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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苏州在“苏城码”APP（2.0版本）上推出了文明码，称之为全国首创，引发外界热议。
苏州文明码在功能介绍中，称可作为警示和惩戒综合文明指数低于下限人员的电子凭证，文明积分等级高的市民将可享受工作、生活、就业、学习、娱乐的优先和便利。
这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对此，苏州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外界之所以对文明码有较大争议，其实是对这个试行方案存在着一定的误解，以及担心公权力过度介入私人和道德领域。
应当说，苏州此次的出发点是好的，想利用数字科技将管理更上一个台阶，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对问题的考虑不够全面，以致于引发误解。
一些网友的看法不无道理。
当社会管理如此“精细”，把个人隐私置于放大镜之下，用简单的标准严格管理，是否有违法治精神？
法律是社会管理的标准底线，公共政策的出台应当符合法治要求，具备确定性、可预期性、可实现性等基本法治特性。
但是，此次苏州文明码的一些规定在这方面似乎欠缺了点。
其一，对隐私权的考虑不够。
的确，如今健康码通行全国，对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染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不等于说什么事都需要弄个码出来。
苏州之前出了个苏城码APP，后来又出了苏康码，如今又来了文明码，数字化是好东西，但在相关的法律没有健全之前，“码”的使用不应过度，大数据是有使用边界的，比如要尊重公民的隐私权。
其二，文明码的“文明分”设计不够客观。
按照设定，没汽车的人文明分会比有汽车的人高，因为他们不需要开车所以不会在开车上被扣分。
文明积分高的市民可享受工作、生活、就业、学习、娱乐的优先和便利，有何法律依据？
是否有违社会公平？
文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不应当量化为简单的积分，没有任何一种完美的算法，能给一个人得出是否文明的总结。
公共政策理应法治化，可以补全公共政策的漏洞。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在政策领域的具体应用，需要有公共政策权力的合理约束和对公共政策程序的适当规定。
比如，按照程序举行听证会，让群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毕竟鞋子是否舒服，只有穿鞋的人最清楚。
好在苏州有关方面表态说：
“我们也在反思，应该在测试前更多征求各方面意见，且没能在第一时间跟进进行充分解读，导致了外界的误解和误读。
”这是一个好态度，希望以后出台公共政策时，更加谨慎、更加具有法治精神。
2020-09-0702:
30:
07新京报舒圣祥事关市民的合法权益和切实利益，任何一个“码”都不是小事，也不只是技术问题。
继健康码后，“文明码”也进入城市管理视野。
9月3日起，江苏苏州“苏城码”APP上线“苏城文明码”功能，旨在构筑起文明积分信息识别体系，形成市民文明程度“个性画像”，文明积分等级高的市民将会享受工作、生活、就业、学习、娱乐的优先和便利。
据了解，在苏人员可自愿申领“苏城文明码”，而非强制使用，主要体现“鼓励性”和“倡导性”，官方尚在研判后续使用和发展方向。
“苏城文明码”目前主要包含两个模块，“文明交通指数”和“文明志愿指数”。
交通违章也好，志愿服务也罢，相关部门也当有一定记录，文明码主要是收集这些信息，通过赋分方式，可视化动态展示，引导、督促市民养成文明习惯，推动城市文明提升。
借助技术手段，让城市管理更加高效智能，当然无可厚非；
文明码对交通违章等不文明行为的约束作用，对城市志愿服务等文明行为的激励作用，其实也值得期待。
而其之所以引发争议，主要在于舆论关心苏州方面是否遵循了程序正义，其法律依据何在，又是否突破了依法行政的“红线”。
关于公共权力，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指的就是行政权力必须严格在法定权限范围内行事，越权则无效。
在苏州推广文明码过程中，却可能存在这样的隐忧，导致好心办坏事。
而关于文明码本身，首先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文明的标准和分值？
