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问题的国内理论研究进展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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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2002）认为“城中村”是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连结的城市乡土社会。

谢志岿（2003）认为“城中村”是在急剧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未能参与新的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导致的原农村居住区域、人员和社会关系等被就地保留，以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而不是以业缘关系和契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区。

丁洪建、邢海峰（2007）认为城中村是指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原农村居住区域（包括土地、房屋等要素）、人员和社会关系等就地保留下来，没有有机参与新的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仍是以土地附着物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初级关系（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聚落。

　　2　“城中村”类型研究。

陈怡、潘蜀健（1999）按城市与村庄交结的形态特征将“城中村”划分为：

全包围型、半包围型或相交型、外切型、飞地相邻型、相离型、内切型六种类型。

刘伟文（2003）将“城中村”分为三类：

一是在形式上已与城市融为一体，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村庄；

二是位于城市的边缘，村内尚存在少量农业生产并正在向完全“城中村”转变的村庄；

三是处于城区之外，位于即将开发的城市规划区之内，尚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即将被划入城市的村庄。

郭建明、吴凯（2006）从“城中村”开发的角度出发将“城中村”分为两类：

一是“发展型”，即内部还有发展用地，建设也正在逐步展开，急需进行规划引导的“城中村”；

二是“成熟型”，即内部已无发展用地，问题十分严重，急需改造但改造难度很大的“城中村”类型。

　　3　“城中村”特征和特性研究。

杨安（1996）研究发现“城中村”形成初期在村内建筑特征上表现为“相对‘漂亮、气派’的类似别墅住宅”。

其认为该特征的出现是由于在“城中村”形成早期村民获得了大量城市扩大后的占地补偿金，因此相对富裕，而这些钱又被用于其住房的修缮上，因此形成了“城中村”类似别墅化的特点。

敬东（1999）认为“城中村”的特点主要是：

一、空间形态和内部功能与周围环境反差剧烈；

二、村镇用地、人口的性质和规模界定困难；

三、在行政体制和管理机制上存在极大的缺陷。

福建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城中村”课题调研组于2002年通过对2001年福建省240个“城中村”的调查研究，归纳出四个特点：

一、在地理位置上大多位于城市中心；

二、“城中村”土地被征用，村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三、村集体资产丰厚，土地收益、房屋出租成为“城中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四、“城中村”内外来人口聚集，“脏、乱、差、黄、赌、毒”等卫生、安全隐患严重。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机构在对“城中村”概念的界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于“城中村”定义及类型的研究较为详尽。

但是在特征研究方面，随着我国城市的发展，“城中村”的特性和特征也在发生着改变，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重点关注“城中村”特征及特性的变化。

（二）“城中村”成因研究

　　“城中村”成因研究包括政策、经济、文化等多项研究内容。

本文根据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将该类研究分为内部决定论及外部决定论两个研究类型：

　　1　内部决定论。

持该论点的学者主要从“城中村”内村民的既得利益出发研究该现象的成因。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房庆方、马向明、宋劲松（1999）将“城中村”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三方面：

一、土地原因，即由于开发归属权不明导致“城中村”区域迟迟不能开发；

二、经济原因，即村集体开发、村民自主开发与政府投入开发存在利益纠葛而不能明确利益导致无法开发；

三、政策原因，由于“城中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及户口迁移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不同待遇，因此不愿意融入城市。

吕宏芬、王积瑾将“城中村”形成的内在诱因概括为两方面：

一方面土地所有制和宅基地政策是导致“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也是“城中村”产生的直接原因。

城镇功能的扩张，使农村土地大幅升值的“城中村”的村民将房屋不断扩建，在由大量外来人口形成的庞大的房屋租赁市场中，靠出租房屋获得相当可观的租金收入，因此使得“城中村”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

　　2　外部决定论。

持该论点的学者认为，政府的管理不当、社会体制的缺漏以及发展利益驱动是导致“城中村”现象产生的根源。

张孔见（2001）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中村”现象的出现并恶化是由于城市管理者在对待“城中村”治理的问题上认识滞后、政策滞后，管理体制和管理的方式、方法长期落后于社区发展现状，因而导致了“城中村”问题的恶化。

韩冉、李红（2003）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中村”的形成是在城市这一特定范围内所产生的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的冲突，是“二元结构”矛盾在城市内部的集中反映。

张京祥、赵伟（2007）则从地方政府发展的利益机制出发，提出“城中村”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与动力并不能全部归因于原“城中村”村民主动、非法获取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即城市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等），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地方城市政府现行政策的“趋利性”（“城中村”开发改造的成本较高）、“二元性”（城乡“二元”结构差异）而造成的。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于“城中村”成因从内、外两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城中村”问题形成的根源。

本文认为在研究“城中村”问题的成因中不但要把握内因和外因，还需要把握两者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结合博弈论将内因与外因共同分析将是未来“城中村”成因研究的方向。

　　（三）“城中村”治理和改造研究

　　“城中村”治理和改造研究主要包括“城中村”改造政策、治理机制、规划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内容。

