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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始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由于“士”人整体上对“俗赋”的排斥，因此“俗赋”要么大量佚失，要么附着于其它文体以求得一些生存的馀地。
5、俗赋给后世的其它通俗文体以具大的影响，如戏剧、南朝以来形成的讲经文、变文、唐宋话本等。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拟从敦煌俗赋入手，并参照其它俗赋的情况，推论秦汉杂赋的有关情况。
当然从子孙身上，并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祖宗的形象特征，但子孙身上带有祖宗的遗传因子，从中可能大致了解祖宗身影之仿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刘勰所谓“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大概也有这个意思吧！
《汉书·
艺文志·
诗赋略》将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类。
前三家按时间先后分列赋家姓名和作品数目，杂赋类以作品题材及数目为序，无作者姓名。
关于前三类的分类标准和义例，章学诚、刘师培、章太炎等先生有精辟的论述[4]。
而杂赋一类，虽著录12家233篇赋作，但竟没有一篇保存下来，故学者或推测为“后世之总集”，或以为三种之外而无法归类者，悉入杂赋。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
“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之类者欤？
”[5]现在我顺着顾先生的意思，以敦煌俗赋和其它俗赋作为参照物，从若干蛛丝马迹入手作些探测。
其一，《杂赋》类第一家是“客主赋十八篇”。
按《文心雕龙·
诠赋》篇云：
“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
”是则设立客主是赋家的共同特点，洪迈《容斋五笔》卷7谓这种方法当因于屈原《卜居》《渔父》，是矣。
《杂赋》中的“客主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述客主以首引”的文人大赋，它包括两类：
一是民间故事赋，二是指带有表演性质的客主论难赋。
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神乌赋》，其文体特征同敦煌俗赋《燕子赋》等完全一样。
这篇赋的写作年代，我认为是在汉成帝置“贼曹”官府至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年）之间[6]。
它的出土，给我们提供了一篇汉代民间故事赋的样板作品。
东汉灵帝时，有所谓“鸿都门学生”。
《后汉书·
杨赐传》说：
“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
”他们的作品，《蔡邕传》说“熹陈方人闾里小事”，“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可见其为有故事情节的俗赋。
客主论难赋，又叫对问体赋。
吴纳《文章辨体序说》云：
“问对体者，或设客难以著其正者也。
”这类作品往往先假设一个“误题”，经过争辩之后，获得“正题”。
《文心雕龙·
杂文》篇云：
“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正。
”宋玉《对楚王问》、《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赋，皆争奇斗胜之作，《杂赋》中“论难”类的赋作，当与此相类。
之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等可以说是这类赋的变相。
这里要特别提到扬雄的《酒赋》，此赋见于《汉书·
游侠陈遵传》，也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
《陈遵传》题目作《酒箴》，《北堂书钞》作《酒都赋》，《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皆作《酒赋》，按当以《酒赋》为是。