如何通过赋分不同事项，公平、准确、全面地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人性是复杂的，文明有不同的切面，也有不同的价值，想要通过一个文明码，定义其标准和内涵，并量化赋分，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其次，文明码所涉及的信息收集，是否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网络安全法》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
那么，文明码收集的信息，就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并征得市民授权，如此，才经得起法治考量，严格限制在政府权限之内。
值得注意的是，文明码可作为警示和惩戒综合文明指数低于下限人员的电子凭证以及外来人口积分入户志愿服务电子凭证。
这样的操作如付诸实践，是否会涉嫌损害市民实体权利的问题？
正如有专家提醒的，如违法行为同时是不文明行为，比如市民因闯红灯违法而遭受处罚，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根据这个行为对市民作出其他限制，可能出现政府部门不依法行政的现象，也可能违背比例原则，涉嫌过度惩罚。
这同样突破了政府权力的边界，造成了公民过度担忧。
因此，苏州方面推行文明码或许还需考虑更加周全：
在程序方面，在推出之前，应就纳入的内容和赋分的标准等内容，更多征求当地市民意见；
更重要的是，要进入地方人大议事程序，依法获得授权，确保这一措施在法律轨道上运行。
社会治理有序，文明水平提升，仰赖于法律给力与文明氛围厚植。
城市管理者通过技术手段，以社会治理创新，实现管理水平提高，可以理解，但这些做法均不应以限制自然人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突破法律赋予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为前提。
只要事关市民的合法权益和切实利益，任何一个“码”都不是小事，也不只是技术问题。
2020-09-0902:
23新京报段伟文公众的担忧不只针对“文明码”本身，更担心这种趋势会导致技术滥用，我们的任何不当行为乃至细微瑕疵都有可能成为难以抹去的数据疤痕。
“文明码”来了，我们离文明更近了吗？
最近，苏州推出“文明码”的新闻一出，在社交媒介上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据当地回应，其初衷旨在倡导文明新风尚，并且是以市民自愿注册为前提，不存在强制行为。
“文明码”得分不与个人信用挂钩，对入学、落户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均没有影响，也不会作为惩戒的依据。
即便如此，“文明码”还是触及了数据探照灯下几近裸奔的普通人的敏感神经，引发了广泛的担忧。
没有评估个人文明程度的“完美算法”从科学上讲，一个人总的文明程度不仅无法量化评估，而且从根本上讲是不能被科学测量的。
诚然，在一些相对成熟的现代社会运行系统中，已经形成了一套量化评估体系，可以对人在某方面的行为数据进行分析评估，甚至通过积分和扣分的方式施以奖惩和引导。
例如，可以用信用积分鼓励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讲求信誉，还能通过违章扣分制约司机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
同时，对于人们是否具有某方面资质或资格，也可以通过某种复合的评分系统进行计算。
例如，在现有情形下，可以通过周密的制度设计和广泛的公众讨论，赋予不同的个人评分大致合理的权重，从而决定个人是否具有买车、购房、定居等资格。
即便是这种某一方面的评估，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
而“文明码”的问题在于，将有限领域和特定目的的量化评估，拓展到了对个人文明程度的总体评价，这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人是否文明，一方面表现为可见的言行，另一方面取决于内心的精神状态，同时还与其教育程度、生活际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算能够对其中不可量化的方面强行估值，也无法找到一种用于计算文明程度的完美算法。
因此，不管是哪种高精尖的“文明码”，都在很大程度上掺杂了标准与规则制定者的主观意愿。
甚至可以说，人的好坏是绝无可能用科学测量和数据计算出来的，世界上也不存在任何可以科学客观地评价个人文明程度的“文明码”。
因此，“文明码”的设计者或许以为这是一场值得探究的科学实验。
