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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民主青年联盟”的一员，夏青也参加了这次游行。
但他并没有想到，这一天，竟会成为他事业乃至人生的转折点。
参加完游行的夏青刚回到校园，就接到了学校的通知，要他去北京新闻学校报到。
北京新闻学校的前身是新华社新闻训练班，以培养新闻人才、提高新闻宣传及相关人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新闻业务素养为主要目的。
此次其要求东北地区推荐十名学员，夏青就是其中之一。
夏青接到通知后报名应试，结果顺利通过。
就这样，22岁的他告别了短暂的东北大学中文系生活，来到了北京新闻学校。
在那里，他经过了七个月的紧张学习。
1950年5月初，他和其他几名学员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当时和夏青同去的这批学员，都是学编辑、采访业务的，但是电台急需播音人员。
情急之下，电台决定让他们当中会说北方话的人统统去试音，夏青自然包括在内。
或许是命中注定，这次试音对拥有独特嗓音的夏青来说多少有点“量身定做”的意味。
夏青的父亲是位国文教员，在夏青还小的时候，父亲就规定他每天必须大声朗读好几遍古文。
小学时，他参演双簧节目，参加讲演比赛。
中学时，他参加歌唱比赛得过第一名。
后来在东北大学和北京新闻学校学习时，他还参加过歌咏队……所有这些经历，磨出了夏青的一副好嗓子。
毫无疑问，最终嗓音天赋过人的他被选中了。
几天之后，夏青便走进了有点神秘的播音室，坐在了话筒前面，开始了他的播音生涯。
万事开头难，刚进电台的夏青，虽然嗓音天赋较高，但在字音问题上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
他那东北口音和广播所需要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把“国”读成“果”，这都需要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过来。
同为播音员的葛兰就成了他的老师，每当他说错一个音，葛兰就学他、笑他，用这种方法，反而促使他带着一股子倔劲，决心狠攻读音。
在那段日子里，夏青带着最初的茫然，所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
葛兰曾说：
“为了学习标准读音，他把字典都翻破了。
”千里之行，始于此时。
为伊笃行带着不服输的决心，夏青“长期坚持吐字发声的基本功训练”。
从抗美援朝的战争时期，到经济建设的和平时期，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时期，他都一直自觉地坚持训练此项基本功。
随着广播节目的多样化，夏青还通过各种学习途径努力使自己的播音语言适应这种变化。
他针对自己吐字发声的弱点，“向姊妹艺术行家学习，先后向音乐学院老师学习音节发声，向单弦演员学习吐字归音，向电影学院教师学习发音方法”。
直到上世纪60年代，已经在播音领域有所成就的他依然虚心向语言学家周殿福先生请教，反复听录音，勤奋练习。
据《康熙字典》及其书后所附《补遗》，中国汉字有四万多个，常用的有五千多个，播音员需要掌握的就更多一些。
夏青长期坚持吐字发声的同时，还努力学习和掌握每一个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而且了解其出处、古今演变过程及趣闻轶事。
到最后，他便有了“活字典”及“字音政府”的美誉。
一旦有人向他请教疑难字时，他会立马详细地告诉他们这个字的读音和字义，而且会翻开工具书来验证自己的说法是否正确。
他的严谨和认真，贯穿于整个播音生涯始终。
操千曲，观千剑除了“字音政府”和“活字典”，夏青在播音界还有一个“老佛爷”的称呼。
这些称谓，不论是哪一个，都在一定方面反映出了夏青的博学多识。
学生时代，夏青既学过工科，又学过文科，知识比较全面。
踏上工作岗位后，除了不停地训练播音基本功，他还抓住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吸收其他学科的养分。
夏青酷爱古典文学，逛琉璃厂旧书店曾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他曾特地买了一套没有标点的《春秋左传注疏》，利用业余时间认真研读。
在那本书的空白之处，密密麻麻地注满了他的蝇头小楷。
这造就了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也为他的播音事业添砖加瓦。
他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阅读和欣赏》节目中讲解难度颇大的古典文学作品，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称赞。
除了古典文学，夏青还长期致力于研究语言学和语音学，并且不断总结自己的发现和收获，以及自己在播音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撰写语音研究文章，譬如《普通话广播的异读问题》，他还在1983年的首届北京语言学会年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
夏青喜欢讲三个“万”，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一万个朋友”。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只有博览多闻，才能做到学问习熟。
他如此要求别人，也如此要求自己。
很多人对夏青所播的政论性文章赞誉有加：
“有理”、“有力”、“有节”，拥有“政治家的胸怀”和“雄辩家的机敏”，这与他的博识是不无关系的。
