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从游十记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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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31年的大学生活，我不禁回想起一幕幕难忘的镜头，于是生出这样的念头：

大学，正由于有了大学生和教师的相谐从游，一种活生生的交互传感的文学的艺术体验和学术兴味，才成其为大学啊！

大学里有什么？

大学里总有水，池水、湖水什么的，有水就该有鱼，所以大学里总是有鱼的。

但我这里说的鱼却是指在大学里生活的大学生和教师们，就像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名言那样，“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但我还要郑重地加上一句：

中鱼传感。

凡是有特长的同年级或高年级同学及更高的研究生学长，都可以成为本科生成长的传导器、传感质或中介，也就是我所谓中鱼。

中鱼就是在小鱼和大鱼之间充当中介者。

这样看，大学的鱼们可分三种：

本科生如小鱼，教师如大鱼，高年级同学及研究生学长如中鱼。

想想这样的大学、这样的鱼们：

一群群小鱼跟从大鱼游，还有中鱼做传导，游着游着，小鱼们变成了它们自己想象的大鱼!

我的大学求学时光可以说有四个时段，即本科生（1978至1982）、硕士生（1982至1984）、在北师大任教时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85至1987）和做博士后研究（1988至1989），分别是在四所不同的大学，就是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牛津大学。

但这里我特别想说的只是本科生和硕士生两阶段。

这不是说在职博士生和博士后阶段不重要了，而是相比之下，我的职前的本硕两阶段学习，对我后来专业方向的确定和教师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更突出的预构和实际塑造作用。

　　一、大学老师

　　最让我怀想的神话般美妙的时光，是在四川大学中文系77级的本科四年。

作为一个怀揣读书梦想的文学青年，那时的我一进大学就如饥似渴地读书。

这个求学动机在今天可能显得有点高雅，在当时其实很朴实和普通：

作为一个高中毕业时才15岁而渴望读书，但却被毛主席派下乡去劳动锻炼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在田间地头发呆时巴望这一天已很久了。

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们那20万人口的四川乐山地区沐川县考上大学和大专的总共也只有22人，而我居然就是其中令全县人羡慕的一个，能不倍加珍惜？

由于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几乎每门课程都让我投入，每个老师都让我敬重，因为它们和他们都代表我向往已久的学问。

龚翰熊老师的“外国文学史”课，特别受到我和同学们钟爱，因为他一走上讲台，总是滔滔而来，才思泉涌，充满激情地向我们打开外国文学的神奇之门。

在改革开放年代之初，那门“窗口”课程对我们的启蒙作用简直无与伦比!

多少年后，我已忘光了龚老师讲授的具体知识点以及名言警句，但却深深地刻下了他的大学教师风貌及带给我宝贵启迪的记忆。

像他那样做教师，该有多好！

这也是我当时深埋心底而不便向人启齿的幼稚独白。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应当就是无知的“小鱼”想成为自己仰慕的“大鱼”的最初的蠢蠢欲动！

王世德老师讲授的“美学”，把我们年级那时正涌动的与全国节拍相呼应的美学热火进一步烧旺。

由敏锐好学而富于思辨激情的同学张丹宁等发起，我们年级自发成立了美学兴趣小组。

在王老师指导下，无知无畏的我们甚至胆大包天地动手编起了全国第一部《美学词典》（这种无知在今天看是不懂学术规范，但在那时恰恰被视为敢于解放思想的壮举啊）。

这种师生协力开展美学研究的情形，用今天的时髦雅词来讲，大抵就相当于美学研究工作坊之类吧？

杨明照先生的博学儒雅、向熹老师的学识渊博、唐正序老师的严谨、张清源老师的热情关怀、戴震老师的一丝不苟，也都一一使我无法忘怀，他们共同汇合成为川大教师留给我的难忘记忆。

　　二、川大的“民主派”

　　其实，本科四年中对我影响很大的除了教师外，还有众多同学，这是不能不提的大学生活里的另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因素。

