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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桀：
同“杰”。
⑶殳（shū）：
古兵器，杖类。
长丈二无刃。
⑷膏沐：
妇女润发的油脂。
⑸适（dí
悦。
⑹杲（gǎo）：
明亮的样子。
⑺谖（xuān）草：
萱草，忘忧草，俗称黄花菜。
⑻背：
屋子北面。
⑼痗（mè
i）：
忧思成病[译文]
我的大哥真威猛，真是邦国的英雄。
我的大哥执长殳，做了君王的前锋。
自从大哥东行后，头发散乱像飞蓬。
膏脂哪样还缺少？
为谁修饰我颜容！
天要下雨就下雨，却出太阳亮灿灿。
一心想着我大哥，想得头痛也心甘。
哪儿去找忘忧草？
种它就在屋北面。
一心想着我大哥，使我伤心病恹恹。
[赏析一]
战争会破坏很多东西，而它首先破坏的是军人自身的家庭生活。
军人尚未走到战场，他们的妻子已经被抛置在孤独与恐惧中了。
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
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
然而战争又总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其必要性如何、能否被评判为“正义”，从事这场战争的群体和它的领导者，总是要勉励群体中的成员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牺牲。
国家给军人以荣誉，使他们认为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值得的；
这荣誉也会影响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使她们认为家庭生活的破坏以及自身的痛苦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因此，写妻子怀念从军的丈夫的诗篇，通常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
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
《卫风·
伯兮》就是典型的这种诗篇。
诗一开篇，写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
“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口气中带着亲切感。
这位丈夫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
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
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
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
——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
这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情诗最典型的表达方法，如“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徐干《室思》），“终日恹恹倦梳裹”（柳永《定风波》），“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等等，不胜枚举。
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
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
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
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也不能够安心。
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
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
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
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此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
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
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
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
潘岳《寡妇赋》用此诗为典故，有云：
“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
”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
知道这一点，读者才能真正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
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
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
拿《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
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
所以最后它成为读到的这个样子：
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
由于此诗所涉及的那种社会背景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它的感情表现也就成为后世同类型诗歌的典范。
在艺术构思上，全诗采用赋法，边叙事，边抒情。
