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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及诗人吧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
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
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
其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以及文学创作影响很大。
《春秋》：
《春秋》本是周王朝和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
其书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历史。
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并且《春秋》作为“礼仪之大宗”，倾注了作者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
这种创作手法被后世称为“春秋笔法”。
※楚辞：
“楚辞”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时，后西汉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作品，编成了《楚辞》一书。
具体而言，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额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
其以屈原、宋玉等人为代表人物，其诗歌有着瑰丽浪漫的文学艺术表现手法。
与此同时，由于其与南方的巫风文化以及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而其诗歌在兼容《诗经》以及南方文风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香草美人为象征和意境的浪漫文学风格。
这使其与《诗经》成为了传统诗歌的文学发展渊源之一。
两汉文学
《吕氏春秋》：
又名《吕览》。
此书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由于其出自于秦国宰相吕不韦门客之手，故名。
全书有着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
八览，每览8篇；
六论，每论6篇，加上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
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
这自然也就把各家不同学说巧妙地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
编者在兼收并蓄中颇具匠心，其中所表现的文学观念超出了先秦诸子。
石刻文：
石刻文是指秦皇统一中国之后，在多次巡游各地中刻石以表功。
现存刻石共7篇，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
其中除琅琊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峄山石刻等篇皆三句一韵，文词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学的独创。
汉大赋（新体赋）：
汉大赋是汉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乎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汉大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了新的文学体制。
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散文的叙事手法，并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
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
汉大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枚乘的《七发》标志汉大赋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作品代表汉大赋的最高成就。
西汉后期大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
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大赋的两篇力作。
楚辞体（骚体赋）：
由于汉初上层社会崇尚楚文化，这一风尚影响到文人群体，产生了祖述屈原楚辞的骚体赋，即楚辞体。
其作品与汉大赋正面的赞颂讽谕不同，其大都依傍于屈原，重在咏物抒情，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
这种赋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汉大赋合流，总称为辞赋。
故而此类作品被称为骚体赋。
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以及淮南小山《招隐赋》即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淮南子》：
原称为《淮南鸿烈》，此书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的，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初年一部大著述。
“鸿”为广大之意，“烈”为光明之意。