据《陈遵传》，“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可知内容是设为酒客与法度士相辩难，《汉书》仅录其中一段。
根据这段，则法度士曾指责酒客为“鸱夷”，故酒客驳辩时云：
“自用如此，不如鸱夷”。
而“尽日盛酒，人复借酤。
常为国器，托于属车。
出入两宫，经营公家”一段，与敦煌本《茶酒论》中酒难茶而自吹其身份高贵一段，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血缘关系一目了然。
西晋傅玄有一篇《鹰兔赋》，《全晋文》据《初学记》辑录了残句：
“兔谓鹰曰：
汝害于物，有（原校：
疑当作我）益于世。
华髦被札，彤管以制。
”程章灿《先唐赋辑补》又据《玉烛宝典》辑录五句：
“我之长兄，长曰元鴞，次曰仲雕。
吾曰叔鹰，亦好斯武。
”据《文选·
辩命论》辑录两句：
“秋霜一下，兰艾俱落。
”可以看出，是代言体、论辩性的俗赋，同敦煌本五言体《燕子赋》体很相似。
所以《杂赋》类《客主赋》虽没有一篇作品存下来，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品得其仿佛。
“论难”类的杂赋，因其富有表演性质，因而戏剧性非常显著。
敦煌出土的这类赋作，往往被一些学者定性为戏剧脚本。
如敦煌俗赋《茶酒论》，完全用代言体对话形式写成，赵逵夫师就认为是一篇唐代俳优戏演出的脚本[7]。
隋唐时期流行着一种同俗讲、转变、说话并行的表演伎艺——“论议”。
它由两人或多人参演，通过论辩双方富于诙谐、机智风格的问难和辩驳来娱乐观众。
敦煌俗赋《茶酒论》、《晏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和五言体的《燕子赋》正具有这种问难性质。
所以王小盾、潘建国先生著文，就认为它们是民间“论议”的演出底本[8]。
其二，《杂赋》中有《成相杂辞》十一篇。
《荀子》有《成相篇》，杨倞以为就是《汉志》中的《成相杂辞》，“盖亦赋之流也”。
朱熹《楚辞后语》也说荀子《成相篇》“在《汉志》号《成相杂辞》”。
这篇在内容上虽以“国君愚闇为戒”，但正如卢文弨所说：
“审此篇音节，即后世弹词之祖。
”[9]所以它的民间文艺性质是无容致疑的。
《礼记·
曲礼》明确记载：
“邻有丧，舂不相；
里有殡，不巷歌。
”郑玄注：
“相谓送杵声。
”即舂米时唱的歌，“成相”即唱舂米歌。
《汉书·
外戚传》载有高祖戚夫人被吕后囚禁为奴之后所唱一首舂米歌：
“子为王，母为虏。
终日舂暮，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
”以三言起句，是与《成相辞》同类的歌谣。
舂米要用杵，筑城也要用杵，故筑城之歌也用“成相”的形式。
《左传·
宣公三年》记载宋国筑城者嘲笑被囚赎回的华元，其歌曰：
“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
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即是成相体。
役人筑城时所唱，显然是打夯抬土时的劳动号子。
《乐府诗集》卷60据《风俗通》记录了秦穆公时百里奚家中的洗衣妇所唱的歌，其一曰：
“百里奚，五羊皮。
忆别时，烹伏雌（《古乐府》“雌”作“鸡”），炊，今日富贵忘我为。
”虽为援琴而歌，其实用的还是捣衣的调子，亦即《成相杂辞》之类。
汉代的民谣，多用两个三字句起首，这其实正是“成相”体，如《汉书·
冯奉世传》所引上郡民谣，《后汉书·
五行志》所引桓帝时童谣等，例不枚举。
汉乐府中亦有，如《相和曲·
薤露》、《平陵东》等。
从流传至今的荀子《成相杂辞》、《逸周书·
周祝》、《文子·
符言》、出土的秦简《为吏之道》等篇看，《成相杂辞》是以七言为主的韵诵体。
在汉代人眼中，“七言”不能称为诗，《后汉书·
东平宪王苍传》、《张衡传》、《崔瑗传》、《崔寔传》、《杜笃传》、《马融传》等皆诗、赋、七言并列，可见七言不在诗歌之列。
七言不属于诗歌，根本原因是它的民间性质，西晋傅玄在《拟张衡四愁诗序》中说：
“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
”傅玄是一个通俗文学家，连他都认为七言是“体小而俗”，那么在一般人心目中，“成相”类一定是“俗体”无疑了。
汉末的戴良写有一篇《失父零丁》，是七言诙谐体寻父启示。
但全篇把老父比作禽兽，对辨认毫无裨益，施之尊亲，诚为侮谩，恐怕是一篇调笑揶揄之作。
蔡邕《短人赋》也为七言，可见《失父零丁》是与《短人赋》同类的俗赋。
敦煌俗赋中的《酒赋》、《秦将赋》、《龙门赋》等或全用七言，或以七言为主，是《成相杂辞》类俗赋的流裔。
而敦煌本《季布骂阵词文》，全篇用通俗七言韵语，又是《成相杂辞》类俗赋的变种。
其三，《杂赋》中有《隐书》十八篇。
《隐书》之类，我们还可以从史籍中见其仿佛。
谐隐》篇说：
“讔者，隐也；
