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宗族组织研究以广西容县大萃村马氏祠堂理事会为例论文 大学毕业设计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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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hometown、clanorganization
绪论
一、研究缘起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的逐渐开放，海外的华人华侨陆续回乡了。
20世纪90年代后，海外华人华侨已经从先前的零星回乡，到大批且频繁的回乡。
这些回乡的海外华人华侨以提供资金、参与仪式等方式，参与到祖籍国家乡的宗族活动之中。
笔者于2012年的7月至10月，及2013年的5月至6月间，在广西容县大萃村进行共计为期3个月的田野调查。
在进入田野之前，已通过前人所做的调查资料、历史材料等途径，了解到容县是广西最大的侨乡，至今仍与海外保持着频繁的互动交往。
但进入田野的初期，一直苦于无法找到满意的调查对象，偶然的机会发现村里有一个宗亲性质的组织——马氏祠堂理事会。
以马氏祠堂理事会为中心点，透过对马氏祠堂理事会所开展的活动的参与和调查，从而发现大萃籍华人华侨回乡参与的主要活动内容。
改革开放之后，容县籍的华人华侨积极的寻根谒祖、修建祠堂、拜祭祖先，海外华人华侨参与的宗族活动离不开与祖籍地的村民之间的互动交往。
在调查中，海外华侨参与的这些宗族活动引起了我的兴趣。
深入到侨乡的社会结构中，华人华侨对此的影响有那些？
在不断的有海外的华人华侨回乡的情况下，当代侨乡的宗族发展状况有如何？
祠堂理事会、海外的宗亲会，甚至国家在这些跨国活动中又扮演者何种角色？
笔者通过对大萃村近3个月的田野调查，以及所掌握的海外会员特刊，族谱和档案资料，欲对侨乡的宗族组织结构，以及侨乡与海外华人华侨以及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研究目的
广西容县的侨乡和宗族有着其特殊的地方。
然而在目前无论是对广西的侨乡，还是汉人地区的宗族组织结构，都缺少系统的调查和记录。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补充对广西侨乡宗族调查的资料。
其次是对侨乡的宗族组织进行调研，分析与探讨大萃村籍华人与祖籍地宗族的关系，分析大萃马氏宗族结构，以及他们在跨国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研究意义
学术意义：
广西容县大萃村目前还保留有较为完整的宗族组织—马氏祠堂理事会，通过第一阶段的田野调查，已了解到大萃籍海外移民及其后裔与这个宗族组织保持着较紧密的联系。
因此，通过对大萃村宗族组织——马氏祠堂理事会，以及海外华人的跨国实践的研究，试图分析近代以来侨乡的宗族组织变化，以及宗族组织与海外华人的互动，即可丰富宗族理论的研究内容，也可为侨乡的研究增添新的内容或个案。
现实意义：
一是通过对马氏祠堂理事会与海外华人的跨国实践中的研究，从中了解侨乡的文化，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二是通过实际的调查，记录当前侨乡的侨情，为当地的侨务等相关部门提供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的依据或参考资料。
二、学术史回顾
（一）国内对有关侨乡的研究
关于华侨与祖籍地的联系的研究，众多的已有研究多是以广东、福建等传统侨乡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也以历史、移民网络、慈善捐助、华侨华人或归侨认同等为主，研究对象上则是单方面的针对侨乡，或者海外华人华侨。
《福建侨乡调查——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一书是在福建侨乡实际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编写。
作者提出“侨乡”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它在跨越边境的内外互动中锻造着自身的规矩，也展现着自身的智慧。
因为跨境互动，因此，侨乡的形成发展不能不受到相关国家权威不断地进行地方解读乃至结构，承载“侨乡文化”的是有血缘乡缘纽带编织而成的跨国网络，是亲情与实例交易一体的跨国互动。
郑一省通过对广东、福建的侨乡与华人华侨之间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互动关系的调查研究，探讨侨乡与华人华侨之间相互影响与互动关系，探讨互动的产生、进行，以及互动引起的深层次的影响。
