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奇观明清易代之际的大量贰臣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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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为加强封建统治，从儒家的思想宝库中重新摭拾“忠君”、“忠贞不二”等理念，指斥降清汉官、汉将“大节有亏”，将其统统编入《贰臣传》中。
显然，“贰臣”是一个反映封建正统思想的概念，今天应为我们所不取，新编《清史》自然也不会采用。
清代“贰臣”自然有贪生怕死、变节求生的共性，他们降后金-清之后，助纣为虐，替满汉地主阶级杀戮人民。
例如，明清之际第一个投降的李永芳，当后金兵突袭抚顺成功后，他即刻丧失信心，不作任何抵抗，尤其是在接到努尔哈赤的一封恐吓信：
“如果（你继续对后金）作战，兵射的箭不能识别你，如果被没有眼睛的箭射中，就要死亡！
”便身着袍服，乘马出城投降。
又如，掌握南明隆武军政大权的郑芝龙，只因清廷“许以破闽为王”，便不顾家人和部将的再三谏阻，更无视清廷南下大肆推行民族屠杀的血淋淋的事实，悍然降清。
再如，洪承畴被俘之初，拒不投降，甚至“谩骂不已”，然而当范文程前往规劝时，见洪屡次拂拭掉落于承畴其身上的尘土，就得出结论：
“承畴不死矣！
其敝衣犹爱惜若此，况其身邪？
”洪降清后，在东南、西南屠杀了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
他们无视民族利益的罪行，无疑应受到严厉的批判。
因此在辨“人物奸贤”上，“贰臣”们决不属于“贤”者之列。
但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讨论任何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时，一定要将他们放在当时那个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时代中，进行辩证地分析。
具体到明清之际的“贰臣”，每个人又有所不同：
有纯属贪生怕死（如李永芳），有怀有个人野心（如郑芝龙、吴三桂），有对明朝统治不满（如洪承畴），有因明廷内部矛盾（如尚可喜）而降清者。
因此，我们对“贰臣”应作具体分析。
我以为，上述四种人中，前两种人应予否定，这是毫无疑问的；
即就“有对明朝统治不满”和“因明廷内部矛盾”而降清者言，我们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笼统地一概肯定或一概后定。
下面我们以冯铨、尚可喜、洪承畴为例，就他们降清前后的思想和活动，作一阐述。
冯铨于明万历末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
之后，其父被东林党弹劾而罢官。
天启年间，阉党首领魏忠贤当政，残酷迫害东林党。
冯铨认为复仇时机已到，立即投身于魏忠贤，并秉承魏的旨意，残酷地迫害东林党人。
崇祯即位之初，清除阉党，冯铨被定为有罪之人，削籍为民，赋闲家居。
清顺治元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为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书征冯铨。
而冯铨为一己之私利，即爬进统治阶级圈内，置多尔衮大力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于不顾，“闻命即至”。
像冯铨这种人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呢？
尚可喜本是明驻守皮岛的练兵游击毛文龙义子。
毛文龙被督师袁崇焕擅杀后，其心腹部将沈世魁不服，借机囚禁明廷任命的总兵黄龙，酿成兵变。
尚可喜得知消息，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平定了兵变。
但由此得罪了沈世魁，后者于两年后指使部将诬蔑尚犯有罪行，并准备加害于他。
尚可喜得此消息，怒发冲天，说：
