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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现代性”问题开始进入人们讨论的视野；
三是全球交往形式不仅数量非常迅速地增多，而且速度也非常迅猛地提高；
四是全球性的竞赛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和诺贝尔奖也形成一定规模，世界时间的实行和接近在全球范围采用阳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4）交锋阶段（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后期）。
在此阶段，开始出现围绕起飞时期结束时确定的主导性全球化过程的脆弱条件展开的争论与战争。
现代性观念在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出现激烈冲突，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高度冷战局面。
人们因对大屠杀和原子弹的使用而开始关注人类的本性和前途问题。
联合国成立，民族独立运动广泛开展，第三世界在这一时期形成。
（5）不确定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至今）。
在这一阶段，全球意识进一步增强，开始重视“后物质主义”价值。
冷战终结后，“权利”问题明显突出起来，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的获得范围在不断扩大。
全球性机构和运动数量增加的同时，全球交往手段更加多样。
人的观念由于参揉了性别（gender）、性（sexual）和种族（race）的考虑而变得复杂。
国际体系更加不固定，两极对立结束，人权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人们对世界公民社会和世界公民的兴趣日益高涨。
逆全球化（再全球化）的运动出现，应对地球环境恶化等问题的组织和活动频繁。
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全球化的不确定性。
尽管从历史的分期上讲以上的划分具有合理性，但仍旧没有完全摆脱怀疑论和极端全球主义者在经济主义的理想类型和“一个”世界模式上的分歧。
戴维·
赫尔德指出，全球化最好不要仅仅理解为一组进程或简单的线性发展逻辑，它也不是一个世界社会或者世界共同体，相反它反映出区际交往和交换网络与系统结构。
他根据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这些基本的时空维度，勾画出了全球化的历史形态。
图6-2和图6-3表明了这四种维度之间的关系。
其中高广度是指区际/洲际的网络和流动，而低广度是指本土化的网络和交易。
图6-4是这些维度可能存在有不同的组合形式。
如图5所示，在这些潜在的形态中有四种比较特殊，因为它们最极端的状况结合在一起，代表了分类的外限。
因此，它们构成了基于时空维度的全球化类型学，说明全球化没有固定的形态。
图6-1全球化1的时空维度图6-2全球化2的时空维度
图6-3全球化的逻辑类型图6-4全球化的类型学
1、类型1：
密集的全球化。
这种类型描述的是在从经济到文化的所有社会生活领域或层面上，全球网络不断扩展，并且具有高强度、高速度和高度影响。
19世纪晚期的全球帝国接近这种类型。
2、类型2：
散状的全球化。
这种类型表示的是具有高广度、高强度、高速度，但影响程度较低的全球网络态势。
由于其影响受到了很大的消解和调节，它被视为分散的全球化。
虽然它在历史上没有对应的时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诸多关键地方都体现了这类形态的特征。
3、类型3：
扩张的全球化。
该类型是全球联系虽具有较强度、低速度，但有高广度和高度的影响，因为其特征是体现在扩展和影响上，而不是流动的速度上。
在现代早期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时期最适合这类模式。
4、类型4：
稀疏的全球化。
因为全球网络的高广度并没有伴随着高强度、高速度或者高度影响，后者还是处在低度的状态。
把欧洲与中国和东方联系在一起的早期丝绸贸易和奢侈品贸易与该类型想类似。
戴维·
赫尔德的分析方法没有把全球化揉碎成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把它们当作是不同的过程，按照不同的历史事件标尺丈量着。
通过他的类型学研究，我们可以从前现代时期（稀疏全球化）——西方扩张的现代早期（扩张的全球化）——现代工业时代（密集的全球化）——1945年后至今的当代（散状的全球化）的演变逻辑中把脉当前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偶然性。
比较观之，当代全球化发展的新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全球化的速度加快。
一是全球化进程与国际经济发展的互动性增强。
美国“新经济”经过21世纪初的短暂调整，已经走向复苏，并向纵深发展；
日本在度过上世纪90年代开始长达10多年的不景气后，伴随结构的调整也重新走上增长的轨道；
欧洲经济也于2004年逐渐走出衰退的边缘。
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复苏，都与全球化过程中对于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有效挖掘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前20年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发展时期，按照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还是处于强劲增长阶段，这势必加速经济资源在国际市场上配置的速度。
二是随着WTO组织扩大及贸易规则的不断充实与完善，各成员之间资源支配的自主权受到约束。
三是技术进步加快所引起的各国之间的技术差距拉大。
一方面，这使得技术差距强化了各国生产及产品之间的差异性；
另一方面，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的社会物质财富（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增加，反过来强化了各国之间技术及产品溢出及吸入的要求。
四是信息网络的扩张，提高了各国市场的透明度，同时构建了经济交流的“信息高速公路”。
2、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增强。
