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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师大大操场炉渣碎末铺成的跑道上，我们边走边聊，他就小说的人物、情节和语言，谈了一些改进意见，记得很清楚的是，他喜欢说：
这个情节，或这个人，这一段话，放给我，我会怎么写怎么写，虽多是小说技法问题，但记忆深刻，至今难忘。
1975年，雷抒雁第一本诗集《沙海军歌》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他给刘羽升老师和我各送一本。
送刘老师的在扉页上题写“羽升老师教我”，送我的扉页上题写“白描存念：
天生我才，嵯峨为证。
”嵯峨山是县内最高的山，刘老师看后，很是欣喜，却正话反说：
“野心大哩，野心大哩。
”
那时，雷抒雁在中国诗坛崭露头角，家乡人关注他创作的每一动向。
县上除文学启蒙老师刘羽升外，还有一位成名较早的诗人马林帆，马林帆也是我和抒雁老师辈的人物。
我对马老师，只有毕恭毕敬的份儿，抒雁在马老师面前则率性、随意，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这种情谊一直保持到终。
我们看到雷抒雁在什么地方发表了什么诗作，总要议论一番，为他高兴，更对他充满期待。
1979年，《小草在歌唱》先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配乐朗诵形式播出，继而在《诗刊》发表，举国上下大为轰动，一夜之间雷抒雁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
很多人惊诧雷抒雁何以具备如此爆发力，何以取得如此成功，我们也是又惊又喜，但又觉得实属必然。
雷抒雁思想如电，才华如川，胸有沟壑，怀有宏愿，在一个全民反思年代，必然会发出属于他的声音，他的歌唱，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精神的强音，毫不为奇。
1982年，我从陕西师大调入陕西作协，事先曾征求雷抒雁意见。
雷抒雁给我的建议是：
先在《延河》做编辑，干上几年，争取进创作组。
创作组是专业作家待的部门，很多人都想进去，路遥就是在我接了他的《延河》小说组编辑工作之后进入创作组的。
但1984年，我即接手《延河》主编担子，翌年又任陕西作协书记处书记，分工负责刊物和青年作家培养工作，进创作组的梦想泡了汤，在北京与抒雁见面，他又表示祝贺，认为做一家刊物主编，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那时他从部队转业不久，先是进入《人才》杂志任编辑，干了不久，调到《工人日报》社，后再调入工人出版社。
其时他对办刊怀有极大兴趣，以很大精力投入创办《开拓》、《五月》等大型文学刊物，对办刊他有很多想法，但真正主事的不是他，这两个刊物最终都没有坚持办下去。
1988年，我的长篇纪实文学《苍凉青春》写完后，最初打算给《当代》编辑刘茵。
刘茵也是陕西乡党，是我尊敬的一位大姐。
我想若能先在《当代》发表，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再理想不过。
给刘茵说了想法，她很有兴趣，马上要看稿子。
在稿子最后润色期间，工人出版社总编南云瑞出差到西安，南云瑞也是陕西人，我们彼此非常熟悉，老南听说我有一部写北京知青的长篇，动员我给工人社，回京后他又让雷抒雁盯着我手中的稿子。
雷抒雁上手，于情，我无法推辞；
于理，他时任工人出版社文艺部主任，没有不放心的道理，遂给刘茵说明，稿子给了工人社。
《苍凉青春》先经编辑梁文玉初审，室主任刘延庆复审，都给予很高评价。
雷抒雁是在他们之后看的，立即致信于我，龙飞凤舞寥寥数语：
“白描：
看过《苍凉》，公认佳作，祝贺。
