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大学生思想汇报范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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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具有正外部性的特点，因此，中央政府愿意将财政资金投入到这一领域;

第二，一旦基础设施建成投入使用，那么基础设施周边的土地通常会显著增值，这会使得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地方政府从中获得不菲收益，正所谓“堤内损失堤外补”。

　　上述两种机制在一国内部适用，在国际上却未必管用。

例如，尽管基础设施投资能给沿线国家带来巨大收益，但中国政府能将很大一部分财政资金长期花费在中国境外吗?

将这部分资金用于中国的中西部，岂不是更具合法性?

作为境外投资者，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后，能要求东道国政府将基础设施周边土地的增值收益转让给自己吗?

当地民众的抗议浪潮是否会风起云涌?

　　风险二：

投资安全挑战大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二，是投资安全面临较大挑战。

从目前“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来看，可谓经济发展程度、政治体制、文化历史、宗教状况千差万别，这一区域既是地缘政治冲突的热点地带，也是全球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焦点区域。

这就意味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在投资安全方面面临很大的挑战。

　　假如东道国发生剧烈的政权更迭，新政府上台后是否可能实现外国投资的国有化?

假如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战争一旦摧毁了相应基础设施或厂房，谁来负责赔偿?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个别国家有着长期且经常的主权违约记录。

即使该国政府对特定项目进行了政府担保，但如果政府再次宣布违约，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安全如何保障?

　　值得指出的是，国家开发银行与丝路基金面临的违约风险要显著高于亚投行。

这是因为，相关经验表明，东道国对多边机构的违约成本很高。

换言之，通过多边机构进行投资的安全性可能更高一些。

　　风险三：

政府出资不确定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三，是私人部门与境外主体出资有限，从而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成为主要的出资者。

私人主体的决策是市场化的，是否投资主要看收益与成本。

“一带一路”相关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率偏低，且海外投资安全可能得不到保障，在这一前提下，即使中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努力推动PPP，私人主体也可能对此缺乏兴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发展水平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自身原本就缺乏充足的资金用于相关投资，这也是为何亚洲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的根本原因之一。

而如果私人部门与境外国家不能投入充分的资金，那么出资的责任就会落到中国政府头上。

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的投资，可能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融资来源。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3.8万亿美元。

很多观察家认为，当前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偏低，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能够实现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进而提高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

　　然而，这一观点可能忽视了一下两点：

第一，“一带一路”相关投资的收益率可能并不高、投资安全可能面临较大挑战，因此相关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可能不升反降，风险可能不降反升;

第二，随着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的消失以及中国央行加速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的外汇储备存量未来可能持续下降，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下降很快。

中国政府究竟能将多少外汇储备投入“一带一路”战略，事实上存在较大疑问。

　　风险四：

经济结构难调整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四，是可能妨碍而非加速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输出过剩产能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目的。

笔者对此表示怀疑。

过剩产能如何输出?

是要在国内继续大量生产钢铁、水泥、电解铝、聚氯乙烯（PVC），再将这些产品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吗?

还是由中国的钢铁、水泥、电解铝、PVC企业在沿线国家进行绿地投资，建立新的工厂?

如果是前者，则面临着相关产品都属于体积大价值低的商品、运输成本很高的问题;

如果是后者，这与其叫作输出过剩产能，不如称之为帮助沿线国家构建其自身产能。

　　退一步说，即使“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帮助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国内相关产业能够重新步入繁荣，但中国的资源、能源、环境能够再度承载这种发展方式吗?

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否会如同4万亿元一样，再次被“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所打断?

　　风险五：

加深对中国的误解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五，是可能加深而非缓解沿线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

大量的国际经验表明，获得投资的东道国未必会对投资来源国感恩戴德，而是会加剧对来源国的疑虑与抵制。

出钱未必能办好事，这是中国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

　　有人将“一带一路”战略比喻为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是很不恰当的。

其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与美国与苏联的对抗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其二，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美国当时在全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因此，所谓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的提法，很容易陷中国政府于被动地位。

同理，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来输出过剩产能的提法也是非常不恰当的，这很容易引发东道国的反感情绪。

这就意味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还需要很多相关工作的配套，这些工作需要体现中国的软实力乃至巧实力。

　　厘清并正确面对上述风险，有助于中国政府更加顺利与可持续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例如，如何通过相关交易安排与项目设计来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

如何加强与东道国的双边合作乃至通过多边合作渠道来保障投资项目的安排?

如何在投融资领域吸引私人部门与沿线政府的参与?

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来推进中国国内结构性调整?

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来切实改善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全方位关系?

