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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规则,“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级别的官僚,在其达到七十岁之后,应当主动将政权等归还朝廷,然后告老还家。
贵族官员致仕后,朝廷把他们赡养于各级官学。
《礼记·
王制篇》说:
“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
”又说: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
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
”此所谓“国老”,即为卿大夫级别的年长的官僚;
所谓“庶老”,即为在普通百姓之中比较受到尊重,威望比较高年岁较长的人。
周代的校园即是官学,将“国老”和“庶老”们都配备于官学养老,使其兼任校园的教师,传达常识,推行教化,可见其时不但留意到了养老,并且已留意到了表现老年人的智力资源。
用今日的话说,即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为。
周代不只倡议尊老敬贤的道德风尚,还要定时举办养老礼仪。
周代的养老礼仪包含朝廷和当地两个层次。
在朝廷,皇帝通常都要定时观察校园,亲行养老之礼,在太学设宴款待三老、五更及群老,以示恩宠礼遇。
在当地,则每年都要定时举办乡喝酒礼。
乡是周皇帝及诸侯国都四郊的基层组织单位,以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相传皇帝有六乡、诸侯有三乡。
举办乡喝酒礼时,六十岁以上的白叟享有特别的礼遇,他们不只遭到后辈的伺候,还依年纪而别,年纪越大,享受的美味佳肴也越丰厚。
举办乡喝酒礼的意图在于正齿位,序人伦,尊老敬里。
周代朝廷对老年人及其家庭也实行优惠政策。
王制篇》规则,白叟五十岁今后,不再服劳役;
六十岁今后免服兵役。
朝廷还依据户口册核对老年人的家庭及其产业状况,规则“八十者,一子不从政;
九十者,其家不从政;
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
爸爸妈妈之丧,三年不从政。
”这是说,八十岁白叟的家庭可有一子免服兵役和徭役,九十岁白叟全家能够免服兵役和徭役,以便让其家人安心在家伺候白叟,恪尽赡养白叟的责任。
(二)春秋时期的孝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在尊老敬老方面,现已形成了对比完好的思维体系、道德道德观念和根本的标准。
《论语》、《孝经》等书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很多言辞。
致使中国人之重孝道,几乎成了差异于别的民族的最大特色。
孝作为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经孔孟儒学的表现,以及历代帝王的发起,的确是深入民意,难以动摇。
佛教传入中国,最终也不得不把“无夫无君”的教义改动为“忠孝”的说教;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也不得不改动“不能崇拜偶像”的诫条,答应信徒“祭祖”……孔子在《孝经》中说: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人之行,莫大于孝”;
“教民亲爱,莫善于孝”;
“夫孝,德之本也”。
孔子以为,为人后代孝顺爸爸妈妈,是天经地义的规律,是大家应当事必躬亲的。
可见孔子对孝道的看重与推重。
记载他仅有数千言的《孝经》,以孝为纲,历陈“五等之孝”,提出了皇帝、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个等级所应恪守的根本标准,变成两千多年来的文明经典之一。
(三)秦代以后的孝
从秦国之后,不管是哪个时期,皆留意由正面导向,官批改史上皆著有《孝义传》,即是赞誉孝子,使他们的事迹能够被后人传颂。
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前,汉朝即发起“以孝治全国”,在选择官员的任职方面也经常将“孝”作为一个实质的指标。
在唐代时期,参加算学、律学以及医学考试的人员不需要诵读四书五经,然而《论语》、《孝经》却不例外,与当今大学中所存在的公共课类似;
唐玄宗曾经对《孝经》进行过一系列的批注,而这部著作为《十三经注疏》内仅存的通过帝王批注的儒家典藏。
宋朝时期,中国的儒学道德受到了广泛传播,然而这段时期宣传的部分孝道与儒家的准则,在当时乃至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在清朝时期,康熙、乾隆等也竭力发起孝道,他们常常举办“千叟宴”,下诏“旌表百岁”,要求所有人都应当受到尊敬老者,推举贤才的教化,推行其以少胜多的统治政策。
中国历代的法则都有相似的规则,所有需要赡养白叟者,官府能够降低徭役与赋税,获罪的人能够降低相应的惩罚力度;
一起将“不孝”当作十大罪行之一,对于不愿抚养乃至谩骂殴伤爸爸妈妈或祖爸爸妈妈者,都要被官府严峻处治,乃至处以绞刑和腰斩。
二、孝与敬、顺、忠的关系
(一)孝与敬
我们常说孝敬,那么孝和敬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孝的具体实践就是表现在对父母的尊敬。
子游问孝。
子曰: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问怎样才是孝。
孔子说:
“现在的所谓孝子,认为只要能供养父母的生活就够了。
其实就是对狗和马,我们也都饲养;
对父母若是不心存恭敬之意,那同养狗和马有什么区别呢?