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
”隐是藏的意思，是借用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事情故意说得不明白，使听者或读者认真地思索，从中得到趣味。
《荀子》的五篇赋，正是五首隐。
《新序·
杂事篇二》有齐宣王“立发《隐书》而读之”的记载，《史记·
滑稽列传》也有“齐威王之时喜隐”，“淳于髡说之以隐”的话，可见嗜好隐语是古代一种极普遍的风气[10]。
《谐隐》篇所举作品，有许多还可从史籍中找到，最典型者，莫过于《滑稽列传》所记淳于髡风谏齐威王饮酒一段，《汉书·
东方朔传》载朔与郭舍人竞为射覆一段，纯为赋体。
虽然刘勰总是要从“义正”“箴戒”中寻找其价值，但它主要是通俗娱乐的文艺形式，以诙谐调侃为其特点，却是不争的事实。
敦煌本《伍子胥变文》（拟题）基本上是四六文，押不规则的韵，中间又插有歌词，应是赋体形式。
其中使用了好几条隐语，如子胥逃亡途中同其姊的对话，与其妻用药名诗互诉情志，渡江时与船夫的对话等。
《韩朋赋》中也有隐语：
书信隐语，梦兆辞，道旁树木的象征解辞。
朱光潜先生说：
“隐语为描写诗的雏形，描写诗以赋规模为最大，赋即源于隐语。
”[11]故事赋含有隐语，会使故事情节更加曲折、含蓄而耐人寻味。
其四，《杂赋》类中有“杂四夷及兵赋”、“杂鼓琴剑戏赋”、“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杂禽兽六畜昆虫赋”、“杂器械草木赋”等，于最后三种，顾实分别说：
“《古文苑》有董仲舒《山川颂》、公孙乘《月赋》。
”“《西京杂记》有公孙诡《文鹿赋》，《古文苑》有路乔如《鹤赋》。
”“《西京杂记》有中山王《文木赋》、邹阳《酒赋》《几赋》、羊胜《屏风赋》。
”按，顾氏所举皆为文人赋作，恐非是。
我以为，这些佚名赋以“杂”或“戏”冠于名中，当是一种民间演诵的赋作。
敦煌出土的文献中，有一篇名为《百鸟名》的作品，所讲的故事情节是：
阳春三月，有凤来仪，百鸟齐朝，鸟国聚会，鸟官述职，鸟民献艺。
官尊民卑，井然有序。
排备仪仗，一仿人君。
全篇借着这个故事，介绍了40多种飞鸟的习性、毛色、物候、名命及传说故事。
体制上，开篇是几句四六骈句的提示语，中间又有几句散说过渡语，其余全由六言（三、三言）、七言韵语组成。
本篇的性质，刘瑞明先生认为“是一种科普文学作品，它的目的就在于普及一些鸟类知识”[12]。
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篇“不歌而诵”的民间俗赋，它的源头就在秦汉时期的“杂赋”，《杂赋》中的“杂禽兽六畜昆虫赋”等就是这样性质的东西。
现在流传下来的西汉时期一些介绍科学知识的作品，往往用这种形式。
如《灵枢经·
刺命真邪篇》：
“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
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门户已闭气不分，虚实得调春气存。
”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也是以七言为句的字书，都是便于人们记诵的口诀文体。
编口诀的人决不会自创一种世人不熟悉的韵文体，他们利用的必定是街巷陌上流行的歌谣形式，诵读起来才容易顺口成腔，为士民所接受。
当然，《凡将》、《急就》不完全与《百鸟名》相同，但在它们流行的时候，下层还盛行一种既介绍知识，也进行娱乐的文艺形式，则是完全可能的。
宋代四水潜夫《武林旧事》卷6“诸色伎艺人”条，记当时有“教走兽”、“教飞禽虫蚁”和“说药”三种艺人。
其具体说词唱文不传，但必定是集动物名和药名作趣说的，也应贯串着互为联系的生物知识。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5《院本名目》“打略拴搐”条，有“星象名”、“果子名”、“草名”、“军器名”“神道名”等。
贺昌群《元曲概论》说：
“打略拴搐，这大约是用来代替艳段的，内容多主滑稽。
”按，宋吴自牧《梦梁录》：
“杂剧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
次做正杂剧。
”据胡忌研究，“打略拴搐”是院本中穿插演出的由一人以念白为主，以事物名、职别、游戏归类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13]。
虽然作品全部散佚，我们无从知其究竟，但想来它在内容和形式上当同《百鸟名》有共同之处。
更令人寻味的是，在院本“打略拴搐”中，还有《大口赋》、《风魔赋》、《疗丁赋》、《由命赋》、《伤寒赋》、《便痈赋》、《罢笔赋》等名目，以“赋”为名，更可见这些院本的源头就是秦汉杂赋。
其五，《诗赋略·