我们年级100人中，有大约五分之一强的是“老三届”（本该在1966、1967、1968年毕业的三届高中生，因“文化大革命”而耽误了高考），他们进校时多三十来岁，比我们大了十来岁，不少是孩子的父亲或母亲了，带薪学习，生活经历和学术阅历都远为丰富，尤其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前“修正主义反动教育路线”的熏染以及十多年的苦熬。

多少年后我才意识到，同这些“民主派”在一起学习，真正得益更多的恰是我们这些二十上下的“少壮派”。

因为，他们把自己多年的学习体会、体验甚至教训，都在日常相处的无形中传感、渗透给我们，而又不必扮演教师的正经角色，帮我们节省了多少精力、少走了多少弯路！

仿佛在教师与我们之间架设起一座沟通、中介的桥梁，从而事实上给予我们以宝贵的“中鱼”般传导作用。

刚进校时，由于扩招，我们在旧的宿舍十人挤一间，挤得苦不堪言。

但还在为能圆大学梦而激动不已的我们，却来不及在乎这些，而是兴奋得天天不知疲倦地熄灯后在床上神聊。

担任学习委员的“民主派”老大哥王忠勇，在那时总是成为神聊的中心人物。

他述说自己如何在“文革”十年里时常独自深入被造反派封存的图书馆取书看，自由地读了一部又一部外国文学作品。

博闻强记而又口才一流的他，向我们津津乐道地大讲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海明威、惠特曼等的小说故事，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听得我们如痴如醉，乐此不疲，帮助来自边远山区县城孤陋寡闻者如我等及时体悟到外国文学的美妙。

有时，他的讲述和我们的共鸣欢呼声直吵得邻舍同学来敲门时才不得不停息。

还要感谢他封我做“文学概论”课代表，让我从此有机会同文艺学结下不解之缘。

　　三、高分秘诀

　　还有的“老三届”大哥、大姐，都曾从不同方面给我以帮助或感染：

王大江、田贵禄、邓季方、谢武军、毛建华、何毓玲、赵晓玲等。

他们对我的帮助和影响，遍及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才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辨能力，生活阅历，学习方法，做人做事之道乃至其细枝末节（细微处方见精神），几乎方方面面。

这些来自同学的及时帮助和持久影响，并没随大学时代结束而烟消云散，而是至今绵延不绝，珍藏于心。

第一学期考试成绩下来，我虽然竭尽全力但仍不理想，而“民主派”们却纷纷获得高分。

为什么？

不解的我去请教主讲“文学概论”课的陈应鸾老师，他说人家不仅答了课堂上讲的内容，而且还有自己的体会和思考。

我怀着对陈老师的感激，又向几位门门高分的“老大哥”、“老大姐”讨教，他们说自己的秘诀就是平时喜欢看一些课外书，想一些问题，回答时就有自己的东西了，而且有的上大学前就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呢。

大学的高分原来不仅来自课堂和教材，而且更来自于自己的课余自学和独立思考。

我于是有了豁然开朗的兴奋感。

从第二学期时起，我知道了努力的方向和方法，卖力地大量阅读和练习，各门主科成绩从此就不曾低过90分了，我也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

所以，四年本科生活我要特别感怀的人中，不仅有那些引领我从游的“大鱼”老师，而且更有一直陪伴我从游的“中鱼”学长和“小鱼”同伴，特别是学长们的“中鱼”式的传导作用十分重要。

在大学里，每个同学（“小鱼”）事实上就都是我的“中鱼”啊！

　　四、人外有人

　　当然，这种“中鱼”在“大鱼”和“小鱼”间起着传导作用的学理，是我多年后在总结从游式本科教学时才明白过来的。

当时只是惊诧，你以为你在自己家乡那巴掌大地方已经拔尖了，但到了大学才知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就说头一学期写作课布置摸底作业吧。

