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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在传统文化中添加本不是本民族的，但却对民族发展有利的新的精神素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这篇文章所要谈到的古代蒙古人的精神素质，并不是要求蒙古青年们复古，而是要在继承中前进。
任何民族文化都需要发展。
我的观点是，现在的蒙古人也许需要一个“文化复兴”，好好下功夫探讨和学习一下早期蒙古人是如何理解人生和社会，以及获得个人和集体成功的精神素质，从而为今天我们民族的发展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
这个工作所需要的材料肯定要涉及到蒙古人的观念史或者说哲学史。
已有的资料已经表明，“蒙古人历史上的几次发展高潮无不和当时的哲学是无关的，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自发的，是在理论思维指导下的行动。
”
在这里，我把下文将要谈到的古典思想统称为“蒙古精神”，它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然也还是蒙古民族性格的核心。
我在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写作大量的参考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蒙古族哲学史》（武国冀主编，1994年10月第一版），可以说，本文的主要观点几乎全部来自该书，在此对编著者和其他蒙古学者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搜集和整理而已。
我把这本书中我认为可以称得上是蒙古祖先思想精华的部分加以整合和整理，结合自己的评论，从而产生了这篇文章。
因此，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编辑。
我只是希望我们祖先的优秀思想能够发扬光大，供当代蒙古子孙继承和借鉴，并无抄袭和沽名钓誉之心，希望原编者能够理解和原谅我。
那么，早期的蒙古祖先们是如何看待人生和社会的呢？
他们拥有什么样的素质，导致他们成就了丰功伟绩，从而使我们这些蒙古子孙，也因为是他们的后代而得以享受荣耀呢？
我把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古代蒙古文化的精华概括成了以下四大方面——我称之为“四大蒙古精神”：
——乞颜（Giyan）精神
——追求智慧（Wuhagaan）的好学精神
——至诚为本的道德观
——兼收并蓄的文化宽容（以及变革精神）
当藏传佛教在蒙古获得统治地位以后，蒙古人的精神文化逐渐变得单一，加上异族利用藏传佛教奴化、愚化蒙古人，逐渐使蒙古人变成一个文盲民族，给蒙古的发展带来了深重的遗害。
对这个问题，晚清的蒙古族哲学家罗卜藏全丹曾经对此做出过令人痛彻肺腑的分析，感兴趣的蒙古朋友可以参考他写的《蒙古风俗鉴》，就可以了解这些令人伤心的历史。
我要在这里补充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说藏传佛教不好，它毕竟是蒙古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蒙古人民族性格的许多部分来自于它。
我要说的是，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发展，都需要多元化和开放的文化，如果只有一种价值观，一种思想，那将是十分可怕的。
下面我将分别介绍和分析这些宝贵的思想传统。
艰难之人要坚定，顺利之时要谨慎。
一、乞颜（Giyan）精神（蒙古精神的核心）
大家知道，十三世纪初，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了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建立了蒙古帝国，从而形成了蒙古民族。
在蒙古帝国建立以前，“蒙古”这个称谓，只是草原上一个部落的名称，而这个部落的领袖铁木真，他的家族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乞颜部落中去。
（一）乞颜精神的来历。
大约在十三世纪末和十四世纪初，波斯学者拉施德奉蒙古可汗之命编撰了一部史书——《史集》，其中记述了蒙古可汗家族的历史，从这些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代蒙古人的精神特质。
