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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内核，毛泽东同志盛赞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对人类社会的重大贡献。
只有深悟中庸之道的人才有此观点。
正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关于如何建设社会秩序，如何让人们和谐相处，这是先贤哲士们殚思极虑地思考与探索的问题，并涌现了诸多理论，发表了异彩纷呈的观点与看法，诸子思想在历史长河中慢慢交流融合，形成了最具理性和包容性的文化谱系。
尽管中庸思想是孔子提出来的，并通过其弟子及一代代后儒们发展与充实而形成了一个精密的体系，但是道家、墨家、佛家等众家思想中也有不少“中庸”的灵光片羽，如过犹不及、刚柔相济、统筹兼顾、情理均衡、隐恶扬善、物出有两、事不强成等等，举不胜举，这是睿智的交合点，迸发的能量是耀眼千古的。
也充分证明了历代有志之士在思想上绝非一味排斥异己，而是“致中和”，吸收合理的东西，以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是对“中”，即心的最真实的交待。
大量的生活现象与经验体验，让一颗颗智慧的大脑在良知的推动下，引发的是对文化的反思，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设法把人们引向一个具有合理规则的人际社会。
在为人处世上，中庸思想的实用性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思想可以取代，现在同样如此，你可以批判或否定这种思想，但你逃离不了这种思想浸染的环境。
我们常说，对人要一视同仁，不嫌贫爱富，不势利偏见，这就是“中”；
原则不变，公道人心不变，这就是“庸”。
对自己来说，做事能够不偏不倚，就是“中”，保持一颗平常心就是“庸”。
现在人们在物质的侵蚀下，在多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容易行为失据，离“中庸”渐远，以致常常心理失衡，痛苦绝望。
所以，保持平常心，把心摆正了，回到“中庸”上来，何尝不是消除烦恼，赢得快乐的一种最佳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人们的普遍祈求，而“和谐社会”正是中庸思想“致中和”的体现。
我们与其接受种种时髦的理论，囫囵吞枣、不知其味，或者引进理念而使之变种，盲人摸象地瞎说一通，不如重拾我们固有的智慧，正如孔子所说：
“温故而知新。
执其两端——权衡之后拿捏最有胜数的处世办法
不偏不倚地与人相处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中庸》
现在有不少人将“中庸之道”视为贬义词，并攻击它腐朽没落。
这是对中庸的不了解或曲解，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都发现了道德的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偏激，一是退缩。
而又同时认为在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之外，惟一正确的行为是“中庸”即“适中”。
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恰恰相反，有的人凡做事不是过分，就是“不到位”，而且又随风倒，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在信念上、观念上变来变去。
所谓中，就是本体，就是方法；
所谓庸，就是实用，就是实行。
孔子说的中庸，就是用于中，行于中的大道。
《南华经》中说：
“庸就能用，用就能通，通就能得。
中庸是种权衡，使自己不被自己的行为绊倒。
例如获取成功的方法很多，诸如难得糊涂、能屈能伸、甘心吃亏、以柔克刚等等，掌握了其中一条，运用得当，都能让你在一些特殊场合或在对某一具体事情的处理中获得成功。
但它们并不具有普遍性。
而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智慧和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成功法宝，是中庸处世思想。
儒家推行中庸，目的在于使天下的人达到理想境界。
所谓理想境界，也就是达到中道的境界。
中道产生适当，适当产生合理，合理产生礼仪。
人类全部的道德行为、法律行为，都需要符合中庸之道，使之无过无不及，以致达到至善。
孔子告诉曾子说：
“我的学问始终用一贯穿着。
”孔子又告诉子贡说：
“我用一贯穿着我的整个思想。
”这个“一”，就是中庸智慧。
在处世上恪守中庸，才有好的人际基础，不至于朋友反目，众叛亲离，才不会一意孤行，自取其辱。
刘备同曹操比较显得比较忠厚，但也并非心无芥蒂之人。
当年攻取西蜀时，刘备曾与刘璋在涪县相遇，刘璋部下张裕脸上长了不少胡须，刘备拿他开玩笑：
“我从前在老家涿县，那地方姓毛的人特别多，县城东西南北都是毛姓人家。
”县令说：
“诸毛怎么都绕涿而居呢？
”张裕回敬说：
“从前有人做上党郡潞县县长，迁为涿县县令，调动之际回了一趟家。
正好这时有人给他写信，封面不知道如何题署好，如果题‘潞长’，就漏了‘涿令’，题‘涿令’，就漏了‘潞长’，最后只好署‘潞涿君’。
”借“潞”为“露”之谐音，讽刺刘备脸光露嘴无须。
后来张裕归附刘备。
他对天文、占卜都很精通，曾劝刘备不要取汉中，说取汉中于军不利。
刘备不听，出兵攻取汉中，意思是想证明张裕预言不准。
