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10第十章 技术认识和技术方法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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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战略高技术的发展一直受到高度重视。
1986年起，国家开始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推动了高技术领域的技术进步。
但是，与经济高速增长相比，战略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步伐还不够大，在某些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甚至在拉大，存在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战略高技术发展目标不集中，各类高技术发展和产业化计划缺乏有机协调；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引进国外技术；
国家对战略高技术及其产业发展的持续支持不够，有效投入严重不足；
缺乏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高技术及产业化国家创新体系；
知识产权开发利用体系不完善，服务体系不健全。
既然发展战略高技术的意义如此重大，那么我们有什么明确的发展思路并预期实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
我们发展战略高技术的指导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坚持，两个面向，两个加强”。
即坚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面向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
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与系统集成，加强前瞻性战略高技术研究和布局。
不同的战略高技术、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拟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
比如，对于信息技术，我们采取开发扩散战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在涉及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能源、海洋等领域，在生物、材料、纳米等高技术领域，我们采取跨越发展的战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新增长点；
在既关系产业竞争力又关系国家安全的航天、激光等战略高技术领域，我们采取自主创新战略，加速形成我国自主技术创新能力；
选择有相对优势的战略高技术方向，采取优势集成战略，组织重大项目集中力量取得突破。
我们的目标就是：
在2020年前后，形成国家战略高技术创新体系；
逐步形成与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运行机制；
具备以自主技术为主解决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重大科技问题的综合实力，形成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相适应的国际技术竞争力；
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现代化起到重要的支撑与带动作用。
在信息、生物、关键材料等领域重点突破，实现技术和产业的跨越发展，进入这些高技术领域的先进国家行列；
在航天、核、激光微纳米及战略能源等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为实现新军事变革、保证国家安全提供技术基础，形成新的产业生长点。
看来，我们发展的思路和战略目标都很明确，那么，发展战略高技术确立的重点任务是什么？
我国战略高技术的选择原则是：
打破国际垄断、保障国家安全，显著提升我国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对相关产业与技术跨越具有带动作用，可能引发技术或产业的变革，以及在重要国际技术前沿进行探索与创新。
依据上述原则，确立了战略高技术重点领域，从众多高技术领域与方向中凝练出重大专项。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建立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速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目前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什么特点，高新技术产业化主要面临哪些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产业规模发展迅速，但其产值占全球份额仍然较低；
产业增加值不断上升，但产品附加值较低；
产业R&
D经费投入不断提高，但产业技术密度仍然较低；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及其占商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攀升，但进出口贸易逆差仍较大，出口产品以加工贸易为主；
产业开发区发展迅速，但产业集群优势不明显。
高新技术产业化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
科技宏观管理与决策机制改革不到位；
片面追求科技资源的自我循环和单位局部利益，削弱了产、学、研合作的基础和动力；
当前投融资体制与高技术产业化需求不适应；
高新技术产业化尚未充分释放就业潜力；