杂赋》类作品的标目，有三个共同点：
一是都没有作者姓名，二是都不署年代，三是都冠以“杂”字。
我们知道，民间文学多为集体发表并在长时间不断改造完善而成，因而作者无考、发表年代无考是其主要特征。
都冠以“杂”字，也很有意味。
赋本来就是民间讲说和唱诵结合的艺术形式，下层艺人在表演这种艺术的时候，往往夹杂使用了多种手法，如诵唱伴以各种动作、表情等。
尤其是后来侏儒的参加，更使这种表演综合化了。
从汉墓出土的为数不少的俳优俑看来，都具有这些特点：
滑稽戏笑，调谑娱人；
短胖袒裸，畸形丑陋；
抱鼓握槌，作敲击状，可见是杂以多种民间伎艺手段的。
所谓“杂”者，恐怕主要是指此而言。
“杂赋”云云，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作为案头读物的文人赋。
唐宋时期，有所谓“杂剧”。
洪迈《夷坚志》丁集（卷四）云：
“俳优侏儒，周技之下且贱者；
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朦诵工谏之义，世目为杂剧者是也。
”唐宋杂剧不同于元杂剧。
吴自牧《梦梁录》卷20：
“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
”唐“杂剧”的底本没有流传下来的，难知究竟，但我们可以做些推测。
《旧唐书·
文宗纪》：
“太和六年二月己丑寒食节，上宴群臣于麟德殿。
是日杂戏人弄孔子。
”这里的杂戏，就是杂剧。
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孔子相托相问书》，可能就是《弄孔子》杂剧的一种。
这篇作品采用对问体形式写成，主体是孔子和七岁项托的论难，内容主要叙述孔子出游，路逢闻多识广的小儿项托，二人唇枪舌剑，展开一场论难辩说、精采的斗智故事。
其争辩的问题，包括：
何以不戏，何不避车，年少知事，何山无石，共游天下，平却天下，屋上生松，夫妇与父母孰亲，鹅鸭何以能浮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多是民间文学中常见的题材。
项托一一对答如流，表现出高度的聪明和智慧。
孔子被项托问得无法作答后，竟设法杀害了项托。
项托死后，化为石人，精灵不散，化作森森百尺之竹。
全篇采用韵散相间形式，属于俗赋的体制。
本篇在敦煌汉文写卷中保存有16个之多，敦煌藏文写卷中也有三个写卷。
另外在吐鲁番出土的初唐文书中，也有一篇《孔子与子羽对语杂抄》，其内容、情节与敦煌写本《孔子项托相问书》基本相同，只不过将与孔子论难的对象由小儿项托，变成孔子的学生子羽。
可见“戏孔子”的杂戏在唐代普遍流行于广大民间的情形。
这篇唐代“杂剧”就是《汉志·
杂赋》的嫡传。
综上所述，俗赋的历史源远流长。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都市文化生活的活跃和变文等俗文学的影响，唐代才出现了这种新的文学样式。
唐以后，俗赋无人继作，故尚未发现有俗赋流传。
事实并非如此，敦煌俗赋发现之前，由于人们习惯上认为赋是最雅的文学，几乎没有人把“俗”同“赋”相联系，因而对文学史上一些实际上是俗赋的作品缺乏科学的认识。
由于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对“俗文学”的排斥，俗赋保留下来的确实不多。
宋元以后，俗赋作品载沉载浮，若隐若现，往往附着于其它俗文学而求得生存。
元杂剧中丑角上场独白时，往往诵一段诙谐俗赋，如关汉卿《刘夫人庆赏五侯宴》第三折赵脖揪上场的自我介绍一段，就是一段俗赋。
天都外臣序本《水浒全传》第78回入回处有一段507字的俗赋。
《说岳全传》第43回写岳军与番军大战的一段俗赋，与敦煌本《秦将赋》颇相伯仲。
《国色天香》卷3《戛玉奇音》所载《采桑赋》，更是一篇典型的通俗故事赋。
[1]见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原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3号，后收入《中国文学史》中世卷，为第三篇第三章。
又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也论及。
容肇祖《敦煌本韩朋赋考》，原载1935年出版的《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敦煌变文论文录》。
傅芸子《敦煌俗文学之发现及其展开》，原载《中央亚细亚》第1卷第2期，后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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