当代全球化具备“开放社会”的特征，所以开放社会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维度。
我们宁可看透全球化面临的不足和缺陷，也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东西。
全球化将变成一个危险的“乌托邦”，套用F·
荷尔德林所说的“试图将全球化变成天堂，它也可能变成人间的地狱。
”进入新世纪，接连出现了诸如“9·
11”恐怖袭击、朝鲜核危机、美英对伊战争及肆虐全球的SARS病毒等，再次告诫我们全球化深入发展带给世界空前的物质繁荣和社会进步，同时也埋下了各种风险的种子。
3、一体化与分裂化角力。
全球化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即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又有分裂化的倾向；
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
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
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欧盟”控制的欧元区持续东扩，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不断增大，“10+1”、“10+3”模式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多哈、坎昆、APEC、博鳌亚洲论坛等经济合作机制，使得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得到较好的融合。
但深度的国际分工也导致各国利润流向发达国家。
21世纪初，发达国家“新经济”崛起推动了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重新“洗牌”，从而出现国际竞争优势“裂变”的格局，例如美国的IT产业、日本的制造业、印度的软件产业、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新型工业化基地。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更加迅速地融入国际社会之中。
尤其是加入了WTO之后，我国更广泛和深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并逐步使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有助于加快推动经济结构、政府管理、治理方式的转型。
然而，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风险。
第2节全球化的影响及其社会风险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
贝克（UlrichBeck）曾指出，“全球化是人类遭遇的新命运，是世界历史正在经历的又一次转型。
全球化首先是人类共同命运的意识崛起，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已经被纳入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风险共同体’。
”
贝克的判断是准确的。
自20世纪下半叶始，隐藏在传统现代化模式中的体制性缺陷和弊病凸显，并最终演变成一场危机：
生产力的无节制开发导致资源紧张和能源短缺，地球生态环境迅速恶化；
高新科技突飞猛进的同时，其产生的始料未及的负面后果不断呈现；
经济全球化带来新的国际不平等和不公正，信仰对立、文化冲突、民族和种族矛盾加剧，国际恐怖主义抬头。
当前，频繁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接连不断的恐怖袭击、新的致命性传染病流行、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巨大自然灾难等一系列突发事件，点燃了全球性的社会与政治“内爆”。
因此全球化在给予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同时，世界各国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高速度的乐观心态逐渐消退，危机感和对公共安全的焦虑弥散开来。
吉登斯就强调，全球化导致的一系列后果，集中体现为风险社会的形成、后传统秩序的浮现和日常生活的变革。
简而言之，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失控的世界”（runawayworld）。
吉登斯把全球化引发的高社会风险归纳为四类：
第一种危机涉及经济两极分化造成的“贫困大毁灭”。
全球化带来经济不平等加剧，世界上有至少20%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的条件下，不能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
第二种涉及现代社会发展对世界生态体系的波及，包括物质资源的枯竭、污染与环境破坏、“温室气体效应”与全球气候变乱、臭氧层的破坏、热带雨林的破坏、沙漠化、水的毒化与水资源枯竭等；
危机的第三个方面则是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存在和不断扩散，以及集体暴力可能性的隐约可见。
“冷战”虽然结束，核对抗和核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威胁人类。
在“冷战的均衡”打破后，国际暴力问题突出，地区紧张局势加重；
全球性危机的第四个方面涉及对民主权利的大规模压制。
军事统治的回潮，因宗教、语言、道德、血统问题而被监禁的情况严重，美国的霸权主义，政治极权主义和极右势力死灰复燃。
所有这些，构成了没人能够逃避的风险环境，在这一风险环境中，与己无关的“他人”的历史已经终结。
图6-5全球化社会风险的环境
注：
资料来源于《超越左与右》（2000）。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严峻诸多挑战。
首先，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上升，危及经济安全；
其次，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中，跨国公司和国外商品大举进军我国市场，我国产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和整个社会面临的就业压力；