其中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叙述了成吉思汗的祖先——乞颜部（也叫乞颜惕部）的历史。
故事是这样说的：
在两千年前（大约是公元前十世纪），乞颜部和突厥部发生了战斗，结果，乞颜部战败了，只剩下两男两女逃进了额尔古纳一带的山中。
这里四周被群山和森林环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通向外面。
这两个男人的名字是：
捏古思和乞颜，这两家人和他们的子孙就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
后来，这两家人繁衍分化出许多分支来，随着人口的增加，他们居住的地域逐渐显得狭窄了，他们就商量着要迁出山外。
于是开始寻找走出山区的办法，他们找到了一处铁矿，聚集木柴，用七十头牛马的皮制成风箱，点火鼓风，直到山岩溶化，结果得到了无数的铁，山路也被开辟了出来，这样，他们就得以走出山区，来到了草原上。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化铁出山”，起初是以口头形式流传，它是在乞颜部族远古时期创作的有关祖源的传说，在其氏族中代代相传，是这个部族祖先光辉业绩的记载。
蒙古人有进行族谱教育的习惯，就是通过记述祖先的历史教育后代。
这种族谱教育，是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
拉施德说，“乞颜，意思就是从山上冲下来的狂暴湍急的洪流，因为乞颜人勇敢、大胆而又极其刚强，所以人们以这个词作为他们的名字。
”具有乞颜品格的人，在失败面前永不气馁，永远怀有斗争的勇气。
在十一世纪以前的漫长历史中，乞颜部的后代产生了许多部落和新的分支，于是这个远古时代的称号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可是到了十一世纪，蒙古部又重新找回了乞颜的称号，《史集》中说在合不勒汗时代，他的六个儿子都有乞颜惕的称号，之后他的某些子孙也被称为乞颜惕。
这个名称的再度流传与蒙古部的强盛有关系。
拉施德说，在以前，当“塔塔儿人成为胜利者时，其它一切各族都曾被称为塔塔儿人”，这是因为“这些各种不同的部落，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在于跻身于他们之列，以他们的名字而闻名”。
这就是当时草原各族使用名称的情况。
而当蒙古部的势力逐渐强盛起来的时候，尊贵的大人物、可汗的子孙、勇士们都开始自称为乞颜惕，而把自己看成是蒙古人，乞颜惕族源的传说也被人重视起来了，乞颜惕逐渐成为一个继承祖先光荣传统的荣耀的称号。
这时，族源传说的意义已经转化成出身显贵的历史依据，人们用乞颜部祖先的名义来宣耀自己的荣光。
这样，乞颜名称的再度使用，“化铁出山”传说的再度流传，已经超出了原有的族谱教育的范围。
乞颜，不再只是氏族的称号，而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它已经成为草原各部族共有的时代精神，也就是说，这种族源传说演变成了后来蒙古人民族精神的核心。
乞颜人的这种精神，适应了蒙古部兴起的需要。
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蒙古部从阿阑豁阿、孛端察儿开始，在三、四百年间逐渐兴盛起来，最后分出了孛尔只斤系（成吉思汗家族）等氏族。
部落的繁衍，人口的增加，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汗权，然而现实却是，当时还没有一个能够驾驭整个蒙古各部的汗主，当时的蒙古各部分别臣属于异族，并时常发生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大胆、勇敢、刚强的乞颜精神，深刻反映了部落发展的需要和汗主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人们渴望结束分裂、有所作为的进取意识。
（二）乞颜精神的基本特征
——勇敢强悍，不屈不挠，一往无前，永远向前。
看蒙古谚语说：
“暴风雪折不断雄鹰的翅膀”，乞颜精神突出了人的精神力量，它反映了乞颜惕人的性格，也蕴含着他们的理想：
做一个勇敢刚强的人，要在失败面前永不气馁。
传说告诉人们，乞颜品格就意味着顽强，在困难面前永不低头，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终究是会渡过难关的。
乞颜人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渡过了部落濒临灭亡的危机，克服了氏族发展中的各种困难，使部落得以生存和繁衍。
其次，乞颜人如果相信了命运的摆布，就不会有后来的生存和发展，自然历史上也就不会有成吉思汗这个伟大人物。