老师出的题目叫“新的起点”。

我自以为写得还将就（自己跟自己比），但等到老师讲评龚巧明同学的作文，才知差距有多大。

很快就知这位“老三届”早已是有名的女作家了。

班里同学中，写小说有龚巧明，写诗数徐慧（同样上大学前就是著名女诗人），写散文有何毓玲，创作上你算老几？

即使不算“老三届”，更年轻的文学才华与想象力过人的要数胡红武了。

就是跟我相同年龄段的“少壮派”里，聪颖又好学者数尹红，才艺令人艳羡的数易丹、毛迅、苏丁、冉光泽，痴迷创作而不断进取的数周昌义，家境优裕而又勤奋苦读的是乔靖，才智全面而又为人厚道的是周平，能背诵数千首古典诗词并下笔成章的是周裕锴，书法二胡兼擅的是王岳川，喜欢戏曲而又记忆力惊人的是张庆科。

哪个都很厉害啊！

唱歌、跳舞、体育比赛、办刊物、办晚会、诗朗诵等，百位同学几乎个个都身怀绝技。

写到这里，有一件事不能不提。

我从川大毕业到北大求学时，有大箱书要托运到北京。

那时为了替我节省托运费，赴京工作而又结伴一道走的几位同学如刘勇军、周昌义、胡红武、刘显华、陈富荣等一同帮我沉甸甸地托运走了，每每回想起来便涌上一股暖流。

我在家时就收到分配到国家经贸部办公厅工作的刘勇军写来的信，他感叹说一出北京站后大家就充满怀念和担忧地各奔东西了，“很快消失在首都的茫茫人海里”，这句子在我心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

陌生的北京，新的环境，让我们来京的十多个同学常常聚集在“会长”胡红武周围，时时通过缅怀大学时光而吸取应对京城新生活挑战的勇气和力量。

胡红武、谢武军、周昌义、刘勇军、王岳川的好客和烹调技艺至今令我回味。

　　这种大学时代同窗给予的支援、感召及慰藉，是任何其他人都不能代替的。

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汇聚一堂，本身就形成一种优质的交互传感的学术场域，让每个身在其中的人于不知不觉中受到持续的濡染和提升，足见“中鱼”对“小鱼”和“小鱼”与“小鱼”之间的影响力有多大。

人们常说大学塑造人，这里面其实就少不了“中鱼”对“小鱼”的传导作用，和“小鱼”同“小鱼”之间的相互传感作用。

在此意义上，大学如果没有同学之间的相互濡染，还能成其为大学吗？

　　五、未名湖的老师们

　　本科毕业，我不得不告别难舍难分的同窗们，去到一个带来新挑战的陌生新校――北大。

临行前，白须飘胸的系主任、《文心雕龙》研究专家杨明照先生当众表扬我考上北大是为川大争了光，并指点我到北大后去请教前辈校友赵齐平教授、周先慎教授，勉励我向他们学习，争取学业大进（后来他到北大出差时还专门约我见面）。

这让我既感温暖又生忧虑。

北大，那可是全国最高学府啊，你能行吗？

初到北京时同样是在初春，我因为从成都到北京的火车票不好买，晚到了几天，中文系的迎新见面会已开过，一切都似乎在暗示我：

同学们把你甩到后面了。

好在我去北大中关园一公寓见到我的导师胡经之教授和师母后，我的忧虑消除了不少，他们的关怀给了我温馨的鼓励。

我从此和同门丁涛、陈伟一次次在这里聆听先生教诲，还不时地品尝师母的手艺，这种在导师家登堂入室的感觉是本科阶段没有的。

胡老师作为我国文艺美学学科的开拓者，教导我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都要学，理论一定要落实到实例分析上，为我指明了“审美体验”和“体验”这一主攻方向，带领我在中国古典美学和现代美学资料收集与整理上下功夫，这些都使我至今仍在受益。

　　除了导师外，北大的其他老师也给了我很多。

张少康老师的“古代文学创作论”课为运用现代方法研究古代文论做了示范。

哲学系叶朗老师为本科生开的“中国美学史”课，吸引了多系本科生和研究生，我听满一学期，获益颇多，他的讲稿成为后来影响很大的专著《中国美学史大纲》的基础。

一想到本身就富于诗人气质的诗歌理论家谢冕老师，我脑海里就浮现出这样的镜头：

每天清晨，他身穿背心短裤，生气勃勃地从蔚秀园跑到我们所在的北大29楼313室，轻轻地敲开门，把一叠作业、材料或一本书交给我们同寝室的他的弟子张志忠，然后继续跑步而去。