再次，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这种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中，所得到的任何好处都是有代价的。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战略的过程中，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日益成为许多矛盾的焦点。
此外，由于竞争的加剧和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强化，初次分配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差距也进一步拉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群体特征更加明显，从而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公平问题。
一、经济风险：
“多米诺骨牌”效应与风险传递
全球化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就是经济的全球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使世界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相关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越来越快，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经济风险也不断增多，如石油、粮食、金融、保险、对外贸易和信息等领域都涌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危险信号。
从风险发生的状态看，我国的经济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国际性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
二是“金字塔”式国际经济格局导致的风险。
前者具有较强的爆发性和周期性，而后者则具有常态性，在相对稳定的经济格局中以散点的形式出现，但总的看，这两者都具有风险传递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周期性国际金融危机频发
众所周知，金融危机是世界资本市场固有的风险形式，它是影响世界各国经济稳定运行的第一大外生变量。
由于当前我国已加入WTO，经济由政策性开放转为制度性开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轨进程加快，我国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随之增加（见图6-6）。
可以发现，进入21世纪后，我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呈直线上升趋势，说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特别是我国经济结构中石油、钢铁等能源行业的依赖性更大。
据统计，2010年我国铁矿石和石油FTD增至62%和52.3%，均已大幅超过警戒水平。
图6-61975-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单位：
%）
资料来源于价值中国网《中国外贸依存度现状分析》，见Archive/2007/2/3/55959.html。
因此，随着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增大，我国经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也在提升，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也越来越明显。
以最近20年发生的国际三次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我国受到的影响呈现出递增的趋势。
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给我国的外贸、金融、就业等领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从而引发了经济风险的连锁反应。
第一，出口和投资减少，宏观经济受挫。
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作为我国最大贸易伙伴的美国、日本、欧洲各国国内消费能力明显下降，从而大幅度减少了对外需求，这使得我国对外贸易总额降低。
数据显示，2008年9月我国的进出口额分别是1364.1亿美元和1070.5亿美元，而到了2009年2月，进出口额分别下降到649亿美元和600.5亿美元，5个月的时间内下降了54.6%和43.9%，直到2010年5月才基本恢复。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在恢复中还面临着很多压力，2010年一季度出现了次较为明显的下降，增长速度也放缓，这也说明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还在持续（见图6-7）。
同时，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波及，外商直接投资下降。
从2009年1至10月，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仅为708.71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2.61%。
所以，国际性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相继折戟，2008年我国GDP增长率与2007年相比同比减少4%，经济发展相对进入一个低谷时期。
图6-7近三年我国海关进出口增减情况
资料来源于东方财富网《近三年我国海关进出口增减情况》，见
第二，企业倒闭或大幅度裁员，就业压力增大。
出口和投资的减少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实体经济，据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复苏中的作用”调研报告，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有40%的中小企业已经濒临倒闭。
