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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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起帝王将相，下讫一般庶族文人士子，以至僧侣道士都热衷于编撰史作。

见于《隋书·

经籍志》“史部”著录的史书，十之八九产生于三国至南北朝期间，而且往往“一代之史，至数十家”。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370年间，以纪传、编年二体修撰的东汉史有12家、三国史有15家、两晋史有23家、十六国史有29家、南北朝史有24家。

这一时期著史风气之盛，由此亦可以窥见一斑。

这些纷至沓来的史书，虽然很多是粗制滥造的劣作，却也不乏质量上乘的传世佳作。

如在二十四史中，就有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和魏收《魏书》5部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所占的比例不少。

其中，《后汉书》、《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并称“前四史”。

又如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法显《佛国记》、南朝裴松之《三国志注》、刘义庆《世说新语》、北朝郦道元《水经注》、杨衔之《洛阳伽蓝记》等，都是史学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名著。

还值得一提的是，即便一些已经亡佚的著述，如谯周《古史考》、挚虞《畿服经》、干宝《晋纪》、崔鸿《十六国春秋》等，对史学发展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2）史书的数量激增而且种类多样：

我国现存最早的两篇史志图书目录，一是《汉书·

艺文志》，一是《隋书·

经籍志》。

在《艺文志》中，群书虽然被分为6大类（略）、38小类（家），却并没有单独的史类。

作者把包括《史记》在内的9部、411篇史书附于《六艺略》的“春秋家”之后。

而《经籍志》则把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史书成了与经书并列的一大独立部类。

不仅如此，作者还将著录于史部的874部、16558卷亡佚之书，“剖析条流，各有所部”，进而分成13类。

依次为：

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两篇图书目录的著作年代前后相距560多年，《艺文志》所反映的是西汉以前典籍存佚状况，《经籍志》反映了唐初状况。

两者在史书著录上的巨大差异说明，西汉以前，史书数量十分有限，还谈不上分类，经过东汉以后，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的长足发展，史书不但在数量和种类上都已超过经书，并且彻底摆脱了图书分类学上的“附经而行”。

当然，《经籍志》四部分类法并不比《艺文志》六略分类法更科学，有些明明是史书却没有著录于史部。

如《春秋》、《左传》、《国语》被列在经部；

二是史部本身分类标准也不统一。

如正史、古史（编年）按体例分类，而霸史（少数民族史）按内容分类，故纪传、编年并存，体例不一。

但是，从《经籍志》能够把当时的史书区分为13个不同的种类来看，至少已清楚地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的发展演变，不只是在数量上的空前激增，还在于它们的体制和内容，不断突破纪传、编年二体“正法”，品种和类型越来越趋于多样化。

（3）治史水平的提高和历史知识的普及：

这一时期治史水平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史书质量改进和史学评论活跃两个方面。

此外，史注、史考的发展，地方史志、民族史、历史地理、目录学等专门史研究的兴起，也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治史水平的提高。

魏晋时期，随着“一代之史，至数十家”现象的逐渐形成，后起史家撰作新著，只有更加深入治史，才有超越前人旧作的可能。

东晋袁宏为了撰写《后汉纪》，曾“缀会”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注意“正之”，“经营八季，疲而不能定”。

以后，刘宋范晔撰《后汉书》，又将袁纪的精华及重要史料大多吸收进自己书中。

梁初裴子野不满意同时代沈约所撰《宋书》，于是改纪传为编年，“更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而卷帙仅有沈书五分之一。

沈约读罢，自叹：

“吾弗逮也”。

史家治史深入的结果，必然是史书质量改进，产生于魏晋南北朝后期的史学名著所以大大超过前期，这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著史之风盛行和史书的数量激增而种类多样，带动了史学评论迅速活跃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评论，就评论对象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三国时代，主要评论史事，如诸葛亮《论前汉事》；

两晋之世，转而评论史家和史书，包括考辨史体；

及至南朝，开始探讨评论史学发展的历程，如梁代刘勰《文心雕龙·

史传》。

《史传》是当时史学评论的突出代表，也是上述史评著述流传下来的仅存硕果。

作者在篇中阐述的史学理论，对唐代刘知几撰《史通》有很大影响。

史学评论的活跃，尤其是评论对象的前后变化，有助于推动史学研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

