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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汉字及其发展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

一、建立汉字起源假说的原则和依据

　　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是越远古越缓慢，人类经过漫长的蒙昧野蛮时期，逐渐进入了文明时代。

现今史学界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而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文字的产生和应用。

因此，我们从一般逻辑判断，一种文字总是在蒙昧通向文明的转折点上诞生，这应当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世界上文明的发生都在大河流域，因为，水源和动植物给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可能的生态条件。

中国的文明在黄河流域诞生，它是独立发展的。

汉字──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独立产生的，它和埃及圣书字、古代苏美尔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和克里特文字等，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汉字和这些古老的文字一样，都经过由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阶段；而它与其它古老文字不同的是，那些古文字在演变中有的停止使用而丧失了生命力，有的变成了拼音文字，有的甚至不可识读，被外来文字取代，唯有汉字，没有停顿地被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着日渐严密体系的表意文字。

　　既然汉字发展的历史没有中断，那么，我们沿着它踏出的足迹向上追溯它的起源，应当是可能的。

但是，现存最早的汉字甲骨文产生在殷商时代，距今大约有三千四百年的历史。

它已是一种有着比较严密体系的文字。

小屯的殷墟文化，仅从它相当发达的冶炼技术和铜器、陶器、玉器上的艺术纹饰看，便可以确定它已是高度发达的文明。

所以有人说，如果把殷墟文化看作中国文明的诞生，那就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有了白胡子。

近年来，在西安市郊区长安县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刻在骨笄、兽牙和兽骨上的刻符，据说已经清理出单体文字十多个。

这一文化遗址属龙山文化晚期。

有人把这些刻符也称作甲骨文，而因此把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推前了一千多年。

但是，从汉字学的角度看，殷墟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体制的专称，在没有证实长安刻符与殷墟文字的历史源渊关系时，我们不能把凡是刻在甲、骨上的符号都称作“甲骨文”，而把它和殷墟文字挂在一起。

　　我们完全可以推测，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恐怕不会处在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路口。

汉字在进入甲骨文之前，必定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历程。

但是，沿着甲骨文再向前追溯，可以证实汉字历史面貌的文物与文献还不够系统和充分，因此，对汉字的起源，只能以不连贯的历史证据和依照发展逻辑的推测为基础，建立科学的假说。

　　建立关于汉字起源的假说，首先应当弄清，原始汉字处于什么状态就算已经产生了。

考古学家们认为，只要发现了一种有标示作用的符号，就可以确定为汉字起源的初阶。

文字学家们认为，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原始的标记符号必须脱离了任意绘形、任意理解的阶段，产生了一批具有约定的意义、可以记录语言中的词──也就是有了固定读音──的单字，并且可以开始进行字料的积累的时候，才能算已经产生了。

要达到这个状态，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

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条件。

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生产组织进一步严密，居住点与政治中心确立，继承法定，才使口语的局限变得日益突出，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文字才不得不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是文字发展本身的条件。

文字正式产生以前，必须有一批可以书写、可以传递的图画或符号，可以用来演变为字符，有了这些可以称作“前文字现象”的材料为基础，才有创造文字的可能。

我们综合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的看法，在讨论汉字起源问题时，取一个时间上线与下线的幅度。

这个幅度或许会有一两千年，但这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仍然是十分短暂的。

　　汉字究竟何时起源？

起源时的情况如何？

我们是根据以下四种材料来进行推断的：

　　㈠、根据世界文字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推断；

　　㈡、参考对历史有折射反映的神话传说；

　　㈢、根据仅有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书面文献记载；

　　㈣、根据已经发掘出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

二、世界文字产生时的一般状况

　　人类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异地的交往扩大，异时的记忆量增多，口头语言的局限急待克服，这时，首先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的是具有记号性质的实物。

结绳和契刻这两种记事方法几乎遍及各大陆。

根据记载，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

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也都有用结绳记事的风俗。

秘鲁的土人用数条不同颜色的绳，平列地系在一条主要的绳子上，根据所打结或环在哪条绳上、什么位置和结、环的数目，来记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的人口数。

这表明，结绳确实是历史的遗存。

至于刻契，主要用于战争和交换，在超越空间限制传递信息上，功能大于结绳，但记事的功能更弱，历史的普遍性也较差。

不过，以齿记数的作法，对文字的产生也会有启发，作为前文字的一种现象，也是可信的。

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如基诺族），在四十多年之前还一直使用刻木记事的方法。

但这些方式只能是对自身记忆或双方默契的提示，对毫无关系的两个人，不加有声语言的解释，便不具交流思想与交际的性质。

有些实物经约定后可以作为固定意义的信号。

例如，中国古代的虎符，必须契合才有传递命令的作用。

《孟子》记载，依照周礼，召唤守苑囿的虞人要用皮冠，如用旌召唤，虞人可以不去。

这些，都是原始人实物传递信息的方式在军事、政治上的残留。

这种方法，也只能用于特定的场合，传达极为单一的意义。

　　一种可以用于较大范围又能传递较多信息的手段，必须使接受信息的人与发出信息的人想到的是同样的事物和内容。

在人类文明的起点上，唯有写实性图画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因为，写实性图画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它具有独立的说明性，而且，不同的图画所具有的区别性，可以使不同的信息得以区分。

所以图画用于传递信息，是文字的源头。

而用图画来传递信息，开始时有些近似绘画艺术的作用，靠的是它的直观性和形象性，绘形越细致，给予对方的信息量越大也越准确，越能沟通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

