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头条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山本》平装由作家出版社发行附专访贾平凹我在谋图写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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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送暖，文坛又传来年近花甲的贾平凹又一部42万字最新力作《山本》新鲜出炉，这也是他的第16部长篇小说，书名起初叫《秦岭志》，因和之前的作品《秦腔》有点重复，现改名为《山本》。

这部作品依旧把聚焦点放在了身边的秦岭山，讲述的是陕西故事，是他生命中的秦岭。

《人民文学》杂志2018年第2期首先刊登了《山本》后记，《收获》杂志长篇专号（春卷）刊发全文，单行本分别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平装、精装两个版本……阅读后记，笔者深切感受到：

《山本》无疑又是一部值得期待的大作。

“人的一生实在是太短了，干不了几件事。

当我选择了写作，就退化了别的生存功能，虽不敢懈怠，但自知器格简陋、才质单薄，无法达到我向往的境界，无法完成我追求的作品。

别人或许是在建造故宅，我只是经营农家四合院。

”正如笔者之前采访中贾平凹所言：

现在六十多岁了，生活节奏和我三十、四十岁是一样的，除逢年过节和外事活动外，每天早晨老婆把我送到书房，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以后才回去……贾平凹曾对笔者说：

有人说我怎么年纪大了却越来越能写，我想这是阅历所至。

我不主张人们称我为“文坛劳模”，作家就是一个行当，本身就是弄这一行的，自己觉得还能写，就多写一些。

或许，在我们常人眼中，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书法家、画家，被誉为“鬼才”“怪才”“奇才”等头衔的贾平凹功成名就，是命运的宠儿。

然而对于创作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贾平凹的无奈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在文学殿堂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摄取属于自己的文学资源，用责任和生命在文学征途上为时代和社会立言——我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和时代的意义。

“我庆幸这座城在中国的西部，在苍茫的关中平原上，其实只能在中国西部的关中平原上才会有这样的城，我忍不住就唱起关于这个地方的一段民谣：

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调一碗黏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

”“整个西安城，充溢着中国历史的古意，表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囫囵囵是一个旧的文物，又鲜活活是一个新的象征。

”著名作家贾平凹为《大西安印象》一书序言如是。

贾平凹长期生活在西安，从这座城市深挖内核，创作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学精品力作。

自身的亲历和感受，淋漓尽致地充分融入他的文学作品中，宣传西安，礼赞西安——诸如随笔集《老西安》，写得颇具情趣、独领风骚。

他笔下的西安路边摊，更是妙笔生花，悦目赏心。

他笔下的人物更是精彩和厚重，他曾给西安作家家夏坚德一书作序《丈夫的名字叫西安》，写得微妙微肖。

在西安生活，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乡村和城市，老家到西安打工同学、发小刘高兴是他长篇小说《高兴》的原型，一方面讲述像刘高兴一样进城务工最朴实、最卑微的劳动者的命运，礼赞的勤劳、正直、质朴的生活秉性，一方面他揭示“进城农民工”在繁华物质化的城市边缘、在城市辅道彷徨以及生存的困惑。

作品更高层次理解，你就会感受到，贾平凹不仅仅是为了写作而写作，他笔下的《高兴》，隐喻着有更多深层次的寓意。

从《浮躁》《废都》,到《秦腔》《带灯》《老生》《极花》以及到《山本》，在纠结矛盾中，对现实的热望、担当、使命和责任，高度关注农村社会，关注草民命运，将这些触动和无言以对化作一部部长篇小说。

有人说，贾平凹写小说一年一本，观点不准确甚至错误的。

譬如最新长篇小说《山本》花费了三年时间，2015年开始了构思，初稿完成到2016年底，修改已是2017年。

和许许多多作家比起来，贾平凹真正做到了潜心创作，一部长篇总得一个一个字写，这部42万字的长篇就是重新抄写也得个把月时间。

“创作上我真的能静下心来写作，平时事情特别多，能不参加的尽量不参加，毕竟时间是有限的，尤其到五十岁以后写长篇，一部长篇写三稿甚至四稿以上，这都不是从原稿上写的，都是从头开始写；

写一部十万字的小说，超过三十万、四十万字都是我写出来的；

年轻时写得快，改得少；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是觉得这样不满意，那样不满意，写的相对来说还是慢了一些。

”为了完成创作，这背后的付出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每年都要走许多的乡镇或者农村，在一种说不清的牵挂中了解百姓生活，因为不同时期的关注，就会产生不同的兴奋点，也可以说为小说创作迸发出了灵感。

”贾平凹身处中国社会的改革浪潮中，贾平凹创作如此丰富的长篇小说，是他对大时代下乡村生活与人们思想变迁中表露出来的问题洞察深入，情有独钟。

靠的是深入生活，坚持创作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将自己对农村城市化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和怪相的思索融入每一部作品，无论长篇还是短篇、乡土小说还是市井小说，每一部作品的创作过程都十分艰辛。

