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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长制的控制下,幼女便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同时还受到体罚和摧残,我国民间故事和歌谣中,有大量反映童养媳悲苦生活的作品,都是对这种恶俗的揭露和控诉。

萧萧作为童养媳出嫁时,仅有十二岁,可她的“丈夫”才是刚断奶不久,“十岁娘子一岁夫”的婚姻已够残苦了,更何况她又遇上了一位“生来象一把剪子”那样严厉的婆婆。

当他十五岁时,被比她大十多岁的长工糊里糊涂地引诱失了身,并怀了孕,犯下了伤风败俗的“弥天大罪”,按照族规,她将被“沉潭”或“发买”(这也是家法家规中的恶习陋俗)。

但仅仅因为婆家与娘家均没有“谈过‘子曰’的族长,”才被议决发卖,但又由于“一时没有相当的人家来要萧萧”,事情延搁下来,十月满足,萧萧生下了一个儿子,于是全家欢喜,萧萧被留在了婆家,可生活究竟如何对待她呢,小说最后写道:

  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子已经年纪十岁,有了半劳动力,能看牛割草,成了全家中生产者一员了……。

  这儿子名叫牛儿。

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他六岁……,唢呐吹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地哭着……。

 

  这一天,萧萧刚坐月子不久,孩子才满三岁,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小毛毛哭了,她唱歌一般哄着他:

“哪,毛毛,看,花轿子来了……,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

  这一大段描写形象而深刻地告诉我们,萧萧的精神世界中还是一片荒原,她的理智被蒙蔽着,就象湘西大山之中的茅草地,原始、粗糙,她的感性生命处于一种被动的自在状态。

这就是生活!

十七年前,萧萧接受的是这种生活,十七年后的今天,她的大儿子—牛儿仍然是过着这种生活,待到她怀中的婴儿长到该接媳妇的年龄时,同样是这种生活!

萧萧的悲剧不过是一出长剧中的一幕,这种畸形的婚俗的网,永远笼罩着他们。

不是吗,我们从萧萧一个人的遭遇看到了整个社会制度的本质,这不仅是对萧萧这个弱女子的个人命运发出的悲悯与哀叹,而是对造成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决少变化而黑暗的社会制度提出的深沉控诉,从中我们听到了作者愤懑的呼声。

相比较《萧萧》之类的作品对于童养媳这类封建婚俗制度的抨击,他的另一些作品中同时也透露出了作者对于湘西淳朴人性的赞美。

对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青少年恋爱自由,他们自小一起玩耍,及至长大,只要相互中意,父母长辈大都不会反对。

《阿黑小史》中,阿黑的父亲早已知道五明和阿黑的关系,却多次默笑不语。

五明在山上吹笛子,阿黑便“如一匹鹿跑来了”,毫无一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族女孩那般羞涩和矫揉造作。

这些青少年们任情肆意之时是不必有任何担忧的,淳朴宽厚的父母们从不对他们有任何约束。

《雨后》中四狗与阿姐在美丽的山坡上放任自己的性情而无所顾忌。

《阿黑小史》中甚至明确写道:

“小孩子,爱玩,天气好,就到山坡上去玩玩,只要不受凉,不受惊,原不是什么顶坏的事。

两个人在一块,打打闹闹并不算大不了的事情。

人既在一块长大,懂了事,互相欢喜中意,非变成一个不行,做父亲的似乎也无取缔理由。

自由恋爱过程中,饱含真情的山歌是最重要的媒介。

沈从文作品中多次提及山歌在传统湘西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它“把少女心中的爱情的火把燃起来,除了山歌是像除了引线灯芯一类东西”(《山鬼》)。

在这个远离城市、远离现代文明的山里乡村,天籁般的歌声不仅激发了青年们对爱情的向往和渴望,也成为他们追求爱情、能否得到爱情的重要砝码,在他们眼里,山歌和真情就是爱情的所有,所有的物质、权利、地位全无关紧要。

“在此习惯下,一个男子不能唱歌对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她不会得到好丈夫。

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所唱的,不拘时健壮乐观,是忧郁,是怒,是恼,是眼泪,总之还是歌”(《龙朱》)。