作者自认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则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集序，此书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其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起重点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
在文学上又以《易》与《庄子》为渊源，连类喻义，奇伟宏富，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
对后代骈文有一定的影响。
梁园文学群体：
梁园文学群体是指以梁孝王刘武的梁园为中心，形成的极有影响的文学群体。
其中以枚乘、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人文学创作最为突出。
梁园文学群体对于汉初文学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推动。
扬雄“四赋”：
扬雄“四赋”是指扬雄的四篇大赋《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其赋创作目的在于歌颂盛世同时，重在讽谏之意。
但在具体创作中，扬雄有意地渗入较多的主管想象，这使得其赋带上了虚无缥缈的色彩，留给人充分的想象余地，并且他的这四篇赋因驰骋想象，铺排夸饰，在典丽深湛、词语蕴藉之中，表现出另一类汉大赋文学艺术风貌。
京都赋：
京都赋的形成过程中，扬雄的《蜀都赋》实开京都赋的先河。
但伴随着东汉王朝京都之争，以杜笃的《论都赋》为起点，东汉的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为代表，以都雍（即长安）、都洛为主要题材，把以往天子王侯生活的题材转化为关乎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其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此类作品规模宏大、在吸收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以画龙点睛的“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一改传统赋体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重在以汪洋恣肆、平正典实、大量对偶，以渲染帝国文物规制，以及帝国强盛的礼治成就。
抒情小赋：
抒情小赋又称抒情赋，其主要包括纪行赋和述志赋。
它的兴盛于汉王朝的衰落密切相关。
由于社会黑暗和动荡以及政治环境恶劣，文人的忧惧与愤懑使得抒情文学开始复苏，辞赋亦随之走上抒情化的道路。
赋家的诗人化和赋的诗化，是赋风转变的又一重要原因。
汉末赋家大多兼具诗人的身份，他们写作辞赋，不仅注意吸取与融合诗的语言艺术、诗的意境创造，而且更注重开掘和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
辞赋在功能上趋向于诗歌，最终完成了赋体向抒情化和小品化方面的转变。
汉末抒情赋的代表作家为蔡邕、张衡、祢衡、赵壹等人。
此类赋体在魏晋六朝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最初载于《文选》，因其作者佚名，时代莫辨，萧统辑入《文选》，泛题为“古诗”。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抒情文学复苏的产物，代表了汉末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
汉末文人由于时代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这使得他们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深刻、更为直接的感情联系，故而其诗作也以诗人现实生活中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和死生新故、物候节气等众多题材密切相关。
在文学创作上，其诗作因事命意、触物起情，注重比兴手法的运用，且其语言平淡自然、不刻意求工求深，具有深然天成的艺术风格。
这对于传统五言诗的发展影响极大。
魏晋南北朝文学
※建安风骨：
风是指创作主体的情感与艺术风格，骨则指文学表现形式。
所谓建安风骨是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的文学艺术风貌（包括诗文），因汉献帝建安年号，故名。
当时诸家诗作，虽风貌各异，或偏于古质，或注重词藻，但总的说来，都具有风骨健举的特点。
不论是反映社会动乱，倾吐建功立业壮志，还是叙游宴之乐，抒恩荣之感，都往往直抒胸臆，情思慷慨。
虽已开始追求词采华茂，但并不过分，不显得小巧纤密，而具有明朗爽健、气扬采飞之概。
红偶人对此种风格评价极高。
其不仅成了后世文学创作竞相效仿的文学艺术典范，也成为了古代文学批评一个重要风标。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指建安时期七位著名的文学家，他们分别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
其最早见于曹丕《典论·
论文》。
尽管七人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特色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慷慨悲歌，沉郁悲凉的文学风格。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建安七子”中应有曹植，而无孔融。
△柏梁体：
七言诗体的一种，每句押韵，全篇不换韵。
相传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与群臣作七言诗，每人一句，故名。
魏晋七言诗如曹丕《燕歌行》、《白紵歌舞辞》等均此体。
南朝宋以后始形成隔句押韵的七言诗。
※正始体：
是指三国曹魏后期诗歌的一种艺术风貌。
因其始于齐王曹芳正始（240-249）年间，故名。
由于当时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故文人群体多有忧生畏祸之嗟，加之《老》《庄》玄学风行。
