界关注，决非偶然。
可以说，陈乐素的宋史研究，一开始即是从一个较高的基础上起步的。
他的开篇之作，在其全部论著中，是高水平的作品。
从而也使他在当时的宋史研究者中，以专门和高水平而特异独立。
从上述这两方面看，称陈乐素为20世纪中国宋史学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之一，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继《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后，陈乐素于1934年在《国学季刊》刊发《徐梦莘考》，此文约两万字。
1935年与1936年，陈乐素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二、三分册上，刊出《〈三朝北盟会编〉考》，合共约16万字。
《国学季刊》是20世纪初即已有名的学术刊物，《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更是公认的一流刊物，学者企盼发文之地。
陈乐素的文章能够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很可反映其学术水平，而且这种水平为当时学术界所认可。
自《徐梦莘考》与《〈三朝北盟〉考》始，陈乐素对宋代文献的研究日益扩大与深入，最终成为他对宋史研究贡献最大的领域。
陈乐素研究宋代文献的论著，主要有：
《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宋初三馆考》（1936），《〈直斋书录解题〉作者陈振孙》（1946年），《〈宋史·
艺文志〉序文证误》（1946年），《〈四库提要〉与〈宋史·
艺文志〉之关系》（1946年），《读〈宋史·
魏杞传〉》（1948年），《袁本与衢本〈郡斋读书志〉》（1982年），《略论〈直斋书录解题〉》（1983年），《北宋国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业及其历史意义》（1984年），《刘恕与〈通鉴〉》（1986年）等，集大成之作则当属《〈宋史·
艺文志〉考证》一书。
陈乐素关于宋代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部书：
一是记述宋金关系的著作《三朝北盟会编》及其作者徐梦莘；
二是有宋一代书目大成——《宋史·
艺文志》，兼及《宋史》它传；
三是宋代著名私家目录《郡斋读书志》及其作者晁公武；
四是宋代著名私家目录《直斋书录解题》及其作者陈振孙。
《〈三朝北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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