但这实在是个“美丽的误会”，“文明码”虽然有大数据的光环，可实际上却是伪科学的。
大数据滥用会导致新型机器官僚主义不论是科学精神还是创新文化，其本质都在于求真务实；
一旦放弃了对真理和真实的追求，必然导致科技的滥用，其结果只能是违背人性。
首先，一个人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应该有不被评估而依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的自由。
这样说并不是为了主张某种抽象的权利，而是因为人们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活，而不应该像小学生那样为小红花而活着。
“文明码”的副作用恰恰在于让人不自觉地为了评分系统而活，从而抑制个人的创造力和创新意识。
其次，人的文明与向善既是社会文化引导的结果，更取决于在生活历练中的自我反思，其关键在于社会应该给予个人一定的包容度和自我修正的空间。
历史经验和现实教训表明，根据公开的或者一时的表现来评价人的社会管理方法固然有诸多积极意义，但过于依赖这一方法，难免让少数善于伪装的人钻空子。
另外，由于“文明码”穿上了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外衣，还可能会导致一种新型的机器官僚主义，让社会处于无人化治理的焦虑之中。
客观上讲，“文明码”的出现并非偶然。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日渐生活在一个数据化的世界中，每个人所留下的各种数据都有可能被分析、被画像，从而实现精准管理、精准营销。
但我们都知道，在一些应用中，已经出现了数据偏见、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等弊端，既影响到人们的现实利益，也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人的基本权利，甚至使人有失尊严。
这次苏州的“文明码”之所以引来反弹，倒不是说它本身有多坏，而是人们对这样一种趋势心怀忧虑，人们担心自己在无情而高效的机器面前将变得越来越脆弱。
人们担心，数据化生活一旦蜕变成技术滥用，我们的任何不当行为乃至细微的瑕疵就有可能成为难以抹去的数据疤痕。
如果真是这样，不论是评估者还是被评估者，都不会真正感到自在。
来源：
红网
作者：
周润哲
编辑：
化定兴2020-09-0622:
05:
04据苏州公安官方微信发文，从9月3日起，“苏城码”App上线“苏城文明码”功能。
“文明码”可作为警示和惩戒综合文明指数低于下限人员的电子凭证以及外来人口积分入户志愿服务电子凭证。
同时，文明积分等级高的市民将会享受工作、生活、就业、学习、娱乐的优先和便利。
这种“给文明评分”的形式的确是全国首创，不过问题也接踵而至：
文明真的可以被量化吗？
众所周知，对于一场考试来说，主体部分无非三项：
学生答题、老师监考以及老师批改。
而这三项也正对应着“给文明评分”的三大环节：
收集数据、监管平台以及制定标准。
收集数据时，如果试图将评分纳入公民日常城市生活轨道中，必然需要大量全面而准确的信息以供评判。
如今“苏州文明码”中的“文明交通指数”可由个人交通违法行为处罚记录、交通志愿执勤活动等因素决定，这是摆在明面上的、易于收集和判断的，但那些在暗处的、属于公民私人生活的信息该如何收集呢？
再者，假使所收集的信息足够全面而准确，那么如何保证公民的隐私不被泄露？
如果仅将公民的隐私权诉诸什么“不断完善的信息安全系统”等技术条件，似乎直接从源头上取消收集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监管而言，让我们来假定一些情境。
一位年轻人搀扶一位老人过马路，这似乎应该算入可加分的文明行为。
如果两位年轻人各自搀扶对方家中的老人过马路，那这种情况系统该如何判定？
如果一位年轻人花钱雇了一位老人，让他被自己搀着过马路，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置？
显然，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事实证明，积分制背后的得分机制往往有着数不胜数的漏洞，而限制漏洞数量的唯一途径是限制积分制的应用范围。
换言之，虽然得分机制的完善能弥补一些漏洞，但仅靠得分机制的“打补丁”式做法永远无法解决漏洞，只不过是让漏洞出现在了更加匪夷所思的地方。
“文明码”既然面向整个社会，其应用范围过于宽泛，那么如何监管“刷分”式行为甚至是“刷分”带来的地下利益链条，正是相关部门应当考虑的问题。
如果没有相应法律法规等配套措施的跟进，只要有利可图，灰色产业的兴起速度将远超想象。