报南，问题不大，争取当做重点安排。
”很快，《苍凉青春》出版，读者的反应印证了社里的估价，他们觉得应该召开一个研讨会，于是先在西安，后在北京，分别召开了两个《苍凉青春》研讨会。
两个会全由工人出版社出资，均由雷抒雁主持。
西安的研讨会，雷抒雁带了工人出版社数位编辑前来，我们也邀请了刘羽升、马林帆老师出席，师生重聚，又是在这样一个场合，自然都很兴奋。
雷抒雁在西安的几天，我们常常彻夜长谈，从文学到政治，从生活到家庭，从泾阳的人物、吃食，戏班子，谈到泾阳民间风俗礼数，泾阳的话，每年县城的“二月会”，以至狗撵兔、马配桩、杀猪孩子哄抢猪尿泡……嗣后，《文学报》发表陕西评论家李国平写的西安《苍凉青春》研讨会纪要《知青文学的又一次突破》，雷抒雁很是满意，但后来北京的研讨会他却抱以为憾。
北京研讨会于1989年4月召开，其时学潮初起，人心惶惶，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兴奋点已不在文学，尽管与会著名专家不少，但报纸很少予以报道，枉费了工人出版社和雷抒雁一片苦心美意。
1991年初，我调往国家外国专家局，举家迁京。
新地方，新环境，来往多的是曾经结交的文学界一些朋友，圈子不大。
我住新街口，雷抒雁住六铺炕，相距很近，自然他那里便成了我常去的地方。
那时他刚刚迁入新居，一座小高层的最顶端，10楼的一所小三居。
过去他和夫人马利，蜗居于一栋小楼斗室，一室一厨一卫，家居用品和大量藏书已让室内显得拥挤不堪，若是再去三五客人，坐的地方都成问题。
抒雁夫妇对新居做了精心装修，最别出心裁的是在客厅临窗户一端建了榻榻米，抒雁生性随意，崇尚无拘无束、自由率性的生活，一本书，一泡茶，就一方榻榻米，或倚或卧，或盘腿打坐，得大自在，客来夜宿还是现成的卧榻。
抒雁那时就对玉石和红木家具颇感兴趣，只是力气没有放在收藏上，藏品不多，更多的是对书本文化的研究。
客厅里有一套红木茶桌和圈椅，平时去他家，就坐在那里喝茶，有时他会拿出一些玉石玩意之类，让我欣赏品评，马利也总是兴致勃勃凑在抒雁身边。
一次看的是几样翡翠小佩饰，我挑出两件，说值得收藏，马利高兴了，捅了雷抒雁一把，说：
“看看，我买的，你还说不值。
”多年后，朋友送抒雁一块玛瑙原石，说是像马头。
抒雁属马，他拿给我看，我要过交付北京玉雕大师李东，李东经过一番雕琢，遂成一件玉雕艺术品，抒雁格外喜欢，时常于手中把玩。
后来我专门选了一块和田玉料，请李东大师用心雕琢了一匹马，送给抒雁，他自然是喜不自胜。
在国家外国专家局，我任国际人才交流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人才交流》和《专家工作通讯》两刊副总编。
《专家工作通讯》是机密内刊，专业性很强，《国际人才交流》则是一本以报道中外人才为主的公开发行的杂志，需要自己的记者和社会作者队伍，雷抒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为我们介绍作者，推荐相关文章，他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前苏联归来，拿出长篇《访苏日记》供我们选用，而且交我一大堆访苏期间的照片，《国际人才交流》发表了其中十多张。
京城文学圈里，有一堆陕西人，而且都在重要文学岗位：
阎纲、周明、何西来、王宗仁、白烨、李炳银、刘茵、田珍颖、刘列娃……还有后来的李建军、党益民等。
雷抒雁和我自然融入其中。
有时某个文学方面的活动或会议，老陕坐了一片，而且这帮人很抱团，彼此关系相当融洽，被京城文学界称为“陕西帮”。
陕西人在京有一个同乡会，囊括各界人士，周明任会长，我是副会长之一。
在这个大同乡会之外，又成立了一个文学界陕西同乡会，大家公推“二白”做会长，所谓“二白”，就是白烨和我。
逢到陕西来了朋友，或者某项活动，某个节口，这个小同乡会就聚会一处，吃喝谝闲，谈天说地，全讲陕西话，亲亲热热，不亦乐乎。