“吾束发行间，海上立功，血战十余年，父母兄弟妻子先后丧亡，出万死一生，计不过为朝廷追亡逐叛，而妒功嫉能之人乃出力而挤之死地。
今权归世魁，欲杀一营将，如疾风卷箨，特易易耳。
大丈夫将扫除天下，宁肯以七尺之躯，俯首就戮乎！
”于是愤然投降了后金。
顺治、康熙年间，尚可喜在镇压农民军与南明王朝的抗清斗争中效尽了犬马之劳，为清廷一统大业立有功勋。
顺治十七年（1660）尚可喜受命镇守广东，吴三桂镇守云南，耿继茂镇守福建，时称“三藩”。
康熙十二年初，尚可喜上疏请求告老还乡，受到康熙帝嘉奖。
十一月底，吴三桂在云南举起叛旗，耿继茂孙精忠后在福建起兵响应。
一时间，变乱的战火燃遍了南部中国。
尚可喜听到自己的姻亲耿继茂叛乱的消息后，非常愤怒，上疏与其决裂：
“今精忠背恩反叛，臣大义灭亲，怒冲冠而恨切齿！
”吴三桂多次派人诱可喜叛清，可喜不仅不为所动，反将来使械送京师。
可喜的儿子之信后也劝其反清，受到怒斥。
康熙帝对他的这些举动大为嘉奖，下令将两广军务交给他全权处理，随后又晋其为平南亲王、子之孝为平南大将军，赏赐无算。
尚可喜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吴三桂的算盘，避免变乱扩大，使清廷赢得了一些平叛时间。
康熙十五年，尚之信乘可喜病重之机，举旗叛清，但由于尚氏家族大多听信可喜“一日尚存，当尽一日之心”、“仍事先帝”的嘱咐，不予合作，致使广东的反清活动未有多大声势。
这在一定意义上瓦解了三藩的反清活动，对维护一统大业是有利的。
因此，尚可喜死后，康熙帝派朝廷大员赐祭，并颁发谕旨说：
“王功盖天下，人所共知，忠心为国，昼夜靡宁。
若天下臣子俱能如王，天下不致变乱。
”
但是，尚可喜在清一统大业过程中贪婪成性，嗜财如命。
早在崇德年间，他对明军战斗中，就多次“私得人户、金帛、牲畜，法司以奏”，并受到太宗的严厉斥责:
“此岂王自得，必散于众兵耳。
”出镇广东后，又把广东变为自家之天下，肆无忌惮地大肆兼并民田，在海州、花山一带擅立多处“王庄”；
与民争利，“遍搜厚利，于稍可经营之处莫不密布爪牙心腹，横行剔括，以归私橐。
又其子孙亲戚并翼下官丁亦无不渔猎射利，以夺民间之恒业”，仅从盐埠、渡税、总店、渔课、市舶五项中，每年即可收入数十万两。
尚可喜和吴、耿的倒行逆施，使三藩又形成了一股独霸一方、割据称雄并危害一统大业的反动势力。
所以，尚可喜在清初可谓有功有过。
再来看洪承畴。
据说，洪承畴年少时，一次与学馆教书先生洪启胤对对联，他以砚台做答随口说出：
“黑砚台，砚台黑，为官铁骨叮当当包黑。
”短短的十五个字，表明了他自幼憎恶贪官污吏、欲作清廉有为之人的不凡报负。
降清之前，洪承畴对明廷可谓忠贞不贰，效尽犬马之劳。
崇祯十一年（1638），他奉命“专督关中”，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俘获闯王高迎祥，将李自成打得“大败，以十八骑走商洛。
关中贼略尽”。
然而却因权臣杨嗣昌的一纸“屡战无功，有纵敌之罪”的诬告信，被崇祯帝削去兵部尚书之职，改赴辽东，主持抗清事宜。
明清两军松山之战时，洪承畴等“竭力死守，如士兵每日食米一碗，督抚镇亦每日食米一碗”，洪为此连续上疏十八道，“惟望大兵（按指明军）速至，以救倒悬”。
不料，这些求救书均为监军、太监高起潜私自扣下，导致援军始终没有到来，洪承畴等人兵败被擒。
这些事，在洪承畴的头脑里一定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挥之不去。
所以当洪被生擒后，皇太极亲自出马，问寒问暖：
“上（按指皇太极）自监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
'
先生得无寒乎?
承畴瞠视久，叹曰：
真命世之主也!
乃叩头请降。
”这里的“瞠视久”和“叹”四个字，充分显露了洪承畴当时的矛盾心情和激烈的思想斗争。
此时此刻，他必定会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也必定会把崇祯帝的刚愎自用、猜忌心重、动辄屠戮臣僚的性格、作法与皇太极的以诚待人、礼贤下士的品质作出比较，从而说出“真命世之主”的话。
洪承畴降清后，与皇太极在朝廷上有一番对话：
“上语承畴曰：
朕观尔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闻。
将帅力战被获，或力屈而降，必诛其妻子，否亦没为奴。
此旧制乎，抑新制乎?
