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门一脚与国族天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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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门一脚与国族天命

临门一脚与国族天命

本文来源《财经》杂志2013-03-17

“最后临门一脚”内涵不少，尤指优良政体。

因为，以百年转型的大视野观察，刻下最需完工的就是这一项，现代中国文明政治秩序建构谱系中紧缺的也是这一项。

无此一役，则前此接力赛跑都可谓白费功夫了

　　通常的一种说法是，回头一望，近代中国将近200年的长程转型奋斗，多所跌宕，多所耽搁，要不然……其间，洋务运动失败了，戊戌维新失败了，清末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梁漱溟、胡适之们都失败了。

共产党人终于如何如何……这才怎样怎样……

　　这不是一家一人之言，长时间里，这为左右两派所分享，令政学齐痛而顿足。

其实，它们也是维新和保守诸公的共识，而不论维新几许、保守者何。

口诵心传，几经流转，似乎成了历史事实，不争之定见。

大会小会，张口就来，白纸黑字，下笔成章，历史仿佛真的就是人写的。

　　在此，一些极右翼人士或者教条式自由主义者可能并不全盘认可这一脉络梳理，但并非不承认“失败了”，包括自家理念和政治脉络的“失败”。

　　实际上，他们承认“失败”，痛惜“失败”，懊恼的不过是为何“失败了”、最后的主儿为何“成功了”，以及将来如何赢得“最终的胜利”，等因奉此，蜂趋蚁附。

　　一

　　其实，此处的关键在于，“成功”抑或“失败”，究竟以什么做标准。

特别是“成功”与否，端看标准何在。

否则，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头绪既乱，世事愈紊，而史事如坠云雾矣。

有鉴于此，如果所谓的成功并非仅指什么人最终位登大宝，或者，何方势力终于夺得了政权，那么，不妨设想两种方案，于区别中论短长。

　　其一，若说标准在于将中国完全领入“现代秩序”，缔造了一个“现代中国”，彻底完成了中国的现代转型，则迄古至今，明摆着尚未完工，何来成功？

谁又敢说自己绝然成功了？

事实是，无一家一派得能傥言成功，也绝无一家一派只手独力，就可缔造成功。

这不，“宝岛”台湾坐拥一方政体，至今“中国”作为国民国家尚未最终整合成型；南海诸屿，为外邻所窃据，天天捞鱼又捞油，撒着欢儿蹦达，你干瞪眼没辙；1.28亿国民辗转于贫困，一天生活费不足6.3元人民币，更有那数千万人不恪温饱，尚在前现代挣扎。

　　凡此种种，只要没瞎眼，一样没辙，有待解决，怎好意思标榜“成功”呢！

更不用说“完全成功”之晕晕乎乎、“彻底胜利”之昏昏昭昭了。

　　其二，若说所谓成功只是立足当时语境，局部性、阶段性地恪尽其责，将此长程转型的时段性使命付诸自家的有限实践，做一点算一点，走一程是一程，于不同场次上台扮演了“历史的工具”的角色，则上述诸役，各尽其责，皆有其功，而连环相扣，通达于今，并且，尚需引向未来。

　　至于角色演得好坏，是否惟妙惟肖，则又另当别论。

但是，置身转型壮剧之中，它们和他们都在该登场时就登场了，也都全身心投入角色了，恬恬然、怡怡然地入戏了，而歌哭随心，起伏有形，无一不是时代的壮举和壮剧也，无一莫非生命的礼赞和精神之灿烂如花也——有的悲剧气氛浓郁一些，泪流滔滔，伤心着呢；有的喜剧色彩绚烂一些，欢笑连连，高兴得很。

　　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是煌煌历史之正剧，我华族全体同胞浴血奋斗之正史！

　　因而，前说之谬，在于只见局部和短程，未见全体和长程。

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构和新型政治的建设进程，还是已故唐德刚教授的说法较为允当，也更为切近史实。

在唐先生看来，整个中国的长程革命、“历史三峡”当中，100多年，上述诸役都可说胜利了，也都可说成功了。

不过，它们都是一种“局部性的胜利”和“阶段性的成功”。

换言之，它们各以自己的阶段性功德，叠加累积，造成了一个百年绵延的创制“新中国”的历史进程。

若非前后相接，添砖加瓦，哪有今天？

倘若一役毕其功，岂只非历史，直若反历史，若非操切急躁，就是痴人说梦。

抑或，自己骗自己，更骗了同胞。

　　横空出世式的创世神话，多半是假的，这100多年里，东方西方早已教训多多。

其实，不仅是我浩浩华夏，晚近诸邦，自地中海文明而大西洋文明，而太平洋文明，不管英吉利长还是美利坚短，也不论德意志凶蛮抑或法兰西狂飚，虽说闻道有先后，术业各专攻，但尚无一族一邦，轻易转身，一跳就跳进“现代秩序”，一生就生下个“富强文明”的安琪儿。