亦师亦生抛开1950年6月前的事情，从1950年6月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室开始，夏青就一直行进在不断学习、积累知识的道路上。
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播音风格，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播音理论知识，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播音工作原则。
他教导青年播音员要“三读”、“三思”。
所谓“三读”，就是拿到稿子后要读三遍：
第一遍要粗读，宏观把握，了解整体，如果细读，反而会陷进去；
第二遍要细读，逐字逐句挖掘自己不懂的地方和有误的地方，把握文章内在的逻辑联系；
第三遍再粗读，以防第二遍细读、分析之后转而陷入文章的细枝末节。
所谓“三思”，就是分析完文章后还要进行思考：
第一是要把文章放到大的时空背景当中去审视；
第二是要把文章放在整个节目中去审视；
第三是要把文章放在听众那里去考虑，从播和听的对比中思考实际的传播效果如何。
这两点理论，对后来很多年轻播音员的帮助是巨大的，对很多同行的启发也是深刻的。
夏青过硬的理论知识和播音技巧使他成了很多行业和领域学习的典范。
他曾是国家广电部门、教育部门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广汉语普通话的负责人之一，为推广普通话做了大量工作；
他曾因自己在汉语语音方面的学识和成就，于1980年在中国语言学会上被选为理事，之后又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聘为审音委员会委员。
很多时候他扮演的是老师的角色，而他自己对此又是极为喜爱的。
夏青很关心青年播音员的成长，他曾主动承担辅导青年播音员的工作，深入基层台、站，对青年播音员的工作予以指导，同时也给播音短训班授课。
他还经常被邀请到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授课，为青年播音员队伍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他也在指导播音的同时，为播音部、台播部等的播音员讲授《诗经》、《楚辞》等古典文学代表作。
古典文学虽然是夏青的挚爱，但要真正给别人讲，他又得付出很多努力去学习。
每次准备讲义，他都得查很多资料，将讲义写得极其细致，这样在讲的时候才能真正让大家有所收获。
在年轻人面前，夏青是前辈，是老师，但他从不自满。
他始终以“学习者”的身份自居，并且善于聆听。
很多编辑记者、年轻同志乃至录音员有时给他提意见，他都能听进去，并择取有意义的积极改进。
傅华曾回忆道：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每次学习完一个单元的课程后，夏青老师会出题考我们，当时有一道题是有关‘元老’一词的解释，他判卷时，因我写了‘师长’的意思而扣我的分，我便指出来，他一句话不说立即去查字典，而且特别平和谦虚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从偶然的前奏到辉煌的结尾，夏青通过自己的努力奏响了一曲恢弘壮阔、感人至深的播音事业之歌。
在播音乃至整个人生的大道上，夏青从未间断前行的脚步。
他的一生，是走在路上的一生。
这一生，因为行走，所以精彩！
夏青同志是新中国我党培养的第一代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播音艺术家，是我国播音员、主持人的楷模。
他在播音岗位上勤恳钻研奉献40余年，呕心沥血全身心扑在党的新闻事业中，出色地完成各项播音任务，为播音艺术的发展，为播音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夏青同志的政论性文章和古典文学播音造诣很深，其主要业务经历和业绩有：
50年代抗美援朝期间，他播出了大量新闻和战况的报道，鼓舞了国内听众和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将士。
大量热情的来信也鼓舞了他，他发誓：
“为了祖国，为了最可爱的人，我要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播音任务，让真理和正义的声音，响遍全国和全世界。
”1954年，夏青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庄严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
60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中，他主播“九评”等一系列重要文章。
70年代他播出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的悼词，毛泽东同志逝世时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80年代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全文宣读《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古典文学和诗词作品方面，夏青同志在中央台的《阅读和欣赏》节目里讲解朗读难度较大的古典文学名篇，还录制了毛泽东诗词，均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节目堪称为精品。
夏青的播音创作，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成果，也反映了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忠于党、忠于人民，无限热爱新闻事业的心声。