那时没有电话，导师有事情都喜欢自己跑学生宿舍。

谢老师宏亮的声音和矫健的身影久久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和潇洒风度，常常让我们羡慕不已而又自愧不如。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是由他主持的，正是他的开放和睿智给了我宝贵的支持，这种支持一直持续下来，我有课题申报或评奖申请也总请他写推荐书，他也总是欣然应允。

刚从美国交流归来的乐黛云老师，那时正意气风发地在全国开创比较文学事业，成为搅动新的学术风潮的领军人物。

正是她的魅力感召，我曾到比较诗学领域研习了好些年，也常常从她弟子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受益，而她对我也总是有求必应地慷慨帮助。

严家炎老师是我的川大老师张清源老师的同学，我一到北大就带着张老师的亲笔信去拜见过严老师，后来虽没机会听他授课，却从他的著述和为人风范中收获丰厚。

当90年代中后期我因编选“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而备受争议煎熬时，他站出来替我说话，令我铭记在心。

袁行霈老师是我一到北大就想去听课的名师之一，早听说他主讲唐诗研究好评如潮，但去了才知他当时到国外讲学了，好在多年后能在他藏书如山的蓝旗营书房里听他讲学论道，算是弥补当年的遗憾。

　　说实在的，要说北大老师同川大老师有什么不同，单就他们个体来比较，你的感觉不一定鲜明，因为他们都素质优秀、爱岗敬业、乐教适教；

但合成一个整体来想来比，你却可以立马产生一种分明的感受：

北大老师的与众不同和优势在于，他们有着一做就成国内领先的特别势头和影响力!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不仅在于地缘优势，而且更在于由地缘优势激发的创造性活力和潜能开发上，因为那时的北大毕竟是全国的学术中心和联通国际学术界的桥头堡，每个教师都在这个全国最敏锐、最开放、最有辐射力的完整的学术空间里跃跃欲试，一飞冲天。

当然这只属于我个人在那个年代受业时的初浅感觉和记忆了。

　　六、与顶尖人才相遇

　　在北大，虽然全系同级十几个硕士研究生被编到一个班里，叫中文系81级研究生班，但实际上已不再有本科时代那种“班”的一体式内涵了，更多地是同一学科点的同学在一起活动。

同班的是注定了不久后就会如雷贯耳、名扬天下或功成名就的同学们：

黄子平、葛兆光、季红真、夏晓虹、章必功、朱晓进、张志忠、张鸣等。

他们中多数毕业于北大本校，还有的来自吉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

他们个个才气独具，并都携带着自己母校的才气和传统，来与我相遇，立时让我领受到在川大时不可能有的远为高远的学术标杆和巨大的成才挑战。

同门“老三届”大姐丁涛曾是北大女附中高材生，亲历“文化大革命”，远赴北大荒插过队，人生阅历丰富，是那种平时不显山不露水而临到大事却极其清晰灵敏深刻之人，她对艺术的独特体验和洞见及对人生的深切领悟更是令我折服。

毕业后，1985年暑假，我在去九寨沟游玩的长途客车上，偶然听到邻座几位大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热情地夸赞他们的丁涛老师的戏剧分析课多么精彩，直让我为有这样的同门师姐而自豪！

另一同门陈伟的聪明、敏捷和勤奋，也曾给我莫大的动力。

还要特别说到哲学系美学专业的四川重庆同乡刘小枫、张法（重庆从四川省分离出去变成直辖市，则是十多年后即1997年的事了）。

前者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德语专业、后者是我的校友、来自四川大学中文系78级。

刘小枫一到北大就显露了过人的学识、才华和开拓精神，以及热情待人的风范。

很快就名扬海内外的他，对那时愚钝的我的帮助和开启，让我永远铭记。

张法是被刘小枫赞扬为“思路永远那么清楚”的人，他的逻辑思维之清晰、条分缕析力量之强劲以及于默默无闻中一鸣惊人的韧劲和过人才华，为我前行竖立了标杆。

　　如果说，四川大学本科生同学协助我形成了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子所需的包含专业素养、人生素养及想象力培育在内的综合素养，那么，这些全国顶尖的硕士生同学给我的，则是更为深细的文艺美学专业学人所需的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素养的濡染。