具体到诗歌创作而言，正始体常表现出宅心玄远高蹈风尘，形成了所谓“诗杂仙心”的倾向；
又由于他们的诗作多以《老》《庄》语入诗，所以正始体普遍呈现出篇体轻淡的诗风。
但在阮籍、嵇康诗作中仍可见建安文学情思慷慨的一面。
在此类诗体中，尤以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
竹林七贤：
三国魏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齐人曾共居河内山阳，相与友善，世称竹林七贤。
七人中，以阮籍和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其诗为正始诗歌代表，嵇康又长于写作论说文。
太康体：
出现于西晋武帝太康时期一种诗歌风格。
当时著名诗人有潘岳、陆机、张协、张华、傅玄、左思等，其中以陆机、潘岳的成就最高。
其诗体总的倾向是注重语言华美，多用对偶，辞藻富丽，而慷慨淋漓的情感力量则稍逊。
相对于前代诗歌而言，由于太康体过分模拟前人诗作，追求文学形式美，渐失浑厚之气，而多注重雕琢，其锤炼之工或欠工稳，又失之于板拙冗慢。
游仙诗：
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但以游仙为题材则可上溯到战国时期。
游仙诗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指借游仙题材以抒发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
一类是专门写求仙问道、追求长生。
曹植《五游咏》《远游篇》《仙人篇》《游仙诗》以及阮籍《咏怀》和嵇康部分诗作就属于前者，汉乐府《吟叹曲·
王子乔》《董逃行》《长歌行》等则属于后者。
此类诗作至两晋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时局动荡而大兴于时，其代表诗人为郭璞、孙楚、潘尼、曹摅等。
此类诗作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传统，以抒发其坎壈之怀。
此类诗作无论是写隐逸还是写神仙，都无枯燥的说理，而是以华美的文字，将隐士境界、神仙境界及山川风物都写得十分美好，具有形象性，可谓文采艳逸，诗风飘飘而凌云。
玄言诗：
玄言诗是指一种多用《老》《庄》语，发挥玄理的诗歌，其与三国曹魏正始年间玄学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至两晋，由于玄风大炽，文人清谈成习，诗人思想感情也深受玄学熏染，玄言诗遂笼罩诗坛达百年之久，当时的著名作者有许询、孙绰等人。
此外，佛学兴盛与《老》《庄》相融合，也对当时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总体上看，此类诗作恬淡寡情，缺少形象，语言质直，致使诗歌“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至东晋末年，因谢混、殷仲文等诗体影响，逐渐为山水诗所取代。
尽管如此，其对以后的哲理诗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元嘉体：
元嘉体是指出现于宋文帝元嘉年间的一种诗歌风貌。
当时著名诗人有颜延之、谢灵运、爆照等人，尽管三人所代表的诗风有所不同，但其均善于描摹物象，贵尚巧似，注重词采藻绘运用，语言虽锤炼而不免于生涩滞拙，有别于永明之后的圆美流转。
但他们的创作结束了玄言之风笼罩诗坛的局面。
※永明体：
永明体是指形成于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的一种诗体风貌。
其在具体创作上追求诗歌音韵和谐，在四声八病的基础上，要求避免单调。
虽其规定过于繁琐，难于全部遵循，但却使得诗歌语言音韵确趋于谐婉流利，对近体诗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永明体的风格特征，还在于追求圆美流转，炼句工稳，语言比较自然明朗，逐渐改变了元嘉体以来常有的滞涩冗慢之弊。
其代表诗人为谢朓、沈约等人。
宫体诗：
诗体名，其具体指自齐梁以来至陈所形成的诗歌创作艺术风貌，其名最早见于《梁书·
简文帝纪》。
此类诗作与南朝畸形的社会繁荣以及宫廷文学的审美趣味密切相关。
此种诗以宫姬、歌伎等为描绘对象，写其容貌、服饰、神态、动作以及梳妆、游乐、歌舞等生活场景，其诗往往笔触细致，细节生动，注重传神。
写及男女之情则多直露，有时流于轻佻庸俗，情趣低下。
其语言在永明体基础上进一步讲求声律，多能自然清丽，圆转流美。
对于近体诗以及诗歌技巧的完善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类诗作自刘宋时逐渐增多，直至在萧梁时期蔚为风气。
其主要代表作为为萧纲、萧绎兄弟及其周围文人群体。
其后陈隋以至初唐的同类作品，也被习惯上称为宫体诗。
任沈：
南朝梁文学家任昉和沈约的并称。
沈约长于诗，任昉长于章奏之类公家文书，当时二人齐名，有“沈诗任笔”之说。
选体：
诗体名。
南朝梁萧统《文选》所录古诗（主要指五言诗）的风格体貌。
选，指文选。
后世学习这些诗歌风格的作品亦称为选体。
《文选》所录为五古，故有人称五言古诗为选体，与唐以后的近体相对称。
吴均体：
南朝梁诗人吴均作品的风格。
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在当时许多文人都竞相效仿之，号称吴均体。
吴均体又之吴均所创的一种诗歌格式，全诗八句，前四句与后四句押不同韵，一平一仄；
第一句、第五句末都入韵。
徐庾体：
徐庾体是指南北朝后期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诗文风格。
梁萧纲为太子时，徐摛、庾肩吾皆为东宫官属，徐陵、庾信为抄撰学士，他们的诗歌、小赋多描绘女性，风格绮艳轻倩，声律、对偶比永明时作品更为讲究，世称徐庾体。
当时效仿者甚多；
梁亡，庾信入周，其体亦为北方文士所爱好模仿。
又徐陵、庾信的骈文典故繁密，对仗、声律、句式都比前人更趋严整，亦称徐庾体，为骈文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玉台体：
南朝梁徐陵《玉台新咏》收录梁以前女性为吟咏对象的诗作，包括梁代轻艳冶丽的宫体诗，后世遂模仿其内容、风格体制的诗作为玉台体。
唐李康成编有《玉台后集》专收此类诗作，今已佚失。
宋欧阳修、梅尧臣均有《拟玉台体》诗。
《文心雕龙》：
南朝刘勰著。