张裕又私下向人泄露“天机”，说魏文帝黄初元年刘备将得益州，九年后将失去益州。
刘备不忘当年受辱，借机要杀张裕。
诸葛亮问张裕犯了什么罪，刘备说：
“芳兰当门而生，不得不锄去。
”这完全是借口。
因个人的恩怨，却要杀手下人，有违中庸之道，太过激了。
人们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尽管不同，但都需要受到尊重，需要维护面子。
如果你忘记这一事实，与人们交际时，对重要人物恭敬有加，对小角色却态度冷漠，这样自然会伤后者的自尊。
有这样一场家宴：
宴席上坐着男主人、科长，以及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圆桌上的酒菜已经摆得非常丰盛了，可是，围着花布裙的主妇还是一个劲地上菜，嘴上直说：
“没有什么好吃的，请对付着用点！
男主人则站起来，把科长面前还没有吃完的菜盘撤掉，接过热菜放在科长面前，热情客气地给科长夹菜、添酒，而对其他同事只是敷衍地说声“请”。
面对这样“尊卑有别”的款待，试想男主人的几位同事将做何感想？
他们很难堪，其中两位竟未等宴席告终，就“有事”告辞了。
像这样的宴席，男主人眼里只有科长，而慢待他人，使同事们的自尊心和面子受到损伤，非但不能增进主客间的友谊，反而会造成隔阂。
执其两端——权衡之后拿捏最有胜数的处世办法，行动失度就会乱套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
上焉者虽善无徵，无徵不信，不信民弗从；
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
故君子之道：
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
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
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
《诗》曰：
“在彼无恶，在此无射。
庶几夙夜，以永终誉！
”君子未有不中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写道：
“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
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
”意思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之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
这种道理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的甜，海产的鱼虾虽然腌在缸里却不过分的咸，一个人要能把持住这种不偏不倚的尺度才算是为人处世的美德。
儒家历来主张中庸之道，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庸的诠释和理解又各有出入。
战国时期有一个研究神农氏学问的人，主张市场上的物价都应该一样，他以为这样便可以使社会公平，可以消除欺诈。
恰恰相反，孟子认为按照这一主张行事，是率领大家走向虚伪。
因为市场上的各种货物，品种质量都不一样，它们的价格自然就有几倍、十几倍的差别，这是事物自然形成的秩序，漫天要价，价不称物，那是过度，也叫过分，不顾秩序，不同货物都一个价，也是失度。
假如一定要使它们一致，必然扰乱天下。
为人处世，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便会乱套，便会坏事，便会受到惩罚；
饮食无度，便会伤身；
荒淫无度，必致误国；
贪婪无度，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玩笑无度，会伤感情，有时无意中一句笑话就与人结怨。
我们喜欢自由的生活，其实，从人立身处世的行为方式看，这自由，归根结底，还是度中的自由，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我们才能享受自由。
自表其功，自矜其能，历史上凡是这种人，十有八九要遭到猜忌而没有好下场。
刘邦曾经问韩信：
“你看我能带多少兵？
”韩信说：
“陛下带兵最多也不能超过十万。
”刘邦又问：
“那么你呢？
“我是多多益善。
”这样的回答，刘邦怎么能不耿耿于怀！
自以为有功便忘了上级，是讨人嫌的，特别容易招惹上司的嫉恨。
自己的功劳自己不表白功劳也还在，而由自己表白出来，别人功劳放在哪？
所以不合人情的捧场行义，是很危险的事情。
三国末期，西晋名将王浚于公元２８０年巧用火烧铁索之计，灭掉了东吴。
三国分裂的局面至此方告结束，国家又重新归于统一，王浚的历史功勋是不可埋没的。
岂料王浚克敌制胜之日，竟是受谗遭诬之时，安东将军王浑以不服从指挥为由，要求将他交司法部门论罪，接着又诬王浚攻入建康之后，大量抢劫吴宫的珍宝据为己有。
这不能不令功勋卓著的王浚感到畏惧。
可王浚想不通，自己立了大功，反而被大臣所压制，一再被弹劾，他愤愤不平，每次晋见皇帝，都一再陈述自己伐吴之战中的种种辛苦，什么不听指挥和抢劫都是冤枉！
几次他越说越激动，不向皇帝辞别，便怏怏不乐地离开朝廷。
他的一个亲戚范通对他说：
“足下的功劳可谓大了，可惜足下说话办事失度，未能做到尽善尽美！
王浚眼一瞪问：
“这话什么意思？
范通推心置腹地说：
“当足下凯旋归来之日，应当退居家中，再也不要提伐吴之事。
从今天起你就说：
‘是皇上的圣明，诸位将帅的努力，我有什么功劳可夸的！
’这样，王浑能不惭愧吗？
王浚按照他的话去作了，谗言果然不止自息。
为人说话不可太直露