对乞颜人来说，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人们的信念和意志力。
失去了必胜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力，就会丧失信心，放弃努力，导致失败，尤其是在处于劣势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蒙古谚语中“宁可折断骨头，不可背弃信念”这句话，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尊重人的创造性，相信依靠人的能力能够战胜命运。
这种精神不是宗教赋予乞颜人的，它没有把狭小山谷对氏族发展的制约看成是山神对人的惩罚，它既没有祈求苍天来帮助他们，也没有认为化铁出山是对神灵的冒犯。
故事中提到的他们寻找到“一处以前经常在那里熔铁的铁矿”，以及他们用很多整张的牛马皮来制作风箱，都表明他们非常重视人的创造性，把智力看成是通向成功的手段。
——重视信誉、互相尊重、协商合作的意识。
“化铁出山”的故事中提到：
他们一起商量，他们聚集起来准备木柴和煤，他们进行了有效地分工，煽火的煽火，添柴的添柴……。
从传说的记载来看，这两家人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差别的，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必然会以合作形式出现，通过商议而达成共识，进而统一行动。
蒙古谚语说，“群居的喜鹊，比独行的老虎还有力量”，如果没有两家人的精诚合作，他们的命运也许就会改写，蒙古人的祖先也许就不会是他们。
尽管这种商议还是极其简单的，还没有条约化和制度化，但那时的蒙古人的确十分重视商议的严肃性。
故事中提到的“弘吉剌惕部落……未经商议就先于他人出了峡谷，用脚踩坏了其他部落的炉灶……弘吉剌惕人有名的足疾，就是由于它们未与他人商议，最先走出山谷，莽撞的用脚踩了别人的灶火才造成的……”，就是这种重视商议、重视契约思想观念的反映。
拿蒙古谚语来说，就是“既然说了好，就不再说疼”（意思是既然答应了别人，就是吃亏也得履行诺言），“好马走路平稳，好人说话坚定”。
若是没有智慧和技巧，就是胯下的山羊羔也杀不着吃不到；
若是智慧深广办法妙，即使深山野岭中的青羊羔宰杀烹吃也做得到。
——题记，引自成吉思汗箴言
二、理（Yos）和省悟（Wuhagan）——追求智慧的好学精神
在成吉思汗之前的时代（约公元十世纪），蒙古人就特别重视对“理（Yos）”的探讨。
这些重要的思想进步，集中的表现在《成吉思汗箴言》中。
（一）“理（Yos）”概念的提出及其历史意义。
箴言在蒙古语中称为必力克（Bilig）。
必力克的意思是“天才”或者“禀赋”，同时又有“智慧”的含义，蒙古人把必力克的汇集，称之为“Wuyun（智慧）”或者“Tulehuur（钥匙）”；
所谓“智慧的钥匙”，一方面是指箴言集是智慧的总汇，另一方面是说箴言是开启智慧的钥匙。
这里的必力克与一般的智慧是不同的，它是智慧的精华，人类智慧的精华，它有能力开启人们的智慧，在根本的意义上，它是一种有关学习和思考的哲学。
那时（约公元十世纪）的蒙古人认为，必力克是“理（Yos）”的反映，而“理”这个概念，则是蕴藏在世界上万事万物当中，以及事物之间以及其发展变化中蕴含着的、内在的“理”；
这里面既包含了父子、夫妻、主仆、贫富等关系之间的理，也包括了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理。
理，既是社会理想，也有规律的含义，而不再仅仅是神明的意志。
“理”的观念的提出，对于笃信天命论的蒙古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进步，对冲破当时的天命论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
天命论认为，社会秩序和个人的幸福都是天有目的的安排好的，因此，个人或者群体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现在不一样了，人们不需要从上天那里寻找原因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就存在于事物自身之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理”是可以了解和学习的，这就为发挥人本身的能力和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成吉思汗箴言的产生。
《成吉思汗箴言》是从十三世纪以后流传过来的成吉思汗札撒和必力格的总汇。