蔡苏龙以泉州为研究点，探讨华人华侨对侨乡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认为侨乡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华人华侨跨国界、多层面的互动中实现的，这是侨乡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肖文燕所著的《华侨与侨乡社会变迁——清末民国时期广东梅州个案研究》一书中，作者运用大量史料进行论证，探讨广东籍华侨华人在经济、教育、文化、风俗等方面对侨乡梅州的影响。
《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一书，作者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对福建的侨乡新江的变迁进行调查。
新江邱氏是明中期开始形成的宗族，随后开始向海外的移民，其移民主要聚居在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地。
至清中叶，“下南洋”的族亲已经初步建立起自己的基业，他们再马来西亚槟城的侨寓地“复制”了新江社会，形成一个“双边共同体”。
新江的社会结构等方面受到了海外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侨乡特色。
因此，作者将村落的变迁放置到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侨乡村落的变迁的意义。
汪鲸的《场域理论视角下的国际移民研究——以安徽内陆新侨乡为例》一文通过对场域、资本和村民“习性”的研究，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的个体心理结构两方面来考察新移民活动，为新桥乡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解读模式。
笔者认为新移民场域内资本的流动和转换是推动国际移民潮初现和变化的关键因素。
随着各种资本向内陆山区农村的转移，新桥乡的范围和国际移民的数量将会继续扩大。
（二）国外国内对宗族及宗族组织的研究
1、国外学者的研究
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关注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认为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社会延续是紧密联系的。
在解释中的祖先崇拜之时认为仪式赋予感情神圣统一的表现形式，从而修正、补充和加强了社会稳固所依赖的情感体系。
在汉学研究中，中国的宗族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美国的学者弗里德曼对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进行系统的阐述，在对中国宗族的研究领域中，成为不可不提的名字。
许烺光从文化与人格的角度来探讨宗族的存在基础，将中国与美国的俱乐部、印度的种姓进行比较，认为人口的增加的结果只是使中国人建立了具有内聚性质的扩大了的家庭组织。
许烺光认为这样一个较为自然的组织能够满足他与别人交往的各种需求，以此强调了文化心理和观念对于宗族的重要意义。
科大卫的《皇帝和祖宗》则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对象，提出对宗族历史应该放在地方的和政治的脉络上，加深对中国社会的理解。
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宗族的研究具有社会政治史的倾向，认为宗族是阶级矛盾的产物，或者认为宗族与国家政权、地方社会的关系，注重乡绅阶层的作用。
2、国内学者的研究
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金翼》等著作，对中国的宗族制度进行了更加系统的研究。
林耀华在开展中国汉人宗族研究的过程中参考了西方世系学理论和中国传统的世系学理论，给出了自己的“宗族乡村”或“乡村宗族”的定义。
然而由于限制，海外的学者对中国宗族的研究大多是以海外的华人社会为对象，或者进行历史上的中国宗族制度的分析。
近代以来，由于6、7十年代政府限制宗族的发展，宗族的内容大多被破坏。
国家意识形态与地方社会的协调而发展形成的宗族，在当代社会中具有的是不一样的含义。
对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宗族的发展状况，有的学者认为是复兴，而有的学者认为被破坏的是表面的神龛、族谱等表面内容，而实质并没有被破坏。
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的第一篇《美法村——村落视野中的家族、社会和国家》一文，对美法村的宗族恢复历史进行记录和分析。
作者通过对福建安溪县美法村获得的有关家族与国家关系的社会史与社会人类学资料，重新思考了汉人家族研究和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观点，充分反映了现代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
庄孔韶的《银翅》是对其导师林耀华的《金翼》描述的黄村进行回访调查的基础上而做。
作者在书中用较长的篇幅讨论宗族、房和家族的问题，认为中国人祭祖的根本原理是理念而非功利，与财产继承无关。