谈到历史知识的普及，自然不能不提起这一时期的“史抄”。

魏晋以后，史书数量多，种类繁，卷帙又大，即便饱学之士也难以遍览。

史抄的兴起，适应了当时一般读者便捷扼要地掌握更多历史知识的需要。

所谓史抄，就是“抄撮旧史，自为一书”。

它删繁就简，实际上是各种史书纲要的通俗读本。

当时的史抄，或者专抄一史，如《汉书抄》、《晋书抄》，或者合抄众史，如《史汉要集》、《三史略》。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以史料价值不高来贬低史抄。

其实，史抄的主要价值并非史料，而在于普及历史知识。

除了史抄，当时还出现专门针对少年儿童学习历史知识而编撰的启蒙读物，如《童悟》。

它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的潜移默化作用更不容忽视。

此外，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众多注史之作，对于辅助读史和普及历史知识也有一定的作用。

由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南朝后期甚至出现了“四境之内，家有文史”的现象。

3.史学繁荣发展的原因：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乱，国家的分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复杂，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都促使统治者更加注重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当时的统治者和一些志士学者希望通过对历代成败兴亡过程的考察，以史为鉴，从中寻找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

蜀相诸葛亮以“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斜也”为例，规劝后主刘禅留心政治。

吴主孙权认为读史大有益处，不但督促部下吕蒙读史，还要求太子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旨在总结“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

正是因为史学具有以史资治、劝诫得失、有益风化的特殊作用，所以这一时期的每个政权差不多都在建立之初便设置史官，组织人力编修国史和前代史，就连“偏隅僭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从而形成了“乱世多修史”的奇特现象。

其实，当时割据政权编撰史书还有更深一层意义，那就是以此申明“华夷之防”或争得“正统”。

最为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南北朝沈约、魏收所撰史书。

南朝沈约撰《宋书》，书中专立《索虏传》，把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斥为“索虏”。

北魏魏收则针锋现对，在《魏书》中立《岛夷传》，把偏安东南半壁的东晋、刘宋贬为“岛夷”。

除了设官修史，有些政权还设置了传习和研究史学的专门机构。

东晋太兴二年（319），后赵石勒称王时，即以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

这是“史学”一词的第一次出现。

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在建康立儒、玄、史、文四学。

“史学馆”是封建政权创办的第一所史学专科学校。

宋末齐初，置总明观，内分四科，每科置学士十人，专门从事研究，其中便包括了“史学科”。

需要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官制度较之先秦、秦汉发生了很大变化。

史官的设置虽然由来已久，但是，直到两汉之时史官都并非以修史为专职，而参与官史修撰的也未必就是史官。

如《史记·

太史公自序》称，两汉太史令“既掌天官（天文历法）”，东汉一代多次召集硕学名儒著作东观，然而，《东观汉记》的主要修撰者，如刘珍、边韶、蔡邕等人，都是以他官兼修史书的。

在我国，以修史为专职的史官设置，始于曹魏。

据《史通·

史官建置》，魏太和（227-233）中，始置著作郎，隶中书省。

晋元康（291-299）初，改隶秘书省，置著作郎一人，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佐郎职知博彩，正郎资以草传”。

南朝宋、齐置著作郎，梁、陈置撰史学士（一作修史学士），名称虽有变化，但“专掌史任”职事不变，十六国诸政权也大多设官修史，如汉（前赵）刘聪置左国史，“撰其君臣纪传”；

前凉置儒林郎，“撰其国书”等。

北魏置著作局于秘书省下，又别置修史局，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

及至北齐，改修史局为史馆，仍以宰相兼领、掌监修国史。

“史馆”之名由此产生，这一史馆制度到隋唐以后成了历代相沿的定制。

其次，汉末大乱，打乱了东汉王朝的专制统治秩序，经学急剧衰落，“史官失其常守”，这些都为魏晋南北朝的史学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

