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变迁理论看我国的区域经济差距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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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明显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或经济区域的事实。

通过对当前我国三大区域间经济增长率与人均GDP、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和产业结构质量等方面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区域间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_区域间经济增长率与人均GDP差距过大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经过3O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GDP规模逐年快速扩大，截止2008年底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主体。

尽管如此，我国GDP的增长是极不平衡的。

如长期以来，我国东部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都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区域问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差距过大

　　在现实的生活中，工业化意味着经济发展，城市化则代表着社会进步。

因此，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缺一不可。

从当前我国工业化进程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已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中部地区的某些省区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而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

从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高，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

总体上而言，西部地区仍处在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城市化水平仅为17．9，低于全国城市化水平1O个百分点。

而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落后主要表现在：

一是城市数量少，所占比重低；

二是城市的等级序列、规模等级不完整，比例不协调。

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一方面既是中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反映，另一方面同时也是中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

因此，实现中部崛起、实施西部大开发，缩短东、中、西部区域经济现实差距，实现东、中、西部区域的协调发展，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下，大力推进和全力加速中西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3．区域间产业结构质量相差较大

　　首先，对东、中、西部的三次产业构成进行比较。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构成比例在东部为1O．66、48．44和4O．9O，在中部为17．9O、46．51和35．59，在西部为1923、42．18和38．6O。

从总体上看，东部第一产业比重远比中西部小，说明东部工业化程度比西部高；

中西部第一产业相差不大，都接近2O，说明中西部还是比较依赖第一产业；

同时，中部主要是第三产业落后于东部，西部则主要是第二产业落后比较多。

其次，对东、中、西部产业结构趋同程度进行比较。

据测算，东、中、西部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3．5，中西部结构相似率为97．9％。

各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相似程度高，城市产业缺乏分工和优势互补的机制。

产业结构趋同是重复建设的结果，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趋同化阻碍了地区优势的发挥，不利于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

　　二、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具有界定产权、规范交易、约束成本、激励效率等经济功能。

它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其中正式制度一般是指由权力机构制定、公布并保证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法令或者政策。

非正式制度一般是指由社会自发形成的习俗、习惯、惯例、道德伦理、意识形态或者由行业、团体自己制定和实施的自治规章、行业规范或宗教教义等。

　　制度变迁的动因不会自动导致制度的成功变迁，而是需要主体予以落实。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促进制度变迁的主体力量可以区分为“行动上的第一集团”和“行动上的第二集团”两者，而根据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经济主体角色的不同，可以把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其中，所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的创新是由社会个体为响应获利机会而自发倡导、组织和施行的制度变迁，改革主体来自于基层，程序为自下而上，具有边际革命和增量调整的性质。

所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行政命令或法律强行推动和实施的制度变迁，是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依照自上而下的程序进行的激进性质的存量革命。

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制度变迁的模式更多地表现为两者的相互融合和补充。

　　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会产生路径依赖的问题，这是因为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既定方向上不断强化。

正如诺思所言，“我们今天的各种决定、各种选择实际上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

可见，路径依赖理论所揭示的问题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

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而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想要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综观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成因，其影响因素是复杂多元的。

其中既有历史的积累因素，也有现代的博弈缘由。

如有的学者指出，造成中国区域差距拉大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实行的区域倾斜政策，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优先投资是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源所在；

有的学者认为，区域性的市场保护会使本地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因此区域性保护政策是区域差距拉大的关键因素；

也有的学者更是认为，各省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强行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这一赶超战略与许多省区的比较优势是相违背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分析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各区域间配置与流动状况及其动因，考察了这些因素对区域差距变化的作用，说明了这些因素在过去若干年中主导了区域间的相对变化趋势。

　　凡此种种观点，尽管具体说法有所不同，但大都一致认同这样—个观点，即：

有地区或部门偏向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是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

而实际上，我国各区域间产生政策和制度安排差异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目前处于制度转轨时期这一现实状况。

结合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分析，具体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国家针对东、中、西部地区施行不同的区域政策措施。