”)孔子对他的回答,说明孝不是只看结果,更重要的是出发点。
对父母不敬,尽管他们的生活也许还过得去,但精神却是苦闷的。
所以,孝不仅仅是赡养父母,更在于对父母的恭敬之心。
必须要心到,而不是被动的,为了避免社会舆论的谴责而孝,而是一片真心,从内心深处真正的孝敬父母,态度一定是端正的。
当另一个学生子夏问什么是孝时,子曰:
“色难。
有事,弟子服其劳;
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孔子说:
“对待父母,时常面带发自内心的欢颜笑色是很难的。
有要办的事,年轻人替他们效劳,有酒和食物,请年长的人吃喝,这样就可以称为孝了吗?
”)这是不也说明真正的孝并不取决于你是否为老人做事,是否拿好吃的给老人,只要你内心对老人不恭敬,态度不好,脸色难看,就不是孝了。
恭敬发自内心,才有自然的欢颜笑色;
否则,装扮一时还可以,长期绝不可能。
所以说孝在“色难”。
俗话说:
“论孝当论心,论迹世间无孝子。
”说的不正是这个道理吗?
曾子也曾说:
“其孝有三:
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
当然孝道中的敬业不仅仅指对父母的尊敬,它表现在对生命的尊敬。
曾子曰:
“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
”《孝经》中也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为什么要爱身体,因为身体是来自父母的,它是父母生命的延续。
《论语》中有记载,曾子临终时发生的一个故事:
“曾子游疾,召弟子曰:
启予足!
启予手!
诗云‘站站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生病了,召集了所有弟子,说:
“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
有没有损伤《诗经》里说:
‘小心谨慎啊,好像站在深渊旁边,好像踩在薄冰上面。
’我知道我的身体从今以后不会再受到伤害了,弟子们!
”)曾子在临终前让弟子们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完整,不也就是在表达自己对父母“遗体”的尊重,以此说明自己一生无损于孝道,同时也向弟子们传递着一个信息,敬在孝道中不仅仅是尊敬父母,敬在孝道有多种行为方式。
(二)孝与顺
俗话说“顺者为孝”。
一味的顺从就真的是孝顺吗?
《论语》中有记载,子曰: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侍奉父母,要委婉的指出他们的不妥,看到自己意见不被接受时,继续恭敬侍候,不要惹他们生气,内心虽然忧愁,也不要发出怨言。
”)所以,顺并不是盲目的顺从,只是在处理不妥之处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方式和效果。
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是有一定“民主性”,子女有权利向父母提意见,但是,“民主”得不彻底,对父母恭敬这是必须的,绝对服从,甚至在父母坚持错误,甚至怙恶不悛时仍然不阻止,这显然是为了维护宗法制度而产生的糟粕思想。
“三年无改父子之道,可谓孝矣。
“父亲去世了,便看他的行为,如果他对父亲的好传统较长时间的奉行不改,才可以称得上孝。
”)换句话说,对父母的顺,不仅父母在世的时候要做到,在父母去世后也要长时间坚持。
但是宋儒所作的则说,如果无改于父子之道,所行虽善也不能称得上效,这就更是迂腐之言了。
因此,这一点我们应该辨证的去分析,继承先人未完成的遗志,完成其未完成的事业,这是对的,也是孝的表现,但是过分强调“无改于父子之道”,就未免太片面强调父子伦理关系的单向性了。
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对此有很深刻的分析:
“只要是思想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
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
超越便需要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子之道,可谓孝矣。
’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
”显然,从这里看到了孔子思想上保守的一面,或许后世历史上的很多变法,之所以失败,可能和他这一观点有一定的联系吧!
(三)孝与忠
在将忠和孝的伦理要求都推向极致时,忠孝关系也势必会有新的变化。
忠孝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或家庭伦理问题,而且和国家政治密切相关。
从理论上来说,忠与孝是和谐的,从某些角度讲孝可以说是忠的前提条件。
于“家国同构”的观念下,忠孝一体,国由家组成,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家以父为权威,国以君为权威,在家里孝敬父母和尊长,给忠于国家,忠于君王奠定了思想和行为基础,视为“移孝为忠”。
《孝经》中说: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
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
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
盖士之孝。
”(用奉事父亲的心情去奉事母亲,爱心是相同的,用奉事父亲的心情去奉事君主,崇敬之心也是相同的。
所以奉事母亲是用爱心,奉事国君是用尊敬之心,两者兼而有之的是对待父亲。
因此用孝道来奉事国君就忠诚,用尊敬之道奉事上级则顺从。
能做到忠诚顺从地奉事国君和上级,然后即能保住自己的俸禄和职位,并能守住自己对祖先的祭祀。
这就是士人的孝道啊!