两汉时期，儒学独尊，经学一统学术，但是，经学的危机也在发达之中日益显现出来。

当时，大师说经，“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是较为常见现象。

尤其甚者，东汉白虎观会议后，盛行以纬书解释儒家经典，经学流变成充斥迷信邪说的谶纬之学。

所以，魏晋以后，一方面是经学急剧衰落，而另一方面，具有资治、劝诫等现实作用的史学，备受统治者的志士学者的关注，得以蓬勃地发展起来。

据《隋书·

经籍志二》，“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

因此可知，不待东汉灭亡，官府控制史学的局面已事实上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志士学者，“憋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忘”，主动承担起记事修史的历史使命，因而出现了一部又一部的私修史书。

先例一开，“自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终于掀起了魏晋南北朝370年间私家著史盛行的风气。

因为没有官府的强制干预，也不必拘泥纪传、编年的体制束缚，于是，在“正史”、“古史”之外，“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等各种体制的史书纷纷发展起来。

在中国史学史发展上，这一时期所以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就是因为“我国封建时代史学部门、史学体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全备”。

当时统治者干涉修史之事也不是完全没有。

如北魏太武帝就以“暴扬国恶”的罪名，诛杀撰修国史的崔浩等人。

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这一时期修史相对比较自由。

这并不是统治者不想干预修史，而是处在分裂的时代，争战频仍，统治者既不可能像两汉那样全面控制修史之事，也无暇顾及每一部史书中的具体问题。

第三，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纤维纸普遍用于书写，为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除去战乱的破坏，多数统治者都很注意在各自割据区域里的经营，尤其各族劳动人民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坚持不懈地从事生产劳动，所以不乏出现局部繁荣的景象。

最为显著的，是以长江流域为主的南方地区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

因为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得一般士人不依赖官府也能研究历史和撰修史书。

事实上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优秀史著主要是私史，还有不少士人因私自撰修史书出名而当上了史官。

东汉中叶，随着造纸方法、原料的改进和推广，纸更适用于文字书写，三国以后，使用纸来书写文字逐渐普及。

及至东晋末，桓玄下令“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纸张终于完全取代缣帛简牍成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

当时，用纸撰写史书已是寻常之事。

为了防止纤维纸和纸质文献遭到虫蛀，还采用了诸如药材染纸、薰书等加工处理方法。

纸张价廉轻便，又能持久保存，并且没有“缣贵而简重”的缺点。

它的普及使用，对于推动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大量的、大部头的文书，与纸的使用普及给史书的撰写和流传带来了极其便利的条件不无重要关系。

二、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

在二十四史中，比较完整地记载地记载魏、蜀、吴三国历史的史书，是西晋陈寿的《三国志》。

不过，陈寿虽然有“良史”之才，但他当时所能见到的史料毕竟有限，因此《三国志》的内容还不够充实。

陈寿死后约130多年，南朝宋裴松之利用后来不断发展的史料著成《三国志注》，使更多的三国历史资料得以保存下来。

1、陈寿与《三国志》：

这一时期，有关三国历史的官私著述，可考者就有将近20家。

其中，属于官修的有韦昭《吴书》、王沈《晋书》，其余都是私家著述。

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

少时聪敏好学，师事同郡史家谯周，攻读《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有扎实的史学功底。

仕蜀汉，为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因不愿曲意阿附当朝权宦黄皓，屡遭遣黜。

仕晋，为佐著作郎，历阳平令、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屡遭权贵排挤非议，仕途不顺。

西晋统一全国后，陈寿开始搜集魏、吴、蜀三国史料，撰述《三国志》。

王沈《魏书》、谯周《蜀本纪》等，当是他依据的基本材料。

前后历时约15年，成书65卷，“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司空张华很赏识陈寿的才华，表示要将修《晋书》托付给他。

陈寿生前并没有将《三国志》进献朝廷。

陈寿病故后，朝廷以“《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特地下诏河南尹和洛阳令派人持纸笔“就家写其书”，这部私修史著正式得到西晋官方认可。

除了《三国志》，陈寿还编有《蜀相诸葛亮集》24篇、《古国志》50篇等，惜皆亡佚。

陈寿把《三国志》分成相对独立的三大部分（《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在纪传体史书中别具一格。