决策者应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以及亚投行的成立，仅仅是一系列挑战的开始。

　　范文二

　　尊敬的党组织：

　　最近，两会已经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这段时间我认真收听了“两会”的相关报道。

　　3月份的全国两会，这是一次民智的激荡，这是一次民心的凝聚，这是又一次民主的实践。

全国两会犹如“春季总动员”，唤起13亿人的豪情，在早春时节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汇聚起最广泛的力量。

　　两会期间，“十三五”规划编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都是代表委员们关心的重大话题，教育、就业、医疗卫生、养老、环境治理等百姓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同样备受关注。

从代表委员到亿万民众，大家共同期盼，两会上凝聚民意民智的新举措能“马上落实”“马上就办”。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两会一结束，就要开始新的工作。

落实“春季总动员”的工作部署，不能坐等观望、不能纸上画饼，要弘扬“马上就办”精神，狠抓落实，把好的举措、好的政策、好的规划落实到位、推进到位，在“最先一公里”毫不迟缓，在“最后一公里”真正拓通，才能让两会的民主成果发挥出最大实效。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政策落实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不仅需要“马上就办”的落实态度，还需让“马上就办”常态化、制度化、能监督。

“马上就办”并非重效轻质，在落实过程中应正视遇到的各种情况，面对出现的问题对症下药、打通“中梗阻”，从决策到部署都要为落实打下坚实基础，用制度确保“马上就办”成为常态，成为长期坚守的工作态度、尽心履职的工作状态。

　　在其位谋其政。

今年两会，改进工作作风成为代表委员审议讨论时的热点话题，他们对现实中一些官员“懒政怠政”的行为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

“马上就办”正是解决这种作风问题的一剂良药，各级党员干部应将这四个字铭记在心中、体现在工作中，杜绝推诿扯皮、能拖就拖。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天的号角已经吹响，“马上就办”成为人民群众对新一年改革深化和民生改善的呼唤和期盼。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绘就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让“马上就办”精神在蓝图上印上一个个坚实的脚印，为实现我们共同的中国梦坚定奋斗。

　　此致

　　敬礼!

　　汇报人：

xxx

　　日期：

xx年x月x日

　　范文三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大多是历史上各大文明兴衰起伏、人类文化多样性最复杂的地区，也是政治环境较不稳定的国家。

故“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些国家顺利落地一定要坚持“文化先导、攻心为上”。

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如果要长久和可持续，并且互利共赢，以“文化亲近感”为核心的“民心相通”一环最为重要。

　　在19世纪前的2000年里，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中心”，其伦理观念、经典文献、语言文字、典章制度、甚至手工艺技艺、科学技术等均为周边国家所效仿。

那时的中国绝对是典型的“文明型国家”。

古往今来，起起灭灭、盛极一时的强国或霸道之国也不在少数，但称得上“文明型国家”的寥若晨星。

　　今天，当中国再度成为全球性国家之时，更需要有渠道多样、内容广泛的国际交流：

它依托着现代文化贸易和服务、学术交流、大众旅游以及各类民营、民间组织的积极互动等多种方式。

　　民心植根于民间，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应更加关注民间组织在文化贸易、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公共文化外交的活跃发展。

文化领域是高度复杂的，与其他产品不同，文化产品与服务除了具有经济价值之外，还具有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又是多层面的，包括审美价值、象征价值、精神价值、历史价值等等。

如果经济价值可以使用经济学术语解释清楚，但文化价值是不能简单地用金钱来进行评估，文化领域因此需要多元化、多层次、多机制的复杂交换和评价系统来适应文化产品的复杂性。

这就是文化领域需要法制，但是又非单纯的法制能够管理的原因。

这也决定了文化交流不宜一味依赖于政府唱主角，而更宜以民间交流为主，要充分发挥民营、民间机构作用。

　　从我长期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的经验来看，文化消费贴近生活融入生活，是最易于在不同民族的人民之间交流的。

那些精美的手工艺技艺、书画艺术、歌舞艺术受到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喜爱。

而那些附着在日常生活用品上的文化符号，更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增加着各国和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好感。

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十几年来力推“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原因。

所以我建议：

全面研究全球文化贸易发展现状，为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依据;

特别要了解联络世界各国民间的文化艺术节活动，以各种方式鼓励中国的艺术家参加国际艺术交流活动。

　　民心相通，既需要“中华文化走出去”，还应该鼓励国外优秀文化“走进来”。

只有“双向交流”才能可持续发展。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看，我们不仅应该通过文化贸易向他们推广、介绍、输出精美的中国文化产品，也应该向他们购买和进口具有他们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用中国文化消费市场的巨大需求，通过市场机制，拉动他们国家的文化发展。

为了提高与“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贸易的水平，我们还可以有计划地培训他们的文化创意人才，提升其文化资源的市场转化能力。

所以在国家有关鼓励文化贸易的专项基金中一定要有进出口双向鼓励政策，特别是要增加鼓励进口“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产品的内容。

这样也可以做到文化交流，利益互惠。

　　人类对于美好事物与和平的向往是共通的，无论生活在哪一块土地上的人们，都希望世界和平，生活富足，而这种理想只有在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回顾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交流手段看上去并不复杂，仿佛平常人们走亲戚一般，大家带着礼物、情谊，以平和友好的姿态，相互学习与借鉴，所到之处、以理服人、以物赠人、以德待人。

最后，我们既收获了西方的新知识新技术，也收获了友谊和邻国对中国的尊重。

这种交流的形式本身就彰显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和为人之道：

润物细无声，滴水穿石，大道无形。

　　如此，民心相通的“一带一路”定会走得更加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