)孔子很好地把“孝”与“忠”结合起来,把家庭中父子之孝与国家中君臣之忠统一起来,实现了忠孝在国家中的同一性。
然而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面临实际问题时,忠孝并不总是那么和谐的,往往不能兼得,甚至会发生尖锐冲突。
一旦侍君与侍父不可兼得,集臣、子为一身者将面临两难抉择,即所谓“忠孝不能两全”。
在唐代宗时,吏部尚书韦陟死后,太常博士程皓谥其为“忠孝”,刑部尚书颜真卿加以反驳:
“出处事殊,忠孝不并。
已为孝子不得为忠臣,为忠臣不得为孝子。
”程皓则坚持说:
“至于忠孝不并,……各求所志,盖取诸随。
至若奉慈亲,当圣代,出事主,入事亲,忠孝两全,谁曰不可。
”颜真卿表达的思想十分具有代表性,也就是“忠孝不并”,为人臣和为人子者不可能同时既为忠臣又为孝子;
程皓却认为“当圣代”时忠与孝能够同时顾全,但是如果出现比较严峻的状况,并不苛求求忠抑或求孝,各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自己认为合适的选择,而此事的最终结果也是韦陟得谥为“忠孝”,程皓的意见占了上风。
至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
宋人在将孝的观念及行为要求进一步推向深入的同时,也把对忠的要求推向了一个远超于唐代的高度。
众所周知,宋代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士大夫阶层具有相当的报国激情及一定的言论自由,当时的君臣关系也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宋代士大夫对民间孝行给予极大关注,大力倡导民众之孝,而对自身而言,他们却认为整日围绕父母膝下是“庸行粗迹”(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3“程子言性中无孝弟”中所言),有违为国献身的意愿。
同时,宋人对“忠孝不并”的两难抉择也有不同的认识。
《宋史》卷417《赵葵传》记赵葵说“移忠为孝,臣子之通谊”,与唐代“移孝于忠”恰好相反。
赵葵想为母守丧,就不能不脱离为国尽忠的职责,最后他选择“先国家之急而后亲丧”,体现了先忠后孝的意思。
《宋史·
忠义列传》收录了许多“忠义之士”的事迹,他们在面临强敌准备拼死一搏时,或不愿妻、子受污于敌手,或避免因私念负国,便亲手或让他人杀死自己的至亲或令其自尽,这类事情在唐代也属稀见。
总之,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频仍,宋代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前贵族门阀制度的消失,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减轻,人们整体文化素质日益增加,之后又因为国家外部压力的不断提升,这个时代的人对于忠孝思想产生了改变与升级。
此时期的士大夫层面针对人们尽孝十分重视也比较认同,同时把对忠的要求推向了一个远超于唐代的高度。
宋人强调“气节”、“节操”,“忠”的含义日益固定为“死事一君”。
宋代中央集权有了一定水平的强化,士大夫在比较宽松的政治、言论环境下,拥有了一类将天下作为自己的职责的博大胸怀,忠的地位已经明显超过了孝,社会思想对“舍孝尽忠”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
我国古代国家政治和社会伦理具备一个互相结合与渗透的历程,将儒家伦理作为主体的道德思想在保障社会特定秩序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同时,国家政治对于社会伦理产生了较强的指导与干预功能,古代中国的社会伦理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影响。
我们经过考察唐宋时期忠孝思想的发展和两者关系的变化,也能够发现国家政治对社会伦理渗透日渐增强的趋势。
所以,在实际问题前,要做到忠孝两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免除父母的担忧
《论语》记载:
孟武伯问孝。
“父母唯其疾之忧。
”就是讲让父母不担心自己,就是孝了。
儿女的生命源自父母,是父母的延续,父母的牵挂之怀根植于此。
做儿女的当真爱自己,让自己身体将抗是一种珍爱,堂堂正正做人,更是一种珍爱。
自己身体健康,又有良好的道德修养,父母就不会担忧自己,不让父母担忧自己,就是对父母的孝。
在子女照顾好自己,不让父母担心,以行使孝心的同时,作为父母也应该照顾好自己,让自己身体健康,心情愉悦,这样做儿女的才不会担心,这是父母对儿女的慈爱。
父慈才会子爱,子孝才会父慈。
这是相互作用的。
季康子问:
“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
”子曰:
“临之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父母之慈将产生子女之孝,慈与孝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
父母的慈爱里面应该包含对子女适度的尊重,子女对父母敬养,这样家庭才和谐,社会才和谐。
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义务,慈则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
这就是所谓的“父慈子孝”。
这二者看似一正一反,一上一下,显得对称和谐。
父慈固然很好,父不慈,孝子也不应该有任何怨言。
不让父母担心,我们还应做好自己的事。
所谓做好自己的事情,比如“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
”冬天穿得暖和和的,夏天弄得干干净净的,早晨到时起床,晚上按时休息,学习时期认真用功,工作时期扎扎实实,该结婚时要结婚,该生子时要生子,结交正派的人,不做违法的事·
·
这些生活上不让父母操心,都是孝。
作为当代大学生,在对于孝道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在我看来,首先,,我们应该认真完成自己的学业,不让父母担心,其次,我们应该积极参加一些传承孝道的社会实践活动,从活动中体验领悟如何正确的孝顺父母。
四、祭祀时态度严肃认真
《论语》中,曾子曰: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曾子说:
“慎重地办父母的丧事,隆重祭祀易追念祖先,这样,民众的道德风气就可以达到淳厚了。
”)家重视丧礼和祭祖,认为这是孝的表现,真的做到了就会影响社会风尚。
而与我们今天提倡的“厚养薄葬”有些矛盾。
孔子又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祭祀呢?