到了2009年，《中国经济周刊》曾报道中国有67万家小企业被迫关门，约有670万的就业岗位“蒸发”。
就业岗位流失、企业的裁员和新创就业岗位的不足是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就业风险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报告称，在金融危机影响下，2009年中国城镇的失业率已攀升到9.4%（9.4%是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公布的数据。
这一数据比政府公布的截至三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的统计数据多出两倍）其中610万名大学毕业生中就业困难的比例可能占到1/4。
2009年2月《上海证券报》报也公布，2009年沿海中小企业倒闭，约2500万农民工就业面临无望，纷纷回流反乡，这无疑给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潜在风险。
第三，金融市场受到冲击，股市下跌，股民资产缩水。
虽然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不高，但受到危机的影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风险。
据统计，金融风暴袭来，沪指从2007年10月26日最高点6124点下跌到2008年12月31日的1820点，跌幅达到70.28%，同期沪、深总市值由34万亿元减至9.554万亿元。
也就是说，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股市就蒸发了23.9万亿元，接近于2007年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这不仅使得企业和股民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也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另外，由于美欧各国采取了增发货币的救市措施，使得我国储备的大量外汇发生贬值，政府利用外汇储备购买的债券也有很大一部分陷入次贷危机，造成外汇储备亏损。
（二）国际非对称性风险暗流涌动
除了突发性的金融危机，在常规的国际贸易中，非对称的国际经济格局使得我国仍然面临着诸多经济风险。
有学者指出，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是“美国霸权→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的新兴市场承启→一般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垫底”的“金字塔”式的逻辑结构。
该格局的特征就是利益上浮、风险下沉，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弱势而最终沦为被侵害的群体。
经济的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利用知识、科技和人力资源的优势制造“剪刀差”垄断全球经济提供条件。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存在体制性和结构性上的缺陷，在这种不对称格局下，面临着多方的经济压力，比如发达国家将大量的高能耗、高风险和高污染的行业转移到我国，制约了我国的环境保护和产业结构升级；
由于对国际法律法规和贸易方式不熟悉，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民族工业容易吃“冤枉债”；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对我国贫富差距的拉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我国社会稳定；
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匮乏使得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不占优势，国外资本利用技术和知识优势对我国资源掠夺加剧，我国产业基础存在破坏的风险。
例如，2006年前后发生的“东北大豆悲剧”充分反映出非对称的经济格局给我国带来的危害。
2000年，美国的种子公司孟山都的代表访问中国农科院，农科院赠送了他一颗野生大豆种子。
孟山用尖端的技术分析、提炼这颗大豆的基因，生产出了产量特高、出油量高、抗疾病的转基因大豆，并在全世界101个国家申请了64项专利，不断倾销中国。
由于转基因大豆比中国大豆价格便宜，中国的进口量大幅度攀升。
到2009年，中国进口大豆量达到4255万吨，过量进口严重妨碍了国产大豆销售，对大豆产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因而导致主产区4000多万农民的减产，上百万加工企业职工就业困难，2000多个大豆食品加工企业正常经营受到威胁。
此外，大量进口还食用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轮涨价潮。
鲁花、金龙鱼和福临门等售价几乎同时上涨了10%左右，物价上涨对我国居民的生活造成较大影响。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市场经验的不足，中国大豆产业丧失了国际定价权，何去何处，将是一个棘手的难解。
二、政治风险：
新帝国主义和极端事件的双重压力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政治领域风险的内容日趋复杂，形式多样性和手段隐蔽性明显增强。
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其风险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新帝国主义”的侵略；
二是极端主义的威胁。
（一）“新帝国主义”的渗透性侵略
“新帝国主义”是指涉一种价值帝国主义，即建立在西方人普遍认可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之上的帝国主义，它的目的在于建立以资本主义霸权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
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给西方某些国家推行新帝国主义带来了可趁之机，这种通过经济渗透、思想灌输、文化倾销和外交包围的新形式的侵略严重威胁我国政治体系的稳定。