当然，“文明码”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仍然是积分的判定标准以及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
抛开“文明的定义”等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不谈，文明行为被量化的直接指向是文明行为有高下之分，也就是说文明从此可以被“比较”。
我们很容易模拟出一些难以比较的例子，比如给灾区捐款的富商和扶起倒地老人的高中生。
文明的行为本应一律得到赞扬和鼓励，一旦量化后出现了高下，便将自发产生“鼓励高积分行为、放弃低积分行为”的导向，“勿以善小而不为”从此成为一句空话。
当“文明码”在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加时，人们必然会对高积分行为进行推崇甚至争抢，如此造成的混乱甚至不文明现象便又违背了“文明码”的初衷，陷入了无法挣脱的死循环。
或许将“文明码”作为鼓励文明行为的奖励机制之一是可行的。
不过如果非要较真，一定要制定标准、量化所有文明和不文明行为，根据积分进行守信奖励和失信惩戒，将“文明码”彻底纳入城市生活体系，这似乎违背了倡导文明社会的本心。
02
桂巷无桂
南方都市报
2020年09月09日
短评砍树不是一件小事，也可能成为一座城市的大新闻。
拥有300年历史的桂花巷位于成都市核心城区，是一条近千米的小巷，与著名的宽窄巷子景区仅一街之隔。
以前道路两旁种满了郁郁葱葱的桂花树和香樟树，每到金秋时节，桂花飘香，悠闲的市民坐在桂花树下赏花纳凉，享受成都独特的慢生活。
但这种氛围就在最近被打破了，9月7日早上，成都市民黄先生，刚来到上班地点桂花巷，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桂花巷内两边的桂花树，一夜之间，全被砍掉了！
此事曝光后很快上了热搜，很多人对此感到惋惜。
媒体报道提到，工作人员砍了整整3天，砍之前没任何人来说过这事，事前也没有任何部门通知过。
道路改造过程中，砍树这样的事要不要征求周围街坊意见？
可能按照一般的工作流程并不需要，毕竟树长在路边，属于公共财产，并不存在什么产权纠纷。
而且，像桂花巷这样的地方，那些桂花树在当地人心目中可能意义重大，但砍掉的风险不会太大，毕竟那里不是宽窄巷子，不是景区也很少有游客光顾，在主事者看来，砍了也就砍了，不会有什么麻烦。
但为何这样一件事如今却产生了非常大的舆论反响？
其实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
一来说明桂花巷在成都市民心中的分量，有很多市民喜欢这条巷子，甚至可以说，对成都这座城市来说，桂花巷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
其次，可能有必要重新审视一棵树对于城市而言的分量。
人居环境也是重要的城市资产，并不只是说那里是景区，或者是文物，所以才要保护。
一座城市的历史传承也可以具体到一条巷子一棵树，街道的市井气，浓缩市民记忆的建筑物等，都可以唤醒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对于这种特殊的城市文化，显然也应该倍加珍惜。
报道援引有关人员的说法称，原来的桂花树观感上不好，整治提升方案是对桂花巷部分树木进行移栽。
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旧景观改造与保护的问题，哪些该彻底改造，哪些又该保护下来，这个过程中涉及很多精细的工作。
显然，种上新的树不能弥补人们的遗憾，毕竟，人们在乎的不是有没有树，而是自己喜欢的那几棵还在不在。
这里面的情感相信很多人都能感同身受。
近年来，不少城市因为砍树而引发争议，南京当年砍梧桐树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很多地方热衷于通过移栽从而在短时间内达到绿化目的，其弊端已经逐渐显现。
在这方面，广东的一些做法倒是值得参考，一是，广东省多个部门于2017年10月发文严禁移植天然大树进城，因为“采挖移植天然大叔弊病多、害处大，既违背树木生长规律，难以保证树木成活率和保存率，又破坏了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
二是，广州在修建地铁8号线北延段的过程中，因为一棵130岁的古榕树而一度耽搁，最后通过暗挖方案既保护了古树，又推进了工程实施。
类似做法虽有其特殊性，但确实彰显了一种保护和尊重市民情感的态度。
19新京报熊志成都桂花巷里的桂花树，被整体砍掉了。
据报道，9月7日早上，成都市民黄先生刚来到上班地点桂花巷，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桂花巷内两边的桂花树一夜之间全被砍掉了！