本文按年代选取国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沈兵明、朱云夫（1999）认为要防止“城中村”现象的出现，“撤村建居”是必然选择。

具体措施包括三点：

一、以城市规划为依据。

科学编制村庄分区控制规划进行预控。

二、以土地储备机制运行为中心进行监管，尽力采用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的方式。

三、综合整治，加大执法力度，健全村庄规划与管理机构。

李志生（2002）认为“城中村”的改造，因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加大对“城中村”村民的宣传力度，引导其融入城市生活；

二是对“城中村”问题实行科学规划预防其扩大；

三是在“城中村”改造中引入市场机制，引导开发商共同改造“城中村”。

　　王晓东、刘金声（2003）对“城中村”的改造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明确目标、落实政策、精心组织；

二、加大宣教力度，争取村民支持；

三、政府调控、市场运作，确保村民、开发商、政府三方利益的实现；

四、按照现代城市的标准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实现城中村改造后的长远健康发展。

吴英杰、罗皓（2004）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五个步骤：

首选对“城中村”土地收益与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

然后由村集体和个人集资建出租公寓，同时兴建农民公寓和旧城改造；

接着这些基础上招商引资通过制定合理的产权分配结构进行各方利益分享；

最后在物质形态改造后进行包括社保建设、就业引导和文化教育等工作在内的各项其他后续工作。

　　魏立华、闫小培（2005）等认为我国“城中村”改造的可行性模式应该是在“城中村”区域内保留出租经济为前提的条件下，对“城中村”实行“自我原位塑造”即在原有区位上由村民或村集体改造自身的治理模式。

　　王永华（2006）在总结和分析了广州、珠海、深圳三地的“城中村”改制情况后，提出了对“城中村”改制的七点建议：

一、规划先行，分类指导，降低城中村改造成本；

二、完善政策配套，协调各方利益，保证改造顺利进行；

三、运用土地资产经营，解决改造资金问题；

四、多方筹集资金；

五、妥善解决城中村集体资产；

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村民社会保障的城镇化；

七、寻求多元文化共性，形成多赢的文化格局。

　　周新宏（2007）从“城中村”改造中的经济学理论出发提出了五点建议：

一、主张政府主导调控“城中村”改造以克服“市场失灵”问题；

二、政府内部建立监控以防“政府失灵”；

三、对“城中村”改造实行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坚持一村一方案的原则；

四、在“城中村”改造中遵循渐进性的分类改造原则；

五、对“城中村”改造中实行民主决策，鼓励村民参与改造决策。

张晶（2008）运用博弈理论研究“城中村”改造中政府、开发商、村民的三方博弈过程，通过构造效用函数分析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提出在村民支持的基础上政府介入并承担改造费用，不鼓励开发商介入改造的对策建议。

张煜（2008）以西安地区为例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注重无形更新改造的理念，从“城中村”更新改造模式选择、规范土地国有化转制、集体经济向现代企业转变、完善失地村民社会保障四个方面对西安市“城中村”更新改造政策提出建议。

　　综上所述，由于对“城中村”治理、改造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较多。

但是也因为“城中村”问题的复杂性，学者们大多选择从宏观层面提出综合性的治理、改造对策，对“城中村”改造的具体操作方式、流程的研究较少。

　　（四）“城中村”相关衍生问题研究

　　“城中村”相关衍生问题包括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结合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研究内容对“城中村”问题进行的专项性研究。

　　在文化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胡莹（2002）将“城中村”的文化冲融分为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两种类型，并认为不同文化的碰撞是引起“城中村”治安不良、环境恶劣等问题的根源。

李卿（2003）针对“城中村”妇女的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行的研究，认为该群体由于文化差异及社会不公平待遇易成为“城市边缘。

　　在教育学研究方面，乔彦文（2006）针对“城中村”地区成人教育的现状进行了评述，认为现阶段我国“城中村”地区成人教育基础薄弱、发展缓慢，阻碍了“城中村”地区的发展，建议政府探讨该区域教育，在该地区推广大众化的终身教育。

　　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张展新（2005）以北京市“城中村”改造为例分析了外来人口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杨高峰（2008）认为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相对被剥夺感使广州“城中村”农民工不能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而在其致富目标难以通过正常的合法途径实现时就会促使其选择其他的行为方式满足其愿望。

　　在法律研究方面，张培（2005）认为我国目前在“城中村”改造中缺乏国家统一的立法，而地方立法对“城中村”改造中利益补偿和分配实行模糊的处理方法不能彻底解决“城中村”问题引发的矛盾。

　　　除此之外，陈丽华（2001）认为部分“城中村”的历史用名较庸俗，不具有城市文化韵味，与城市的发展不协调，因此应该更名。

解奎龙、肖素霞（2004）提出以体育为突破口促进“城中村”文化的改造。

　　　综上所述，可见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城中村”问题的研究正在向多元化发展，各学科的交叉研究将是未来“城中村”研究的主要方向。