庄孔韶将将建国后黄村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1953、1975和1986三个年份，来讨论金翼之家及其所在大黄村的家族形态变迁。
钱杭则认为宗族是一个构建的过程，其客观依据、基本逻辑、核心理念及价值标准，是建立并维系一条完整悠久的父系单系世系，而不是、也不可能形成所谓纯洁的父系血缘。
杜靖对华北的一个村落的闵氏家族进行调查分析，认为在现代话的过程中，传统的宗族文化被铲除，但是为了因应当下的生存危机，将已逝的孝子品格重新安装进宗族成员身上，族人对宗祠进行了重建。
重建的过程实际上是一次家族成会员身份、宗族文化身份和国家身份的再生产，也是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
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面目被表达出来，同时，文化也在行动中被以历史的方式改变着和创造着。
（三）、对侨乡宗族的研究
我们知道，中国东南地区也是传统侨乡分布的主要区域，同时也是大多数东南亚华人华侨的祖籍地。
因此，学者在对侨乡与海外移民之间的跨国实践中，关注到了血缘性质的宗族网络的作用，然后鲜有看到这种网络也扩宽了宗族发展的领域。
弗里德曼提供了进一步思考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建构之间关系的途径。
目前关于侨乡的宗族研究，几乎多是在史学领域探讨，如《侨乡宗族研究——以开平县赤坎镇司徒氏、关氏为中心（1912——1949年）》以民国期间发行的族刊《教伦月刊》和《光域月报》为基本史料，结合当地发行的其他侨刊乡讯及开平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以赤坎的两大宗族为例，着重考察了民国赤坎地区的宗族组织、宗族活动、宗族精英的公、私角色，以及华侨因素影响下司徒氏和关氏的宗族关系等问题。
厦门大学的硕士论文《血缘与地缘：
侨乡传统资源的当代运作——以泉港为研究个案》以一个传统侨乡——泉港为个案，讨论海外华人与祖籍地之间传统的地缘与血缘纽带如何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服务并促进当地中国侨乡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示的海外华人、侨乡民间与地方政府三者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制约的关系，继而讨论传统侨乡资源在当代社会情境下的运作方式。
日本的学者濑川昌久认为明末以后的福建、广东侨乡出国打工者对母村宗族组织的形成做贡献，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它的变形和分化过程。
宋平对闽南地区的曼氏宗族进行研究，探讨文化和社会传统组织在东南沿海的复兴与海外华人跨国社会实践的关系。
作者认为这个曼氏宗族的个案分析的意义在于，其揭示了在全球化肇始时期，宗族作为一种富含意义的社会和文化组织，不仅应该被置于中国本土进行研究，而应放在更为宽广的全球背景下，即一个跨国的社会空间中进行考察。
曾玲对海外的华人社团进行了分析，认为当代海外华人社团以跨国活动和跨国网络为主要内容与特征的全球活动是要引起学者的注意的。
曾玲以新加坡的潘家村为个案，具体考察华南移民在海外建构宗族社会与特征等问题，认为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宗族并非简单的移植于祖籍地，而是一个在移居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建构的过程。
宗族网络是具有共同祖先的人们构建的，通过宗族网络，移民得以在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构建跨国实践的领域。
但在对侨乡的研究之中，学者多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探讨，或者在闽粤的传统侨乡进行调查分析。
广西是地处国家西部，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作为重要的侨乡，与闽粤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在跨国移民的实践中也有着相似的地方。
终上所述，在当前的人类学关于侨乡的研究中，对广西的侨乡调查较少，更加鲜有关于宗族组织的分析。
虽然人类学对中国的宗族研究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也形成了一套理论，但是宗族的理论却未系统的应用到关于侨乡的宗族研究上。
三、研究理论及方法
本文以祠堂理事会为例，综合运用人类学、历史学和跨国主义理论和方法，对祠堂理事会所属的宗族和村落进行调研。
（一）理论视角
本文在整理田野调查资料，参考中外学者有关宗族，以及侨乡的研究的基础上所做。
本文所关注的内容有两点，一是改革开放后大萃籍华人华侨与祖籍地的互动，二则是宗族成员，以及华人华侨对宗族历史的记忆。