承畴对曰：
旧无此制。
迩日诸朝臣各陈所见以闻于上，始若此尔。
”从洪承畴的回答话语，可以看出他对崇祯帝滥杀臣僚的作法是不满的。
可见，笼统地说洪承畴的降清是贪生怕死似乎不足服人。
洪承畴降清后，终皇太极之世，并未受到重用。
世祖顺治帝即位后，他才先后受到摄政王多尔衮、顺治帝的重用。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这样评价洪承畴：
“（洪）出经略江南诸省，逋寇以次削平，后再出经略楚、粤、滇、黔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
”从顺治二年至十五年的十余年间，洪承畴身膺重命，摧毁了腐朽已极的南明诸王朝，消灭了残明势力，击败了农民军的联明抗清。
他指挥的清军，所到之处，注意“招徕抚辑”，使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和下层群众稍得复苏“民情安悦”；
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因俗而治”、“用安远人”的“一劳永逸之计”；
洪承畴在顺治帝亲政前后，多次上疏强调，远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为此希望顺治帝努力学习汉文，熟读六经，如能“朝夕进讲，则圣德日进，而治化益光矣”。
顺治帝亲政后，接受了洪承畴等人的建议，刻苦学习汉文，并认真地吸取汉族皇帝的丰富的统治经验。
在顺治帝的带动下，整个清统治集团加速了尊孔崇儒、习学汉文化的进程，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所有这些，有利于减少社会经济的破坏，减轻农民的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同时对于清初统治者的锐意图治，迅速促进满汉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融合，对于促进清朝一统局面的迅速到来，均有裨益。
这是洪承畴一生的重要功绩和重大贡献，是应该而且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的。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评价尚可喜、洪承畴一类“贰臣”，应该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和大一统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
如所周知，“大一统”思想和“华夏文明”，数千年来一直浸润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巨大的向心力，促使人们具有无比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成为全体中国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大一统”思想，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
然而，这“华夏”与“中国”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大民族主义，而是多民族间的融合体。
正如---_历史学一代宗师杨向奎先生所总结的_--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自身逐渐形成的一个“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公羊学派的理论所说：
《公羊》中的“中国”、“夏”与“夷狄”，不是狭隘的种族概念，它定义于政治与文化的水平，夷狄可进为“中国”，“华夏”可退为“夷狄”。
“中国”、“夷狄”之别在乎“尊尊”，“尊尊”是伦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
（东汉）时王室已乱，而左右上下莫能正，败坏无行，是“中国”而有“夷狄”行，亦新夷狄也，夷狄不能主中国，是“中国”不能主“中国”。
反之，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夷狄”亦新中国，中国当然可以入主中国。
这是《公羊》之最胜义……。
这种理论对于维护中国之一统，以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起了无比的作用。
按照公羊学派的这一理论，我们就不难理解清廷入主中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了。
明朝末年，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三股政治势力：
明朝中央政权、农民起义军、满族贵族建立的后金-清政权。
显然，这三股势力，不论哪一方，只要能结束明末以来的严重内乱，统一全国，都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抵御外来势力的入侵，有利于维护大一统和祖国领土的完整，因此都应予以肯定。
那么，这三股势力中，谁能担此重任呢?