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系统集成能力不足，合作动力不足。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提出了哪些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归纳起来有十个方面：
建立国际技术发展趋势动态监测与预见体系；
加强战略高技术研发基地与平台建设；
启动“兴业计划”，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工程化，从根本上解决科研与产业“两张皮”问题；
完善以政府为主体的战略高技术研究投资机制，构建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政策引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投融资体系；
建立经济、科技部门信息共享机制；
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速国家标准的制订、推广与国际化；
注重文化和体制创新；
要重视国际合作，更要突出自主创新；
完善科技企业创新孵化体系，突出区域比较优势，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和增长极；
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就业潜力，关注并积极应对高技术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
路甬祥：
载《科技日报》，2004-09-29
讨论题
1．战略高技术预测的指导思想和意义是什么？
2．我国战略高技术选择的原则是什么？
3．如何理解路甬祥院长关于高技术发展相关的政策建议之间的内在关系？
2、“京沪高铁”技术方案争论的启示
近10年的纷争
京沪线位于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这条铁路已经超负荷运转，亟须一条高速的客运专线。
1994年，中国开始酝酿建设京沪高速铁路，1998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宣布建设京沪高速铁路。
早在1994年12月，铁道部等几个部委联合提交的“京沪高速铁路重大技术经济问题前期研究”课题报告即声称，修建京沪高速铁路迫在眉睫，应该力争在“九五”期间尽早开工。
此后，铁道部方面一直在呼吁国家尽早立项。
关于这个计划的前期研究工作已经进行了近10年，数以千计的科技人员取得了200多项科技成果，然而至今这条铁路还没有上马。
原因就在于，一场“磁悬浮与轮轨”的学术之争延误了该工程开工。
1994年，这个计划一经提出，日、德、法三国争相来到中国，竭力推荐自己的技术。
由于当时这个项目铁道部力主轮轨技术，因此，三国开始推荐的都是轮轨技术。
1998年，中国政府高层对德国磁悬浮技术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三个国家之间同一技术的竞争就变成了两种技术—磁悬浮和轮轨技术之间的竞争。
“高速轮轨方案”是铁道部递交的，主张在京沪线建高速铁路（类似法国高铁）；
“磁悬浮方案”是由中科院的三名院士提出的，他们主张在1300公里的京沪线上马“磁悬浮”，该方案认为高速磁悬浮铁路克服了传统轮轨铁路提速的重要障碍，具有能耗小、噪音低、环境污染小、启动停车快以及安全、舒适等优点。
有些媒体指出，这场争论不亚于当年是否修三峡大坝之争。
2002年，媒体透露京沪高速铁路将采取日本新干线技术，一时间在公众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将此与民族情感，以及近年来发生的“三菱问题车”“大葱事件”“人民币升值论”等一系列中日纠纷联系起来，强烈反对采取日本的技术。
可以说，京沪高速铁路技术方案选择引起公众和专家这么大的关注是少见的，这也使中国政府和公众认识到对技术的评价不仅仅限于物性功能评价，而应该从人文、政治角度对技术进行全方位的反思。
技术方案的评价过程
关于京沪高速铁路，国家铁道部、科技部、中科院、工程院以及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分别组织了很多次的论证和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计委下达了对京沪高速的正式评估要求，至今已组织了三次论证。
1996年4月23日，铁道部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京沪高速铁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家有关决策、政策研究、国家重大技术项目评估专家和铁道技术专家。
在这次会议上，大多数专家支持九五期间京沪高速铁路立项，并首先从运力最紧张的沪宁线上起步。
但由于这时，很多专家提出了一个质疑，就是修建京沪高速铁路是否当务之急？
一种意见是，应自2000年起即行修建。
另一种意见，认为近年铁路客、货运量有所下降，应推迟10－15年。
这个“何时修建”的质疑使“京沪高速铁路”技术方案的讨论暂时搁置了起来。
199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组织的近30位专家，对磁悬浮和高速轮轨进行了技术比较分析。
在工程院次年3月向国务院提交的咨询报告中，一个主要的结论是，“京沪线上采用轮轨技术方案是可行的”。
对于磁悬浮技术方案，咨询报告称，由于目前世界上并未建成商业运营线，目前在京沪线上采用的技术和投资风险都很大，它与既有铁路网也不能兼容，所以，“至少在近10年内，不能在京沪全线采用磁悬浮列车主案进行工程建设”。
对于上海铁路局原总工程师华允璋等人提出的第三种方案，即利用摆式列车（车体具有可倾摆功能）改造既有线提速，咨询报告认为，利用摆式列车提速对我国是十分必要的，但对客、货高密度混运的京沪线而言，难以提速到200公里/小时以上，因而是不可取的。
与“轮轨派”观点不同，科技部和中科院则对磁悬浮技术非常热情，科技部成立了磁悬浮项目科研机构，还把它列入国家863计划在“十五”期间的12个重大专项之一。
中科院中工所目前集中人力投入研究拓展工作。
早在1998年初，中国科学院三位院士就提出以磁悬浮列车取代传统轮轨列车的主张，并受到科技界的支持，其最富“诱惑力”的口号是：
从北京到上海只须坐4个半小时磁悬浮列车。