由于本文特定的研究对象，人类学的社会结构理论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社会记忆理论也是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社会结构理论是本书采用的主要理论方法。
社会结构这个概念，通常被用来解释社会组织的方式，早期社会结构研究中，斯宾塞和涂尔干的著作系统的对其进行了研究。
斯宾塞提出的社会结构，是社会有机体理论，他认为,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有机体中的所有个体的子集，这些因子各自承担着自己的功能，因此一个完整的社会就是一系列连接起来的结构，是一个“器官系统”。
涂尔干的社会结构则是指称社会学中的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生活的全部模式。
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社会结构是与社会过程、社会功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布朗定义的社会结构为：
把社会结构定义成一种在制度控制下或在已确定的关系中所做的人事安排。
可见布朗关注的是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布朗认为社会生活方式的延续取决于结构的延续，即取决于人事关系安排的延续。
社会记忆理论也是本采用的主要理论。
记忆理论源自于心理学的研究，侧重研究人类的记忆问题。
法国的学者哈布瓦赫于1925年首次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用于研究人的过去如何在家庭、宗教团体或社会等级的影响被纳入记忆的链条。
景军便运用社会记忆理论，分析甘肃大川村庄的过去如何作用于村庄的今天，孔氏族人在重建孔庙之时如何运用过去的记忆。
（二）研究方法
1、参与观察：
本研究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式，参与到当地人的祭祖仪式中，观察当地人在整个仪式中的行动，分析当地人的宗族文化内涵。
2、文献资料法：
容县是具有较久历史的县城，通过在我校图书馆、资料室以及网络资源的搜索等方式，可以找到清朝时期的《容县志》等地方志资料。
大萃村中，寻找到宗族成员写作的《马氏墓志》以及族谱等历史文献资料。
同时侨联所提供的彭亨州文东广西会馆和泰国勿洞广西会员特刊等会馆资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的文献。
3、个人访谈以及深度访谈：
通过与当地宗族活动负责人、回国参与宗族活动的华侨和村内的成员进行的深度访谈，了解当地宗族活动的历史、过程，以及华侨参与的方式，及其当地人所赋予的宗族文化的意义。
本项目中预计访谈60人左右，其中侨属侨眷预计为40人，海外华人华侨20人，以便充分地获得访谈资料和背景资料。
四、概念阐述
本文探讨海外华人华侨与祖籍地的互动，侨乡是这些互动的场域。
因此，下面将对本文的核心概念，及华人华侨、侨乡和宗族组织这三个含义进行阐述。
（一）华人华侨与侨乡
在国家的法律上，会使用国籍的方式来进行判断。
然而在平时的使用中，通常会将华人与华侨视作相同的概念进行使用。
笔者调查中，大萃籍华人华侨将自己视作华侨，在区分自己和他们的父辈时，将出生在中国，后下南洋的父辈，称作中国华侨，而将自己称作泰国，或者马来西亚华侨。
因1997年，以及1999年之前，香港和澳门被英国和葡萄牙殖民，而当地中国移居港澳的华人华侨多在此前迁移，因此我们将回归前迁移到港澳地区的移民视作华人。
因此，在本文中，将“华人华侨”定义为，居住在中国境外，主要居住地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还包括居住在港澳地区的华人。
“侨乡”即“华侨的家乡”。
关于侨乡，并没有具体的定论，通常认为需要从侨乡中侨眷或归侨所占比例，海外宗亲与侨乡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来判断。
侨乡是伴随着中国海外移民史的展开而出现的，他的出现是传统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本文的田野调查点是传统侨乡，即海外华人华侨是在建国前出国，且移居地主要在东南亚国家。
传统侨乡中，所具有的特点便是，当地的海外的华人华侨、侨眷以及归侨人数众多，当地与华人华侨联系频繁，且会受到华人华侨的在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二）宗族组织
宗族组织的元素包括祖先信仰与仪式，继嗣观念与制度，宗族公产等，他们作为单独的元素在古代中国早已存在。
宗族组织在民间以非正式的形式存在，掌握的是宗族成员的信仰等文化资源。
宗族组织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非是政治、经济实体。
建国初期宗族组织被视为落后事物，而被限制，宗族活动被禁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宗族组织或活动得以复兴。