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曾热烈地探讨关中方言“song（二声）”的用法，认为这是一个涵盖量颇大的万能代词，只要在它前边冠以某个字，人的类型特征、性格品行，便显现出来：
能song、犟song、逛song、瞎song、憋song、闷song、蔫song、争song、吝song……列举拼凑了30多条，后来还没有完。
这不是无聊，不是低级趣味，对家乡语言的反刍体现出大家浓浓的思乡爱乡之情。
雷抒雁后来写出关中方言考《村言寻字》，便是在这种氛围中孕育而诞生的一项成果。
抒雁爱争辩，爱抬杠，又得理不饶人，越是熟人，越不相让，而且越“损”的话越爱说。
一位陕西作家有名有钱，但太过节俭克扣自己，舍不得花钱，一次来京，雷抒雁拿他开涮。
他一本正经对朋友讲：
“×
×
，你这么省钱，有一样好处，你知道是啥？
”朋友问：
“是啥？
”他回答：
“你死了，你老婆容易改嫁，因为是个富寡妇。
”直让那位朋友哭笑不得。
抒雁的诗人秉性处处体现，眼里容不得沙子，小到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大到一些社会问题，看不惯就要说，不吐不快。
一次《北京晚报》上，看到他署名的一篇文章，是批评京城大牌餐馆“×
来顺”的，他带朋友去这家餐馆吃饭，遭遇到恶劣服务，和人家吵起来，他气愤难平，回家著文在报上发表，不惜以著名诗人的声名地位与之相搏。
当然最后搞得这家餐馆很狼狈，以公开道歉了事。
2010年，他出任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初评委员会主任、终评委员会副主任，他非常反感文学界的不正之风，对评奖中走关系、拜门子深恶痛绝，一位参评作者不识相，送钱到雷抒雁家中，遭雷抒雁一通斥责，而且把此事在评委会上公开，消息传出，文学界对他肃然起敬，一片叫好之声。
部队转业后，雷抒雁的工作动过数次，一段时间里并不如意，1993年调到《诗刊》任副主编，1995年再调鲁迅文学院任常务副院长，才获得适合于他的天地。
同年，中国作协发出商调函，拟调我进作协办公厅，未获外专局同意。
1999年，中国作协领导问我还想不想动，这次拟让我去的是鲁迅文学院，职务是副院长。
我早有回归作家队伍的愿望，进入作协系统我是很乐意的，但具体到鲁迅文学院，我有犹豫。
雷抒雁是那里的当家人，一个县的乡党，同在一个单位，一个是一把手，一个辅助执政，别人会不会说闲话？
特别是鲁院内部人，会怎么想？
会不会认为雷抒雁是在结帮拉派？
雷抒雁倒是积极支持我过去，认为我的担心属于多余，别人有什么想法管不着，关键是秉公出发，正派做人，端正行事，齐心协力把鲁院的工作搞上去，谁人还有什么话再说？
抒雁的话在理，我下了决心，当年7月，我调入鲁院。
我和鲁院注定有缘。
1983年，我曾有一次进入鲁院的机会。
鲁院那时还未更名，叫文学讲习所。
那年招生，要求各地作协推荐青年作家中的重点培养对象去学习，陕西在物色人选时，我报了名。
陕西作协领导研究，开始选定的也是我，事情几乎都定了，但后来却发生了变化。
作协党组书记、主席胡采找我谈话，通知我推荐人选最终敲定为汉中的王蓬。
胡采说，调我到陕西作协的本意，就是为了加强《延河》的编辑力量，刊物工作任务重，压力大，我若去学习，势必会影响本职工作。
就这样，我与鲁院失之交臂。
王蓬那届学员就是著名的“文讲所八期，”可谓人才荟萃：
刘兆林、邓刚、聂振宁、乔良、朱苏进、黄尧、唐栋、张石山……这些人中后来出任省作协主席、将军、部级领导干部的就有多位。
鉴于这期学员尽是当时文坛的生力军，在他们入学不久，《延河》决定派人前往北京组稿，这个人就是我。
我在北京先后待了一个多月，天天跑文讲所，天天泡在这批学员当中，在此期间，《延河》副主编董得理、评论组组长王愚等还专程赶赴北京，请八期全体学员在北海公园划船游园，在仿膳宴请，文讲所领导李清泉、徐刚和部分老师也都参加。