　　漫漫转型路上，东洋西洋，南方北方，还不都是流汗又流泪，流血复流亡，一不小心，玩砸了，还流产呢！

　　因此，朋友，什么他们都失败了，只有我们才成功了，话不能这样说！

否则，无异于把无数先烈的鲜血等同于泔水了，更无视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层累递进、于接续中翻转的衍生过程这一确凿事实了。

历史在前，不仅是先前，也是眼面前，那么，做人做到这个份上，就没啥意思了。

　　其实，老辈儿的共产党人还是有心胸的，到底是创业维艰，知深知浅。

这不，《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列数先贤大德，自孔夫子而孙中山，悉奉“志士仁人”，展现了大历史视野，也展现了磊落的襟怀。

　　二

　　如果说“新中国”或者“现代中国”的确是一个可欲的目标，也就是100多年的转型历史念兹在兹的奋斗方向，那么，这一“新中国”，这一“现代中国”，启自洋务运动，中经清末变法修律和辛亥硝烟，接续以“人民共和国”，今天还依然人在途中，有待收束。

“复兴”抑或“崛起”，迄而至今，都是一个进行时态，而非完成时态。

　　为什么这样说呢？

此间的历史脉络究竟是如何铺展的呢？

　　前文以“近代的民族国家建构和新型政治的建设进程”统束这一长程跋涉，未曾具体点明的是，它是一个“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的四位一体，最后烘云托月、云蒸霞蔚的，是那个叫做“现代中国”的物件儿。

　　“新中国”之新，“现代中国”之为现代，就在于它是一种现代秩序，不仅意味着以国民国家取代王朝政制，而且，其以富强为指向，求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作为新型政道和治道，而提供亿万万国民以存身家邦，也是亿万万公民得以托庇的政治共同体，而恰恰蔚为一种家国天下。

　　以此标举，则前揭一切革命、流血和奋斗，都在为此添砖加瓦，一方面固然以自己的阶段性努力载记于史，另一方面，非前后接续、长程跋涉不足以成就大业。

　　说到“前后接续”，则历史吊诡，超出人类想象，也是这个长程跋涉里最为触目而惊心的章节。

君不见，镇压百日维新的刽子手恰恰是继承维新政治遗产而启动清末变法的改革者；埋葬满清王朝代之而起的民国政体沿用的倒是变法修律的法律遗产，接收的是大清王朝的浩瀚疆域；一如踵继而上的人民共和国，接收了远自洋务、近到“四大家族”的工商业基础，再接再厉，变本加厉，这才有后来兀自矜夸的“两弹一星”，也才能这翻番、那倍增嘛！

　　在此视野下，清末变法实为一种“改革开放”，而为后来更为彻底的更张改制预张声势。

“1911”接续而来，为“新中国”搭建了一个大架子，蔚为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起步，也是民主共和这一新型政体的试炼。

它将先前半个世纪的转型努力以“民国”概为收束，同时，开启了后续奋斗的大框架。

当其时，宪法有了，中央政府有了，几个什么院都有了；看那国民军队的缤纷军服，采撷中西，而终究不中不西，却也煞是堂堂皇皇。

　　至此，立国立宪，开了个头，可说“型制初备”。

老大中华一转身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虽说根基未稳、牙牙学语，但你能说它是“失败”或者“彻底失败”吗？

历史进程转而再转，“1949”来了，往另一方向用力，于摧折社会的同时将国家建构的方方面面再予坐实，单就规模和力度而言，也不容易。

　　至于此前的洋务运动，是“历史三峡”中的第一波“改革开放”，至少，为近代中国奠定了民族工商业的基础，蔚为百多年来的“古今中西时代”的开端。

北洋水师虽败犹荣，在于尽管一战而败，但现代中国的海军就此起步，也是不争的事实。

纪念中国海军的创生，这才是起点，则中国之拥有现代水师，早逾百龄矣。

　　由此顺流而下，清末变法重拾戊戌维新的方案，走的是更为细密化的戊戌理路，下启北洋与民国的政制，如前所述，构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二波改革开放”。

　　这一时段，前后30多年，大开大合，翻天覆地，席天幕地，蔚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枢纽期”。

