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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述评

2006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述评

王万盈（宁波大学历史系315211）《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006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与上年相比，不仅数量较上年有大幅增加，达到近200篇，而且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多学科交叉方法运用增多。

兹分述如下：

总体性总论李根蟠指出用环境史的视野观察经济史，可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加深或刷新我们的认识，使之成为经济史学科新的生长点①。

阎守诚对自然灾害与中国古代社会治乱间的关系做了论述，指出古代中国农民起义几乎都有自然灾害相伴随，同时，自然灾害也是对封建国家政权的稳定程度、行政效率、财力物力、吏治好坏等方面的综合考验②。

张建成认为经济史有史学与经济学两种范式，各自归属于历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范畴。

两种范式在合作与争夺中产生和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理清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正确认识经济史学科的当前形态和今后发展趋势③。

林文勋主张将商品经济问题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将商品经济的发展做为考察社会变革的一个基点，能够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基本规律④。

王昉从租佃制度的视角考察了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关系的演进路径，对不同租约形式下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学分析⑤。

徐旺生从生活方式、生产结构和生态环境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进程⑥。

武力认为中国自秦统一以来所形成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度，是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维持一个大国统一所必须的制度保障，其在经济方面的国家直接经营并带有垄断性或高利润的工商业，具有控制国民经济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双重目的，尤其是后者，更是一个多民族的、各地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条件下维持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⑦。

储丽琴、龚海涛认为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社会经济的兴衰关键取决于国家是否能够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提供有效率的产权激励。

我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在国家、产权、意识形态三者之间没有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导致封建社会经济的衰退⑧。

钟祥财认为政治等级和政府干预是中国古代收入分配的主流观念，据此制定的分配政策以满足权势集团的利益为主要目的，在一个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社会里，它很容易导致贫富差别的悬殊，而这种无效率和不公正的利益分割通过潜规则得到强化，由此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障碍。

从历史记载来看，救济弱势群体的政策仅在很少的时期实行，因而社会保障思想在中国古代更多的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诉求⑨。

同时钟祥财还认为中国古代收入分配思想中已经具有明显的市场意识，却没有对实际政策发生积极的影响，这表明具有科学内涵或较强解释力的经济思想要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取决于制度变迁的多重复杂因素⑩。

储丽琴认为我国古代拥有浓厚的贫富分化思想，中国古代的贫富分化随着历史的演进愈演愈烈，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症结在于封建国家政权的阶级性以及封建社会产权的模糊性⑾。

吴治繁从法学、史学和经济学角度考察了古代物价管理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认为古代物价制度的演进，以西周为起点，经秦汉时期发展，到唐代制度化⑿。

吴旺延、钟兴瑜认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和谐内容主要体现在“以民为本”思想中的和谐因子、义利关系思想中的和谐因子、社会分工思想中的和谐因子、生产与消费关系中的和谐因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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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根蟠：

《环境史视野与经济史研究——以农史为中心的考察》，《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②阎守成：

《自然灾害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治乱》，《光明日报》2006年6月12日。

③张建成：

《经济史的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④林文勋：

《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⑤王昉：

《中国古代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关系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⑥徐旺生：

《生活方式、生产结构、生态环境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古今农业》2006年第2期。

⑦武力：

《中国“大一统制度”与国有经济》，《河北学刊》200s年第3期。

⑧储丽琴、龚海涛：

《从国家视角反恩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的衰退》，《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⑨钟祥财：

《中国古代收入分配的制度分析》，《史林》2006年第4期。

⑩钟祥财：

《中国古代收入分配思想中的市场意识——兼论经济意识与制度演进的关系》，《财经研究》2006年第5期。

⑾储丽琴：

《我国古代贫富分化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启示》，《企业经济》2006年第2期。

⑿吴治繁：

《试论我国古代的物价管理制度——以简牍文书为中心考察》，《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等①。

徐平华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别现象是社会周期性波动，这种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过快，超过耕地资源和粮食产出的承受能力，人口增长与粮食生产之间失衡使社会陷入动荡之中②。

刘院丽分析了商业兴衰发展过程中货币制度的变迁，认为商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伴随有货币制度的变迁③。

汪冰聪认为自汉代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在发行和使用铜铸币时大多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固有弊端，通货膨胀成为封建王朝灭亡的前奏曲④。

洪英俊认为特殊的地理条件形成的古代中国封闭分散的小农经济，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科技方法实用性、经验性、整体性和伦理性等特点⑤。

吴宾等认为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储备是古代粮食安全的最基本的内涵⑥。

农业蔡保全认为河姆渡人的主要经济形态以采集——渔猎为主，稻作农业为辅，河姆渡人过着定居的生活并不能证明河姆渡人以稻作为主要经济形态，并认为河姆渡文化“耜耕农业”说高估了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的发展阶段⑦。

郑云飞、游修龄认为距今5000年左右，我国南方先民已经食用葡萄。

在欧洲葡萄传入我国之前，我国居民已经普遍把葡萄作为水果食用⑧。

李增高就秦汉时期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与稻作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⑨。

于凯对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间的共生互动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小农经济的产生与国家间直接的共生互动关系的确立，是中国古代国家集权化进程制度选择的必然结果⑩。

李龙认为原始农业是炎帝神农部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和极其微薄的采集狩猎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⑾。