当时全国各地文学刊物纷纷派人向他们约稿，最终大获全胜的是《延河》，他们当中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每人一篇，《延河》以连续两期的篇幅推出这期学员小说专号。
这是我与鲁院的又一次际会。
我最终走进鲁院，成为其中一名工作人员，算起来，已是第三段缘分了。
鲁院于1984年修建的校舍在朝阳区东八里庄。
这地方我没有去过，赴任那天，雷抒雁陪我走进校园。
此前他曾如实向我介绍，鲁院办学经费拮据，日子不好过，让我做好思想准备，调我来也是想让我与大家共同努力，开拓局面，让鲁院获得大的发展。
尽管他这样说过，但当时鲁院的实际状况还是出乎我的预料。
鲁院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但国家财政给鲁院投入很少，所拨经费存在巨大缺口，只能靠收费办学维持生计。
雷抒雁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带领全院人马举办各种类型的作家培训班，开源创收，节流度日。
2000年，我和雷抒雁之间，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执，在院内，我分工负责行政、党务、人事和财务，由我批准，学院购置了三台电脑。
电脑送来后，抒雁大为光火，认为穷日子有穷过法，买电脑是奢侈，是浪费，钱花在了不当花的地方。
他还有一个理由，不能在台面讲，只能关起门对我嚷嚷：
鲁院有几个懂电脑的？
就那素质，配用电脑吗？
我对他讲：
一个国家级文学院，没有电脑办公是不行的，人员素质低，那就从学电脑开始，改造人的素质吧。
这人也有他的特点，反对归反对，嚷嚷归嚷嚷，你坚持了，他也会依了你。
那时，学院一位负责接送外聘老师的司机，利用认识某些老师的关系，与校外几人联手，私下办所谓的文学培训班，既不合规，也无质量，还抢了鲁院的生源，雷抒雁获悉后，快刀斩乱麻，立即解除了那位司机的聘任合同。
原来接送院领导的司机改为接送外聘老师，那辆收回的车交我开，上下班由我接送他和另一位副院长胡平。
就这样，我这名副院长，兼任司机数年，上班三人一车到学校，下班三人一车回家。
我们三位院长之间，关系非常协调，工作上的事情，有时候在车上便商妥。
我和胡平都喜欢听抒雁在车上高谈阔论，他洒脱的天性，活跃的思维，敏锐的才思，睿智的语言，在完全放松的情境下表现得更为淋漓。
他看待事物，观察问题，常常不同凡俗，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和超常的见解。
比如说鲁院就是一张火柴皮，来学习的作家就像火柴头，都有燃烧的潜质，鲁院需要做的就是让两者那么一擦，点亮他们思想的火苗，引燃他们创造的才华。
谈作家的生活积累，说农村妇女看鸡会不会下蛋，手指头塞进鸡屁股里一摸便知分晓，作家写作肚子里先要有货，腹内空空，下个什么蛋？
再比如他对“以德治国”有自己的看法：
“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怎么能光强调以德治国？
德治思想包含了太多人治成分，应该说‘以德治身，依法治国’。
”有时下班送了胡平，我和他想吃家乡饭，就开车满大街转悠，找寻陕西饭馆。
油泼面、羊肉泡、肉夹馍、腊汁肉、水盆羊肉、荞面饸饹、辣子蒜羊血……都是我们踅摸的吃物。
一次岐山县委赵书记来京，介绍阜成门附近开了一家岐山面馆，下了班，抒雁和我从东四环外的东八里庄跑到西二环的阜成门，四下寻找，转了好多圈，终未找到那家馆子。
遗憾中，我们只好走进一家老北京炸酱面馆，筷子刚把面条挑起来，抒雁就直皱眉头，满脸的不屑：
“哼，这也叫面条？
搁咱那谁家媳妇把面做成这样子，还不让男人骂死？
有一次，我和雷抒雁同时回泾阳，在县城姐姐家吃饭：
搅团鱼儿、萝卜馅饺子、芹菜麦饭、醋溜笋瓜、炝拌莲藕等，都是些家常饭菜，雷抒雁和我却吃得直呼过瘾。
这是我们早年熟悉的口味，除了家乡之外，其它任何地方都无法复制。