付出就会有所收获，特别是去年，也是贾平凹收获最为丰硕的一年。

作品翻译在海外掀起了热潮，呈现“井喷式”增长，葛浩文翻译的英文《废都》、陈安娜翻译的瑞典文《秦腔》、吉田富夫翻译的日语《老生》、安博兰翻译的法语《古炉》、《带灯》和意大利语《高兴》、胡宗锋和美籍留学生罗宾·

吉尔班克翻译的英文《土门》相继出版，德语《极花》、西班牙语《极花》、《秦腔》、阿拉伯语《废都》和瑞典语《怀念狼》等作品也正在翻译之中。

其中，英文版长篇小说《高兴》荣获亚马逊亚洲文学排名第一，外国翻译文学排名第一，中国文学排名第一，kindle所有图书销售排行top100，被亚马逊授予“海外最佳影响力的中国作家”。

长篇小说《极花》荣登《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举办的首届“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荣登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榜首，荣登2017年中国作家海外图书馆收藏榜首，在海外被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等6个域外国家、地区的79家图书馆收藏，成为海外图书馆入藏最多的图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授予“优秀作家贡献奖”，澳门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等。

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在书房接受魏锋采访。

贾平凹说，一个作家肩负着社会的责任，作家使命或者说文学志向就是关注这个社会，反映这个社会，在创作中，全神贯注地付出所有心血，用生命去写作……对于自己来说能力有限，既然生存在这个时期，而且这个时期特别是在一个特别丰富、特别复杂的年代，自己就应该多写一些，把这个时代表达出来，以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

当然，自己也是这样，感觉自己身上扛着沉甸甸的责任，总是希望把作品写得好一点，能不能写好或者说写到哪里，能不能达到那种愿景，是另外一回事。

起码内心还是希望写一些好的作品来。

在文学殿堂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摄取属于自己的文学资源，用责任和生命在文学征途上为时代和社会立言——谋图写作对于社会和时代的意义。

秦岭依然山高水长文/贾平凹

　　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名就是《秦岭》，后因嫌与曾经的《秦腔》混淆，变成《秦岭志》。

再后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张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于是就有了《山本》。

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即便是爷爷奶奶，舅呀姨呀的，血缘关系稍远些的，都是收口音），这是生命的初声啊。

　　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四十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

话说：

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

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

　　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

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

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

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脉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都府，我首先得要祭拜的；

去过秦岭始崛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

去过太白山；

去过华山；

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七十二道峪；

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

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

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

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感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大有饥饿感，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

每一次大型活动结束，著名作家贾平凹都会被大批读者围追堵截，脱身了又被挡住，脱身了又被被挡住，围得水泄不通。

（摄影：

杨贤博）

　　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

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

当这一切成为历史，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回头看去，真是倪云林所说：

生死穷达之境，利衰毁誉之场，自其拘者观之，盖有不胜悲者；

自其达者观之，殆不值一笑也。

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

　　《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了构思，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

首先是它的内容和我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

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

我想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

　　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意识形态有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要求，写作有写作的责任和智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蛋了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么。

初稿完成到2016年底，修改已是2017年。

2017年是西安百年间最热的夏天啊，见到的狗都伸着长舌，长舌鲜红，像在生火，但我不怕热，凡是不开会（会是那么多呀！

）就在屋里写作。

写作会发现身体上许多秘密，比如总是失眠，而胃口大开；

比如握笔手上用劲了，脚指头却疼；

比如写那么几个小时了，去洗手间，往镜子上一看，头发竟如茅草一样凌乱，明明我写作前洗了脸梳过头的，几小时内并没有风，也不曾走动，怎么头发像风怀其中？

　　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三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是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

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

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是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源和后现代源，承接过新中国成立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

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

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贾平凹，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

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贾平凹，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

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凹，这个贾平凹就是贾平凹，不是李平凹或张平凹。

站在此岸，泅入河中，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

　　说实话，几十年了，我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为何《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它们的原因。

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似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

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

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

这就对了，我面对的是秦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

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

　　过去了的历史，有的如纸被糨糊死死贴在墙上，无法扒下，扒下就连墙皮一块儿全碎了；

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边爬满了虫子和苔藓，搞不清哪是碑上的文字哪是虫子和苔藓。

这一切还留给了我们什么，是中国人的强悍还是懦弱？

是善良还是凶残？

是智慧还是奸诈？

无论那时曾是多么认真和肃然、虔诚和庄严，却都是佛经上所说的，有了挂碍，有了恐怖，有了颠倒梦想。

秦岭的山川沟壑大起大落，以我的能力来写那个年代只着眼于林中一花、河中一沙，何况大的战争从来只有记载没有故事，小的争斗却往往细节丰富、人物生动、趣味横生。

读到了李尔纳的话：

一个认识上帝的人，看上帝在那木头里，而非十字架上。

《山本》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

著名作家贾平凹（摄影：

魏锋）　　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越是不敢懈怠，越是觉得力不从心。

写作的日子里为了让自己耐烦，总是要写些条幅挂在室中，《山本》时左边挂的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右边挂的是“襟怀鄙陋，境界逼仄”。

我觉得我在进文门，门上贴着两个门神，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

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

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质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