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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他在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批注道：
“必待自然科学的初步发达有了知识的基础，才能据之找出一种普遍必然的因素，才能形成自然哲学”。
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世界上的知识有两门，一门叫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
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这些论断具体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渊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一具体科学一一实践这样三个层次关系。
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源于实践，以作为实践结晶的具体科学为客观基础，又能够在指导具体科学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
革命时期，毛泽东以社会价值为导引并运用策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哲学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是中国革命的科学的理论指导。
“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面对救亡与发展的历史主题，实现向唯物史观转变的毛泽东运用政治策略调整社会政治关系以助推中国革命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理想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本政治价值。
一九四九年的胜利，“带来了一个新中国”，即“一个不再受百年来的各帝国主义欺压的独立的中国”，“带来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国”，即“不再是五十年来的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了”，“还带来了一个社会平等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秩序稳定、人民团结，社会风尚和道德水平显著提高”并“充满理想和希望”的新中国。
2.1.2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毛泽东强调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相当程度的发展。
毛泽东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上十分落后的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革命的转变是将来的事，何时转变要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不到条件具备时不应轻易谈转变。
关于这个条件，毛泽东指出：
“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
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这就是说，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当发展。
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这些条件，在时间上，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建国时估计，大约需要十到二十年时间。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中，在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会有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甚至是决定作用。
恩格斯曾经批判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做法，指出在历史过程中经济因素不是唯一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列宁也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中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特别是“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作了侧重和发挥，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理论。
他指出：
“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
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革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
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
没有。
……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的运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毛泽东思考社会主义改造的落脚点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一方面，联系到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工业化水平极低的国情，毛泽东尤其要求实现国家工业化，尽快改变生产力落后的状况。
毛泽东把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就体现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他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提出了赶超美国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
美国只有一亿多，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
李富春同志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
这个看法我也赞成。
总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
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吐一口气。
”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时，针对苏联在合作化期间曾经发生生产力受挫折的问题，毛泽东特别关注合作化后农业产量是否增长，一再要求把生产放在第一位，要防止死牛现象等等；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指导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处处强调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改造好坏的标准。
“提高生产率，比单干要多产粮食或多产其他作物，增加一般成员的收入，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
”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成果看，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的确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
其次，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理论运用，是关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的理论。
在1951年春夏党内围绕山西发展农业互助合作问题展开的争论中，毛泽东以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后，而且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之前调整生产关系形成的工场手工业也是一种新的生产力为依据，实际上提出了先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生产关系的调整也会形成新的生产力的观点。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改造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关键环节，个体农业经济、个体手工业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只有把它们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
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
“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
毛泽东正是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出发谈生产关系的变革，从社会主义改造谈生产力的发展、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政权的巩固，既强调了发展生产力的终极目的性，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国情强调了变革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关键作用，这成为他提出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一体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和方法来源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别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坚决采取没收的方式，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两面性的特点，以及其他的政治经济条件的考虑，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和平赎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把马克思、列宁的设想变成了现实。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仍然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同盟的关系，坚持把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特点之一，也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路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典范。