雷抒雁最感兴趣的是饺子和醋溜笋瓜。
那饺子所用的馅儿，是把萝卜切碎后搅合肉馅先在锅里微烹，泾阳话叫“拦”一下，成半熟状态，然后再加调味品包了饺子下锅。
萝卜容易入味，这一“拦”，味道尽收，难言其妙。
笋瓜类似西葫芦，但色白，比西葫芦脆，在北京和其它地方，我还没有见过有笋瓜生长和出售。
从泾阳返京许久，雷抒雁还多次与我谈及在姐姐家吃过的那顿饭。
他认为，人类最顽固、最持久的记忆，是味觉记忆。
后来他据此写出散文《舌苔上的记忆》，没想到，姐姐家一顿饭，不光满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而且催生出抒雁的一篇美文。
还有一次偶然事件，引发雷抒雁盎然兴致，写出一篇广为传播的奇文。
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
1999年11月某日晚，时近子时，位于北京西北角一寓所里，“啪”然一声脆响，一方稀世古玉，跌落玻璃茶几之上，只见那玉轻轻弹起，随即碎成几块，落在地上。
一时之间，举座愕然，六双眼睛盯着碎玉，黑脸、白脸、黄脸、粉脸，顿成灰面。
宝玉之主人贾平凹连声说：
“天意！
天意！
古人说，宝物归化，必有先兆。
细想几个月来，天下之不平静：
先是巴尔干战事如火如荼，后又土耳其地震连连，延及台湾地动山摇，阿里山塌落，日月潭塞阻；
再后来，又是飓风，又是暴雨，从南美吹到北美……世界不平若此，宝物岂能安宁。
愤然一跃，粉身碎骨，亦在情理之中。
其时，举座目瞪口呆，似觉东海激荡，昆仑摇撼，连说一声“可惜”都已忘记。
不知这一夜地震台灵敏的测震指针可曾划下一些剧烈的痕记！
事情原委如下。
这一日，贾平凹先生荣获“中国石油铁人奖”，在人民大会堂得一奖牌并三千大洋，晚上庆宴之后，一群京内朋友邀聚白描先生家中闲聊。
一并六人，贾平凹、雷达、李炳银、雷抒雁以及白描和夫人毕英杰。
入座、看茶，然后照例是一番东拉西扯，寒暄、叙旧、高侃。
雷达先生不失时机，从脖下扯出一块玉佩，说是近日得一古玉，上有阴文刻字，不曾认识，想请诸位看看，大家传阅，果然是一方好玉，明亮透澈，雕工精巧，只是仍然无人认得那篆刻的字。
雷达听到众人评说，面有得意之色，悄然收了玉佩，从领口塞进衣里，贴肉暖和去了。
看罢雷达的玉佩，贾平凹先生便有些耐不住了，一脸神秘，说：
“我也有一块玉。
”说着贴脖领子掏了出来。
随后发生的事情也的确出奇。
贾平凹介绍是“金香玉”，玉好，还有香味。
众人便轮流欣赏，最后传递到我妻子毕英杰手中，赏罢，交还平凹时，那玉竟莫名其妙地坠地摔碎了。
抒雁文章继续写道：
平凹是奇人，听声之后，先是一惊，接着闭目伸手，叫：
“六块，六块！
”那声音怪异，像是祈祷，又像是判定。
众人静下神，俯身去拣，果然六块。
平凹说：
“如何？
玉是灵性之物，知道诸位心私爱之，又不便说出口；
且只一块给谁也不合适。
如今碎了，在场是六人定然是六块。
每人一块，拿去吧！
这虽只是个意外事故，但奇在六人恰恰六块，各有一份。
就算是巧合，也巧得出人意料。
平凹的呼声犹在耳边，益发多了神秘色彩。
白描
怪得妻子失手，心中颇为不安，对平凹说：
“我将这一块托人以金子镶嵌给你，留个纪念吧。
令我惊愕的是，往日人皆道平凹吝啬，悭财滞物，此时则见其大将之风。
看见玉碎，先是一震，脸色一暗，心中之苦、之痛，无以言表；
瞬间，即归平静，一口谢绝了白描要以金镶玉之求，说是：
“玉有缘分，今日六人，果为六块，正是得其所哉！
这倒是祥瑞之吉兆！
事实上，我看到平凹当时分外痛心，脸色都灰了，心中着实过意不去。
在平凹提议将玉分与众人后，遂劝阻：
“算了吧，还是我找人用金镶嵌起来还归你。
”并打趣道：
“金子一镶，你这金香玉真成‘金镶玉’了。
”平凹仍是执意分给大家。
事后他曾私下向我道出原委：
原来，此趟来京领奖，他就犹犹豫豫来还是不来，多日来他右眼直跳，左眼跳财，右眼跳灾，来京未必有什么好事。
如今这玉意外碎裂，玉代他受祸，帮他消了一灾，也正是好友的聚会，才会有这样的结果，这玉岂有不分赠大家的道理？