　　三、“城中村”研究文献分析

　　本文除了对国内“城中村”问题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还借助中国知网数据库运用文献分析法对2008年以前已发布在各主要期刊上的122“城中村”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文献进行了统计研究。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这些文献在数量、研究内容等方面的特点找到目前国内学者在“城中村”问题研究中所关注的重点及缺漏的盲点，并以此为后来者及未来“城中村”问题研究的平衡发展提供参考。

（一）数量分析

　　本文借助中国知网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文献资源，从中选取了2008年以前在标题中含有“城中村”关键字的所有研究文献，经过人工核对构成样本，并按照研究内容以及刊登时间进行了分类。

详见表1：

　　　如表1所示，从年度合计数据来看，国内学者对“城中村”问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从类别合计数据来看，学者们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中村”的治理、改造对策而较少的关注“城中村”现象产生的原因。

该数据信息说明我国目前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发展不平衡，缺乏对问题产生根源及基础理论的研究。

（二）分布及趋势分析

　　为了找出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研究趋势，本文绘制了2008年以前“城中村”问题研究文献的分布、趋势图。

如下：

　　如图1所示：

从总体上看，国内学者对“城中村”问题的关注趋势是逐渐增多的，但是关注点在不断的变化。

如2006年学者们对“城中村”现象描述类的研究达到了顶峰，而此后该类型的研究文献骤然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城中村”改造对策及其它“城中村”相关问题的研究。

本文认为这种现象表明了“城中村”与城市发展的突出矛盾在不断的变化，学者们的研究重心也在不断变化。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目前国内学者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热情高涨，并大多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对“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当中，同时针对“城中村”问题的其它各类型研究也不断增多，说明我国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已进入了多元化的研究阶段。

　　四、“城中村”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趋势

（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目前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研究方向较为集中，研究手段相对较为单一。

以“城中村”的成因为例，此类研究大多从区位理论的角度出发进行从“现象到文字”的描述性研究，而对于“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则大多从“经验到文字”的政策性研究。

虽然有些文献中也运用了博弈论、层次分析法、模糊理论等较为先进的数学方法，但是总体上看国内关于“城中村”的研究在手段上较为单一。

　　2　较多关注“城中村”改造研究，对“城中村”管理的研究较少。

本文认为“城中村”问题将是一个长期困扰城市建设发展的问题。

期望通过各种类型的改造一劳永逸的解决“城中村”问题的设想是忽略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的尝试尚未能彻底消除“贫民窟”问题，客观上说明了“城中村”问题的解决将旷日持久。

而既然“城中村”将长期与城市共存，“如何管理‘城中村”’就将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首要难题。

　　3　研究以定性为主，定量研究较少。

目前国内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从“现象到文字”的定性研究阶段。

虽然定性研究在“城中村”问题研究的初期可以在短时间内利用较少的资源为“城中村”问题的界定及治理、改造提供方向，但是要对“城中村”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必须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简单的定性研究可能会使问题停留在表面甚至得到错误的结论。

（二）未来的研究趋势

　　1　构建“城中村”更新、改造的新模式。

要进行合理、有效的“城中村”更新、改造，单靠简单的政府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

在“城中村”的更新、改造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民间资本”结合市场进行有效的改造。

在“城中村”新模式构建的主体中，不能只包括政府及“城中村”相关利益主体，还应该包括如“民间资本”（房地产开发商）、非盈利组织（公益性组织、社会福利机构）等主体。

而这种多主体博弈化的未来“城中村”更新、改造新模式还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2　研究科学、有效的“城中村”居民的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

构建科学、合理的贫困人口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是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城市贫困区域居民问题时所采取的主要方式。

同时，构建福利化国家也是未来国家形态的主要发展方向。

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人口数量大的特点决定了我国不可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及保障模式。

因此，构建适合于我国“城中村”区域居民的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将成为我国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3　将先进管理理论、方法运用到“城中村”的管理当中。

“城中村”问题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以“城中村”为代表的城市贫困区域聚集现象会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剧而恶化且“屡扫不净”；

另一方面，“城中村”容纳了大量城市低收入群体，为城市发展储备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有利于城市发展。

因此对其治理的模式不应是一味的“驱逐出城市”。

合理、有效地管理“城中村”，引导其向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将其融入城市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可行之道。

　　五、结论

　　本文认为目前国内学者对“城中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已获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在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手段的选取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空间。

在“城中村”理论研究未来的发展中，一方面，借鉴国外的成熟的研究理论。

运用先进的研究工具将是未来“城中村”问题研究的重要辅助手段和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本文针对当前“城中村”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更新模式研究、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研究及“城中村”先进管理方式研究也将是未来研究的主要趋势，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通过对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的系统梳理和分类归纳，概述了目前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研究的现状，分析了该问题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城中村”问题研究的方向。

本文希望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系统性综述为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提供一定的借鉴，并在“城中村”问题的理论研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责任编辑：

舒　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