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对社会工作谋求专业合法性的思考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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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试对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进行一个简要的回顾，然后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社会工作合法性建设
目前，中国的高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越来越多，社工专业机构也逐日增多，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逐步介入不同社会服务领域，社会影响正在不断扩大；
社会工作合法性的建设也紧锣密鼓地铺开，如社工的资格考试和职业标准等制度建设都迅速上马。
比照着西方的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中国社会工作正加速追赶。
19世纪末，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出现社会工作，并有了一些专业性发展，以专业培训和教育为主。
在这过程中，有很多关于专业性的质疑。
1915年在全美慈善与矫治委员大会上，弗莱克斯纳博士否认了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因为缺少系统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这极大地刺激了以社工为志业的人士。
作为回应，1917年，瑞奇蒙德出版了《社会诊断》一书，开始了社会工作专业化和科学化的历程，也是社会工作自证专业合法性的历史开端。
在此之后，社会工作者从精神医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借用指导性理论，社会工作的职业知识空间被迅速而非系统的充实起来（王思斌，2006）。
技术理性的专业培训和教育以及为使社会工作更为“科学化”的理论研究，也不断向前深入推进。
直至今日，社会工作者依然在为使社会工作拥有一套科学系统的知识而努力。
中国的专业建设虽没有前期的社会实践基础，但在专业化、科学化上的建设与西方有相似之处。
20世纪80年代，多所高校开始复建社会工作，学界对社会工作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开始萌芽，主要是和民政工作相结合，但整体发展缓慢。
随着我国社会问题和各种灾害的发生，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解决民生问题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新方式，得到政府的重视。
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中的解决个人困苦和家庭矛盾、建立社区团结、促进融合等取向与政府的和谐社会执政理念微妙地结合起来。
在中国社会当前语境中，对社会工作的肯定和建设主要从专业合法性建设开始。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开始建立并逐渐成形，已经有了大批符合资格的社会工作从业者——它表明社会工作者专业知识和技能是科学有效的，可以合法地以一种职业开展服务；
在职业资格认证启动后，劳动保障部门也出台了社会工作的职业和薪酬标准等——这是通过将社会工作者纳入财富分配体系来肯定其专业合法性和工作价值；
政府还表现出要将社会工作纳入权力体系的姿态，如行政机构开始设置社会工作岗位，虽然这样的岗位设置在实际中还很少。
作为权力和社会资源的核心，政府对社会工作的肯定和推动，无疑使社会工作进入到了实质性的快速发展阶段。
专业合法性被置于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的首要位置，而在社会场域、科学场域中，合法性又是被如何看待的。
本文以下的部分，从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等视角进行批判性分析。
二、场域—惯习理论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认为，人们都生活在关系构成的社会空间中，一个个不同的社会场域构成了我们所处的世界。
这些社会场域，如权力场域、科学场域、文学场域，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其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
而高度分化的社会正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
这些场域的聚合体即是国家，各方争斗的关键目标就是垄断具有合法性的符号暴力，合法的符号暴力意味着，在民族国家这一场域内，确立和强加一套强制性规范，在此场域中的行动主体都不能抗拒，并将其视之为普遍一致的和普遍适用的。
与场域相联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资本。
在布迪厄看来，随着场域的变化，不同种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之间的等级次序也不同。
人们在每一个社会场域中竞争性地积累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本，其中符号资本可以决定其他资本在场域中的价值。