紧扣一个“思”字，思妇先由夸夫转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无心梳妆到因思夫而头痛，进而再由头痛到因思夫而患了心病，从而呈现出一种抑扬顿挫的跌宕之势。
描述步步细致，感情层层加深，情节层层推展，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以及冲突的辗转递升，既脉络清晰，又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使人物形象具有饱满的精神内涵。
同时，诗情奇崛不平，充满辩证色彩。
关于此篇的题旨，《毛诗序》解释为：
“刺时也。
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同“返”）焉。
”意思就是：
理想的政治不应该使国人行役无度，以至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生活。
实际所谓“刺”在诗中并无根据，不过作者所表达的儒家政治理想，却是符合诗中女主人公的愿望的。
[赏析二] 《诗经-伯兮》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角度独特。
《伯兮》有别于通常第二人称的征人悲叹，也有别于第三人称的客观叙写，而是以女性视角、第一人称的写法来表达，更细腻地表达了女子隐晦曲折的爱国情怀。
（二）、感情曲折变化。
1、自豪。
女子爱“伯”的高大孔武有力，如“伯之朅兮”；
爱“伯”的出类拔萃，如“邦之桀兮”；
爱“伯”的勇赴国难，如“为王前驱”。
2、相思之苦但情感执著，境界高。
《伯兮》不同于“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
啼声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的一般离人思妇的个人相思小情感，而是保家卫国，义不容辞的大境界。
这种境界，与“士为知己用”同调，使“女为悦己者容”这种看似寻常的相思之情，具有了“士为知己用”的激烈壮怀。
3、无悔。
《伯兮》不同于《上邪》中的海枯石烂海誓山盟；
不同于“要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的滥情；
不同于尹相杰“让你亲个够“的小儿女情感。
思妇的情感，是真挚的，是淳朴的，是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同时也是无怨无悔的。
（三）、具有较高的思想境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把人生的境界分为四种：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伯兮》中的思妇，这个伟大的女性，已达到第三境界——道德境界，这不能不让两千多年以后汲汲于名利的、仍处于功利境界的我们汗颜。
（四）、具有民族大义，能提升我们的道德境界。
虽然大气度能担当的男人们说“战争，让女人走开”！
但战争，何曾能让女人走开！
战争是民族的悲歌男人的悲歌更是女人的悲歌。
战争中，她们饱经相思之苦但相思也许不及生存压力更大。
她们得奉养老人，哺育孩子；
她们“把锄犁”否则“垄亩无东西”；
甚至如花木兰，得女扮男装从军十二年；
也许得如杜甫《石壕吏》中的老妇，去“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五）、让我们认识战争灾难，珍惜和平幸福生活思妇对伯的相思，相思而无怨无悔地痛苦着。
元代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对战争的认识就十分清楚，其中“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一语道破战争的实质。
既然如此，那么就让我们珍惜、热爱和平幸福的生活吧！
其实，在以上五点中，最让我耿耿者，还是诗歌所表达的复杂情感。
由为丈夫的勇武杰出而自豪，到别离经年后不由自主地相思，相思到深处而无心打扮，到情愿为相思而头疼心痛，写出了相思由轻到重的过程。
由最初的懒洋洋，进而头疼，这时，思妇眉头已由微蹙到紧蹙，一如西施病心；
再过些时候，渐至于头疼、心痛。
词家李清照写相思，正好也写过这个痛苦的心理过程：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下眉头”让读者紧蹙的心为之一弛，心想也许时间长了，自然会治愈一些疾病，比如此时刻骨铭心的相思。
殊不知，表面上“下眉头”不愁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游走，那种离愁别绪，却沉甸甸地存在了心里。
也许此时，思妇不再言愁；
也许人们问及，思妇亦只“却道天凉好个秋”，但愁思更浓更重了。
愁有不同程度。
少女李清照，是“绿肥红瘦”的伤春惜逝的轻愁闲愁，而经历国破家亡夫死的沉重打击后，她的愁绪就浓重到“只恨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的浓重愁绪了。
思妇此时的愁绪，也就是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步浓重起来的。
面对愁，可以有不同方式。
王昌龄《闺怨》中可以怨，可以悔。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是少妇之愁，她触春景动春情，心里长大了，思念丈夫了，就后悔当初要他守边寻求功名。
言外之意似乎是如果不是热衷于功名利禄，就可以不“觅封侯”；
而且她在大好的春光里，心情美美哒，打扮得和春天一样漂亮，似乎与春天争春。
他的丈夫，是求功名求发展去了。
不求，也不影响他们的幸福生活，只影响他们的心理期待，这或者也可以叫做“荣誉心”。
思妇也有荣誉心，但她丈夫是保家卫国去了，她对丈夫的相思，不是“忽见陌头杨柳色”的触景生情，“触景生情”之“情”，需要景的触发，需要外界的推动力；
而思妇的相思之情，是一天天累积起来的，如同泥沙沉积，层层可为岩石。
它根本不需要外界的触发，是火山的日积月累而成；
况且，她也无怨无悔，觉得丈夫既“朅”且是“邦之杰”，那么“为王前驱”就义不容辞，就理所当然，甚至势所必然。
。
她没有塞翁貌似聪明的自私，设想伯不如不“朅”——不勇武，不如不“桀”——不杰出，以此逃避执殳报国的责任；
更没有设想“悔”——不服兵役，不求取功名该多好！
在她心里，伯就应该“朅”，就应该“桀”，而她自己，就不该悔。
——这真是教育当代人的好教材啊！