他的播音多次受到党中央领导及各级负责人的称赞和表彰。
其播音之雄浑、内容之深刻、逻辑之严密、分寸之恰当、声音之震撼，至今仍留在听众的记忆中。
几十年来，夏青同志将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都献给了广播事业。
平时工作为了保持良好的状态，他总是提前半小时或一个小时到岗，调动播出精神、训练嗓音。
遇有紧急工作，不管清晨还是深夜，召之即来，并能出色完成任务。
他长期患风湿性关节炎，急性发作时疼痛难忍，但他用坚强的毅力克服病痛，从未影响播音工作。
他工作认真，一丝不苟，精业求精，成为安全播音的楷模。
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科学文化知识，长期坚持吐字发声基本功训练。
他那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含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被听众誉为“祖国的声音”。
他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职业道德，均为我们学习和遵循的榜样。
夏青同志在播音理论和专业知识方面同样造诣很深。
所写的专业文章《谈逻辑重音、逻辑顿歇和语调》、《播音员的读音问题》、《新闻播音刍议》以及播政论文章的经验总结等，成为我国播音理论方面研究新水平的代表作，影响着广大播音工作者。
夏青同志作为原广电部和中央台推广汉语普通话的负责人之一，为推广普通话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编播部门大量疑难字音问题，大多请他来确定，因此有“活字典”和“字音政府”的美称。
鉴于他在汉语语音方面的学识和成就，1980年在中国语言学会上被选为理事，曾被聘为北京广播学院、华中工学院语言所兼职教授，1982年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聘为审音委员会委员，1986年担任国家语委委员，并被评为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积极分子，受到表扬和奖励。
夏青同志关心青年播音员的成长，他曾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年轻播音员讲授业务经验和中国古典文学课。
他还经常被邀请到广播学院播音系授课、为基层播音员培训班讲课，对播音队伍的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
1997年香港回归，夏青参加中央台庆祝活动 夏青同志忠诚于党的新闻和播音事业，他所取得的事业成功，是由于他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和党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播音事业中去，他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始终如一的深深的爱，投入到勤学苦练、顽强拼搏中去，使他成为新中国培养的一流的、著名的播音员。
夏青同志具有高尚的精神品格，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勤奋刻苦、敢于争先的敬业精神，淡泊名利、勇于奉献的思想境界，虚怀若谷、学无止境的孜孜追求，成为新闻工作者的楷模。
夏青同志的逝世是我国广播事业和播音战线的巨大损失。
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敬业精神和高尚品德，继承他的遗愿，把我国的广播电视播音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夏青同志，你的声音将永远响在我们耳畔，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葛兰，著名播音艺术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新中国第一代女播音员。
中华女子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授、学科带头人。
葛兰，本名王静蓉，1951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99年离休后开始从事播音教学工作。
在近50年的播音生涯中，不断钻研，熟练掌握了多种节目的播音技巧，尤以新闻、评论性节目见长。
形成了清新明快，朴素大方，感情真挚、刚柔得体、平中见奇的播音风格，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
为播音艺术的发展，播音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葛兰于1933年出生于北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了，16岁的葛兰考进了女子职业学校，两年后毕业，在一所小学里做人民教师。
但因她骑自行车摔下来，拿粉笔的那只手骨折，她只有放弃这份工作，回家为考大学做准备。
这时有一位同学拿着《人民日报》大半版篇幅的广告对她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招播音员，你声音条件好，挺适合的，去试试吧。
”她在同学的陪同下报了名，经过面试、口试、笔试，三榜定案，她的名字跃然录取榜上。
那一年她18岁。
走进中央台后，才真正感觉到这里与她的想象完全不一样，老同志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深深地感染了她。
她工作的部门是“纪录新闻组”，为了更好地与听众沟通互动，凡是播音的人都要有自己的播音名字，葛兰的名字就应运而生了。