在《边城》中,翠翠和孤老的爷爷在河边过着清苦的日子,但她没有看上走“车路”送财礼的大佬,而是被二佬的歌声所吸引,以至晚上做梦都被歌声带到了高高的悬崖上。

歌声无时无刻不融合在湘西人民的生活中,活在热恋中青年男女的身心中,与这里的一切融为一体,也具有了山里土、苗族青年的自然清醇、粗犷大胆等特征。

歌声在故事情景中,呈现着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着人物形象,同时也作为故事的内容,表现了人物所处的人文环境。

中国自古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道德,反映在婚姻方面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择偶的单向性、男女的不平等。

而古老的对歌湘俗,表现的却是健康而合乎人性的爱情,这份爱情的基础是男女平等、相互爱慕、彼此自由选择的双向性关系。

二、巫楚文化

楚地信巫,盛行巫术,“‘楚人鬼’、‘信巫鬼、重淫祀’、‘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等,足见楚地人们日常生活受到巫鬼文化的影响”,而湘西,正是古代南方楚人的聚居之地,因而保留了楚人对巫术神祗的敬仰崇拜与喜好歌吟的浪漫天性。

崇信神巫成了根深蒂固的传统,从屈原把主祭的巫师所谓的迎神,娱神和送神等祭歌加工改编成文学名著《九歌》开始,民间文化中原始神秘色彩就令湘楚人无限神往。

由于历史的原因,湘西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相对低下,作为化外之民,湘西人民的观念中,较多地存留着原始宗教信仰,万物皆有灵,“大树、洞穴、岩石,无物不神。

狐、虎、蛇、龟,无物不怪”。

因此,“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他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疏远。

天与地之间,神鬼与人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似乎不难洞悉,而又不可思议”。

于是,“在生存斗争中,他们有近乎全知的导师,这就是巫”。

在沈从文早期的小说中,巫师一般被称为师傅、道师、师公,只有职务上的意义;

在1929年后,他的作品中才出现了沈氏独有的“神巫”称呼(这一称呼在《龙朱》和散文集《湘西》中也多次出现),显现其神圣性,并传达出沈从文创作中越来越浓重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与宗教情绪。

苗人相信,家人生病,必然是恶鬼上身,请法师是必然的。

《阿黑小史》的《病》中就有用鸡蛋掷鬼的神奇事情。

还傩愿是湘西一带重要的巫事活动,主要目的是在祈年、消灾、纳吉。

《边城》通过翠翠的记忆,描述了巫师还愿请神时所唱的歌“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

……”。

《巫神之爱》则非常具体的描绘了神巫歌舞娱神的场面:

神巫先在田坪上建立一个道场,到了晚上,松明、火把、大牛油烛点燃,仆人五羊打着野猪皮鼓,神巫则头缠红巾,眉心擦鸡血,手执铜擦叉、镂银牛角,在场坪中央有节拍的跳起舞,围观的人们也跟随者神巫舞动。

天将亮时,大家围绕着神巫唱起送神歌,并把稻草扎成蓝脸大鬼抛掷到火中焚烧。

“神巫为众人祈福,人人皆感谢神巫”。

通过这些习俗的描写充分体现了湘西人民那朴实自然的天性,更向我们充分展示了那历史悠久的神秘瑰丽的楚巫文化。

三、民居文化

在沈从文描写乡村生活的画面中出现最多的是那些用长长的竹竿支撑起来的小楼———吊脚楼。

吊脚楼是湘西水乡一种特有的建筑。

吊脚楼为湘西各族人民一种传统建筑形成,又称"

吊楼子"

吊脚楼为山野式"

楼阳台"

,单檐悬挑,屋面反翘,名"

飞檐"

,通风向阳,干爽清新。

有与正屋成一字形,也有成90℃直角形。

吊脚楼外设走廊,二面称"

转角楼"

,三面称"

走马楼"

栏杆多花格,县柱称"

吊瓜"

'

或为六陵、八棱,或雕成球形、金瓜形。

柱、防还雕有龙风、喜鹊、花卉等。

民间吊脚楼上多为闺房,卧室或织锦、打花之处,底层为谷仓、柴房,也有底层下临溪流,泉水叮咚,别有情趣。

山寨吊脚楼掩映在绿树翠竹中,富有大自然风光美。

作为居住民俗,它在沈从文出生以前早就屹立在沅江两岸,但那时它仅仅是一种居住场所,只有当沈从文把它作为一种审美观照的对象写进小说文本,使它成为作者描写湘西山民不可或缺的背景时,它才有了生命,有了审美内涵,也才在文学作品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沈从文笔下的吊脚楼已经超越了居住民俗的范畴,具有了更多的“意味”,甚至形成了独特的吊脚楼文化,在他的许多小说中,都从不同角度写到了这一居住民俗。