在当代，“保家卫国，人人有责”是国家号召，而之所以号召，是因为有不少人自私了，不愿服兵役了，逃避责任义务了，不爱国了，所以才来号召。
也许，王昌龄写诗时，在保家卫国这一家国概念上，人们的意见早就有分歧了。
原因一则可能是人们进入阶级社会后更会权衡利弊得失了，所以规避从军服役；
二则呢，也可能是战争已经教育了人们，让人们深切地认识到战争胜利和老百姓可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战争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及幸福指数。
王昌龄的《闺怨》，仅仅写出了战争对妇女的影响；
而杜甫《兵车行》中，“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这些句子，明确告诉我们，残酷的战争是如何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观念及人们的价值取向的——想到此，我们怎能不为先民的歌唱——《诗经-伯兮》中思妇的淳朴、善良、爱国而歌，从而思考后世人们痛苦改变的诸多原因，为当今人们所谓的”成熟“，实际的自私，赧然羞愧、泫然泪下呢！
[赏析三]
卫风是东周春秋时代卫国的民间歌谣。
卫国（公元前770年---前660年）在今河北的磁县、濮阳和河南的安阳、淇县、开封一带。
淇县是卫国当时的首都“朝歌”。
由于受到北方狄人的入侵和南方齐、晋争霸的威胁，卫风富有反对非正义战争和渴望和平生活的内涵。
《伯兮》是一篇描写留守在家的军人妻子深切想念其出征丈夫的抒情诗。
“伯”意为兄弟排行中的大哥、长兄，但古代妇女也称丈夫为“伯”。
女主人公起初心怀自豪感，赞扬夫君是一位英武魁伟的邦国英雄，又是身先士卒、护卫君王的先锋前卫。
但是随着时光流逝，丈夫出征后长久杳无音信，而且是“君问归期未有期”，心里逐渐产生离愁别苦的切肤之痛。
这是旁人很难体会到的。
接着，《伯兮》以描写一种心态和两种愿望来逐步深化少妇对征夫的思念深情，表达了人们对攻伐兼并的频繁战争的厌恶和抗议，同时表达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和诉求。
一种心态是诗的第二章写女主人公自从丈夫应征离家后，一直无心梳妆打扮，以至头发散乱如同飞蓬（“飞蓬”指蓬草枯后根断，遇风飞旋）。
因为她不知道要为谁来打扮、为谁来美容。
这表明她对丈夫的爱情忠贞不渝，不会因为离散而变节。
这种心态的描写也自然会令人想起俗语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这类“婉转表达”的表现手法不直接写少妇思夫，而是从侧面和影响后果来突出对丈夫的思念。
这种写法对后代诗歌颇有影响。
例如唐代杜甫（712—770）《新婚别》中的诗句“罗裙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写新妇诀别从军的新夫时，表示不再穿华丽衣裳，而且当面洗掉脸上的粉脂。
因为丈夫出征在外，没有心思也没有必要梳妆打扮，从而突显出对丈夫的忠贞爱情。
宋代李清照（1084—约1151）《凤凰台上忆吹箫》的词句“起来慵自梳头。
”表示丈夫一旦离家，早晨起来也懒得梳头。
还有汉魏文学家徐幹（170—217）《情思》的诗句“君行殊不返，我饰为谁容？
”都有诗经《伯兮》的影迹。
《伯兮》的第三、四章以求天降雨和寻求忘忧草的两种心愿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刻画苦苦思念征夫的忧伤。
女主人公以久旱渴望甘露的迫切心情，盼夫归来，然而却是炎日当空，艳阳高照，希望落空。
她不得已又想寻找传说中的忘忧草来把思夫的痛苦忘掉，但这种想法只会适得其反。
正如李白（701—762）所写的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伯兮》写女子思念征夫，无心梳洗，相思成病。
深刻而婉转地揭露了诸侯国之间的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深重灾难，以及夫妻离散和看不到光明前景的可悲命运。
它对生活画面的描写细腻传神，对人物的刻画鲜明生动、真切感人，而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赏析四]
此诗与周南的卷耳，都是有名的妇人思远之作。
卷耳以设想其夫行役之苦胜，而此诗以妇人自述其情景胜。
从第一章开始，她就毫无保留地夸耀自己的丈夫是多麼杰出，多麼受器重；
诗中流露著无限的骄傲和得意，使人彷彿看见她脸上焕发的神采，而感染到她的喜悦。
对她丈夫「执殳」去「為王前躯」。
她也并不觉得有甚麼感伤（感伤是之后的事）；
在当时，毋寧说她深引以荣呢！
做一位英雄的妻子，她又岂能不感觉骄傲和光荣？
第二章的主题，是她对丈夫专注而深挚的爱。
当他出征以后，这位小妇人竟无心梳洗，以致「首如飞蓬」。
这四字把她那失去了生活重心，茶饭无心的懨懨情态形容了出来。
紧跟著的两句：
「岂无膏沐？
谁适為容！
」更是画龙点睛，一针见血。
那种执著、深挚、无奈的神情，就呼之欲出了。
「之死矢靡它」是「寧死不二」正面的否决，使人敬佩；
「谁适為容」则用反问的语气来表明自己专注不移的深情，使人感动，同时也可使人回味第一章对伯兮的讚美。
第三章盼其夫归，如「大旱之望云霓」，热切的相思；
「其雨」和「出日」都是一种象徵，象徵著心理的渴盼和挣扎。
以字面来说，是全诗中最单纯、最客观的句子；
其实却是全诗最复杂、最难解的部分。
难解的原因，就在於它不是直接的叙述、描写（如：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
焉得諼草，言树之背。
）而是用象徵、暗示，这种象徵、暗示极强烈，却又晦涩，极含蓄，可意会而难言传；
那种渴望、希冀，在「愿言思伯，甘心首疾」中，才露出端倪；
虽想到头脑发昏，也心甘情愿。
虽有第三章的「甘心首疾」，毕竟不堪其忧；
所以更有第四章「焉得諼草」的希望遗忘，这比第三章又深了一层。
人在极為情苦时会羡慕无情，同样在思念到极点时，也会希望遗忘（不是真的希望忘掉，而是『能遗忘多好』的叹息）。
「焉得諼草，言树之背」就是这种心情下的產物。
然而諼草不可得，而她，也并不真的想遗忘，只是以此说明，她心中思念之苦，已到了需要遗忘的地步了。
她还是「愿言思伯」的，思到「使我心痗」，也就是积鬱成疾了。
层层推展，以见征人离家之久，妇人思念之深。
全诗无半语含怨，其感人之力，格外强烈，真是标準的好诗，开发出唐诗中多少闺怨一类的名作来。
〈伯兮〉是以一位居家妇女的口吻，倾吐对出征未归丈夫的深切思念，语言直接中有含蓄，情深意浓，透过诗文的呈现，可以透视思妇的内心世界。
第二章「谁适為容」的意思，和〈鄘风?