2003年8月底，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牵头组织，先后到秦皇岛和上海对中国第一条客运专线秦沈线和第一条磁悬浮线进行比选。
9月1日到5日，在北京召开了专家论证会，与会的共有20多人，包括7名铁道部专家，7名科技部专家，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专家以及一些经济学家。
这个会议被认为是科学比选的开始，比选结束后由专家组拿出各自的方案，再由中咨公司上报发改委，最后由发改委组织成意见上报国务院。
据悉，这次会议原本的议题是“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方案提出”与“技术分析”三项，但最后只讨论了前两项。
有关采用什么技术，可以从哪个国家得到这些技术，在国际谈判中中国应采用什么策略等问题还未展开讨论。
论证并没有在原来基础上有什么进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似乎已陷入僵局，国家决策成为关键。
2004年年初，争论了5年的京沪高速铁路建设方案终于尘埃落定。
经多方权衡，1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京沪高速铁路弃用磁悬浮、采用轮轨技术的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和公众对这场技术方案争论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尤其是当媒体透露铁道部将可能采取日本新干线技术的时候，在公众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将此同历史教训、民族情感以及国家经济安全联系了起来，反对采取日本技术。
一些专家也指出，京沪高速是国家主干线，作为国家战略安全考虑，绝大部分应以国产技术为主，部分引进国外关键先进技术。
而所有引进的国外关键技术，也应有国产的替代技术，以备在战争时不影响国家安全。
虽然国家对“京沪高铁”的决策过程并没有公开听取普通公众的意见，但不可否认舆论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正在进行的论证和决策。
我国政府和公众也逐渐认识到，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需要社会的监督，加强透明化，并应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发言权。
对这场评价的反思
在对京沪高速铁路方案的评价过程中，最值得人们反思的是专家意见的独立性、可靠性和客观性。
这场争论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应该是一件好事情，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在重大决策上的进步。
任何一项重大科技决策，因为所涉及的问题复杂而专业，都需要由专家做出科学意义上的论证，但这并不是说重大决策有了专家论证，就一定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还必须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机制。
当前，我国由各相关部委自行组织专家开展论证的方式已经暴露出很大的弊端，尤其是涉及社会和公众的重大决策。
例如，在对京沪高速铁路的论证中，各方专家的意见就很值得推敲，而且各方组织的专家立场也惊人的一致，如铁道部组织的专家全力支持“高速轮轨”方案，科技部和中科院的专家则不遗余力地推动“磁悬浮”方案。
为了赢得政府和公众的支持，“磁悬浮派”的专家和“高速轮轨派”的专家都在极力宣扬自己的优点。
前者说磁悬浮能够安全经济地以500公里/小时的速度在3小时内跑完京沪全程，后者则认为地面高速交通最经济的速度是高速轮轨可以达到的300~400公里/小时，等等。
再有，以关键的造价问题为例，铁道部1994年提供的京沪高速轮轨的造价估算数据是523亿，在一片质疑声中，铁道部在1996年将总投资提高到了973.7亿，动态总投资（包括高速列车购置费及贷款利息）则提高到1300多亿。
但质疑者仍然认为这个数据严重偏低，并称估计实际上需要2000亿以上。
对于这样一个可能影响中国未来高速交通格局的重大工程项目技术路线选择，公众更多的是置身事外，只是当可能选用日本“新干线”的消息泄漏后，才在公众中掀起了有关民族感情的争论，但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不同技术方案的含义，这说明我国公众对重大的科学项目没有进行过思考。
各种专家意见也没有使政府和公众对项目有一个确切地认识，由于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专家意见已经不能让公众信服，而只会使决策者感到无所适从。
究其根源，是因为我国政府部门和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将技术评价（更多是称之为“科技评估”）看作是一项科学活动，从评价的设计阶段，如评价指标、标准的选取，到评价的实施阶段，更侧重引入各种数量化的技术性方法，采用工具性价值和经济理性价值作为评价的价值基础，使得评价给人以表面公正的感觉而抹杀了评价另一种特性，也就是社会性的存在。
我们并不否认技术评价活动的科学性，但也不能忽视技术评价，尤其是面向公共决策技术评价的社会特质，即评价的社会互动性。
因为面向公共决策的技术评价本身是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尤其是涉及技术方案的选择、影响评估和效果分析就是不同价值观偏好显现的过程。
只有让不同价值判断参与到评价过程中，并且相互协调、中和，才能使评价更为全面、更为广泛。
谈毅、仝允桓：
《中国科技论坛》，2004（4）。
标题自拟
1．技术预测和技术评估都是技术开发过程的重要环节，试以本案例为个案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2．大众媒体和公众在这场争论中起了什么作用？
如何评价他们的作用？
3．通过本案例的介绍和分析，你认为中国的科技评估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如何改进？
3、耐人寻味的“技术预测”
镜头一：
我们能够进行预测吗?