2.1.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本世纪50至60年代，晚年毛泽东已是公认的哲学家。
他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的概括过程中，在融汇中西哲学思想成果过程中对哲学进行了深刻反思。
他越来越领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方法论的真滴，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哲学观。
这一时期，他往往从方法论、认识论视角给哲学下定义，启发人们重视哲学的应用功能。
1、从认识意义上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
1958年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犯了错误。
如何从哲学高度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晚年毛泽东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他看来，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于不少干部不懂得马克思注意认识论。
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跟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
”1963年5月，他在杭州会议讲话中指出：
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和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
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做出明确概括：
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
一般来讲，认识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论，以及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的认识论。
毛泽东在这里显然指广义认识论，启示人们要重视哲学的认识功能。
2、从思维方式意义上认为“哲学是一种方法一种架子”。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通语言。
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夕又扯不清楚。
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⑨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过：
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
1960年3月他在天津会议上指出，“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
⑩所谓“契子”，是指哲学是一种认识框架和模式。
“架子论”蕴含着深刻的思想：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正确的思维方式，为我们提供了相对定型化的思维操作样式，即主体如何对信息进行筛选、一加工处理借以把握事物本质的反映方式。
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正确的思维框架夕为我们提供了思维运行的适当空间。
它规范人们在一定的“思维圈”内对特定的思维容量进行加工，探求客观世界的规律性。
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正确的思维方法。
它为我们规定了思维运行的规则，以及思维进行精神生产的手段一一思维方法。
总之，“架子论”带有思维操作的象征比喻意义，表明了毛泽东试图对马克思主足哲学的方法功能进行新的概括。
3、从目的意义上认为哲学是“解放”的“实际”的“群众”的。
马克思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毛泽东具体发挥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和倡导了“哲学解放”运动。
在他看来，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人民群众，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是他一贯倡导哲学解放的真实目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多次号召，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中解放出来，变为人民手中尖锐的武器。
1957年，他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指出：
“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宣传夕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
@60年代初，毛泽东多次指出，搞实际哲学，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要写通俗文章，用劳动人民语言写。
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
总之，为了哲学的解放，实际化，群众化，他曾经在党的各种会议，许多讲话，文件中几十次、上百次讲哲学。
他在自己的哲学著作、讲话中总是结合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经验，用喜闻乐见的言语通俗地阐明哲理，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4、从实践意义上认为，哲学是“活”的、“应用”的。
50年代，毛泽东曾对人讲，他在解决实际工作的文章中往往有意识地讲一些哲学道理。
也就是说，他总是自觉地运用哲学方法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有人曾问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间题》这篇文章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说：
《论持久战》的思想更完整。
⑩可以说，这两段话是毛泽东作为应用哲学家的自我写照。
在毛泽东看来，哲学的应用实质上是方法的应用。
因此，他十分重视方法论研究。
50年代后期，他撰写了《工作方法十六条》、《工作方法六十条》等方法论文章，提出和倡导了一系列新的工作方法论原则，诸如，种试验田（突破一点，推动全面），走马看花与下马看花，善于区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分清主流和支流，要冷又要热，设置对立面，加以比较，当机立断，纲举目张，把握时机，红专结合，材料和观点统一，两点论，两条腿走路，抓两头带中间，波浪式前进，留有余地，多谋善断等，使哲学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毛泽东不愧为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的理论大师。
2.2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基本内容
2.2.1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应对蒋介石企图挑起内战消灭共产党以形成一党独政和各族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错综复杂形势下，在不断总结革命经验教训和反复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提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理论。
这个理论的系统形成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等文章的发表为主要标志，它系统回答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将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以及怎样建设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创造性理论，它指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的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社会，它是近代中国社会由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中介。
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它的主要矛盾具有交叉性和过渡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从建国到1952年，由于我们主要面临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的任务，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和民主革命相同，即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完成，国内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至1956年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
至此，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结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为制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发展战略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供了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在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道路的问题，找到了连接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前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中间站。
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利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生产力，落后国家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新民主义社会论不但指导中国共产党引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还给其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指明了道路。
2.2.2对立统一论