柏舟〉中「之死矢靡它」同样坚决；
可是在情致上，「谁适為容」就含蓄蕴藉得多了，「含蓄」也是诗经情感的最大特色。
它既不同於〈白华〉的幽怨，也不同於〈卷耳〉的想像，它只是一个小妇人坦白率真地倾诉对出征丈夫的思念，感情是狠真实、贴切的。
那是虽苦犹甘之如飴的思念，虽病而矢志无悔的思念。
其实她也狠痛苦，狠忧伤（甘心首疾，使我心痗），但没有丝毫的怀疑和埋怨。
她对自己和对方，都是极具信心的，极其执著的。
从头至尾，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声责备。
可知这位小妇人何等深明大义，又何等深爱她出征的丈夫。
「情深无怨尤」，就是这首诗的精神所寄了，在直接的叙述之外，也有丰富的心灵世界及深刻的感情寄托，这点有些类似李商隐诗的味道。
身处离婚率逐年攀升的现代社会，吟咏朗读这首诗时，除了感佩於古人温柔敦厚的民风，对於夫妻相处之道，有了不同的、更深一层的心灵体悟。
[赏析五]
诗序：
《伯兮》，刺时也。
言君子行役，为（音围）王前驱，过时而不反【同返】焉。
伯兮朅（音妾）兮，邦之桀【同杰】兮。
伯也执殳（音书），为（音围）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
岂无膏沐，谁適【同嫡】为（音位）容。
其雨其雨，杲杲（音稿）出日。
焉得谖（音宣）草，言树之背。
愿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昧）。
一、题解及诗序讲解：
上一篇《河广》写宋襄公之母的守礼、忧国，此篇《伯兮》则是写“伯”的“为王前驱”。
这里所说的“伯”，《毛传》说是“州伯”，结合《诗序》所说的“王”字，此诗的“伯”是各国的诸侯，包括卫国的国君在内。
因为“州伯”所指的有两种，一种是“诸侯之长”，另一种是诸侯国内的“一州之长”。
《诗序》所说的“州伯”，应该是前者。
因为能够“为王前驱”的只能是诸侯，而不是诸侯国内某个州的州长，而且某个州的州长为国君而“前驱”，也不能叫做“为王前驱”。
然而，这样的解释，理解起来有很大的难度，难度在于，这样的解释似乎与史实、事实不合。
大概是为了避免这种难度，所以，《郑笺》改变了《毛传》的注解，而改为“伯，君子字也”，也就是说，这里的“伯”只是卫国一个“君子”的“字”，连“州长”都不一定是。
《郑笺》的这个解释，看起来与史实、事实相合了，此诗也容易理解了，但是，却与《诗序》不合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解释，就把《诗经》中此诗所含的“微言大义”消除了，所以，与孔子传《诗》之义不一致了，《诗经》也就不是名副其实的“经”了。
《诗序》为什么说此诗是“刺时”之诗呢？
《毛传》说：
“卫宣公之时，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首先，判断是否应该“刺”，当然要有既定标准，这个标准不应该是任何个人随着自己之意、为了个人之利而制订出来的。
其次，“刺”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
从“时”来说，这里所说的是“卫宣公之时”。
此“时”有什么可“刺”的呢？
在此“时”，身在“王位”之人，其德、其威、其权已经与“王位”不符，所谓的“王”已经成为被强势的诸侯挟持以号令其他诸侯的傀儡、招牌。
“王”，首先是“德”的问题，其次才是“位”的问题。
因为“天下归往谓之王”、“通天地人谓之王”。
有这样名副其实的“王”，那么，“州伯”有责任遵奉“王命”“为王前驱”，率领其他诸侯征伐有罪的诸侯，这样，“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才合乎义。
称之为“蔡人、卫人、陈人”，而不称之为“蔡国、卫国、陈国”或“蔡君、卫君、陈君”，也意味着国君必须遵循“人道”，然后可以称之为“人”，否则便是像丛林禽兽一样，只能说是“以强凌弱”、“弱肉强食”。
称之为“从王伐郑”，并非从事实而言，而是从“人道”而言。
如果“郑”确实有罪，就应该“征伐”；
怎么“征伐”？