为了人民的广播事业，葛兰与收音机前的听众相伴60载。
让她热爱这份事业的动力是源自志愿军由朝鲜寄给她的白瓷堂缸子：
炸弹在战壕边缘轰然炸响，天空血样鲜红，一个战士第一反应就是扑向身边的小收音机，那里正播放着当日的新闻，轰炸过去了，小收音机的声音依旧，而那个战士再也没有扬起他年轻的脸。
志愿军从前线寄给葛兰雪白瓷缸时，千叮咛万嘱咐，让她用这个缸子多喝水，保护好嗓子。
从热爱这份工作开始，她的进步是最快的。
除了播送新闻，葛兰还跨界播送少儿节目、文艺节目。
热爱话筒就是她的无限动力！
从播报新闻到播报少儿节目，风格差异很大。
葛兰专门去北师大旁听教育学和心理学，既是提升自己，也是更好地为新工作服务。
在一生中，让葛兰最难忘的是毛泽东主席去世的那段日子。
1976年9月9日，夏青播的是讣告《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
而后续消息都是葛兰和方明承担的，早晨《报纸摘要》任务重，两点多钟就去看新华社发来的一叠叠稿子，5点半开始录音，6点半播出。
有时候3点钟就开始录了，直到播出两个小时以后，录音还没有结束。
半小时的《报纸摘要》节目延长到了7个多小时，增加6个半小时。
那段日子她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一直就在播音室里埋头工作。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播一篇长篇通讯，一个老工人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啊，我不能没有你啊！
”当时她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在中国播音行业，说起葛兰和夏青的爱情故事，被熟知他们的人传为佳话。
葛兰不知道作为同事的夏青何时爱上了自己，那时她还太小。
夏青本名耿绍光，是中国播音界的大师，夏青老师播音事业最辉煌的两件事，一是作为标准音在怀仁堂播送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是在上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中，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他对外播送中共反驳苏共的9篇重要评论文章。
夏青比葛兰大3岁。
与葛兰最开始的交往就是介绍各种著作，甚至买来送给葛兰。
慢慢地交往深入了，有一次葛兰生病，夏青鼓起勇气，到葛兰家去探望。
病中的葛兰看着站在眼前的夏青心情顿时好了许多，并主动和他聊了起来，之后就正式开始“处对象”了。
夏青比葛兰年长且成熟稳重，照顾葛兰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时夏青的工作包括连夜写报摘，葛兰正好值夜班，夏青写完稿子之后，就去西单打一碗馄饨给葛兰送过来。
有时陪伴着葛兰值夜班，并在实际工作中为她的播音把关。
1953年，夏青和葛兰结为连理，葛兰全包了家务活，因为夏青风湿病很严重，发作起来有时候需要连服十几片止痛药。
他们一起半夜起身上早班，一起夜里播晚间节目，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由于夏青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学习作风，使他在播音界声望极高。
尤其是遇有疑难的问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去请教这位“活字典”，他播音的准确率也令人称奇。
眼前的丈夫就是她学习的榜样，于是葛兰成为他妻子的同时也成为了他的学生。
1997年，夏青因类风湿病住进了铁路总院，1998年6月底，夏青突发癫痫，后又昏迷不醒。
医生告诉葛兰：
”抢救过来也会成为植物人。
”葛兰坚定地说：
“植物人我也要，只要他有这口气。
”3个多月的昏迷，葛兰终日伴在他的身边，给他放录音，给他唱歌，给他朗诵诗，不断地叫唤他：
“好了，咱们唱歌啊，一起回家啊！
”终于，让所有人震惊的奇迹出现了，夏青的眼睛能看人了，手能抬起来了……从那以后，播了一辈子音的夏青被切掉了声带，只能用眼睛来表达。
岁月无声，夏青和葛兰相伴白头。
2004年，夏青病逝。
在夏老遗体火化之前，葛兰抚摸着夏青的头，轻轻唤了一声：
“老耿……”无语凝噎，催人泪下。
夏青、葛兰，这两个名字总是习惯性地被人们连在一起，他们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播音员，他们的声音已经成为人们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让人无法割舍。
中国播音界的熠熠双星=夏青、葛兰“夏青、葛兰”，这两个名字总是习惯性地被人们连在一起,他们是新中国的第一代播音员,他们的声音已经成为了人们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让人无法割舍。
毫不夸张地说,如今四五十岁的人大都是听着他们的播音长大的。
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二人携手而过,那相濡以沫的爱情也已定格为一段世人皆知的佳话。
2004年7月24日,77岁的夏青老师的病逝让人们的悲伤无法自持,斯人已去,人们只能在无尽的伤感和怀念中反复体味他那洪亮的“祖国之音”。
见到葛兰老i师的时候,她的脸上依然写满了道不尽的悲伤,夏老生前的照片在家中书柜的顶层满满当当地摆放着。
“我有的时候会习惯地想,该去医院看他了吧,可一转念……不对,人已经去了。
”葛兰老师的话让听者也黯然神伤。
50年的相伴相依已悄然而逝,而如今,却只能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人们说这是祖国的声音,母亲的声音 “播音员是干吗的?