王志芳认为《诗经》反映了商周时期与农耕生产并存的采集劳动的情况⑿。

王炳万认为春秋时期的农业已经建立起较均衡的农牧业生产结构，田间生产技术有较明显的进步，为战国时期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⒀。

徐燕认为汉代牛耕画像石是汉代地主庄园经济的产物，反映了汉代牛耕技术的发展程度和应用情况⒁。

崔德卿通过考察东北农业后认为，东北地区的农耕是在农业的原始基础上吸收了游牧民的畜牧技术和中原及韩半岛的农业文化⒂。

黄今言认为汉代农民“背本趋末”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涉及多个领域⒃。

黄今言、温乐平认为汉代不同农耕区的劳动生产率有别，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⒄。

黄富成认为战国秦汉时期修建的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引浑淤灌的泛滥也堙灭了众多的湖泊、沼泽等湿地，引发了一系列的生态灾害⒅。

李令福认为战国秦汉时代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并不是浇灌庄稼、解除农田缺水问题，而是引取高泥沙含量的浑水淤地或浇灌庄稼，具有淤灌的性质⒆。

朱宏斌认为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科技文化对外往来交流的第一个鼎盛时期⒇。

李根蟠认为商鞅的“分异令”规定成年兄弟必须分家，并非只能形成核心家庭。

“五口之家”以“父母妻子”组成的简单主干家庭为其标准形态，不能把汉代家庭锁定为“核心家庭”。

汉代还有相当数量的一般实行“亲死分家”的成年兄弟同居家庭。

按家庭结构的动态变化，可区分为“分异”型和“同居”型。

历史上不同时代家庭结构呈现的不同面貌，主要是这两类动态家庭结构的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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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旺延、钟兴瑜：

《试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和谐因子》，《福建论坛》2006年第10期。

②徐平华：

《中国封建社会的周期波动与人口压力》，《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③刘院丽：

《论商业发展与货币制度的变迁》，《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④汪冰聪：

《封建王朝衰落的前奏曲——试论中国历史上铜铸币通货膨胀》，《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⑤洪英俊：

《中国古代经济特点与传统科技方法特色》，《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⑥吴宾等：

《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兰州学刊》2006年第6期。

⑦蔡保全：

《河姆渡文化“耜耕农业”说质疑》，《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⑧郑云飞、游修龄：

《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葡萄种子引起的思考》，《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⑨李增高：

《秦汉时期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与稻作》，《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⑩于凯：

《战国秦汉之际的小农与国家》，《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

⑾李龙：

《略议炎帝神农氏及其与中原史前农业的关系》，《华夏文化》2006年第4期。

⑿王志芳：

《从<诗经>看商周时期的采集习俗》，《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⒀王炳万：

《简论春秋时期的农业结构及农业工具》，《农业考古》2006年第4期。

⒁徐燕：

《从汉代画像石看汉代的牛耕技术》，《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⒂崔德卿：

《汉代辽东犁和其作亩法》，《中国农史》2006年第4期。

⒃黄今言：

《汉代农民“背本趋末”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⒄黄今言等：

《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以粮食生产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⒅黄富成：

《略论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北方农田水利开发——淤灌与环境的关系》，《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⒆李令福：

《论淤灌是中国农田水利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

⒇朱宏斌：

《秦汉时期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类型与模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6卷第3期。

引起的①。

王彦辉认为“名田宅制”是西汉初年真实推行的土地制度。

汉代的农民家庭以核心家庭占支配地位，个体小家庭始终是当时家庭形态的主流，说明分户析产是农民处分家庭人口和财产的最基本形式②。

宋仁桃认为整个战国秦汉时期城市中都有着相当数量的农民，当时无论是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在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上或者是在户籍区分上都不存在后来严格的城市和农村的分野③。

土地制度黄涛、何炼成从经济学分析框架，重新考察了井田制的产生、形式和衰亡等问题④。

杨志文、包小忠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分析了西周时期井田制兴起和衰落的经济机制，认为缺乏有效的市场使得井田制形式的劳动分成成为唯一理性的契约安排。

而市场的出现则改变了井田制契约存在的条件。

作为对新经济条件的反应，各诸侯国废除了井田制契约，建立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和实物租契约⑤。

杨志文认为配置劳动、节约劳动是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

当人口增长使得土地价值变得很高而劳动价值很低时，配置土地的私有产权制度就会出现，封建社会就会衰落⑥。

李恒全认为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力是人们的实践活动⑦。

李恒全、李天石认为生产力进步导致春秋战国土地制度变革的说法难以成立⑧。

程丽云、王凤双认为汉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政策的制订方面，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⑨。

李正图从劳动与土地结合的视角，分析了汉代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和运动的前提条件⑩。

鲁西奇认为今见东汉买地券均为随葬明器，并非实在的土地买卖文书，买地券所涉及的买卖双方、见证人均为亡人，所买卖之对象——墓地所有权是冥世所有权，其田亩面积、所用之钱亦仅具冥世意义，无须亦不可能与现世实际墓地亩数及现世土地价格相对应，买卖所用的钱也是“冥钱”，而非现世之“钱”，因而其价格、总值也是冥世价格与总值，与现世之土地价格并无直接关联⑾。

商业、消费与物价李生对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