在场域中，行动者依据占有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占有不同的位置，其拥有的资本的数量和结构，会决定其采取的行动。
场域实质上正是不同位置上的行动主体之间的客观关系。
每一个社会场域都由“潜在规则”所结构，不同场域有各自特定的利益形式和特定的幻象，场域创造并维持着它们。
而这些利益形式和幻象，也就是人们对场域中彼此争夺的资本的价值的共识，这个潜在规则就是符号资本，即在该场域中什么类型和结构的资本具有价值和利润的认可。
每一个场域的具体的符号资本意义都是不同的。
布迪厄强调资本对于场域的特定意义，“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
如在新闻业中，对新闻的“客观性”的要求与声望标准相联系，从而才对客观性的价值进行了肯定。
在一定的场域规则下，行动主体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来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即他们拥有的符号标志的数量；
同时也会试图去改变场域的固有规则，从而改变该场域的符号资本。
与场域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惯习。
惯习就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在布迪厄这里，惯习被阐述为“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也可以说，是由一系列现实情况、潜在可能性和最终结果所组成的。
惯习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
场域形塑惯习，在特定场域中，惯习成了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
另一方面，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的世界。
布迪厄认为，个人，乃至私人、主观性，也是社会的、集体的，是受社会限制的，是由社会加以阻止、加以建构的，并不是如主观主义所描绘的那样，是行动者一种良知自觉和理性筹划。
同时布迪厄也用这个概念反对决定论，认为行动者也不是完全没有个人的主观化影响。
在布迪厄看来，惯习自身脱胎于一整套历史，筛选着可能有的各种反应，并强化了其中的某些反应。
经过漫长的多方制约过程，行动主体所面对的各种客观化机遇都已经被他们内在化了，这种内在化即是惯习，正是“体现在个人身上的历史”。
三、专业合法性的惯习
场域理论认为，在进入场域的过程中，只要行动主体拥有了某种确定的禀赋构型，他们在被遴选出来的同时，就被赋予了合法性。
社会工作在现代学科体系基本成形后出现，以一个外来的行动者身份参与社会结构的运作，期望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被承认，同样也遭遇到了科学场域的检验。
科学规则和符号资本成为社会工作进入该场域的门槛障碍，而社会工作自身也在惯习的驱动下去适应满足利益规则的要求，争取各类数量和结构的资本。
在与自然科学在场域利益的争夺中，社会科学仍然被自然科学质疑是否为一门科学。
自然科学认为社会科学不能保证研究的客观准确，没有完备的实验、检验的论证过程，这影响到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性；
而缺乏自然科学在获取经济资源上的优势，社会科学在更广泛的社会场域中难以得到认可——这些对客观性及生产性知识的强调，正是反映出主流科学话语（或者主流社会话语）的符号资本所在。
而在这个学科竞争性积累各自资本的场域中，社会科学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在场域规则内化的过程中，建构了自身符合场域符号资本的惯习。
孔德在创立社会学时就定下了实证的基调，模仿物理学的结构建制，以期能够获得已占据科学场域利益位置的自然科学的接纳。
而后社会学的发展长时期地以实证主义为主流。
强调经验事实和可测量的资料信息及可检验的技术手段。
而这一惯习又建构了社会科学场域中的符号资本，因此当社会工作进入社会科学这一场域时，就遭遇到了强烈的对专业合法性的质疑——一个助人专业，一个与人类情感、心灵思考、苦难幸福为伍的专业，一个没有系统全面的知识体系又难以被检测效度、信度的专业，能够被称为一个专业吗?
这正是场域规则、符号资本在其中起支配作用，也是场域中所有参与者对惯习的主动内化和建造。
惯习和场域话语中包括对什么褒奖，对什么贬低，而被褒奖的对象和被贬低的对象都要安然接受自己的身份，才能被批准进入场域；
进入场域后，又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场域位置和既得利益，维持和加固惯习。
布迪厄认为，一个社会场域是附着着某种权力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关系所构成的，所以一个场域总是有对特定的位置占据者的身份、利益、机会和奖惩的给予（布迪厄，2004）。
社会工作在百年的发展中，为争取资本进入场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对自己的“不专业”进行了诸多改造，比如在于微处着力的直接服务中加入测量、评估等手段，以使其服务效果最大程度可量化；
而社会工作的追求社会公平的目标，在惯习之下有意无意被忽略了。
有学者认为追求社会公平这一目标是社会工作专业性质的独特性，但在专业实践中被强调被重视的只是以个人自决为中心的微观服务（RobertL·
SchneiderandF·
EllenNetting，1999）。
微观服务较之于追求社会公平这一目标，能解决个人及家庭困苦，能缓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在这一意义上是具有生产性功能的，同时在测量、检验上的可操作性强，这些特征都是社会场域中的符号资本要求的。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场域中竞争合法性和话语权的行动者，在惯习的要求下，或主动或被动地突显了自己在解决个人困难上的优势，而隐去了对于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