前者更突出宽厚的专业基础素养，后者则更强调深细的专业创新素养。

当然，两者对我的濡染效果本无根本差异，只是重心约略不同而已。

　　七、北师大文艺学

　　我是1984年9月起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

此前一年，中文系副主任及文艺理论教研室负责人童庆炳老师，派正在北大跟从胡经之老师进修文艺美学的齐大卫老师来要人，胡老师就推荐了我，我也有幸被他们选中。

我一到北师大，童老师就安排我为分校82级学生上“美学”课，并且还和齐老师来听我上课，课后即开会作讲评，从讲稿、讲解语气、教态到板书等都及时提出要求、建议和努力方向。

我一到北师大马上就能开课并站住脚，及时赢得学生的热情肯定和赞扬，恰是童老师的关怀所给予的，也与齐老师的帮助分不开。

我在第二年就跟随黄药眠先生做了全国高校首届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也是童老师力荐和指点的结果（他也是我的副导师）。

那时的北师大文艺学是全国高校文艺学第一个博士点，有80高龄的德高望重的黄先生领航，有年富力强的童老师亲率我们冲锋陷阵，着实成为国内高校文艺学研究与教学变革的先锋团队。

加上钟子翱老师的严谨与扎实、马新国老师的稳健与变通、李壮鹰老师的博学与执著、刘谦老师的随和与关切等，都让那时全教研室里年纪最轻、资历最浅的我这个后学，感觉来到了一个充满创造活力和关爱的环境里，得以全心投入教学、研究及个人发展。

　　八、我的1980年代

　　我在分校上了最初的“美学”课后，紧接着就回来依次给校本部83级、85级、87级大三讲，还给84、85级新开设“当代西方美学”课。

那时我们师生之间年龄相差也就几岁，有着几乎共同的想象和愿望，这使得我们的沟通几无障碍，所以课堂简直就成了我们之间相互从游的乐土。

我们一道谈论李泽厚、宗白华、朱光潜、海德格尔、马斯洛、马尔库塞、尼采、弗洛伊德等中外大家，也品评王蒙、张贤亮、张承志、铁凝等中国作家，以及争论徐星、刘索拉、莫言、余华、苏童等。

我那时不仅在理论上主张艺术就是体验的结晶，而且在教学上也主张那种把师生都带入其中去共同体验的体验式教学，这自然极易激发起我们共同的人生激情和探索欲望。

师生间不仅课堂上有热烈而融洽的对话，而且课下还有经常的交谈和争论，甚至他们一有兴致就闯入我在四合院北楼208室这小屋里来聚会聊天，有时就着大白菜喝啤酒谈美学也其乐融融。

那种几乎零距离的师生热烈对话，后来少有了。

那时的北师大中文系崇尚学术严谨厚实而又开拓创新，有着汇聚天下英才而教之的豪放大度，为我等年轻教师提供了自由思考和发挥的天地，也给更年轻的学生提供了成长成才的广阔舞台，这一点在童老师领导下的文艺学学科点格外突出。

我和这几批学生的从游经历，永存在我们的共同记忆里，多年后他们和我回想起来，还都十分珍视，因为那是我们共同拥有和分享的“80年代记忆”。

　　九、从体验式到学理式

　　等我1988年到牛津做博士后研究并在1989年秋回校重返课堂，猛然发现自己和学生们之间的关系变了许多了。

这不是说我自己“三十而立”后有了新想法，而主要是在牛津经历自己所谓“语言论震惊”后，对学术和教学都有了新的转向考虑：

学术上我执意实现两个转向，就是一是从西方美学研究到中国问题分析，二是从文学原理研究到文艺文本批评，结果是我以“修辞论美学”跨越了自己的“体验美学”阶段；

教学上我主张从体验式教学转向学理式教学，就是告别课堂体验的想象和激情，转向学术梳理的冷静及批评实践的应用性。

这种转向的后果可能是相当明显的。

一些我当年的学生陆续考回来做研究生，到课堂后发现变化很大，坦率地对我说，“我们想来找回当年的体验，但没有了！

”我深知他们要什么，但我确实已无法回到从前了，其实他们也应该一样啊。

“时过境迁”，毕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带着学生们阅读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边尽量冷静地梳理文论学理，一边满怀热情地示范着做中国文艺的文本分析，包括用语言学模式如“符号矩阵”和“三角结构”分析中国小说。