第一，输出西方价值观以加快对中国的渗透。
苏东剧变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桥头堡”，西方国家试图利用其价值观和政治模式促使中国“和平演变”，因而不惜余力地向中国进行渗透，妄图在中国看到“颜色革命”的发生。
美国智囊库兰德公司曾向政府提出“三步走”的对华外交战略，其中第一步就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
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还为“西化”中国的活动提供了更多载体，电影、网络、广播、餐饮和游戏等媒介夹杂西方的价值观涌入中国。
西方国家依靠技术和产业优势牢牢的占据着世界的话语权。
以影视为例，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产量占全球影片产量不足10%，却占领全球电影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
在这些媒介的强大作用下，西方政治文明优越论、政治多元化和生活西方化等观念削弱了一部分人的意志力和政治信仰，使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些波动，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第二，推行遏制性战略以孤立和包围中国。
西方国家遏制性战略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宣扬“中国威胁论”。
发达国家不愿看到中国国力增强，提出“中国威胁论”将矛盾转嫁我国，恐吓我国的周边国家，达到遏制我国的目的。
尽管这是发达国家的嫁祸和炒作，但给我国造成的国际障碍不容小觑；
二是在军事上包围我国。
自上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便在我国周边的布置“C形”战略，与日、韩、澳、东南亚以及台湾结成了军事同盟，形成了对中国的半包围态势。
美国还积极拉拢蒙古、上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以配合对中国的合围。
第三，利用全球化的发展削弱我国主权意识。
全球化发展使国家主权受到某种干涉成为可能，西方一些国家利用中国融入全球化要求我国让渡出更多的主权利益，试图将一些内政问题衍变为国际问题，以便从中渔利。
当前西方削弱我国主权的行为多与人权、经济自主权和信息安全相关联。
就人权而言，从1977年来美国一直发布报告对我国人权状况进行歪曲和炒作，给中国制造多种国际压力。
2008年金融危机中，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利用国际规则转移本国的经济风险。
同时，随着全球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非传统的信息主权也日趋受到威胁。
（二）极端事件的破坏性冲击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极端事件呈现出国际化的态势，也给我国民族的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新挑战，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难以防范。
一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合流带来的风险。
冷战结束后，长期蛰伏的国际宗教和民族问题迸发出来，逐步和恐怖势力融合到一块。
如“东突”、“藏独”、“台独”和“法轮功”等影响着我国社会的稳定。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我国新疆至少制造了2000余起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
而且大量证据表明，东突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国际反华势力也不断支持极端分子的活动，例如，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国家打着“宗教独立”的旗号，支持和利用“藏独”分子，频繁制造国际事端，企图肢解和分裂中国。
2008年3月拉萨打砸抢烧暴乱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最近几年，极端事件的发生还展现出了利用高科技的新特点，如2002年我国的鑫诺通信卫星遭到了国外法轮功分子的恶意攻击。
全球化增强了极端事件发生的复杂性、多变性和隐匿性，同时为极端分子提供了更多的避难渠道，给我国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全带来了挑战。
二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表达带来的社会风险。
一方面，全球化使我国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另一方面，国际互动频繁也挑动极端民族主义的“神经”。
由于民族主义的“负效应”随时可能因为一个普通外交事件而迸发出来，所以这类极端行为往往能够造成对整个社会造成突发性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总体上趋于稳定，没有对现存的政治体制产生破坏，但如果不密切关注和预防，任其发展，将会对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构成危险。
2008年发生的“家乐福事件”表面上是抵制法国“家乐福”公司支持藏独，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国内的民族主义走向了偏激，非理性的行为最终引发了一场突发性的公共危机事件。
比如发骚扰邮件、打骚扰电话、不堪入耳的谩骂，甚至在昆明家乐福的抵抗活动中几位市民遭到了围攻。
尤其是网络舆论将法国政府的责任联系到“家乐福”公司上，之后又迅速地转移到“家乐福”工作人员及消费者身上，使得极端和夸张的群体情绪不断蔓延。
假如没有政府、主流媒体和知识精英及时有效的引导，“家乐福事件”难免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和不良的国际影响。
三、生存风险：
跨国界的生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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