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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政策文献历史脉络的梳理，分析其主要特征，并以此思考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发展的历史脉络
梳理政策发展脉络的核心在于确立分期范式。
本文在借鉴已有分期研究的基础上，以“一点两线四面”作为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分期标准：
“一点”指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分期拐点；
“两线”指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
将“一点”与“两线”连接起来就构成了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
曲折发展阶段（1949-1966年）、踌躇不前阶段（1966-1978年）、反思改进阶段（1978-1992年）、深化繁荣阶段（1992年至今）。
（一）曲折发展阶段
1949年到1956年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首次以执政党身份颁布政策。
为正确引领青少年思想政治观念，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关政策多以“改造”为途径以实现“革故鼎新”。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多以马列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紧密结合当时的阶级斗争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提高其政治觉悟，明晰其历史使命。
具体可分为三点内容：
一是确立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在于“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二是强调青少年在政治运动与社会劳动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轻视劳动、轻视工人农民，是很严重的问题”；
三是建立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机制，“高等学校有重点地实行政治工作制度，设立政治辅导处”，“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专门选拔教师和干部，从事对学生的思想教育”。
1957年至1966年正处于我国探索与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走了一些弯路。
一方面，“号召全国青年开展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调动了青少年参与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振奋了其革命精神，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从长远来看，受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又红又专”为目标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背离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阻碍青少年务实、客观认识社会能动性的发展，同时也扭曲青少年正常成长周期，剥夺了其应有的受教育权利，这是消极的一面。
（二）徘徊希冀阶段
1966年至1976年我国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以及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两个估计”的指引下，肆意对青少年进行“突出政治”、“个人迷信”、“红卫兵运动”等思想政治教育。
不仅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原则与工作成就，还误导青少年身心发展。
所以，这段时期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字面上是在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觉悟，加强共产主义信仰，但其实质却有悖初衷，以错误的内容和方式禁锢青少年的思想空间。
1976年到1978年，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尚处于徘徊希冀期。
经过十年的文革动乱，思想已模糊不清的青少年希冀接受一种正确政治思想价值观的引导，但在“两个凡是”方针的左右下，使其在思想门槛处不断徘徊与彷徨，而这种希冀心理已悄然间为日后的拨乱反正埋下了伏笔。
（三）反思改进阶段
1978年至1982年正处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新旧体制相互交织，新旧思想相互冲突，使得此阶段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繁琐沉重。
总体来看，政策的导向性、灵活性凸显，不再拘泥于强制性、呆板性，正如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学校应当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同时，1979年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更是“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1]这都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导。
一是重新定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明确提出“加强中小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从新时期的总任务出发”，[2]此阶段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核心指导思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服从和服务于新时期经济建设中心”。
二是建设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1980年4月，教育部、团中央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建立一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政治工作队伍。
”特别是高校学生政治工作干部“双重身份与地位”的认可，为以后人员配置、机制建设、专业发展建立了基本框架。
三是加强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与规范守则建设。
1980年出台的《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明确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地位和任务，随后出台的《改进和加强中学政治课的意见》、《全日制五年制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等对相关内容作了详实的补充。
同时，对于青少年的日常行为规范问题，教育部颁布了《试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的通知》，引导青少年健康向上，培养其文明的道德风尚。
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确定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战略方针；
十三大又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宣传党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在队伍建设方面，1984年下发的《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强调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必须实行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对工作人员的来源、政治素质、知识水平、培训、发展方向都作了详细规定。
在课程建设方面，以1985年《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与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为例，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学校思想理论课程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都作了具体规定和说明，同时教育部《关于在12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正式启动了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步伐，支持该学科发展，逐步建立专科、本科、研究生、第二学位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学工作和研究的专家。
（四）深化改革阶段
邓小平南巡和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科学化。
这期间的一个主题词是“德育”，加强对青少年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历史教育。
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改革开放条件下学校德育工作新经验，把德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1993年到1995年期间，连续颁发《小学德育大纲》、《中学德育大纲》、《中国普通高校德育大纲》，规定德育的内涵、目标、内容、原则、途径。
199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德育工作的队伍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管理体制、法制保障、领导机制等提出了针对性要求。
党的十六大阐明了新世纪坚持什么旗帜、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等问题，我国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也迎来了深化改革的新局面。
一是再次定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在经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服从和服务于新时期经济建设中心”以后，出现“只讲智育，不讲德育的‘智力至上’的错误偏向”。
[3]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为新时期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定调，并逐步将其目标确立为“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学科建设持续深入发展。
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两课”教学基本要求》指出要进一步增强“两课”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006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管理、规范教材使用的通知》对于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出版，确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提出了要求。
在师资培训方面，《关于组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的意见》等相关政策对教师培训的内容、形式做了具体安排，旨在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三是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出了更加专业化的要求。
2005年出台的《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和2006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为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其工作要求与职责、配备与选聘、培养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
二、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
（一）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呈现出系统性特征
1.政策层级体系完整
当前我国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纲领性的政策，它是党中央、国务院针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所作出的总体决策，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等。
第二个层次是具体性的政策，主要是由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部门为贯彻实施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而制定的具体性规定，如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等。
第三个层次是实施性的政策，主要是各相关部门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在思想政治领域制定的具体措施和策略，如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国普通高校从2006级学生开始普遍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通知。
2.政策对象涵盖了整个青少年群体
青少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学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我国已出台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多涵盖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
从政策对象看，我国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大体上分为四个部分：
针对所有学生群体的综合性政策。
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
关于高校的政策。
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
关于中等专业学校的政策。
如《关于加强和改进中等专业学校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
关于中小学的政策。
如《关于在中小学进一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
3.政策内容具有完整性
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不同政策的主题指向和同一政策的内容范围。
从政策主题指向看，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主题包含了目标政策（如《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专业建设政策（如《教育部关于在12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课程政策（如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的实施意见）、队伍建设政策（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等。
从同一政策的内容范围看，我国出台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通常包含政策意义、指导思想、原则、任务、途径等多方面的内容。
例如，2004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分析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意义，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从七个方面制定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二）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导向性