其中，《魏书》居全书之首，曹魏国君加帝号，立“纪”，《蜀书》居其次，《吴书》殿后，蜀吴国君只称“主”、立“传”，即位都写明曹魏年号。

有人因此责难陈寿“帝魏不帝蜀”。

然而，这种既如实反应魏蜀吴三国鼎立，又强调祖国历史仍然统一的记事方式，恰恰体现了他高于一般人的卓越史识。

《三国志》虽断代为史，但并不拘泥于以王朝兴亡为断限，全书记事上起汉灵帝光和、中平之际，超出曹丕代汉（220）30多年，下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灭吴统一全国，与三国时期的下限相同，完整叙述了近百年间中国社会历史从统一到分裂、到再统一的过程。

这无疑是陈寿卓越史识的又一体现。

除了帝魏不帝蜀遭人责难之外，还有两个问题：

一是对人物的评价时有不公。

如《晋书》本传称陈寿因有撼于诸葛亮，故而“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

其实，陈寿在《诸葛亮传》中不但予亮以“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的高度评价，并且作为全书的特例还收录了《诸葛亮集》目录。

因此，这种责备显然缺乏事实根据。

二是批评《三国志》记事时有曲笔，尤其叙述西晋皇室和魏晋禅代之事时有曲笔，多所回护。

清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列举了《三国志》中的不少曲笔和回护之处。

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

曲笔、回护是封建时代史书的通病，陈寿以蜀臣仕晋，屡遭排挤，处事自然格外谨慎，所以不能简单地以要求今人的标准去苛责于古人。

其次就《三国志》整体而言，陈寿取舍选择史料比较审慎谨严，基本做到了实录史事。

所以赵翼同时又认为：

“《三国志》虽多回护，而其剪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也。

”

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三国时代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影响的人和事，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方面有贡献者，几乎都有记录，对一些国内少数民族与周边邻国的历史也有记载。

为了尽可能地反映历史全貌并节省篇幅，书中普遍采用了带叙的方法，如《王肃传》带叙当时的经学及学派之争，《王粲传》带叙建安七子等。

除了善于叙事记人，《三国志》的又一精彩之处是它的简扼评语。

如评刘禅为“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自亮没后，兹制渐亏，优劣著矣”。

《三国志》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叙事过略，往往只存事目而不见具体内容。

如书中有关九品中正制，仅《陈群传》“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一语。

此外，《三国志》未立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等内容的“志”，也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尽管《三国志》还存在诸多缺陷，但仍不失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最好的三国史著述。

正如刘勰指出：

“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2、裴松之与《三国志注》：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从小就很好学，博览群书。

宋文帝元嘉年间，奉命注《三国志》，另著有《裴松之集》、《裴氏家传》等，均已亡佚。

当时一般注史之作大都限于地理名物、音义训诂，而《三国志注》则不然。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一方面肯定陈寿《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不失为“近世之嘉史”，另一方面又指出它“失在于略，时有所脱落”的欠缺。

他注《三国志》，首先是“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广泛搜集资料，然后对原书进行“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有所论辩”，从而大大弥补了《三国志》记载过简、遗漏甚多的缺陷。

例如，有关曹操屯田之事，陈寿在武帝、任峻等人纪传中虽然多处提及，但是都极其简略，使人不甚了了。

为此，裴松之于《武帝纪》注中引王沈《魏书》，于《任峻传》中引《魏武故事》等史料做了必要地补充，把曹操实行屯田的原因、目的、措施、效果等都比较清楚地记述了下来。

裴松之注《三国志》，引用的魏、晋人著述达210种之多。

这种广集博采、以史著史的方法，在中国史学史上属于首创。

裴注所引资料，不但都“首尾完具”、不加“裁剪割裂”，而且都注明出自何书或何人。

这些著述到唐初撰《隋书·

经籍志》时，就已经亡佚了四分之一以上，两宋以后，更是十不存一。

尽管一些学者对裴注颇有微词，如唐代刘知几讥其“繁芜”，南宋叶适断言“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

然而，裴注所保存的大量古代史料，对于三国历史的研究，其重要性不下于陈寿原书。

但就这一点，也就很值得肯定。

清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指出“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

