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国缙绅会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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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缙绅会议

论俄国缙绅会议

曹维安、谢慧芳

　　[内容提要]缙绅会议在俄国从16世纪中期开始到17世纪中期逐渐停止召开，存在了一百多年。

俄国学者多从西欧政治制度发展的模式来理解俄国缙绅会议，认为它是俄国的等级代表制度。

与西欧封建等级议会相比，俄国缙绅会议在起源、作用上都有很大不同。

它只是在16—17世纪发挥了短暂作用，并没有演变为西欧那样稳定的等级代表制机构。

缙绅会议的代表制只不过扩大了沙皇进行统治的阶级基础，成为沙皇制度在一段时期可以利用的工具。

使用西方模式和概念来认识俄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只能说其像谁，而不能说其是谁。

　　[关键词]俄国，缙绅会议，等级代表制

　　俄国历史上有没有代表制的民主传统?

史学界大都会给出否定的回答：

不，俄国存在的是沙皇专制传统。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除了沙皇专制传统以外，俄国历史上还存在着代表制的民主传统，如古罗斯的维彻（市民大会），16—17世纪的缙绅会议，长期存在的地方自治，1864年改革中的地方自治机构选举，1905年革命后的国家杜马选举，以及苏维埃的选举经验等。

　　[作者介绍]曹维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谢慧芳，西安工业大学北方信息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系教师。

（西安710062）

　　本文拟通过探讨俄国16—17世纪的缙绅会议，阐明什么是缙绅会议?

它是怎样召开的?

又何以消亡?

缙绅会议与西欧封建等级议会相比有何异同?

如何评价缙绅会议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

以期从缙绅会议来说明俄国代表制度与沙皇制度之间的关系。

一、俄国缙绅会议的概念

　　“缙绅会议”在俄语中为“земскийсобор”。

其中“земский”一词的本意是“土地的、国土的”，这个词还可以解释为“地方的”，以及“国家的”。

而“собор”（会议）一词在16世纪通常用在最高宗教僧侣集团的会议和宗教界集会的语境里，沙皇和他的近臣往往也会参加这样的会议。

其实，世俗性质的会议在16世纪的文献中通常被称为“совет”（会议）。

“собор”一词用于世俗会议第一次出现是在1604年，并在17世纪初形成惯例。

[1]

　　在17世纪的文献中，并没有出现缙绅会议这一专门用语，但可以看到对它的描述：

当选者是为了“沙皇和全国事务”而来参加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整饬国家事务”；这是一个有关“全国机构”、“各级官员”、“地方管理和司法审判人员”方面的会议。

简言之，缙绅会议就是由沙皇召集的具有全国性质的会议，而会议的内容一般集中在决定国家重大事务问题上。

　　奇怪的是，“земскийсобор”这个词组的起源几乎无人知晓。

这一表述为斯拉夫派的К.С.阿克萨科夫在1850年首次使用；后来，俄国历史学家С.М.索洛维约夫（1820—1879年）把这个术语用到了自己的著作《自远古以来的俄国史》中。

[2]从那时起，“земскийсобор”就作为缙绅会议的专门用语在学术著作中被确定下来。

[3]

　　由于缙绅会议的史料非常有限，所以缙绅会议长期没有引起史家的注意。

最早提到缙绅会议的是俄国贵族史学家Н.М.卡拉姆辛（1766—1826年）。

他在19世纪初出版的《俄罗斯国家史》一书中首次公布了17世纪的《俄国皇室系谱》，其中涉及了伊凡四世（1533—1584年在位）时期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缙绅会议的情况。

二、俄国第一次缙绅会议的召开

　　16世纪初，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形成后，国家政权由莫斯科大公和波雅尔杜马（大贵族会议）共同掌握。

波雅尔杜马既是国家最高的行政、司法机构，也是最高立法机构，其立法程序是“君主批示，（波雅尔）贵族裁决”。

在行政上，波雅尔杜马领导中央各衙门的行动，并监督各地行政管理事务。

[4]在伊凡四世以前，超过半数的波雅尔杜马成员是先前各公国独立执政的王公，由于“门第制”的制约，就连莫斯科大公也不能随意任命波雅尔杜马成员。

尽管如此，波雅尔杜马在俄罗斯国家统一过程中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一，它保障了对全罗斯的唯一君主权力的支持；第二，它协助克服了各种封建分裂因素。