价值问题是政策的核心，“任何一项教育政策都是一种教育领域的政治措施，任何政治措施本身都代表或蕴涵着政府对于教育事务和教育问题的一种价值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鼓励什么或禁止什么的一种价值选择。
”[4]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多维价值，但基于其对国家政治制度建设以及对个体政治素质培养的重要意义，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主导价值必然是促进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其政治素质的发展，并以此来实现我国教育方针中所确立的“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
如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道德情操，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
（三）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政策是为解决特定背景下的问题而制定的政治策略，因而任何政策必须适应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需要，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从我国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看，这种时代性特征尤为明显。
例如，从价值导向看，在20世纪9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青少年的思想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为此，1996年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
再如，从课程建设看，自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也进行了多次调整。
在20世纪80年代，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史，90年代后增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后改为邓小平理论。
进入21世纪又增加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在于以先进的理论武装大学生的头脑，以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四）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呈现出连贯性特征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也会与时俱进，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始终是不会动摇的。
长期以来，学校教育一直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青少年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应对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袭，党和国家更是把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能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命线。
邓小平多次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
”[5]进而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地位。
党和国家多次出台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政策，甚至多次颁布同一主题的政策。
例如，我国在1980年出台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1987年出台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2004年再次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再如，我国出台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从主题上看，主要集中于理想信念教育、中国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道德教育、法制和纪律教育等几个方面。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并未改变。
政策的连贯性特征有助于保持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
三、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发展展望
我国60多年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在坚持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基础上，必须不断创新发展，才能更好地指导我国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坚持党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确保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正确方向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坚持思想领先原则，注重对全国人民进行宣传动员和思想教育，形成了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保证。
宪法所确立的四项基本原则从法理的高度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党的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必须用这些理论来武装人们的头脑。
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经验、有能力来为我国未来的青少年思想教育政策导航，而且其领导地位的权威性也具有法理保障。
在社会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道路上，在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中，这种领导地位必须得到进一步强化。
党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走向，并及时制定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从而更好地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导航。
（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主题，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的良性互动
未来社会的全球化、信息化、利益多元化等特征，必然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复杂化，并对我国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带来诸多挑战。
在此背景下，必须不断丰富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主题，才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的良性互动。
首先，要继续把握好理想信念教育的阵地，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
理想信念是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部分青少年理想信念出现偏差。
胡锦涛同志强调：
“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大力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6]因而，我国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必须把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作为主线，要教育引导青少年在党的领导下，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要培养青少年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其次，要关注信息化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当今的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和快速性等特点，它打破了固有的信息传递和获取方式。
我国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既要充分关注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又要引导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善于利用网络这一新的渠道，主动占领思想教育的网络阵地，对青少年的思想发展进行有效地引导。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政策要要善于挖掘和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做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助人为乐等中华传统美德的教育。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思想不断地侵扰着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甚至出现了学生只知西方节日而不知中国传统节日的情况。
政治认同必须基于国家认同，而国家认同又源于文化认同。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向优秀传统文化寻根，我国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必须为这种寻根提供方向性指导。
（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政策资源建设，夯实政策基础
政策制定需要耗费人力资源，政策实施需要耗费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因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相应的资源建设为基础。
首先，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人力资源建设。
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政策制定中的人力资源和政策执行中的人力资源。
前者主要是专家库和智囊团，为此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学科建设，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专家队伍的形成，进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并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
后者主要是专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包括从事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人员、从事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人员。
要加强对他们的培训，提升其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夯实其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奉献的忠诚信念。
其次，要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财物资源的建设。
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由党的各个部门来实施，而学校经费的管理权归属于学校行政部门，从而使得部分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上严重不足。
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课堂教学的方式来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严重不足，从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这在中小学表现得尤为明显。
为此，在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中要强调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经费（如学科建设经费、学生活动经费等）的投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
（四）完善政策的监控和评估机制，增强政策的有效性
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三个方面。
美国政策学家艾利森认为：
“在达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地执行。
”[7]一个政策是否有效包括两个方面：
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和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这都依赖于完善的监控和评估机制。
因为监控可以确保政策实行的有效性，防止政策失真现象的出现，而政策评估不仅可以监督政策执行，同时也可以为后续政策的执行提供有益借鉴。
政策执行中，需要依据先前确立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准则对政策效果进行监控，保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被任意修改或者偏离原来目标。
我国现有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大多从政策目标、政策任务、政策途径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但对于政策监控和评估却较少涉及，从而容易导致政策执行失真，影响政策的有效性。
为此，我国未来的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必须加强监控和评估机制的建设。
从监控机制看，应设立系统实施政策监控的组织机构，规定实现政策监控的必要手段，建立灵敏、准确的信息反馈系统。
从评估机制看，政策内容中应就评估主体、评估标准、评估方法等进行相应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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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81-282.
[2]孙少平.新中国德育五十年[M].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141.
[3]骆郁廷.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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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复兴.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的三维模式[J].教育研究，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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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145.
[6]胡锦涛.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五大部分代表座谈时讲话[N].中国青年报，2003-09-25.
[7]孟卫青.教育政策分析的三维模式[J].教育科学研究，2008，（21）：
25．
转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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