它起初是以成吉思汗语录、训言为主要内容，后来又加入了大汗的子孙、将领、大臣和其他圣贤的话，统称为成吉思汗箴言。
成吉思汗箴言的主题思想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对智慧的论述和对至诚的要求。
它的第一条就是论述“理”的，它说，小到家庭父子夫妻，大到民族、国家和社会，如果轻视Yos（理）和法令就会变得无秩序，到处抢劫得不到安宁……。
成吉思汗正是靠着这些信念，从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建立了他广阔无边的帝国，成为了名垂青史的英雄。
箴言的内容在《蒙古秘史》、《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圣武亲征录》、《黄金史》、《水晶珠》中均有记载，还有一些散见在《金钥匙》、《孤儿传》等民间作品中。
在这些著作中，收录最全的是《史集》和《金钥匙》。
拉施德在《史集》中用“足资垂训的言论”为题收编了三十三条，内容涉及到国家、Yos（理）和札撒（法律）；
千户长的职责、任务和资格；
禁酒的规定和处罚；
违反札撒的处罚；
勇敢的特征及对勇士的要求；
木华黎的忠诚；
孛斡尔出的忠诚；
勇敢需要训练；
说话要可靠；
男子汉的快乐；
女人的美德；
以及向天的祈祷和对后代的担忧等。
（三）成吉思汗箴言对“理”和智慧的看法。
成吉思汗箴言多次提到智慧、聪明、明智的行动、贤士、能人等方面的训谕，其数量虽然不及有关伦理道德的条款，但其重要性却是影响深远的。
不着吃不到；
”它是在告诫人们，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智慧，智慧可以改变生活，因而人不能懒于使用脑子。
大家知道，成吉思汗麾下有许多贤人勇士，这表明成吉思汗不仅重视自己的智慧，也非常尊重他人的才学。
没有对智慧的高度尊重，成吉思汗不可能成就他的事业，所以他说，“我一旦得着贤士和能人，就让他们紧随我不叫远去……让他们称心如意献计出力。
”智慧既然如此重要，那如何理解它呢？
智慧和“理”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成吉思汗箴言反映出的观点是：
——智慧是比感情更加重要的品质。
成吉思汗在女儿阿剌合出嫁时说，“没有一个好朋友比聪慧还好，没有一个恶敌人比愚愤还坏。
”这句话是在阐明这样一个道理，智力如果和感情比较，前者更加重要。
人不能沉湎于感情之中而忘却理智，喜爱、贪婪、愤怒等等各种感情都有可能妨碍人的冷静判断，智慧作为一种理性是与感情相对立的，要使人的智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必须把它和感情区别开，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克制自己的感情。
——智慧作为人的理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
这一点在箴言中有突出的表现，成吉思汗说，“人虽长得聪明，不学没有智慧”，“好学的笨人，早晚要超过懒惰的聪明人”。
这就是说，聪明是天生的条件，并不等于智慧，只有经过学习和探索才能变成智慧。
类似的观点在其他蒙古民间谚语也有相当多的表述，如“躺在床上的智者，不如走南闯北的傻子”，“铁是打出来的，马是骑出来的”，“数不尽的土粒，渡不尽的学海”等等。
反映在治国的原则上，箴言也一再强调这种“智慧是后天积累培养的”的观念。
“能治家者既能治国，能率领十人作战者，既可委付以千人、万人作战”，“能清理自身内部者，既能清理国土上的盗贼”。
这就是说，人的治国智慧，率领千军万马的能力，也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小到大、从少到多逐步积累起来的，所以善治家者可以治国，能统帅十人者可作千户长。
——智慧作为人的理性，在于对万物之“理”的领悟。
箴言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就是首领），这个头脑要致力于建立习惯和秩序，否则，国家将陷于动摇和停滞，窃贼和骗子将遮住太阳。
这里所说的“习惯”，蒙语称“约速”（Yos），就是“理”。
“理”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如上面这段话中含义，“理”就是伦理、礼节、规矩，拉施特在《史集》中把它翻译成了“习惯”；
另一个含义就是万物中蕴含的道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
在阿勒屯公主出嫁的时候，成吉思汗教育她说，皇女有三个丈夫，第一个是王朝，第二个是名誉，第三个才是真正的丈夫——有了王朝才有名誉，有了名誉才有你真正的丈夫。
这就是政治联姻的“理”。