吊脚楼、水手、妓女以及在这种特定的空间里发生的情爱纠葛,是上个世纪初湘西司空见惯的人与事,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中,一般来说有吊脚楼就会发生妓女与水手浪漫而又缠绵的故事。

作品里水手与妓女的爱情真挚、热烈、活泼,跃动着原始的生命活力,洋溢着自然之趣。

这里作者并不是从道德或者伦理的方面去评价水手与妓女之间是否真有爱情,不去关注他们的作风是否有伤风化,而是借水手与妓女的爱情赞美纯朴的毫不做作的充分展示人性的湘西习俗。

四、丧葬民俗

在中国以往几千年的历史中,绝大部分人都不认为死是生命的终结,而把它看成是人生路途的一种转换,从人死去的那一刻开始,就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

所以,中国人很注重葬礼,丧葬礼仪被看作是将死者的灵魂送往死者世界的必经手续。

沈从文在《边城》中记载了比较详细的丧葬礼仪过程。

对老船夫整个丧事过程的描写非常的具体生动。

湘西民风之淳朴,人性之美好,在叙述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当村民得知老船夫过世,便自发的组织在一起为其办丧事。

顺顺送来棺材和粮食,道士主动来念经超度。

作品写到老道士先用红绿纸剪了一些花朵,用黄泥做了一些烛台,等天黑后,在棺木前的小方桌上点起黄色九品蜡和香,在棺木四周点上小蜡烛然后进行绕棺仪式,等到了半夜,还要唱丧堂歌。

而最后出殡和下葬的仪式也很讲究,下葬之前,需要道士“把一点朱砂颗粒同白米安置到井中四隅及中央”还要念安魂咒,才将棺木放入。

这一切的一切,都体现出湘西人民对自然生命形式的执着追求。

五、节日民俗

岁时节日民俗,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一般是指一年之中随季节、时序的变化,在人们生活中形成的不同的民俗事象和传承。

在时序、季节的变化之中,各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节日,在这些节日中,最易显示出各民族的民俗特征。

沈从文的小说中涉及到许多岁时节日习俗,比如过年、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及迎春节等,独具湘西地方特色。

在《桔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中,作者详尽地介绍了湘西的岁时民俗,滕长顺一家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但“观音生日、财神生日、药王生日以及一切传说的神佛生日,却从俗敬香或吃斋”。

对于农村中一切岁时民俗,都十分虔诚的奉行。

诸如正月出行选良辰吉日到寒食清明要上坟到腊月煮腊八粥,做腊八豆等。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写到迎春节风俗:

到了迎春节,北溪村的男子都要痛快的喝家酿烧酒醉倒,青年男女聚集在一起唱歌作乐,老年人则讲述历史和农事知识。

《边城》细致地描写了茶峒人民过端午节的习俗:

到了那天,妇女小孩尽穿新衣,用雄黄蘸酒在额角上画一个“王”字;

吃过午饭,大家都到河边看龙舟比赛;

龙舟赛后,城中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便大颈桑缚有红布条的雄鸭放入河中,让人泅水去捉,谁先追到就归谁。

虽然端午节不是小说的主要内容,但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欢离合由此诞生。

这一切痴狂的场面,古老而健康的风俗,正反映了湘西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

湘西沅水一带特有的地方风情,湘西人民的粗犷放达的性格和心理,不都在这龙舟竞渡的民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吗?