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者采访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到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时，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失败而告终，但他最后还是说：
“我们现在见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现在看来，他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当时在美国还是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
克里克教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当然，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预测成功的例子也有很多。
1939年，德国化学家哈恩和他的同事史特拉斯曼意外地发现了通过核变释放原子能的方法。
哈恩和史特拉斯的研究成果为当代核物理学的兴起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美国的技术预测专家根据技术发展趋势外椎曲线，相对准确地预测了发展原子武器的进展。
1953年，美国的戴维斯博士又在空军的协助下，使用速度外推法预测了太空探险的发展，预言火箭的速度将在1957年取得，脱离轨道的速度将在1959年达到。
这两点预测都极为精确地得到了验证。
这些都是成功预测的例子!
镜头二：
阿斯旺水坝告诉我们什么?
大型水利工程的建成，往往对生态环境有巨大的影响，它不但改变了当地的水文地貌，而且还改变了局部的气候小环境，此种生态变化是长期而缓慢的√，很多是隐形不易察觉的。
在实际的水利工程设计时，我们总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对即将建设的水利工程可能产生的生态负面影响进行预测与评估，同时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来进行补救，但是当水利工程建设完成并投入运行后的漫长时间里，我们总会发现许多生态负面影响是我们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完善甚至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的。
埃及的阿斯旺大坝，是水利史上生态负面影响的代表。
历史上，尼罗河的定期泛滥给埃及的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尼罗河泛滥问题?
于是产生了修建一座大坝来调节洪水的提案，历数大坝的建成将带来如下益处：
（1）解决洪水泛滥问题，在洪水期大坝把上游来的洪水拦蓄于水库内，而在枯水期，又可以开闸放水，这样可以使得尼罗河的水流基本保持稳定，免除了下游洪水泛滥之苦；
（2）大坝的建成在上游形成了巨大的本库，不但大大提高了尼罗河的通航里程和航运质量，而且可以开发丰富的旅游资源；
（3）利用水力发电能提供巨大的国民生产发展所惠雷的廉价的动力资源；
（4）极大地提高农田的灌溉面积，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如此等等。
在如此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下，修建大坝的提案获得通过。
1960年，阿斯旺大坝工程破土动工，历时10年，耗资10亿美元，于1970年完工。
修成后阿斯旺大坝高11lm，库容1．69×
101‘m3，可灌溉约7，7×
10imz农田，装机容量2．1×
101‘kW。
最初，它确实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例如它为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资源，有效地防止了旱涝灾害，改善了尼罗河妁航运条件，等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程的负面影响逐渐地显露出来。
大坝建成后，尼罗河定期泛滥把泥沙淤积在下游两岸使土地肥沃，泥沙现在淤积于库内，下游土地逐渐变得贫瘠。
人们开始使用化肥、除莠剂、杀虫剂等，但单产还是减少，而且加剧了尼罗河的污染。
由于泥沙基本淤积在库内，尼罗河口淤积与海岸侵蚀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海岸线迅速后退，岸边许多村庄被淹没，同时河口生态链被打破，鱼类丧失了主要的食物来源，一些鱼类慢慢地在这里绝迹。
大坝建成后，水文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往昔流动不息地尼罗河如今变成静止的湖泊，为钉螺和疟疾等病原体中间宿主和直接媒介物的大量繁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据统计，水库一带居民吸血病的发病率约为80％，部分三角洲地带几乎高达100％，这对当地居民的健康造点严重的威胁。
阿斯旺高坝的建成给埃及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但是阿斯旺高坝对尼罗河的生态负面影响在高坝建成几年甚至十年以后也慢慢地凸显出来，埃及政府为此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相应的补救。
但是，却难以消除种种严重的生态负面影响。
于是，人们在问，阿斯旺高坝的得失到底如何?