作为大汗的女儿，必须要懂得它，要顾全大局，才算得上是聪明和有智慧。
——智慧也是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是“自知之明”。
一次成吉思汗问畏答儿薛禅，说，“他人不可及的智慧是什么？
”答曰，“自知之明（原文直译过来就是，明了自己的品德，能谨慎行事，乃他人不可及之智慧）”。
畏答儿的这段话受到了学术、思想界的高度重视，认为这些思想可以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以及汉族古代哲学中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两句话相媲美，所谓自知之明，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群体都需要这样：
要了解自己的真实愿望是什么；
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是什么；
自己到底处于什么样处境；
如果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应当如何努力；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人不能用别人的目标取代自己的目标，也不能在别人已经取得成就面前自惭形秽——要寻找适合自己的目标和适合自己的努力方式——这也是获得自信和幸福的重要心理基础。
——人的觉醒（Wuhaagan，省悟、开悟之意）是智慧的核心。
在拉施特收录的箴言中，提到处罚违法者的目的时成吉思汗说，把“他流放到遥远地方去，……他就觉悟过来”。
觉悟在蒙语中叫“兀哈（Wuhaagan）”，有理解、省悟、开悟的意思。
它有四种含义：
１、表示“知道了”；
２、指人心的属性和能力，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
记忆和推理；
３、是一个解蔽（解除思维障碍）的过程。
４、它是认识的反思过程。
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认识结果加以考证和反思，这样也就要求人必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作为对智慧的看法，上述第三点最有意义，也最为重要。
《蒙古秘史》中曾经提到，阿阑豁阿为其没有父亲的儿子辩解的时候说，我是因感光而得子，他是天的儿子，这个道理下民是不可能理解的，只有在我的儿子当帝王的时候他们才能“兀哈惕者”（意即‘省悟到’）。
这就是说，兀哈作为人心的一种能力人皆有之，但每个人的心灵的开放程度是不同的，它需要一个锻炼的过程。
要开启心灵的兀哈，就要克服种种的障碍；
一般来说，制约人心兀哈的障碍主要来自人们的成见和思维定势，因此人们要想获得智慧，就必须不断的放弃自己的固有观念，解除这些思维的障碍和蒙蔽，以求得创造力的解放。
这个思想在蒙古人的历史中可谓意义重大。
从哲学的观念上说，它是蒙古人认识论的核心，它表明在获得智慧的道路上人必须和自己作斗争，必须战胜自己的成见。
如果没有这样的观念，蒙古人就不会用宽宏的心态对待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也就不会存在由蒙古人所导致的东西方文化的大交流，自然也就不会有广阔无边的蒙古汗国的存在。
——要想获得智慧，还必须克服表面性和片面性。
成吉思汗告诫人们要克服认识的片面性。
箴言说，经过三个贤人评定的话（观点）就可以在任何场合和任何时间说了，否则就是不可靠的；
要将自己的话（观点）、别人的话（观点）同贤人的话（观点）进行比较，如果合适，才可以说，否则就不应当说。
这段话让人不难想起汉人皇帝唐太宗的故事。
有一次他问魏征（正直而有头脑的大臣，是唐太宗手下的重要人物）：
你说，做人主的怎么算明（明智公正）？
怎么算暗（糊涂昏庸）？
魏征回答说：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意思是说，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听就是明智，只信一方的道理就是糊涂昏庸。
成吉思汗还告诫人们要克服认识的表面性。
箴言说，合塔斤人答剌海•兀赫在混乱中和两个那可儿外出，看见远处有两个骑马的人。
那可儿说，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三个去攻他们吧！
可是答剌海说，我们既然看见了他们，他们一定同样看见了我们，不可去攻打他们。
于是策马离去。
后来才查明，那两个人背后有五百人的埋伏，正等着捉拿他们。
不可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这正是成吉思汗所要强调的。