　　这时，严重的问题是在地方管理制度上。

从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时代起，莫斯科国家的地方管理权就掌握在地方长官和乡长手中。

地方长官管理附属几个县的城市，乡长则管理一个乡。

地方长官和乡长手下还有不少仆役听差作为随从，这些人不属于国家官员，而由地方长官和乡长委任。

地方长官一般是波雅尔贵族，按门第高低原则任命。

他们过去都是封邑王公，国家统一后开始为国君服务。

地方长官的一切公私费用都由当地村社来提供，这就是“食邑制”，或称为“供养制”。

被供养的不仅有地方长官、乡长及他们的家属，还有他们的许多族人、仆从、私人卫队。

对有食邑的贵族来说，他的执政行为完全是为了获得收入，因为获得收入是食邑的真正目的。

这样，地方长官供养制就成为地方社会的沉重负担，引起了包括服役贵族和工商居民在内的地方民众的极大不满。

　　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死后，由于继位者伊凡四世年幼，中央的波雅尔贵族各派别开始了争权夺利的残酷斗争，致使全国上下一片混乱，俄国历史上称作波雅尔当政时期（1538—1547年）。

1547年1月，17岁的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

伊凡四世即位初期，俄国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尖锐起来。

首都波雅尔贵族无休止的倾轧和内讧，地方上的食邑贵族（地方长官）无法无天，加之行贿受贿和滥用权力行为横行，终于使民众的不满在各地演变成一连串的人民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便是1547年6月的莫斯科起义。

　　为了巩固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就必须加强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以新方法改变行政管理体系，并最终加强君主权力。

俄国许多人都明白这一点。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重臣会议”成员、都主教马卡里和出身于下层的科斯特罗马县小领主阿列克谢·阿达舍夫，还有来自立陶宛的服役贵族伊凡·佩列斯韦托夫，他们都受过教育并是君主专制的热烈拥护者。

正是佩列斯韦托夫最先在俄国提出了变革国家管理制度和军事服役制度的思想，他曾两次上书伊凡四世，主张限制波雅尔贵族的统治权力，让服役贵族参与国家事务，沙皇应当依靠服役贵族加强中央集权。

[5]而在童年饱受波雅尔贵族肆虐之苦的沙皇也决心扭转危机局面，改革旧制，结束波雅尔贵族的专横统治。

沙皇和“重臣会议”找到了各个统治阶层间的妥协点：

举办全国“调解会议”。

　　1549年2月，沙皇同都主教进行一番商议之后，下令召集全国各城市代表开会，这就是俄国第一次缙绅会议。

　　1549年2月27日，沙皇佩戴着十字架来到红场。

沙皇站在高台上进行一番祈祷之后，先向都主教说：

“都主教，我要求你当我的助手，捍卫博爱。

我知道，你是希望大家博爱的，做好事的。

”接着，他言辞激烈地叙述了自童年以来经历的波雅尔贵族统治的混乱现象，然后突然对红场上的波雅尔贵族们愤怒地说：

“你们这些不仁不义的贪财者、吸血鬼、办事不公的家伙!

你们使多少人流眼泪，你们怎么向我们交代?

我是没有沾染血迹的，你们等着报应吧!

”接着，沙皇向大家鞠躬致意，说道：

“人是上帝的。

我们是上帝赋予的，我要求你们信仰上帝，彼此相爱。

你们遭受的屈辱、破产和付出的重税，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我要求你们彼此抛弃敌意，摆脱苦难……我将亲自保卫你们，为你们判断是非曲直，我要消灭不公正的现象，让吸血鬼们得到应有的报应。

”[6]

　　2月29日，沙皇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召集了一次会议，对参加会议的军队长官、服役贵族、世袭贵族、波雅尔子弟（Боярскиедети，指为国家服军役和担任公职的小地主，并非指波雅尔贵族的子弟）进行了单独讲话。

　　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上，沙皇严厉斥责了波雅尔贵族欺压各地服役贵族和小贵族及“基督徒”的行为。

沙皇以贬黜和死刑来威胁波雅尔贵族，要求他们忏悔自己的罪过，以后不再做这样的事。

尽管言辞激烈，沙皇讲话的主旨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缓和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

　　在会议中，沙皇同都主教和波雅尔贵族达成两项协议：

除了杀人和抢劫罪以外，服役贵族不再受各地地方长官（一般由波雅尔贵族担任）审判；编纂沙皇新法典以弥补1497年法典（伊凡三世于1497年颁布的法典）中的不足，新法典后来于1550年颁布。