此后的各种方案，各家套路，左冲右突，终未能超出其愿景和框架，也终究无法回避其理想和诉求。

毋宁，拾取其中一脉一系，发挥之，光大之，愈趋极致而已哉！

转眼，磕磕碰碰，“1978”的改革方案，说到底，还不就是回归“枢纽期”，以向后靠拢来往前迈步吗？

这就像“1992”，以南方之空间争取重启改革之时间，是在“1989”的基础上之再出发。

“前后接续”，于此又演出了一幕。

　　历史之吊诡与悲辛，尽皆在此，不待人谋。

之所以“向后靠拢”，是因为这“后”就是“前”，其之普世性关怀与理想型愿景，当时无法兑现，而今终究要兑现，最终必须要兑现，因而，压抑不住，遂再度现身而献身矣。

　　统而言之，面对超逾一个半世纪的转型历程，我们只能说这是一场接力赛，起点是清末的鸦片之战，中经民国，包括北洋，再到刻下的共和国。

而其序幕，早在乾隆爷不见却终究撞见马戛尔尼之际，就已登场了。

　　论过程，它是上述四位一体的大业；论终点，则是下文将要说到的“富强、民主与文明”三位一体的“现代中国”了。

这是一个200年的转型，见不及此，瞎嚷嚷什么“中国改革开放30年走过了西方国家200年的道路”云云，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恐怕不待人笑，先已自笑了吧！

　　事到如今，转型方向和理路愈益显豁，就看是否能够完成临门一脚了。

若果最后临门一脚精当有力，哗啦啦，轰隆隆，则整个转型完工，“现代中国”最终下线，那才叫做“终于胜利了”，也才能欣然然之“终于成功了”，那时节，“忽报人间曾伏虎”，真真的，“长使英雄泪沾襟”呢！

　　三

　　回头一望，自地中海文明以还，欧罗巴不期然间进入列国体制，一顿折腾，几番风雨，在自身豹变的同时，导致全球秩序剧变，造成一个以地中海文明和大西洋文明为轴心的一波新型文明浪潮，所谓的“现代秩序”者也。

　　其中，自现代早期开始，以民族国家领衔现代秩序，蔚为纲领，遂成要务。

其间，若从荷兰、英国开始，推演至亚非诸邦，最近几百年，尤其是最近150年中，国家建构中概有三大愿景，缺一不可。

　　一是“富强”。

国家强盛，民众腰包里有票子花，是大家让渡部分自由立国的契约论理由，否则不做无用功。

百姓于此自有算计，遵循的是大众选择路径。

此于国家建构立论，说明了“为何要有国家”，要求和倡扬的是民族主义，高尚点儿的衍生效应当然包括爱国主义，由此而有公民“爱国”与国民“爱祖国”之双元向心力。

　　以富强为导向和愿景，意味着天下熙攘均为利益往来，国民财富的最大化成为国家的“宗教”，由此延展开来的列国体制下的全球秩序，祸福相倚！

多少甜蜜与苦难，衷心憧憬的和平与总是无情爆发的战争，都和它扯不断干系。

其情其景，真所谓“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

　　二是“民主”。

事关内政建设，直接决定着“富强”之后的分配正义和交易正义，攸关小民百姓能否活得像个人样，人口众多之后是否人烟鼎盛，而非梁漱溟先生感慨之“人口众多，人烟稀少”。

它所解决的是神圣权威和独断论正义解体之后，人间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将统治和政治的微妙，铺排于大众民主的世俗主义政制安排。

其中，优良政体堪当枢机，落实的是自由主义的内政诉求，兑现的是人民共和的家国愿景，昭示大家“国家应当为何”。

如果说富强旨在提供钞票，则民主还要给大家选票。

有钞票，又有选票，两手都硬，这日子就过得舒心多了。

统治的正当性和政府的合法性立基于“两票”之上，危乎殆哉？

因而，引出了下述有关文明的话题，于补充中支应之。

　　三是“文明”。

这是关于文化命脉的叙说，不仅声索“国家应当为何”，而且，直指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一个有关此在当下通绝超越意义的整体性文明品质。

若无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和终极想象，缺乏有关人生意义的道义愿景，则富强和民主的功利算计愈甚，人生或许反更苦不堪言，物质的高度丰盈却导致文明自身的朽坏。

毕竟，终究而言，经济繁荣、国家建构和内政的民主化，表象殊异，最后均非落实到文明层面不可。

　　而文明的劲道、力度与善意，其之充盈自我拯救努力和生命意识之煌煌泱泱，反过来就体现在营造理想国家与构建惬意内政的俗世能力上了。

两票均有，而文明质素不敢恭维，更了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