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
检饰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
君子处此，故不可稍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
——《菜根谭》
一个有才德而又能淡泊明志的人，一定会遭受到那些热衷于名利的人所怀疑；
一个言行谨慎而处处检点的真君子，往往会遭受那些邪恶放纵的小人的忌恨。
所以一个有才德的君子，如果处在这种既被猜疑而又遭受忌恨的恶劣环境中，固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操守和志向，也绝对不可锋芒太露地刻意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和节操。
孔子说：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孔子还讲过：
“讷于言”、“慎于言”，但这种装哑的方法现在看来毕竟偏于消极，不符合交际的需要。
当然不可失言。
在与人交往中有时无话可说的时候想话说，比如你拜访别人，十几分钟，大眼瞪小眼不行，所以要能想出话题；
想话说，也不是开口胡说，毕竟这些话是要经你审慎考虑的，不能说不得体的话。
《战国策》上记范雎见秦昭王，一次、两次，秦昭王向他请教，他都不说话，因为他发现秦昭王与他谈话时心不在焉，而他要讲的又是一套使秦国富强称霸的大道理，别人不重视，讲出来无益。
直到第三次，秦昭王单独会见他，专心致志，虚心向他求教，他的一席话，就打动了秦昭王，封他当了宰相。
像范雎这样，才真正是既不失人、又不失言的智者。
意大利知名女记者奥里亚娜&
S226;
法拉奇，迂回曲折的提问方式，是她取胜的法宝之一。
南越总理阮文绍，曾被外界评论“是南越最腐败的人”。
法拉奇在采访阮文绍时想了解他对此评论的意见，但是，如果直接提问，阮文绍肯定会说没有这回事。
法拉奇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曲折地达到了采访目的。
她先问：
“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
”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
得到关于上面问题的肯定回答后，法拉奇接着问：
“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
”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对舆论有个交待，他不得不硬着头皮道出他的“少许家产”。
阮文绍到底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富裕、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奢华，已很清晰，读者自然也会从他所罗列的财产“清单”中得出自己的判断。
阿里&
布托是巴基斯坦总统，西方评论界认为他专横、残暴。
法拉奇在采访时他没有直接问他：
“总统先生，据说您是个法西斯分子”，而是将这个问题转化为：
“总统先生，据说您是有关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拿破仑的书籍的忠实读者。
”从实质上讲，这个问题同“您是个法西斯分子”所包含的意思是一样的，转化了角度和说法的提问，往往会使采访对象放松警惕，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
它看上去无足轻重，但却尖锐、深刻
行事要符合自己的角色身份
子曰：
“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人伦。
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
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
吾学殷礼，有宋存焉。
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处世既不能跟有些人学坏，也不要标新立异，故做清高，故意与众不同；
做事既不可以处处侵犯他人、惹人讨厌，也不能凡事都阿谀奉承博取他人的欢心。
所以洪应明说：
“处世不宜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
做事不宜令人厌，亦不宜令人喜。
中庸之道是一种高明的处世哲学，然而遗憾的是，真正去掌握并实践中庸之道的人却并不多。
人世间发生的不少悲剧都与当事人的言行违背了中庸之道有关。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有了好的方法却不被人接受呢？
对此，孔子是这么认为的：
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畅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聪明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愚蠢的人又常常达不到；
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晓于世，这是因为贤能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不肖之人，又达不到。
关于行事的身份、职责和角色问题，韩非子强调严惩那些侵官越职管闲事的人。