　　参加这次会议的各个等级，可以大致分为波雅尔贵族（包括御前侍臣、大管家、司库等）、服役贵族和军事服役人员（包括军队长官、世袭贵族、波雅尔子弟等）两个主要等级。

不过，工商业等级代表是否参加会议还不很明确，他们被冠以一个含糊的称呼——“基督徒”。

　　对于这次缙绅会议，历史学家В.О.克柳切夫斯基把它的时间界定为1550年；后来的学者通过对第一届缙绅会议进行考证后，现在已经确定其时间为1549年。

　　俄国第一次缙绅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在国家管理体系中与波雅尔杜马并列的一个新的政治机构开始发挥作用。

伊凡四世召开缙绅会议的目的，是要缓解国内各阶层严重对立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根本手段则是要进行改革，尤其是改革地方管理机构和地方法庭。

因此，缙绅会议在俄国政治权力体系中的出现不是偶然或者临时性的；它的召开，与伊凡四世和“重臣会议”决定进行地方体制改革，并以县、乡地方自治机构取代“食邑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正如克柳切夫斯基所说，“我们的缙绅会议是由于伊凡沙皇进行地方体制的改革而产生的，它同地方体制的改革在同一时间产生”[7]。

三、俄国16世纪至17世纪的缙绅会议

　　缙绅会议在俄国从16世纪中期开始到17世纪中期逐渐停止召开，存在了一百多年。

据苏联学者Л.В.切列普宁统计，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俄国一共举行了57届缙绅会议。

他重新界定了16世纪至17世纪每一届公开的会议，其中16世纪召开了11届，17世纪召开了46届。

[8]不过，他界定的部分缙绅会议还没有为史学界所公认。

　　在此期间，缙绅会议成为国家新的中央管理机构，具有谘议和立法职能。

缙绅会议审理最重要的国家内政和外交问题。

沙皇期望通过缙绅会议与地方人士协商这些问题而取得他们的赞同，并进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

缙绅会议的参加者有波雅尔杜马成员，“主教公会”（以都主教为首的最高宗教界代表），来自“服役人群”（首先是服役贵族）的选举代表，来自城关区的“纳税”居民（商人、手工业者）的选举代表，甚至还有国有农民的代表。

缙绅会议最主要的社会基础是服役贵族等级和城市工商居民，这些社会阶层参与国家事务无疑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服役贵族等级的代表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地域范围上都是最为庞大的。

服役贵族等级中有来自首都的高级贵族，他们担任着中央政府委派的军职，执行中央的任务；还有担任地方军职、文职的波雅尔子弟以及县百人队的长官，他们都担任一定的职务或是各地的军事服役人员，通过委任的方式参加会议。

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他们的“代表资格不是由社会群众选举的，而是由政府根据职务或称号来邀请”[9]。

尽管如此，毕竟他们是来自地方的代表，能够反映地方的声音，而且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是唯一可行的地方选举方式，毕竟当时俄国还不具备全体自由民选举的地方基础。

　　工商业等级作为来自社会的代表，在16世纪缙绅会议中的作用要比上述几个等级小一些。

在各类工商业者中，首都上层工商业者承担着国家财政工作方面的重要职责，地方上的商人受政府委托，管理其家乡的财政事务，如酒类、关税等业务，为政府主持各种商业活动。

在1566年，商界高层代表是被直接邀请到缙绅会议中的，因为这时的商界代表还未经选举产生。

而到了1598年召开的缙绅会议，商界如同贵族一样，被按照资本的多少和财政工作职务的高低划分了不同等级：

高级商界是由客商以及市场和集市这两个商业公会的商人组成的，客商显然是全部被邀请与会，但商业公会的长老和会长是根据职务被邀请或被派去参加缙绅会议的。

[10]

　　俄国缙绅会议没有确定的职能，没有常设代表，也没有选举代表的规范和期限。

16—17世纪每一届缙绅会议的形式和参加者的成分都不尽相同，参加会议的人数也没有定制。

例如，1566年缙绅会议共有代表374人（其中教会等级32人，波雅尔杜马和衙门主事63人，服役贵族等级的代表最多达到了204人，工商业等级代表75人）[11]；参加1598年缙绅会议的代表456人（另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