它所得到的社会经济效益和付出西生态环境代价相比是否合算?
摘自：
曾国屏等：
《当代自然辩证法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讨论题
1．试结合本案例说明技术预测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2．有人认为；
没有办法对事物的发展进行预测，也有人认为只要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就可以对事物进行准确预测。
你认为人类能够对未来进行预测吗？
【教学内容】
第一节现代技术认识的特点
现代科学与技术相互融合、互相促进，形成了科学、技术与生产一体化的新局面。
一、科学、技术与工程的关系
钱学森把科学技术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
工程：
指人们综合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的方法与手段（工程理论），有组织、系统化地去改造客观世界的具体实践活动，以及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工程实践）。
工程基本内涵：
第一，工程活动是从制定计划开始的，或者说计划是工程活动的起点。
第二，实施（操作）是工程活动最核心的阶段，工程活动的本质是实践、是行动。
第三，工程的决策理论和方法在工程的成败和工程哲学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它涉及工程的自然要素、科学技术要素、环境要素、社会人文要素和价值要素等一系列要素，是工程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拓展阅读：
工程哲学研究概述
二、技术认识与科学认识的区别
马克思认为，科学是认识世界，是精神生产力；
技术是改造世界，是现实生产力。
技术与科学在多方面的差别决定了技术认识和科学认识之间的差别。
三、技术认识的基本程序
世界经合组织（OECD）：
技术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包括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三种互相重叠又相互作用的要素的综合过程”。
因而，技术发展的过程与技术认识的过程具有一致性。
技术认识的基本程序为：
四、技术方法的特点
技术方法既寓于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中，也寓于各种技术决策活动中，是技术研究与开发、技术决策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途径与可操作的规则或模式。
前者主要涉及到技术原理的构思、工程设计与技术试验等，后者涉及技术预测与技术评估等。
第二节技术的预测和评估
在技术开发过程中的课题规划阶段，技术预测和技术评估都是重要的程序和方法，它们是科技发展到现代水平后才出现的。
预测与评估有时难以分开，因此本节将技术预测与评估一起阐述。
一、技术预测
预测：
通过对现有资料的研究和分析来计算或预报未来的某些事件或情况
技术预测：
把预测科学应用于技术领域，对技术的未来特性、趋势或对有用的机器、过程的推测就是技术预测。
它是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研究技术发展的变迁规律。
美国：
1990年成立了国家关键技术委员会，以未来5～10年竞争前技术为研究对象，从技术供给能力和产业需求出发，由关键技术委员会的12～25位专家选出在未来5～10年期间可行并可能实现的对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重要的关键技术。
从1991年起，美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每两年定期发布，目前已发布了4个报告。
日本：
从1971年开始，利用大规模德尔菲法（Delphi）每5年进行一次技术预测调查，至今已进行了7次调查。
这项研究的宗旨是从长远观点出发，对未来30年的技术发展进行预测，从众多有希望的技术发展成长点中比较科学地捕捉重点。
他们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通过向3000多位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专家进行咨询，对1000多个技术课题项目进行评价。
走在世界前列的日本技术预测
英国：
1993年发表了《发掘我们的潜力：
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科学技术白皮书，于1994年首次开始了国家技术预测工作，对16个行业未来10～20年内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评价和分析，并把重点放在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的结合上。
1999年4月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预测，这次技术预测主要强调竞争力优势、生活质量提高和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
国外技术预测特点：
第一，对技术预测的认识已取得基本共识。
第二，各国技术预测领域趋同。
第三，从本国需求出发开展预测工作。
第四，已形成了规范的预测方法。
第五，对战略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国：
1992～1995年，原国家科委综合计划司和政策体改司共同组织了国家关键技术选择研究，该项研究界定了我国国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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