是区域间制度安排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

　　国家政策作为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影响。

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梯度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享受了更为优越的区域政策。

具体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在政府政策允许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始终走在中西部地区的前面；

我国制度转型中—些重要市场制度的确立在地区选择上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使东部地区整个经济按市场机制运行，资源配置的效率得以大大提高；

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建立了经济特区、对外开发区和设立了开放城市，诱导着其经济制度沿着市场经济的轨道变迁。

与东部地区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进程却显得尤为缓慢。

　　2除了存在明显地区倾斜的全国性制度安排因素外。

各地区由于初始条件的差：

异也会做出不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行为

　　我国体制变革的过程就是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

各地区传统体制对经济影响的程度不同，制度变迁的阻力也有所不同。

中西部地区各利益集团对传统体制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必然极力维护原有的制度安排。

因此中西部地区在改革30多年来，制度仓断的阻力和成本非常大。

改革的进程中，中西部地区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必然会涉及到利益的补偿和再分配的问题，对旧制度存在很强的路径依赖也必然会使现有制度的所得利益者力图阻碍旧制度的变迁，从而导致制度变迁时间的相对延长，甚至有时在尖锐的利益矛盾下，不得不放弃最优的制度安排方案。

也正因此，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区域性的时问滞后。

　　3各地区的非正式制度是形成区域间制度安排差异的不可忽略因素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的有关分析，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某些省份、地区尝试成功的—些正式制度在移植到其它省份、地区时却很难达到应有的经济绩效，这也就存在—个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性的问题。

东部沿海地区—童黾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科学技术、教育文化水平较为先进，商品经济意识较为浓厚，对新观念、新思想的接收能力较强；

而中西部地区大都为闭塞落后的地区，科学技术、教育文化水平较为落后，商品经济意识较为薄弱，对新观念、新思想的接收自甚力较差。

由于非正式制度具有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它的变迁往往是个长期演化的过程。

　　也正因此，许多全国一致的正式制度，却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绩效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三、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对策思考

　　当前我国三大区域问的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情。

如前所述，制度性差异是造成我国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

为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推动区域问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从制度建设人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制度创新与制度转型，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进程。

具体对策思考

　　1．在区域政策制度方面。

国家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

　　一方面，国家应为中西部地区建立完备的市场机制、利用本身资源优势、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提供政策支持。

要在国家投资、利用外资、开放程度、计划、金融、财政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中西部地区适当的政策倾斜。

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应发挥出更大的自主作用，要敢于打破原有的落后机制体制，善于扭转“路径依赖”的被动局面。

把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有机地融合起来，并科学地运用到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中，以此牵动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内源性和外生性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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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以创新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区域差异，最根本的就是体制上的落后。

东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调动了市场经济中不同主体的积极作用，在经济体制上主动引入创新机制，寻求改革的新途径。

在所有制、国企和政府机构等方面的改革中，东部地区都走在中西部地区的前面。

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发展，必须牢牢抓住市场这根主线，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不断扩大开放，积极努力引进科技创新人才。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应建立一种能把中西部潜在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经济优势的制度环境，一整套提高区域生产率和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以及一种公平竞争、真正体现个人能力的制度空间和激励性的制度安排，使科技创新人才有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施展平台，确保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有一种持续有效的制度保障，以实现中西部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3．充分利用非正式制度安排。

树立科学的意识形态，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制度转型及其实施的成本都很大。

事实上，经济史的许多事实已经表明了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意识形态中的道德、伦理和信用等要素都可以促进社会稳定，进而推动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在这一意义上，意识形态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意识形态可以促使个体成员具有较为一致的利益目标，并在一定程度约束人们的自利性，以促使其一同为集体行动作出贡献，而不仅仅是“坐享其成”；

意识形态可以敦促个体成员遵守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所制定的各种规则，以保证各个组织都能朝着自己设定的经济目标前进。

因此，中西部地区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利用非正式制度安排，一方面要勇于抛弃那些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符的陈旧落后观念，一方面要自觉树立适应新时期改革开放发展要求的科学意识形态，不断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科学发展，从而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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