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韩昭侯有一次喝醉了酒，伏在几案上睡着了，专门为他管理帽子的人怕他受寒，就在他身上披了件衣服。
韩昭侯一觉醒来，看见身上加了衣服，很高兴，问旁边的人：
“谁给我加的衣服？
”旁边的人回答说：
“管帽子的。
”韩昭侯于是下令，把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一同治罪！
明代嘉庆年间，李乐做官清正廉洁。
有一次他发现科考舞弊，立即写奏章给皇帝，皇帝对此事却不予理睬。
他又面奏，结果把皇帝惹火了，皇帝以故意揭短罪，传旨把李乐的嘴巴贴上封条，并规定谁也不准去揭。
封了嘴巴，不能进食，就等于给他定了死罪。
这时，旁边站出一个官员，走到李乐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大声责骂：
“君前多言，罪有应得！
”一边大骂，一边叭叭地打了李乐两记耳光，当即把封条打破了。
由于这个人是帮助皇帝责骂李乐，皇帝当然不好怪罪他。
其实此人是李乐的学生，在这关键时刻，他换个角色，“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师。
如果他不顾情势和身份犯颜“直”谏，非但救不了老师，恐怕自己也被连累。
可见身份要变得妙，不守不行，死守也不行
执中行权——左右为难的时候折中处理问题的方法
中庸处世不是当缩头乌龟
人一能之，己百之；
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现在人看来，明哲保身似乎是胆小怕事、遇事就躲的怯懦者的代名词。
但在儒家的中庸思想里，明哲保身却不是这意思。
明哲保身一词出于《诗经》，原文是：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在《中庸》一书中则作了这样的阐述：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
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诗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因为懂得如何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保全自身，以图东山再起，而避免不明不白地去作无谓的牺牲，应该说是一种
高明的智慧，而不是一种贪生怕死的表现。
那些贪生怕死、一味退缩的人，并不是明哲保身，而是误了自身，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中庸。
三门峡水利工程是个败笔，在动议搞这个工程的时候，黄万里教授预见到了它的后果，在那特殊的年代，许多人三缄其口，明哲保身，但黄万里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成长为一个慷慨之士，他以一颗“至诚”之心，坚持讲真话。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他在黄河规划、筹建讨论会上说：
“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
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
黄万里孤身舌战。
有一次，他争辩了整整７天，但仍无效。
黄万里退而提出：
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塞６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
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
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６个底孔堵死了。
上世纪７０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１０００万元的代价打开。
黄万里被打成了右派，但他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他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
三门峡水库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
两岸受灾农田８０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
至今黄河流域的水土日益恶化，下游河水所剩无几，每年平均断流１００多天。
黄万里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他无法阻止一个工程的建设，但他在那个年代，敢于坚持科学见解，说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就非常了不起。
他心中是有尺度的，盲目地随波逐流是一种偏激，而有自己的见解而藏在心里不说，也是一种“不及”，这不符合他做人的原则。
中庸思想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是一种圆滑的避世思想，也不是一味的折中思想。
它是以“诚”，即以良知为基础的入世思想。
当大家都在过激地普遍看好某事上，明智者会觉得这是种反中庸的行为，非常有危害，于是提出不同的观点，以回到中庸的状态。
梁漱溟小时候体弱多病，壮年又历经坎坷，他却活了９６岁高龄，他的长寿完全得力于平和淡泊的精神。