孔子认为“祭祀”的态度和其对待“鬼神”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鬼神,我们是不能外在地去谈论的。
它们的意义正在于我们虔诚地祭祀鬼神的过程中,而不在别处。
所以,孔子一向反对脱离开祭祀这一“机缘”去谈论鬼神。
你如果不亲身去体验,不亲自去祭祀,根本体验不到与鬼神的“神交”。
就像今天,逢年过节,一些年轻人倒是也跟在家长后面去祭祖,但是嬉皮笑脸,一点儿也不庄重。
在孔子看来,如果是这样,还不如不去祭祀。
“吾不与祭,不如不祭。
”如果心不能虔诚地投入到祭祀中去,就没有必要去。
所以孔子说: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如神在”区别于“神在”。
对于“神”,如果说西方“神在”,那么中国则“如神在”。
朱熹注曰:
“诚为实,礼为虚。
”在这里,心诚才是最关键的。
因此,孔子眼中的祭祀之礼,就不是一套对现成的体制、仪式、人伦关系的记载和规定,更不是后人所说的什么繁文缛节。
它本身也是一种“几微”,即天与人相交、相合的契机和机缘。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并不是让人去死板地中规中矩,而是在于表明:
你不通过“礼”这样一个机缘,就无法进入一种“至诚”状态。
而没有了这种状态,你的“视、听、言、动”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又能如何去理解鬼神、生死、有无、天命的意义呢?
孔子说: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如果一方面在认知上排斥鬼神,一方面又去拜祭,仅仅是献媚而已,更别说那些出自祈求福禄、安康、避灾祸等功利性目的而去祭祀鬼神的行为。
祭祀是一件庄重而神圣的事情,用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是必然的。
孔子主张实行“三年之丧”。
“子生三年,然后免一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孔子认为三年之丧和三年之爱是相应的,父母对子女是爱护,而子女对父母是尊重。
在孔子看来,一个对父母有深厚感情的人,不光是父母在世时孝敬,而且在父母过世后会行三年之孝。
五、孝的价值作用
古往今来,孝是我们一直讨论的话题,它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指出:
“治身莫大于孝”。
孝不但对保障家长控制家庭的经营有好处,而且能将相关的技艺传承下去。
此外,孝之养亲、尊亲、敬亲等思想针对家庭治理,特别是针对保障复合型大家庭的秩序,发挥着直接的影响。
也就是说,孝为“齐家之宝”;
孝能够治家,能够为家庭创造和谐的气氛。
随着时代的进步,也赋予了孝新的时代意义。
第一,从道德建设来看,弘扬中国孝文化为目前社会道德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综合在一起即为社会主义道德。
其中,家庭美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起点,是个体道德化的摇篮,在整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
良好的家庭道德教育会提高人们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从而在社会上与他人建立互助互信的人际关系,并自觉地用法规、纪律、道德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成为有道德、有责任心的好公民。
。
孝是家庭道德的出发点,也是培养道德情感的着眼点和社会道德的生长点,是青少年道德修养的摇篮。
第二,从经济的视角来看,弘扬中国孝文化具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
孝文化以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形式形成了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弘扬中国孝文化也成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从吸引海外华人投资祖国经济建设看,弘扬中国孝文化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孝文化所蕴含的对祖先的崇拜、对亲人的眷顾、对乡土的依恋等等,对人们具有很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它最能唤起人们的孝亲意识,勾起人们思乡寻根之情。
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孝道中聚拢人心、整合人力的这一合理因素,通过大力宣传华夏同宗的观念,寻根问祖的寻亲心理,肯定以乡土为美的审美情趣,将世界华人凝聚在一起,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作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批华侨从海外带回大量资金和高新科技到祖国投资,这一方面是国内投资环境改善的结果,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孝文化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所体现的现代价值。
结语
孔子的孝道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拥有神奇的力量,他让我们明白了孝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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