语言是真的好，狐皮是红的好。
三、至诚为本的道德观
对古代蒙古人来说，对“理”的认识表现在人品上就是对“至诚”的追求，至诚作为人的理想境界，是“理”的思想在道德领域的表现，可以说，至诚就是伦理道德的“理”，人与人之间能够做到至诚，便是符合了“理”，就能够得到天佑。
古代蒙古人关于至诚的道德观念，主要见于成吉思汗箴言和窝阔台汗的德治思想中。
（一）成吉思汗对至诚的看法。
忠诚是成吉思汗箴言的主要道德概念，也是成吉思汗的主要思想。
他在谈到君臣关系时曾说，“汝在背处也，仍如在俺眼，汝去远处也，仍如在俺近边，如此思之，则汝将获上天之佑乎”。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把对忠诚的要求看成是获得上天保佑的前提条件。
之所以会对人们有至诚的要求，同社会的秩序有关。
成吉思汗说过，子不尊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富者不济贫者，这样就成为无秩序的社会，生活不得安宁，事业不会兴旺，人们不能长寿幸福。
因此，人们要想使社会有秩序就必须遵守道德要求，也就是按照上述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
有了忠诚的品质就会自觉的执行这些道德要求，就会不遗余力的去做。
——至诚对人的起码要求是诚实，要求人们说真话，不掩盖事实真相。
成吉思汗曾多次说过，对说实话的人应给予信赖，委以重任。
说真话之所以被视为至诚的内容，是因为它的毫不顾及个人得失而维护诚实的原则。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可以说是成吉思汗和哲别之间的故事了。
哲别原来是泰亦赤兀惕部的勇士，在战斗中曾经射伤过成吉思汗，当他被成吉思汗俘获的时候却毫不隐瞒大胆承认。
成吉思汗说，作为敌人，对自己杀人的事多隐瞒不报，你却老老实实的承认了，这种人是可以交朋友的。
这样，他们之间共同的道德观成就了蒙古历史上一段感人的佳话和他们之间相伴一生的伟大友情。
——至诚是真心（薛惕乞勒田）的要求，是人性的要求，更意味着对自己的道德自律。
忠诚的蒙语原文是“薛惕乞勒田”，可直译为“心有的海”，即“心里常想着”的意思，具有真心的含义，所以说忠诚本来就是对人的本性的要求。
真金（忽必烈之子）曾经这样说，“太祖有训，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
”这可以说是对成吉思汗“至诚”思想的最好概括。
——要做到至诚，就必须信任他人，排除猜忌和怀疑，不能有二心。
成吉思汗认为，对至诚的珍惜，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的，对合作双方都有好处，因此就必须相互信任，排除猜忌和怀疑，不能有二心。
解决了基于利益关系的信任问题，就会使至诚的品质变成人的发自内心的自觉需要，从而自愿的做到真心和至诚。
（二）窝阔台汗的德治思想。
窝阔台是蒙古帝国的第二位大汗，他在位的十三年当中，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业绩，为继续扩大帝国的版图，巩固蒙古对北方草原和占领区域的统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马上治天下”的第一人。
纵观史料，窝阔台在耶律楚材的辅佐下，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治理天下的举措，受到了世人的广泛称颂，《元史•窝阔台传》对他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帝有宽宏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时称治平。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窝阔台的思想，那就是“德”。
他认为“德”是世界上永恒的东西，并从人性方面论述了德的产生和形成，以及德的价值。
他对于“德”的认识，使蒙古人的思想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开始从天人关系向心性关系发展。
他的这些思想和言行，被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记录在了他的名著《世界征服者史》中的一章——《合罕言行录》中。
德的思想由窝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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