“明亡于神宗”，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崇祯帝即位后，从父祖和兄长（即明神宗、光宗、熹宗）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危机四伏、行将倾覆和灭亡的烂摊子：
朝廷腐败已极，内部党政激烈；
太监之受重用，加深了朝廷与各级官吏、领兵将领的矛盾；
文臣武将贪污贿赂公行；
赋税加派严重，土地兼并更趋激烈，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百姓怨声载道。
而其个人极强的猜忌心理、乱杀臣僚、政令朝令夕改，更促进了明朝的覆亡。
由此可见，明朝已不可能担当统一中国的大任。
由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加之两支起义军内部矛盾重重，企图互相吞并，都决定了他们也不能担此统一大业的重任。
满族的前身是长久以来居住在今松花江南北及黑龙江一带的女真族，其先民肃慎氏早在西周初年即向周王“贡楛矢石砮，其长有咫”，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只因满族居关外荒僻之地，而被中原的封建皇朝视为“夷狄”。
到了明末，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举兵反明，建立了“后金”。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建国号为“清”。
从此，清政权在皇太极的领导下，仰仗八旗制度为清军的崛起所奠定的社会基础，又积极吸取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军事实力比明廷、农民起义军均为强盛，加之皇太极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又具有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满族贵族内部上下协调，步调一致。
所有这些，都使后金-清政权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阶段。
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明清之际的三股势力中，只有被称为“夷狄”之类的清政权才能“匡王室而尊尊”，即担当统一中国的大任。
固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后金-清自努尔哈赤、皇太极以来，向明中央政权要分裂，自立为国，不承认自己是明人、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四分五裂局面的出现。
乾隆修《明史》时，也还不承认清朝先世是明朝边关守将，竭力掩盖努尔哈赤被明封为“龙虎将军”的事实。
他竟数典忘祖，大谈“我大清兴于东海，与中国无涉，虽曾受明之官号耶，究不过羁縻各系而已，非如亭长、寺僧之本其臣子也。
”清入关后，又实行一系列民族压迫和民族屠杀政策，给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带来重大灾难。
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加以批判的。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人、乃至后来学者对一统大任担当者-清统治者心存犹豫之处。
但不管怎么说，明清之际担当一统大任的非清莫属，这应该是无疑问的。
我们不应用清统治者的民族屠杀政策来否定其承担一统大业的身份。
由上所述，可知尚可喜、洪承畴等人于崇祯年间降清，既是无奈之举，但又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应加以肯定。
我们说尚可喜、洪承畴等人“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只是就清廷不自觉地承担了一统重任而言的。
至于有的学者把他们与张治中、傅作义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
因为张、傅是投奔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而明与清都是封建皇朝，都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代表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
尚、洪则都是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无论是为明还是投清，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他们既然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都赋有地主阶级的贪财如命、唯利是图的本性。
要他们像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在敌对势力面前视死如归，甘洒热血，是不可能的。
这里还要提及的一点是，有学者认为，我们不要一提起“贰臣”，就骂他们“背叛祖国，背叛民族，背叛人民”。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祖国”从来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对人民进行专政的国家，他们之为“祖国”服务，实际上只是为封建皇朝服务，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
他们从不是“人民”，不可能为整个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服务，相反却总是与人民对立的。
所有这些，都是由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本性决定的，都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时刻注意的。
我们今天评价尚可喜、洪承畴一类“贰臣”，重点不是在“奸贤”上，而是应充分肯定他们为清一统局面的形成所采取的行动、所作的贡献（前面已说过，就是乾隆帝本人，对“贰臣”也不是一骂到底，而是有分析的，即分为“优”和“劣”，“瑕”和“瑜”）。
这样说来，是否就可以将“民族大义”、“民族气节”完全抛弃而不顾呢？
绝对不是。
“民族大义”、“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立世的根本。
如果抛弃它们，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希望，最终也就会为世所抛弃。
清廷入关后，强制推行薙发、圈地和投充等法令，实行极为残酷的高压统治，同时对所征服的地区继续实行疯狂掳掠、大肆屠杀，如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即是。
这就使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原来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汉民族和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清廷的高压统治就是正义的，值得大书特书的。
在反抗清廷高压统治和疯狂屠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就人物而论，李定国、郑成功、史可法等人堪称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楷模，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李定国在民族危难之际，毅然挑起了“联明抗清”的大旗。
他在顺治年间，联合南明永历王朝，在湖广、四川、广东、广西、云贵的西南战场，取得了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两位“名王”的大捷，引起了清廷的极大震动。
郑成功在其父郑芝龙决定降清后，毅然拒绝与其同行，并告诫其父说：
“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
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
顺治年间，郑成功领导的东南抗清战场，与李定国领导的西南抗清战场遥相呼应，有力地打击了清廷的高压统治和民族征服政策。
顺治十八年（1661），他为了在台湾建立抗清基地，在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一举驱逐了窃据台湾40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史可法在顺治二年初清军围困扬州时，写下了遗书：
“遭时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份也！
”充分表达了誓死不降清的决心。
后扬州失守、史可法被俘。
面对清将多铎的再三劝降，他又毅然表示：
“吾为天朝重臣，岂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
吾头可断，身不可屈，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
”“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
”在生死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他们尽管对旧皇朝有“愚忠”的一面，但行动上确是反对清统治者民族压迫和屠戮，具有正义性，符合当时广大人民（尤其是汉民族）的利益。
值得我们永远歌颂。
由上所述，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从大一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不注重其一时一事，而是看其一生是否对大一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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