“文革”中，梁漱溟的藏书、手稿、字画被焚，人又被拉去游街，批斗。
这是剜心摘肝，侮宗辱祖！
稍微想不开的人，就会走上绝路。
梁漱溟不，当造反派厌倦了他这只“死老虎”，把他关进一间小屋，停止纠缠，他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起学术论文。
先撰《儒佛同异论》，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其超然物外的胸襟和目无凡夫的气度，令世人叹服。
马寅初先生少时也是体弱多病，他却活了１０１岁，他因“新人口论”遭到了批判，人生挫折很大，但他胸怀坦荡。
他诚心不自欺，在最艰难的日子，牢记“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这两名很有名的诗，身体力行。
正因为真理在胸，所以他才能吟出“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
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
因为无私无畏，所以他才能放言“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不怕坐牢，更不怕——死”！
马寅初在快到８０岁时遭受打击，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但想到同时离开喧闹的政坛，无不欣慰。
他在京郊的小院，生活在心灵的世界，“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后来竟以百岁高龄重新出山，这是别人难以置信的。
腐化、僵化、堕落不是中庸
俭，美德也，过则为悭吝，为鄙啬，反伤雅道；
让，懿行也，过则为足恭，为曲谨，多出机心。
节俭朴素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过分节俭就是小气，就会变成为富不仁的守财奴，如此反而会伤害到一些正道上的往来。
谦让本来也是一种美德，可是如果太过分，就会变成卑躬屈膝处处讨好人，这样能给人一种好用心机的感觉。
为人要有品行节操才能立足，如果谦让至伪，节俭至吝，那么节俭的目的何在，谦让的初衷为何？
这实际上是一种小人俗人的表现。
在社交场合上格外要注重这一点，尽可能地审视自己的仪表言行，时时以一种真挚的热忱去迎接生活，与人交往做到不过分大方张扬与小气吝啬。
朱元璋利用元末农民起义之势，推翻了元朝，于公元１３６８年正月，在应天即位称帝，建立了明朝。
明朝建立初期，朝中有一些官员贪图享受，凭借手中的权力贪污腐败，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
朱涛仗着自己是皇帝的亲侄儿，更是奢侈、放纵，人人争相效仿。
明太祖贫苦出身，很了解民间疾苦，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很想惩治一下这股腐败歪风，但他顾忌腐败现象人多面广，弄得不好，怕影响他得来不久且来之不易的皇位，整日忧心如焚。
一日，他把这一心事告诉了患难之妻马皇后。
马皇后一听，连忙说：
“皇上圣明。
长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而且帝业初创，做的事很多，如果让腐败之风任其蔓延，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江山，转眼就会葬送掉……”
朱元璋着急地说：
“是啊，我也就是考虑这个，可一时又想不出办法来！
沉默了一会，马皇后对朱元璋说：
“皇上，正人先正己，后天是我的生日，就从我们做起吧。
”朱元璋听了，连连点头。
寿诞之日，百官携礼贺寿，当大家席上坐定后，明太祖携马皇后步入宴厅，随即太监宣布开席。
令大臣们遗憾的是：
上的第一道菜竟是一盆红萝卜。
百官见了，面面相觑，迟迟不动筷子。
朱元璋见状，举筷夹了一块萝卜，笑着说：
“萝卜进了城，药铺关了门，萝卜进了口，百病都赶走。
”说完便吃了起来，随即皇后也吃了起来，百官见了，也纷纷举筷。
朱元璋边吃边扫视四周，见仍有迟疑不决的臣子，便来到身边，笑着问：
“这萝卜不合口味？
”吓得臣子连忙举起筷子。
第二、三道是炒韭菜和两碗青菜，朱元璋说：
“碗中菜儿青又青，长治久安得人心。
群臣吃了这道菜，明朝天下得太平。
”说完便带头吃了起来。
第四道菜是碗葱花豆腐汤。
朱元璋又说开了：
“葱花豆腐青又白，一清二白过日月，两袖清风勤廉政，大明江山千秋业。
百官听后，知其用意，竞相奉承。
而昔日奢糜之徒，额冒冷汗。
当贵族统治者走向腐化堕落和权力的极端，社会将失去和谐，隐藏着随时都会点燃引爆的危机的炸弹。
龚自珍所观察到的中国是一个“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闯无才将，庠无才士，陇无才农，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绝对平庸的社会，是“牢盆狭客操全算，团扇人才居上游”的不公平社会，而不是“君子自强不息”的社会，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驱动他批评起这种腐化与僵化的社会制度，希望社会民族奋发图强，“不拘一格降人才”。
在人们看来，龚自珍的做法是激进的，而这种激进必然被时代主流社会所反对，以致他陷入了孤独，然而他的激进却是中庸的激进，主观上想对偏离人心的社会制度进行拨乱反正，可毕竟一个人力量太小了，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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