图一的四幅连续图画被称作图画文字信。

　　图一　塔斯马尼亚总督给土著人的图画文字信，建议和解，同时指出破坏和约者会遭遇的后果。

（转引自苏Β。

Α。

伊斯特林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可以看出，它是用以传递信息的图画，并没有获得文字的资格。

因为它是凭着完全写实的图形，使收信者从直观上理解写信者的意思的。

经过信息传递的多次重复，使某一绘形与某一意义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形意关系带有了约定性，这才有了图画文字的性质。

图画文字具有的形意关系，不是与语言对应的，而是超语言的。

也就是说，这些符号可识而不可读。

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单位，选择不同的词句去指称它的意义。

例如，商代的铜器上，常常有一些图像，是作为征伐的标志的。

只要看到这种众人聚在旗下的形象，就可知这一铜器与征伐有关。

但它并没有与哪句话或哪个词固定地建立起关系。

因此，它还属于文字画或图画文字的性质。

　　图画文字发展为早期象形文字，最主要的变化，在于它直接成为语言的符号，变得可识可读。

另外，它的总体的直观性经过分析，变为一形即一词。

这时，完全写实的绘形就演变为象征的或局部替代的，只要所绘与所指保持理据，能使人识别就可以了。

图二是北美印地安人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象征性图像。

它已摆脱了写实，析为了单图，只是尚未与词对应，有意而无音。

因此，它可以看作由图画文字向早期象形文字过渡的一种形态。

　　图二　北美印地安人图画文字中用来表达抽象概念的象征性图像（转引自伊斯特林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

　　1－生命（神话中有角的蛇）；2－死亡（头朝下的动物或人）；3－幸福、成功（龟）；4－灵巧（双翼代替两手的人）；5－战争（带箭的弓）；6－和平（插着羽毛的和解烟斗）；7－讲和（人吸和解烟斗）；8－友谊（联在一起的手）；9－爱情（联在一起的心）；10－注意、听（两耳边有波形线的头）；11－危险（两条蛇）；12－保卫（狗）；13－祈祷（举手朝向天及诸神）。

　　在图画文字发展为象形文字的过程中，原始的花纹图案也是远古时代约定符号的来源之一。

在花纹图案中，某些表义成分常常转化为图画字，然后又转化为表词字。

在东欧草原地带发掘的公元前二十世纪末至前十世纪初期木椁文化的陶器，上面有许多象征性的花纹图案，例如圆圈象征太阳，波形线象征水，十字形象征四面八方……它们与以后产生的文字常常有渊源关系。

三、有关汉字起源的记载和传说

　　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汉字起源的文献记载，最早来自周秦的典籍，而且大都是传说，有的还带有神话色彩。

但是，神话与传说有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根源，往往是某些历史现实的折射反映。

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旧说，并不都是无稽之谈，其中也有一部分是信传。

尽管这些传说并非汉字起源历史面貌的详尽写实，但是，它们对推断汉字起源前后的状况和推断汉字起源的大体时间，都是很有价值的。

　　有关文字起源的传说，大体可分成两类：

一类是关于前文字时期的传说，另一类是关于创造文字本身的传说。

从这些传说中，我们可以窥见原始汉字发生的因由，以及由原始汉字向成熟的文字体系过渡时的一些历史状况。

在这些传说中，结绳说与仓颉造字说最值得我们注意。

　　汉字产生以前，中国曾有用实物记事的阶段。

结绳和刻契是其中的重要手段。

结绳记事的说法首见《易经·系辞》：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　。

”《庄子·　箧篇》也说：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留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根据这两个说法，上古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用结绳记事，神农氏是用结绳的最后时代。

至于结绳这种记事方法如何施行，《周易正义》引《虞郑九家易》说：

“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人们把结绳与文字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类创造结绳记事的方法与发明文字的想法是很一致的。

一件事情要想保留在人的脑子里，只有在记忆所能达到的时间和准确度之内，才是可能的。

但记忆的延续时间和可负荷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只有用外部的标志来提示它。

人们在相互约定某一事情后，也需要有一种客观凭据以便长期遵行。

前者是记录某种思想内容，后者是记录某种交往内容，使这些内容超越时间的限制，这正是激发人类发明文字的动因。

也就是说，到了结绳时代，文字产生的主观要求已经具备了。

结绳的可区别性很低，只能用结大结小来标记大事小事，像秘鲁土人用不同颜色的绳并在一起，再加上颜色与结绳位置的区别，最多也只能传递十几种至几十种信息，所以，它的记录功能是很弱的。

但是，它既有治事的作用，后来又用于约誓之事，能够“各执以相考”，因而也必然具有一种约定的内容；原始社会的人群活动范围还不很大，对记事符号的交际功能要求不高，突破语言的时间限制比突破空间限制更迫切一些，结绳作为一种视觉的记事符号，在记事的数量和明确性上虽然极为寥寥，但它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从结绳到文字，虽然发展了几千年，但在性质上，距离已不很遥远。

结绳说既有后代民俗作为确证，又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上分析出它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时间错乱的“八卦”说，虚玄的“河图洛书”说，是不可能与结绳说同日而语的。

　　在有关创造汉字的传说中，仓颉造字说，是一种有价值的传说。

这种传说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文献里。

《吕氏春秋·君守》说：

“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

”《荀子》、《韩非子》也有关于仓颉造字之说。

到了秦汉时代，仓颉造字说流传更广，影响更深。

《淮南子·本经训》有“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

李斯统一文字时所用的课本，第一句就是“仓颉作书”，所以称作《仓颉篇》。

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东汉的许慎。

他在《说文解字·叙》里说：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　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又说：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

”《文心雕龙·练字》沿袭许慎的说法，才有了“文象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