对“动”、“斗”和矛盾、差别的强调是毛泽东早期哲学追求与兴趣的另一个突出特点，这一兴趣风格加上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影响到毛泽东后来的哲学阅读与研究，使得毛泽东在集中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如“西氏本”、“米丁本”时，特别注意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等问题。
“西氏本”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主要集中在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法则”中第四节到第十一节里，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篇幅，其结构安排虽然冗长，但却无法突出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
“米丁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主要集中在第四章“唯物辩证之诸法则”之中，仅用了一节来专门论述，且内容有些欠缺条理性，眉目不够清晰，则又显得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这些重要问题的分析论述分量比较不足。
在之前的一些政治、军事著作中，毛泽东早已涉及了许多矛盾方面的问题，也或多或少有过这方面的相关分析与阐释，在阅读这两本原著时，他紧紧抓住其中关于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等问题的阐述，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与解读。
根据相关统计，毛泽东在“西氏本”上有12000余字的批注，而其中有关矛盾方面问题的就有6000余字；
“米丁本”上的批注有2600多字，其中涉及矛盾问题的也占到一半以上，毛泽东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问题的特殊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在“西氏本”与“米丁本”的批读中，关于矛盾问题的批语主要是概述、提要或者是发挥了原著中关于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的双方互相联系、渗透、差异就是矛盾、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等思想，尤其是有关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关系、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及有关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等问题，毛泽东给予了深切关注。
相比于原著文字的冗长与眉目不清，毛泽东的批注文字往往更为简明扼要，更为明晰深刻，更切中问题之要害，发挥的地方则比原著中的论述更为精当透彻。
比如关于矛盾特殊性的问题，“西氏本”第三章第五节“统一物的分裂，本质的对立之暴露”中谈到：
“一种过程之内的矛盾，和他种过程之内的矛盾，是不同质的”，“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
这些有价值的思想被大量批判托洛斯基主义的冗长文字所淹没，难以引起重视。
毛泽东在这些繁杂拖沓的批判议论中，拨开不相关的文字，抓住上述两段紧要的文字，在下面划了4道波浪线，批注道：
“矛盾的特殊性，每一不同过程的矛盾互不相同”；
“没有同型的矛盾。
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他还根据原著进一步加以发挥，认为用辩证唯物论看问题，就是要抓住认识过程内部的矛盾特殊性和认识过程内部各方面的矛盾特殊性，要研究矛盾对立的两方面各自都具有什么特性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同对方发生依存与斗争关系。
迄至后来写作《矛盾论》时，毛泽东不但重新例举了“米丁本”中用许多国家在地理和气候条件上一样，发展却极不平衡的例子来解释内外因的作用，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提炼，总结出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著名论断。
2.2.3阶级斗争论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政治主要表现，也是推进社会价值现实化的政治策略。
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继承是毛泽东早年政治探索的重要转折点。
毛泽东曾回忆，“记得我在一九二七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
我只取了它四个字：
‘阶级斗争'
，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可以说，“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对自己所思所想与革命实践的集中写照。
但这一理论和实践的思想前提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四个字的读取。
面对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在早期政治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急于探求中国革命方向和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来龙去脉、深层意蕴及完整的理论架构，未来得及仔细推敲和悉心梳理。
当时，正处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大潮冲击中的毛泽东急于刺取古今中外各种学说的精华，使之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而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阶级斗争”四个字，给毛泽东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并促成了他观念和信仰的转变。
可以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形成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的精华”，代表了当时毛泽东对于唯物史观的全部看法，成为贯穿毛泽东一生的不变的价值和方法之一。
阶级斗争是推进社会价值现实化的必要途径。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于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最终消灭阶级。
“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也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政治的本质在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也是除旧革新、改造中国与世界，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并最终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
”“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
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
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据此，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阶级结构、主要矛盾并将中国革命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进一步推进了社会理想和基本政治价值的现实化。
正如李泽厚所言，“共产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未来图景，提供的只是革命的信念和理想，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描述，才既是革命的依据，又是革命的手段和途径。
于是它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根本的理论学说和基本观念。
需要说明的是，以阶级斗争为政治策略既是毛泽东推进社会价值现实化的重要历史经验，也为毛泽东晚年悲剧埋下了伏笔。
基于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毛泽东确立了从革命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将斗争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革命的思维模式和思维特点，其所反映的是实际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合理的、必要的、正确的。
作为毛泽东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走向自由解放的成功而有效的政治策略，阶级斗争在社会价值现实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晚年毛泽东在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已基本结束，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也不再在社会生活中占主要地位时，重新以阶级斗争作为解放生产力、建设新世界的主要方式，仍然坚持用革命哲学的观点和思路来处理和平时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因而出现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际，造成理想与现实的割裂，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中无法弥补的损失。
2.2.4主要特征论
对“特性”、“质”这些哲学概念的关注是毛泽东批读“西氏本”与“米丁本”两本哲学教科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这些概念在“西氏本”和“米丁本”中都是作为质量互变规律的范畴来阐述的。
质量互变思想来源于黑格尔，最早出现在其《逻辑学》的存在论中，认为质和量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相互过渡的，量变引起质变，产生渐进过程的中断，实现“飞跃”，进而又在新质的基础上产生量变过程，惜乎这一思想局限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之中，具有不彻底性，未能尽善尽美。
毛泽东在“西氏本”与“米丁本”中对这些概念的批语则主要是从认识论角度而非本体论角度来看待这些概念的。
“西氏本”的第三章阐述的是辩证法的质量互变法则，主要是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区别来说明事物“各过程互有质的区别”
毛泽东对这些论述有所发挥，并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如“过程许多特性之中有根本特性，例如劳动力买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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