六、湘西民歌

沈湘西民歌包括了生活在湘西地区土家、苗、汉等各族人民的民族歌曲,有巫歌、傩歌、梯玛神歌、摆手歌、哭嫁歌、山歌等等,它是土家、苗、汉文化融合与交会的结晶。

从湘西民歌的艺术形式上看,它可分成巫歌、山歌、小调、劳动歌曲和风俗歌五大类。

巫歌主要是湘西人在崇拜天皇和祖先时唱的歌,属宗教仪式歌类,主要有傩歌、梯玛神歌等等。

山歌常指各种山野歌曲,是人们自由抒发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形式,常带有即兴性,主要有土家山歌、摆手歌、苗歌等。

从文的家乡流传着许多民歌,并盛行唱山歌的风俗,在他的作品中真切地表现了这一民俗事象。

《边城》中的老船夫便“提到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边地”。

《长河》、《三三》、《萧萧》、《秋》、《雨后》等作品中都较多地反映了当地唱民歌的风俗,使人一进入这些作品,就如同到了歌乡,领悟到一种特殊的边地风情。

《雨后》中,四狗唱道:

“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对奶子翘翘底,心想用手摸一摸,心子只是跳跳底。

”《阿黑小史》集中五明唱道:

“娇妹生得白又白,情哥生得黑又黑。

黑墨写在白纸上,你看合色不合色?

”“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

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

”《长河》中的《秋》也有两首割草青年在枫林树下即景生情唱的民歌:

“三株枫木一样高,枫木树下好恋娇,恋尽许多黄花女,佩烂无数花荷包。

”“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

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

”在作品《萧萧》中,如果不是花狗多情的山

歌的挑逗,萧萧怎会过早地成为妇人呢?

这些民歌,看似轻佻,但它却是发自那个被压抑的年代的年轻人的心灵深处,是一种生命力的搏动,是一种自然、健康、雄健人性的张扬。

虽是山歌俚语,却为青年男女的恋爱生活染上了一层古老牧歌的彩晕。

《边城》中,翠翠在祖父进城,自己渡口守船时所唱的那首充满稚气的民歌更是令人难忘:

“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

……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

”这首不完整的民歌,恰恰在无所谓、不完整中给人一种“残缺美”,这种无意识的轻歌曼叹,唱出了翠翠面对贫富差别的现实不满,唱出了她的忧郁和愤懑。

  而在前面已经论述的表达男女之间真挚、炽烈爱情的情歌,在民歌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分量,这些情歌大多是健康、优美、动人的,湘西人民美好的向往和憧憬在其中得到了直接的表现。

沈从文在他描写爱情的小说中,引用了相当数量的这些民歌,如《龙朱》、《月下小景》、《媚金·

豹子与那羊》等,其中都有优美、动人的情歌同人物的激情在共同的燃烧着。

这些作品中溶入民歌成分后,使得作者要极力渲染的那种边地人民的心灵美、人情美、民俗美更加浓郁了。

结语

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那些古朴健康,至纯至美的民风民俗让读者心旷神怡,他蕴含着湘西人民质朴善良的人性和人情美,也是作者的精神寄托。

然而,随着现代交通的迅速发展,乡土湘西急剧转变为城市湘西。

在商品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作为湘西文明因子的湘西民俗大多处于损毁、灭绝甚至被主动抛弃的边缘。

其实,当一种文化面对外来冲击的时候,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当这些冲击袭来却无人察觉危险,甚至主动去迎合的的状态,而现在湘西民俗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

诚然,新时代有新的定位和新的目标,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今天,追求城市化、现代化并没有错,也是一种进步,但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盲目追求,而不去其糟粕,那么最终不仅不利于现代文明的发展,甚至会丢失了自己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同时,我们不仅要意识到民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更要意识到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当今社会,人性缺失日益严重,而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只有人拥有了健康、健全的人性,才会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进步。

而古老的湘西民俗,恰好可以作为我们重构自然、健康人性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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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此论文撰写过程,可谓一波三折,从选题到开题再到论文的撰稿和定稿,一共经历了三位老师的指导。

但唯一没变的是每位老师那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要特别感谢我的最初的袁珍琴老师,我的选题得到了她很大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她在养病期间,也没有忘记我们的论文,这种认真敬业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同时要感谢和我有同样兴趣的、“代指导”刘学明老师,他为我论文的构思和形成初稿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最后,当然还要感谢沈远川老师,没有沈老师的帮助也就没有今天的这篇论文。

求学历程是艰苦的,但又是快乐的。

感谢我所有的科任老师,谢谢他们在这四年中教会我们的一切,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才会有我们今天的小小成就,再次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这四年的学期中结识的各位生活和学习上的挚友让我得到了人生最大的一笔财富。

在此,也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本文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向各学术界的前辈们致敬!

伍秀杰

5月于重庆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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