所以，《三国志注》的问世，是这一时期史注发展的重要标志。

三、司马彪《续汉书》八志、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

在二十四史中，完整记载东汉历史的史书是《后汉书》。

该书系由两部史书合成，纪、传作者是南朝宋范晔，志为西晋司马彪撰，一般称《续汉志》。

另外，现存东晋袁宏的《后汉纪》，是一部编年体的东汉史著。

东汉一代，多次召集名儒硕学著作东观，修国史《东观汉纪》，但始终没有完稿。

魏晋以后，有关东汉史的著述不下数十种，且体例多样，计有13家东汉史著作，完整保存至今的仅西晋司马彪《续汉志》、东晋袁宏《后汉纪》和南朝宋范晔《后汉书》3种，其他10种已散佚。

四、史学领域的扩大：

魏晋南北朝史学，一方面是体制“正法”的纪传体和编年史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是“体制不经”和门类多样的史著不断涌现。

这一时期，史学领域也随着各种专门史的兴起而空前拓展起来。

以下着重介绍民族史、地方史志、沿革地理和谱学四种专门史的发展概况。

1、民族史：

史书记少数民族史，是我国史学的传统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文献中便有不少关于少数民族的记载。

两汉以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中都立有“匈奴”、“西南夷”、“南越”、“西域”、“乌丸”、“朝鲜”、“东夷”专传。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各民族史学的蓬勃兴起，民族史逐步突破正史“夷狄传”的藩篱，发展成史学领域内一个专门的领地。

见于《隋志》史部“霸史”类著录的33部史书，有28部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六夷”相关。

此外，“古史”、“起居注”、“杂传”、“地理”等类中也著录了不少关于少数民族的史书。

当时的民族史著述，有综述多个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专著，如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梁萧方等《三十国春秋》等，而更多的是分族或分国的专史，如前赵和苞《汉赵记》、后赵王度《二石书》、以及佚名《瓯闽传》等。

这类史书的作者，既有汉族士人，又有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如羌族人姚和都撰《秦记》、鲜卑人元勰撰《要略》等。

上述情形表明，民族史学的兴起和发展是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众多民族史著作中，以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的影响最大。

以晋、宋年号系年，十六国国书一律改称“录”、帝纪改称“传”，“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区分时事，各系本录，破彼异同，凡为一体”。

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崔鸿能把十六国历史写成统一年号下的各民族发展史，确实需要不凡的胆识。

后来，北齐魏收撰《魏书》，唐房玄龄等撰《晋书》，都曾依据该书。

可惜到了北宋，该书已经残缺不全。

司马光编修《通鉴》虽有引用，但所见已非全书，今行世辑本，以清代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为好。

常璩《华阳国志》，既是涉及西南地区上千年历史的地方志，又是重要的民族史。

该书记有汉中、巴、蜀、南中等地几十个少数民族或部落的名称和分布状况，并对其中一些重要部族的历史传说、生产生活、风俗习惯以及与内地汉族王朝之间的关系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是研究上古至两晋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

2、地方史志：

地方史志在我国起源甚早，如《周礼》即有“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和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说法。

《隋志》所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是官修地方史志的最早记载。

及至魏晋南北朝，地方志的编撰风行一时。

《隋志》史部著录的359部“杂传”、“地理”之作，主要就是地方史志，其中绝大部分成于这一时期。

随着这些记述一地人物和一方山川、风土、物产等著作的大量涌现，地方史志逐渐成为史学领域的专门领地之一。

魏晋南北朝的地方史志主要分为“记人”、“述地”两大类。

记人之作，专记地方人物，其渊源有二：

一是正史中已有的传记，此时期独立出来的，如良吏传、逸民传、列女传等；

二是正史中所无，为此时期兴起的，如张胜《杜阳先贤传》、刘义庆《江左名士传》等。

述地之作，专述地方风土、物产，有两种形式：

只有文字不附地图的称“地记”，以图为主或图文并重的称“图经”。

此时期流行的主要是地记。

最早以“记”命名的地记之书，是三国时蜀汉谯周的《三巴记》和东吴顾启期的《娄中记》。

经籍志》记载：

“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

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由此可见地记专述之盛。

可惜这类地方史志之书，除了少数几种尚有辑本，都早已湮灭无闻。

图经盛行于隋唐时期，但此时已有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地方实在的著述，以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成就最高。

常璩，蜀郡江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