雷抒雁的文章接着写道：
风暴之后，大海归于平静，几位朋友，各自抚着闻着自己所得的一块香玉，又说笑开来。
白描夫妇那里铺纸备墨，要平凹一展书艺。
平凹笔墨功力深厚，名声远播，在西安得的润笔颇丰。
今日诸友正是要榨他一榨。
平凹提笔舔墨，静思片刻，落笔大书二字：
“分香”。
重笔侧锋，凝然有魏碑之风。
只是满张宣纸，只这“分香”二字，略显空廓。
我说：
“再加二字：
‘分香散玉’”。
众人抚掌连声说好。
下边以小字记下今夜玉碎之经过。
遂成一篇秀书美文，白描抢先一步说：
“我收藏了。
抒雁文章中还引用了一些古人的玉论和自己的发挥，洋洋洒洒，恣情率意，饶是有趣。
这便是散文名篇《分香散玉》。
抒雁显然很看重此文，2004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雷抒雁散文六卷集，就是以《分香散玉》作为总书名。
《分香散玉》最初发表于天津《今晚报》，随后《作家文摘》等各选刊文摘类报刊多有转载。
文章原稿系抒雁手写，教人打印后发给报社。
见报后，我把抒雁手写原稿要了过来，连同我和妻子分得平凹的两块玉，还有那幅书法作品，用心收藏。
鲁院的窘迫局面，进入新世纪后得以改观。
2001年，中国作协党组决定在鲁院举办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改变过去办班收费的做法，选拔具有一定创作成就并具发展潜质的中青年作家进入鲁院学习。
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汇报后，得到关根同志的肯定与支持。
此前，雷抒雁带领我们尝试过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实行教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量化目标责任制管理，也曾试图把鲁院纳入国家学历教育系列，但路子走得都很不顺畅。
举办高研班，学员进校学费住宿费全免，伙食还有补贴，一人一间宿舍，电视电脑电话一应俱全，办学经费全部由中宣部和国家财政拿钱，鲁院由此迎来了办学历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期。
在雷抒雁手上，实现了这一转变，这是足以让他欣慰的事。
我和抒雁，有种默契：
同事朋友，彼此有别；
同僚乡党，不可混淆；
公干私交，界限分明。
这话我们彼此没有明说，但却形成共识，严格掌控着之间的界线。
在学院，我是他的副手，一切从工作和事业出发，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
私底下，我和他是朋友，是兄弟，情同手足，快乐可以分享，困忧可以分担。
抒雁对母亲极孝顺，父亲去世后，他便把母亲从老家接到北京，让老人安享晚年。
老人知道我和抒雁的关系，每去他家，便分外开心和亲热，和我说东道西，凡事总喜欢拿老家的标准做比较：
咱哇是咋样咋样，人家这搭可这样这样……马利和老人关系非常融洽，让婆婆很开心。
有时我去了，见老人家穿一件时尚毛衣，或者一双新鞋，老人马上会说明：
“马利给买的，我说样子太新穿不出去，可马利非让穿不可。
”话里透出极大的快乐和满足。
抒雁母亲每天上下午下楼出去转悠两趟，北京话叫遛弯，到附近各处走走，和那些大妈大爷说说话。
一个星期天的午后，雷抒雁情急慌忙地给我打电话，说老母亲上午出去遛弯，到现在还没有回家，附近她常去的地方都找了，不见人影。
抒雁担心老人走失，心里发毛。
我立即开车赶过去，与他一起寻找老人。
六铺炕周边那些街心花坛，护城河沿岸，楼宇间小空地老人们常闲聚的地方，安定门外的地坛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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