但是复兴后的宗族组织与建国前的宗族组织以大不相同，功能上大多是以发起宗族祭祀等活动为主，而不再拥有行政等方面的作用。
第一章田野调查点概况
大萃这个名称在建国之后才开始使用，在这个行政区域的建构下又分为黄金、长塘、中心、勿罗、大塘5个自然片，18个村民小组。
大萃是一个多姓村，村中包含了20余个姓氏，如马、韦、李、黎、钟、邹、欧、区等。
村里的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血缘团体。
第一节田野点概况
一、地理概况和人口构成
大萃村位于容县十里乡东部，东与大坡村相邻，南与容州镇木井村交界，北与流冲村连接，西部则是江口村。
容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南部，地处东经110°
14′——110°
53′，北纬22°
27′——23°
07′。
容县地处大容山和云开大山两大弧形山脉之间，地势西北，南部高，中、东北部低，由南向东北倾斜。
县的西北面有大容山，北面有望君山，西南面有天堂山，中部有都峤山，东面有挂榜山横亘。
除这些名山，在容县境内还分布着众多大大小小的丘陵。
群山环绕中，有一小块平原，大萃便坐落在这一块小平原上。
村落的主体部分是位于小河沿岸的平原区域，即长塘、中心、勿罗、大塘四个自然片区，这块区域的村民居住较为集中，而黄金片区位于村落南部的山区里面。
大萃村的交通较为便利。
村子踞容县县城有16公里，有来往县城和村子的公交车。
在南部的山区，铁路以东西方向横穿黄金片区。
广昆高速公路位于铁路的北部方向。
2003年，玉林市开展的“十点一线”工程，此期间建设的一级公路，从村子的东北方向到西南方向穿过了大萃村，与铁路和村道交叉。
曾经一级公路是村民外出的主要通道，高速公路开通之后，村民便可通过高速公路外出。
至今村道仍然是一条泥土路，仅仅有一小段路铺设了水泥，即高速公路与村道交叉处到村政府所在这一段路。
大萃的邻村江口村是主要的采沙地，因而经常有大型运沙的车辆通过，使得这条泥土路上面布满大大小小的坑洼。
村民的住房沿着村道修建，主要集中在村道的北部。
容县的主要河流为北流河，又称容江、绣江，为全县主要水运航道，现在也是容县县城居民用水的主要来源。
然而流经大萃的小河，是经过江口村的西江支流，西江又是经过广东入海的珠江的支流，因而西江成为了建国前大萃村民下南洋的主要途径。
大萃村全村单一民族，均为汉族人口。
据乡政府2011年的统计，共计950户人家，2626人，其中女性1245人。
容县自从民国16年开始便有了人口统计，当年全县总人口为189799人。
容县地区的人口自然变动总的趋势是逐步增长的。
迁出则是每个时期的原因有所不同，古代是以迁入为主，迁出则是因为容县籍的人因出国谋生的原因到海外侨居。
容县人口的性别构成，则历年都是男性多于女性。
容县长寿老人较多，1982年百岁老人有6位，1990年百岁老人15位。
目前大萃的村中有3位百岁以上的老人，其中两位女性，一位男性。
村中一共有23个姓氏的人口，以马氏为主，占村民的50%左右，其次为韦氏。
其余杂姓有李氏、黎氏、凌氏、邹氏、区氏、陈氏、陀氏、钟氏、欧氏等，多的有十几户，少则仅有一户。
村民聚族而居，长塘、高胜两个生产队为韦氏居住区域，小姓仅有钟氏；
黄金冲一带为杂姓聚居区域，如黎氏、李氏等；
其余的生产队为马氏为主聚居的区域，其中夹杂区氏、梁氏等杂姓。
村中的常驻人口为老人、年轻的妇女和小孩。
青壮年村民为生计或者个人的发展，到县城，或更远的城市工作学习。
在外打工的青壮年以从事建筑、交通行业为主，即建筑工地工人或者货运司机。
留于村中的妇女，大多为已婚妇女，因在家待产，或照顾还小的孩子而留在家中。
二、历史沿革
容县的历史十分久远，距今已有1700多年。
于晋朝太康元年，置荡昌县，是建县之始。
梁武帝普通四年，改称为阴石郡。
隋时期又改阴石郡为奉化县。
唐朝开皇十九年又将奉化县改为普宁县，废阴时郡。
当时普宁为铜州管辖，贞观八年铜州改称为容州，贞元间容州治所由北流迁到普宁，是为容县建州之始。
开元初容州升格为都督府，天宝十四年置容筦经略使。
乾元四年升为宁远军节度使，有驻军1100余人。
五代时期沿旧制，容州领县六。
宋朝复仿唐制。
元朝至元十三年改安抚司，至元十六年改为容州路总管府；
大德五年复降为容州。
明朝洪武十年五月降州为县，把普宁改为容县，容县之名自是始用至今。
至民国时期，容县地区出现大量国民党桂系军官。
此一时期，兴办新学，发展工业，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时期。
大萃村为容县十里乡管辖，始建于明末清初的之时。
明朝之时，大萃马氏世代担任容县地区的将领。
清初，遭到清政府的压迫，而逃到了现在大萃所在区域避难定居，始建村落。
至清朝后期，此地尚被称作大塘，行政区域上属于波里；
民国时期属于波罗乡，同样也称作大塘村。
改革开放之后，容县多次更改行政区划。
直到1952年，开始有了大萃这个名称，当时大萃村隶属第一区辖乡。
1955年大萃隶属甘旺区辖乡，1958年隶属江口乡辖公社。
1958年8月开始，施行人民公社制度，大萃隶属十里公社辖大队，称作大萃大队。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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