其书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征引书文一百四十余处，论及作家九百余人，总结了历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经验。
全书结构严谨，共十卷，五十篇，三万七千余字。
其中《隐秀》一篇有缺文。
原分上下两部，上部25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是全书总纲，阐明了全书的基本思想；
从《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属文体论，论述各种文体的源流、特点和作家作品的优缺点。
下部主要是创作论。
各篇之间各有中心，而有前后呼应，互相配合，构成了一个宏大的有机体系。
《诗品》：
南朝钟嵘所著，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品各一卷，共列论诗人122人。
其“思深而意远”，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讨论五言诗的专著。
该书主要批评了当时文学创作拘泥声病和追求用事等形式主义文风，主张作家创作应注重真情实感的抒发，并兼重寻本究源地探究作家的文学创作渊源。
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是指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
此类小说的兴起于当时战乱频仍、宗教迷信思想盛行以及四方流离失所等社会环境有关。
其按内容可分为三类，一为地理博物，如张华《博物志》和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
二为鬼神怪异，如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三为佛法灵异。
如王琰的《冥祥记》、颜之推的《冤魂记》。
志怪小说虽然许多作品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还是曲折反映了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爱憎及对美好生活向往。
尽管其在艺术上还比较粗糙，但以后的古典小说发展和人物塑造、情节刻画等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志人小说：
志人小说是指记述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
志人小说的兴盛与士族文人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风气有很大关系。
这类志人小说既是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
志人小说按照内容可分为三类：
一为笑话，如讽刺世态的邯郸淳《笑林》；
二为野史，如东晋葛洪伪托刘歆所作的《西京杂记》；
三为逸闻轶事，如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沈约《俗说》、殷芸《小说》以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此类小说虽然在人物塑造、情节刻画等诸多方面只初具小说的规模，但这为古典小说发展，尤其是唐传奇积累了创作经验。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它是南朝刘义庆所编撰的影响最大的志人小说，也是艺术成就最高的小说。
小说共36门，尽管这部小说有倾向崇儒的一面，但也多有谈玄论佛以及蔑视礼教的内容。
此书主要记录了魏晋民事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
可谓一部名士“教科书”。
其在艺术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如其语言的玄远冷隽，叙述的高简瑰奇，都使得人物气韵生动、活灵活现。
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影响颇大，后世皆有纷纷效仿之作。
隋唐五代文学
上官体：
上官体是指活跃唐初诗坛的上官仪诗歌艺术风貌。
其诗虽不出宫廷诗的范围，但在艺术创作上很有特色，如属对工切和写景清丽婉转，就体现出诗人笔法精细、秀逸浑成的杰出创作才能。
从总体上看，上官体的“绮错婉媚”，以及健康开朗的创作心态和雍容典雅的气度，都具有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创作倾向，并且其所提出的“六对”、“八对”之说，对于唐诗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是指活跃在高宗武后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位著名的诗人。
四杰皆是确有文才而自负甚高的诗人，但他们官小位卑，且有充满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郁积着不敢居人下的雄杰之气。
就具体创作而言，他们都怀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有着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
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
在诗体运用上，卢骆长于歌行，王杨长于五律；
他们在诗歌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壮大气势以及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虽未能尽脱宫廷诗之余绪，但使得唐诗视野开始扩大，即他们将诗歌从宫廷台阁移至了江山与塞漠之间。
这对唐诗发展以及唐代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沈宋：
沈宋是指武后至中宗时期诗坛上两位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