那不就是播广告的嘛。
”这是葛兰1951年报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的想法,在对播音员这个职的一知半解中,18岁的葛兰凭借着洪亮的噪音和清晰的吐字考上了。
那时,正值抗美援朝,她担任了《记录新闻》的播音。
“志愿军的抄收员躲在战壕里收听我们播报,战报战况、祖国的建设情况,一字一句地抄写,然后再连夜油印成小报,分发到前线的战士手里。
”可以想像,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这些带着祖国和亲人们信息的小报是如何的弥足珍贵。
“所以,为了不给抄收员制造困难,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千万别播错’。
” 一个真实的画面出现在硝烟四起的战壕里：
炸弹在战壕边缘轰然炸响,天空血样鲜红,一个年轻的战士第一反应却是扑向身边的小收音机,那里正绵绵不绝地播放着当日的新闻,轰炸过去了,小收音机的声音依旧,而那个志愿军战士再也不能扬起他年轻的脸。
“战士们都说那是祖国的声音,是母亲的声音,很多人不惜生命来保护它……也是志愿军那些动人的故事和不断而至的热情来信,让我们真正体会了播音工作的神圣。
”葛兰甚至收到了志愿军从前线寄来的两个雪白的瓷缸子,那是战士们自己都舍不得用的慰问品。
“为了祖国,为了最可爱的人,我要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播音任务,让真理和正义的声音,响遍全国和全世界!
”这是夏青在那时庄严的誓言。
上夜班的时候,他总要去西单打一碗馄饨给我 夏青是1950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要担任新闻、评论、重要文稿和知识性节目的播音工作。
23岁的他却有着与年纪不相符的老成,满腹经纶的他天文地理无所不知。
“当时我觉得自己还小,并没有想到谈朋友之类的事情,只是觉得他人特别真诚,对任何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关爱。
”葛兰说着,似乎又品尝到了往苦的甜蜜,“以前我上夜班播音的时候,他总要去西单打一碗馄饨给我,待人特别好，对朋友和同学也是这样,实在而单纯。
” 有同学去外地没有行李箱,夏青二话不说就把自己唯一的箱子送给儿家,自己的衣物却丢在一个破烂的纸盒子里;
在狂风四起的天安门广场上,他硬把自己的帽子扣在别人头上,自己冻得跟什么似的却着急地对那人说：
“快戴上,不然会感冒的!
”在内蒙古时扒下自己的棉衣塞给别人穿,他只穿个小薄绒衣外面套个单褂,隆冬的寒风一吹就是个透心凉,二双手冻得红肿得像胡萝卜……那些说不尽道不完的生活细节被葛兰看在眼里,感动在心上,心想他怎么那么“傻”呀?
那心疼的感觉就别提了。
1953年,夏青和葛兰结为连理,同是广播员的他们一起半夜起身上早班,一起夜里播晚间节目,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没有读错过一个字的播音员在播音界,夏青有很多的名字，“字音政府”、“康熙字典”、“老佛爷”……这些都是因为他渊博的学问,权威的地位有目共睹,有一些疑难的问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去请教这位“活字典”,他播音的准确率也令人称奇,被誉为“没有读错过一个字的播音员”。
1954年的11月,中南海举行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通过建国后第一部《宪法》,夏青到会场宣读《宪法》草案。
他身穿中山装,站在主席台前方,逐句逐段地宣读,《宪法》草案1万多字,宣读近两个小时,中间没有停顿,一气呵成,一字不错。
郭沫若当时就赞誉：
“真是三分文章七分读。
” 这些故事和称号绝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办事认真的夏青一生的嗜好就是读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一万个朋友”是他珍爱一生的话,书就是他的命根子。
“‘文革’时,他把一套《二十四史》给丢掉了,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后来听说有了新版本,他就拄着拐棍,一趟趟地跑书店，一史一史地愣是把《二十四史》又抱回了家。
”“家庭住址说不清,电话号码记不住,面当你间他一些有关古典诗词或一些典故时,他一准能马上就说出来,还拿出书讲给你听。
”夏青就是这样一个人。
泪水从东北一直流到了北京,他懊悔啊 1976年1月初,夏青第一次请了两天假回家看望母亲,从辽宁回北京的火车上,他突然听闻了一个举国同悲的噩耗:
周总理逝世了。
人生无数的磨难都无法让他轻易掉泪,但听到方明播报这条消息时,夏青的泪水如泉涌般再也无法抑制。
他对总理的感情太深了,想起上个世纪60年代和总理的见面,想起“文革”平反时总理的两次专门关照：
“夏青同志在哪里呢?
该回来了吧。
”一路的火车,他的泪水一直从东北流到了北京,他懊悔啊!
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去,心里反复念着:
为什么偏偏我这个时候回家了,为什么应该为总理最后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却不在!
第二天八点,他顾不上和妻子说句话,洗把脸就往台里跑去。
他无尽的愧疚,更是无尽的悲痛。
那天总理的悼词充满了感情,人们在称赞它“登峰造极”的时候,又有谁知道,那里面包含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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