巷内有店家表示，周末开始砍的，“砍了整整3天”，“砍之前，没任何人来说过这事，事前也没有任何部门通知过”。
据最新消息，项目执行方负责人称，目前对于街道桂花树的移除，是因为老旧小区改造中路面景观打造。
目前，针对施工单位擅自野蛮砍伐一事，青羊区公园城市和更新局及时制止施工单位作业并进行现场勘验，青羊区执法局已立案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处理。
桂花巷被“剃了个头”，让很多成都人备感痛心。
在许多当地人的眼里，桂花巷是个很有底蕴的地方，不仅一到秋季就金桂飘香，还包含了许多特殊的历史记忆。
可现在，一通“修理”猛如虎之下，桂花巷恐怕很难“桂花飘香”了。
按施工方说法，桂花树移植只是“暂时”的。
但就算重新栽种后的桂花巷，很快就可能恢复丹桂飘香的氛围，这些桂花树不仅包含着历史记忆，也已成为当地人市井生活的构成。
如此砍掉，无疑是一种“瞎折腾”。
而这般折腾和破坏，还是建立在合规性存疑的基础上。
在媒体此前的报道中，当地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表示，“是区上在管”。
青羊区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园林绿化工作科则表示，“到目前还没有听说过此事”。
所在的街道辖区也提到，原打算是将香樟树等树木移走，再移植桂花树进来，绿化公司却采取了从中段锯断的方式，且根据其透露，这一次的移植砍伐，“审批也没有完成”。
这也得到市相关部门的确认。
而成都市在2017年就曾出台《成都市中心城区树木移植（砍伐）管理办法》，对中心城区树木砍伐、移植的原则、审批办理程序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一处移植、砍伐树木三十株（含三十株）以上的，还得报市政府政务大厅林业园林窗口，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这也意味着，对桂花巷的绿化景观改造，是浪费跟违规碰在了一块。
那些本来很有味道的桂花树，就这样被简单粗暴地锯断处理，景观治理成了破坏，焉能不让人遗憾？
如今，当地相关部门已着手调查，希望相关责任人能得到依法处罚。
本质上，城市里花草树木管理得如何，体现出的是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桂花巷中桂花树，造成的损失和破坏值得反思。
匡生元
张瑜2020-09-0920:
04:
37成都桂花巷的桂花树被砍了。
为啥要砍呢？
据媒体报道，有关方给出的回应是：
“原来栽种的桂花树，有部分在观感上并不是很好看，我们现在选取一些观感上比较良好的树木将其进行移植。
”这个回应很是蹊跷。
如果部分桂花树在观感上并不是很好看，那么桂花巷的桂花树被砍掉后，当地居民为啥反应强烈呢？
看起来，“观感上并不是很好看”恐怕不是当地居民的看法。
那么是谁的看法呢？
天知道。
树在观感上好不好看，究竟是谁说了算？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即当地的居民说了算。
因为城市是居民的，居民生活在城市里，居民是城市的主人。
居民们凭着长期的生活经历和经验知道哪个地方栽什么树、哪个地方种什么花好。
城市绿化这类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有关方面得听听广大居民的意见，由广大居民说了算。
在这方面是不能凭长官意志来的。
可是，成都桂花巷不说桂花树被砍伐，就是这个巷子要升级改造当地的居民也没听说过。
“桂花巷砍树事件”发生后，桂花巷改造设计图被张贴在了桂花巷。
可是设计图的设计，当地居民不太满意，批评说，“千篇一律的改造，这个巷子哪里还有以前的味道？
”“以前三伏天这条小巷都阴凉，现在不行了。
”“出门光秃秃，闻不到香了……”（9月8日
川报观察）为啥设计图不被当地居民满意？
恐怕只有一个原因，没有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
在如何改造设计这个问题上，居民被当做了空气。
有句话很流行，在任何一座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听到。
这句话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人民。
人民城市人民建，我想，不只是让人民出钱出力吧。
更重要的是在人民城市如何建这个问题上，要充分地让广大人民群众发表意见，出谋划策，献计献策，而且遵从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按人民群众的意愿来建设城市。