我意识到，我的首要责任不是让这些新学生和我一道像80年代那样艺术地体验过就算完，而是要让他们在领会学理基础上动手开展文艺批评，掌握必要的专业技能和学术本领。

　　同学生们一道开展学理研究和文本分析实践，这种学理式教学几乎贯通了我的90年代教学。

这种探索得到三届中文系主任张俊老师、程正民老师和刘象愚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使我得以坚持下来。

程正民老师虽然从新解体的俄苏文学研究所调回我们文艺学学科点的时间不算长，但这位和蔼、厚道、博学、重友情的师长，作为童老师的老同学和老同事，一直默默、忠诚、沉稳地协助童老师开展学术研究，培养研究生，对我们传帮带。

在童老师带领学科点穿越惊涛骇浪而终于驶入坦途的那些难忘岁月里，他的忠实辅佐、陪伴和对我们的悉心扶持都令人感佩。

在我心目中，他绝对是做教师、同学、朋友、同行、同事乃至父兄的楷模。

　　十、探索从游式教学

　　进入21世纪，晃眼间我熟悉和崇敬的老教师们纷纷退休或去世，我也就自然地成了中文系（2003年改建为文学院）少有的“老”教师之一了。

“老”自然多是指呆的年头长。

尤其当越来越多的常常叫不上姓名的年轻教师补充进来、当我的学生也成为研究生导师时，这种“老”的认同感随之强化起来。

此时，我对自己多年教学经验的反思与提炼愿望变得越来越迫切了。

我常常在课堂上让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担任助教，让他们批改纸质作业或上网回复学生问题、甚至登台讲授课程片段。

我还经常吸引本科生参加研究生读书会、研讨课、开题报告会及答辩会，这样的教学效果简直好得出乎我意料：

越来越多的本科生对文艺学充满了兴趣并愿意学下去。

他们有的还私底下告诉我，正是那些研究生的表现，使他们打消了对文艺学的最后一丝畏惧和犹豫心理，在保研或考研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个原来望而生畏的专业。

这些事例都让我对自己的教学方式做了反思。

我沿着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倡导的“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理念，回溯到孔子的“从游”教学思想与实践，参照多次国外访学见闻及校内从事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学管理的经历，结合自己多年教学经验，提出了从游式本科教学这一新思路。

我自己的特别心得则是发现并提出了“中鱼”概念，探索在现代大学体制中推行的可能性。

这是对我过去体验式教学和学理式教学加以总结和反思的结果，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能回溯中国传统又能吸纳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经验，例如美国著名的“博伊报告”（《重新构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一份蓝图》）的变革设想。

我还有一个颇具难度的意图是，从大学教学管理者角度，以有效的行政措施，去化解困扰研究型大学多年的科研硬而教学软的难题，把教师和研究生都作为优质教学资源而重新面向本科生开发和开放，形成一种让本科生“小鱼”在与教师“大鱼”和研究生“中鱼”的从游中成长成才的优质的学术生态环境。

师生在大学里自由地从游，该是一幅多么平常而又令人心动的校园景观啊！

　　经过这样一番思绪飘忽，我发现自己近来想得多又特想同读者朋友交流的，还是大学中从游的体会，包括做教师时的，也包括做学生时的，而学生时的兴许更能与如今正在求学关头的年轻读者共鸣和分享吧。

我自己的过去，实在该感谢那些曾引领和陪伴我从游的大中小鱼们。

　　本文根据笔者即出《大学从游――王一川文学批评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自序整理而成，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