他们的诗作虽多为宫廷应制酬唱和咏物、赠别，点缀升平，标榜风雅之作，但在艺术上，二人诗作在诗律方面精益求精，回忌声病，约句准篇，促使唐诗五律是声律格式趋于定型。
这对于唐诗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文章四友：
“文章四友”是指初唐武后至中宗时期杜审言、李峤、苏味道和崔融四位诗人。
这四位诗人诗作虽不脱宫廷诗作的范围，但他们在诗歌技巧运用，以及诗句粘对等诸多方面，多有贡献，并且他们的诗作对于促进律诗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吴中四士：
“吴中四士”是指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四位吴越之地的诗人。
这四位诗人虽然创作不尽相同，但他们以纵横的才气、浓郁的情思、飞扬的神采、清美的意境，反映出盛唐前期的社会风貌和时代气息。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兴起与盛唐社会经济繁荣稳定，隐逸之风大盛以及唐代文人漫游风气有着密切关系。
在具体创作中，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主要继承了陶谢山水田园诗的精神旨趣同时，有进一步融合了老庄审美方式和禅境，这使得其诗作呈现出明逸静秀之美的意境。
在艺术上，盛唐诗人在融合陶诗重兴寄和感受、大谢重写实的传统的基础上，以寄情兴于自然美中的表象方式，展现了其诗作的雄浑壮美的气象和开朗深远的意境，加之其诗歌意象的组织提炼和虚实相衬，这使得盛唐山水田园诗在诗中有画的化境中，形成了清新闲雅、空灵淡泊、富有韵外之致的艺术特色。
其中以王维和孟浩然诗作成就最具代表性。
盛唐边塞诗派：
盛唐边塞诗派的兴起，与大唐国力强盛，疆域扩大以及边塞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加之唐代文人都渴望投身于边塞军旅生活而有所作为，这使得盛唐边塞诗派所体现出的英雄气概与积极进取精神正是建安风骨的核心。
在诗作内容上，他们的诗作内容多表现出征人思乡、边塞的辽阔壮丽风景，壮士报国的英勇气概，军中诸多弊端以及民族矛盾等，这使得盛唐边塞诗作继承汉魏“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风骨，又吸取了六朝诗离愁别怨的长处，从而形成了悲壮高亢的基调和雄浑开朗的意境，使得盛唐诗歌充满了慷慨悲凉之美。
在这派诗人群体中以高适和岑参的诗歌成就最高，也最具代表性。
《箧中集》：
《箧中集》为唐代诗人元结所编选，此集收入了沈千运、赵微明、孟云卿、张彪、元季川、于逖、王季友诗24首。
元结编选《箧中集》的主要目的在于要标举《诗经》“风”“雅”传统，用以促进一种反映民声疾苦的诗歌流派的发展，并抵制、排斥绮靡诗风。
由于七位诗人都致力于古体诗的创作，尤其是风格高古的无言古诗，故此诗集无一例外全部是无言古诗，这体现出元结崇尚古朴和提倡“独挺于流俗之中”的诗学观念。
这部诗集的价值在于，它使后人由此认识到盛唐和中唐交替其间，诗坛曾出现过一个重要的流派。
同时，元结独特的选诗标准和选录范围，也为后代诗选家提供了一个选诗的范例，并且此集对后来诗歌创作和其他诗歌选集的相继出现，尤其是韩孟诗派影响较大。
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是指活跃大历年间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十位诗人。
其最早见于中唐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
十才子的创作成就高低不一，所长亦各异，以钱起、卢纶、李端、韩翃等人成就最高。
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诗主要写日常生活细事、自然风物和羁旅愁思，抒发寂寞清冷的孤独情怀，表现超然世外的隐逸风调。
在艺术上，他们以谢太哦为宗，短于古诗而擅长律诗，讲究格律词藻，追求清雅闲淡，工于白描写景，技巧趋于细腻雕琢，其诗大都写得精致工整。
表现出一种冷落萧瑟的气象，带有大历诗特有的情思韵味。
韩孟诗派：
韩孟诗派是指在中唐时期经过贞元年间和元和年间的两次文学聚会形成的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歌流派。
其所提出的“不平则鸣”、“笔补造化”以及裁物象、觑天巧、补造化等雄奇怪异的审美理想，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由重诗的社会功能转向重诗的抒情特质，转向重创作主体内心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
这具体到韩孟诗派的诗歌创作上，他们多以丑、怪、险、奇为审美情趣，以散文和赋体的方法作诗，使得诗歌在形式上出现了散文化的创作倾向，这一切都使得韩孟诗派在诗风上呈现出雄奇壮美、戛戛独造、幽僻冷涩的诗风。
这对于后代诗风，尤其是宋代诗歌发展影响颇大。
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是指在中唐时期，以元白为代表的诗人群体，所发起的诗歌革新运动。
其发端于张籍、王建、李绅，大备于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之类讽谕诗。
新乐府运动之所以会兴起与中唐社会改革有着密切相关，并且这派诗人提出了明确的诗歌理论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补察时阙，泄导人情，诗歌应有“感人心”的力量等。
尽管其诗歌主张与汉儒美刺诗教说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因新乐府运动上承《诗经》“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下接盛唐乐府诗“即使名篇，无复依傍”的文学精神，这使得新乐府诗作在重写实、尚通俗之中，带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其“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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