然而，这句很流行的话在一些地方却成了漂亮的口号，只是醒目地写在墙上或出现在文件里。
成都桂花巷的桂花树被砍掉，桂花巷改造设计令当地居民意见多多，就是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
我们有个良好的传统，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所谓的从群众中来，就是事先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形成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方针、政策和办法执行时也要到群众中去，看看执行的效果，看看群众是否满意，群众是否得到了实惠。
过去，靠这个传统取得了丰功伟绩。
这个优良传统应当永远保持，绝不能丢掉。
丢掉了，就要犯错误，就不为人民群众所欢迎，事情就会办砸。
“城都桂花巷砍树事件”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03
挂牌示众
2020年09月08日
兽兽日前，在顺德北滘碧江社区一家超市门口，一名阿婆脖子上被挂着“小偷第三次偷”的牌子示众，事发照片在网上传播之后，商家受到了不少网友的谴责。
事情起因是这名阿婆在超市选好商品后，付款时只把其中一部分拿出来买单，却把一包未付款的排骨偷偷装进自己的环保袋里。
店员当场识破她的伎俩，而这已经是阿婆第三次作案了。
超市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大吐苦水，表示最多时超市一天可以抓到4个小偷，都是老人家，“作案手法”几乎如出一辙。
而且这些老人往往都不是穷得没钱买菜而行窃，曾有一名涉嫌偷窃的老人，儿子开宝马来领人，还说自己每月都给母亲很多菜钱，但“我妈就是喜欢贪小便宜”。
超市负责人一再表示，挂牌示众这个行为是经过家人和老人家同意的，目的是为了警示其他小偷。
而当时报警处理的结果，是民警到场进行口头教育，但家属不肯接受罚款。
无奈才“出此下策”。
老人家行窃，无论动机为何，从法律责任来讲，确实属于盗窃行为。
根据法律规定，一般盗窃数额较大，即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五百元至二千元以上的，即可立刑事案件。
阿婆在超市偷了三次，价值几何，这里姑且不细究，就算够不上刑事标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盗窃公私财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老人有错吗？
公平地讲，有错。
当然，动用“私刑”、挂牌示众，这是人身侮辱，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也不应该，但这件事情的麻烦之处正在于一个“老”字。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其他年龄段的人身上，比如18岁以上，60岁以下，很好处理，报案、出警、处罚、认罪就是了，可就因为涉案的是“老人”，在各种传统文化、伦理以及风土人情的作用下，法律上明确的有民事责任能力的人，在这里成了动她不得、也拿她没办法的人。
既然“法办”一词让大家都于心不忍，那么“私了”就成了唯一选择。
“挂牌示众”让商家解了气、警察避免了“难堪”、家人免赔钱、老人自己可能也觉得无所谓，假如不是爆到网上，简直就是“皆大欢喜”。
然而，对于一个有着现代法治观念的人来讲，这样的局面堪称满盘皆输——在这件事里，没有任何一方、任何一个人是对的。
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警察严格按法律办事，老人可能要接受治安管理处罚（说不定要进几天班房），但这可以避免挂牌示众。
假如家属尽到赡养/监护义务，交了罚款，也可以避免挂牌示众。
因此，我不认为这事儿就应该把责任全推给店家，老人有责任、警察有责任、家属更有责任。
多方责任最后以老人受辱作结，这不是一个文明的做法，惋惜痛心之余，也令人思考法治现在在民间和底层的真实状况。
读到这里看官可能要问，难道这件事就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了吗？
当然可以有。
我们说最好的执法，应该是法理情三者兼顾的执法——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符合人们对于理想社会的人性想象。
警察“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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