由“王”依据“人道”标准而定其罪，任命“州伯”行其令，按照“人道”去讨伐有罪的诸侯，这样才能叫做“从王伐郑”。
然而，在“卫宣公之时”，“王”已经名不副实，“卫宣公”虽在“州伯”之位，却无“州伯”之德；
卫国、蔡国、陈国国君貌似遵从“王命”，实际上却是假借“王命”而行其私意；
“郑”是否有罪，不是由“王”判定，而是诸侯私自认定，而且私自“征伐”。
因此，此“时”，“王”已经不“王”，“州伯”已经非“州伯”，“征”不正，“伐”非罪，意味着已经“礼崩”，已经违背“王道”、“人道”，所以要“刺”。
而“刺”的目的是为了能使天下有礼，能从“夷狄之道”转而回归“王道”、“人道”。
蔡国、卫国、陈国不是由国君领兵去“从王伐郑”，而是派遣本国的“州长”或将帅去行所谓的“征伐”之事。
所以，《诗序》说“君子行役”，在此情况下，《郑笺》再把“伯”解释为一个人的“字”，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无此前提，则不宜直接这么解释。
“君子行役”是遵从国君之命，而不是擅自行动，更不是出自“君子”的心意，所以，罪在国君，而不在“君子”。
这样的所谓“征伐”，不是为了“安臣民”，反而是“扰臣民”，更进一步来说，是国君为了满足一己之“大欲”，而把“臣民”推到生死线上去了。
国君如此穷兵黩武，上背“人道”、“王命”，中结诸侯而“党同伐异”、“横行霸道”，下则“扰害臣民”、“祸国殃民”，可谓“不仁不义”。
如何“扰害臣民”的呢？
《诗序》说：
“过时而不反焉。
”即使是“从王命而行征伐”，也总会有始有终，而不应该旷日持久，不应该使将士兵卒“过时而不反”。
可是，在此，“君子行役”，以至于“过时而不反”，意味着什么？
首先，意味着身在君位之人，根本不体恤臣民之情，没有仁慈之意；
其次，意味着给“君子”之家人带来的危害乃至祸害。
这里的“伯”，是一个个同类之人的象征，是臣民的象征。
所以，此诗之中的“伯”，仅仅从这一首诗来看，未尝不可以像《郑笺》那样，解释为一个人的“字”，但是，须知《伯兮》是《卫风》之中的一篇，是《诗经》中的一篇，绝不是像当初作者写作此诗时那样，只是单独的一篇。
《诗序》之必不可废，原因在此。
那么，此诗的“微言大义”是依据什么而言的呢？
依据《春秋公羊传》。
如果仅仅去看《左传》、《史记》之类的史书，只能知其史实，而不足以知其“微言大义”；
如果仅仅就此诗而论此诗，则不足以知《诗经》中此诗的“微言大义”。
二、第一章讲解：
原文：
先说“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这里的“伯”字，有几层涵义。
第一，可以是一个人的“字”，以此来指某一个人。
第二，卫国某个州的“州长”。
第三，作为“王”所任命的“诸侯之州长”，可以指卫宣公。
那么，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作为一个“人”，是不得不服从“征兵”、“行役”之命的，所以，“伯”不得不“从军行役”；
一般情况下，卫国的一个“州长”不会仅仅当一个“士兵”，也不会擅自“征兵”、“行役”，所以，“州长”若从军则应当是将帅，或者“州长”奉君命“征兵行役”。
卫宣公如果是作为“诸侯之州长”，遵循礼义而服从王命，而此时，卫宣公违背礼义、非服从王命，而为一己私欲纠结其他诸侯，私自定郑国之罪，并且兴兵去攻打郑国，由此而造成了卫国国内的“伯”不得不“从军”、“征兵”、“行役”，所以罪在卫宣公。
“朅，武貌。
桀，特立也。
”意思是说，“朅”是刚健勇武的样子，“桀”是“杰”的本字，正体字可以写成“傑”，是“德行超凡出众、独立特行”之义。
所以，“伯兮朅兮，邦之桀兮”，是说这位“伯”既刚健勇武，又德行超群。
再说“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殳”是武器的一种，《毛传》说，其长度有一丈二尺，只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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