布迪厄说社工变成了“时间”科学，笔者认为，就是社工在场域争取资本的过程中遵从了惯习，或者说选择了服从惯习以获得场域主体的接纳。
这一问题在西方社会已被作为主要议题反思，在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则刚刚开始。
现如今，从西方到东方，社会工作在社会场域中已经或逐渐地争取到自己的资本，而作为社会化了的主体，社会工作在被场域型塑的过程中也在试图型塑着社会结构，试图去改变场域规则，影响符号资本。
在最近几十年出现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话语对以往的规则和话语提出了激烈的批驳，下文就从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试图分析学科体系场域中的专业合法性的惯习。
四、与性别话语的同构性
布迪厄认为在不同的场域中有不同的规则和不同的资本。
笔者认为在不同场域中存在着基本的共有符号资本，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对终极真理的推崇在前现代社会中业已存在，但在现代化的演进中成为现代性文化的核心特征，在各个社会场域中成为无人能逃脱的基本规则。
在科学话语中，则表现为要求理性、客观、准确、普遍适用等科学准则，只有满足了这样的特征才能算是科学，才具有了合法性。
在一个讲求经验数据、追求统一规律和知识生产性功能的科学场域中，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科学中新近出现且实证色彩淡薄的一门专业，自然成为了这场域中最底层的主体。
而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这些符号资本可以追溯到父权制文化建构出的一整套权力结构。
这一套活语体系都是把握利益位置的男性所形塑出的场域规则和男性资本（暂且将现存话语体系所要求的对男性更有利的资本命名为“男性资本”）。
后现代主义哲学质疑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和稳固性，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这影响到后现代女性主义致力于挑战本质主义，挑战关于解放和理性的宏大叙事，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反对性别两分和性别不平衡（李银河，2005）。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提出，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合法性所有建立的法则和原理做重新的审视。
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挑战了大众文化和大众意识中身份的普适性、固定性和决定性的概念，为我们开拓了自我建构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新的可能性（Jaggar等，1988）。
后现代女性主义向从启蒙时代开始形成的一整套现代思想提出挑战，其中包括像知识、理性和科学、知识的普适性这样的范畴，认为以往的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所谓的科学准则实际上的男性权力的体现。
对“男性规则”的反抗，对人类社会最为根本的等级分化的批判，是反压迫理论中的最为深刻视角，跳出了阶级、种族、文化的区隔，所有场域中的规则都是男性化的，所有资本都是男性形塑的，从而为男性掌握的。
福柯的权力知识学说揭示了话语对权力的建构作用，影响到后现代女性主义对话语极大关注，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以解构父权制文化在生活世界中的压迫建构。
因为以往的历史都是用男人的话语在书写，以往的社会权力也是按照男人的意志在分配。
后现代女性主义进一步提出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合法性所由建立的所有法则和原理做重新的审视（李银河，2005）。
笔者认为，在科学场域包括社会场域中对客观、普适性等概念的定义和推崇，与历史沉积下来的性别话语，是相互构连的。
人类历史是一部男人的历史，女性的贡献和声音湮没于男权话语下；
男性规定了场域中的游戏规则，男性资本在场域中被形塑为有价值的；
而场域中的行动者为了固守自己的位置或者取得更大的利益，开始了追求男性资本—强化男性资本的循环过程。
布迪厄认为，在场域中行动者占有的位置是极其重要，而女性占有的位置一直是场域的边缘，几乎没有能接触到男性资本的机会，也无力改变自己在场域中的位置，陷入位置边缘—缺乏资本的怪圈；
因为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与男性资本不同，社会工作在进入科学场域时，其合法性被根深刻地质疑。
在被符号资本和惯习排斥的意义上，质疑专业合法性与质疑女性的主体性的源头是具有同构性的。
以下从三个方面对此同构性进行简要论述。
在资本积累上取向的对立。
社会工作在知识和实务层面关注人际间的亲密关系及互动，强调在社区意义上的互助合作过程对社区的发展意义。
这一价值取向与场域主流话语的追求权力资源和能获得经济资源的专业技能（如医学）不同，而社会工作对于亲密关系的关注以及一系列帮助个人的技能方法都不被承认为是理论知识，反而被认为是专业性不够的表现。
在性别话语中则表现为：
常与女性相联系的特质被有意忽略和贬低。
在已有的场域规则和男性资本下，男性在权力、经济地位上都较女性更容易取得优势（这些也已经是男性气质的标签），这反过来又加强了男性行动主体对场域规则的维护和对男性资本的推崇，这样的价值崇拜又使得女性更加处于资源弱势的地位，从而剥夺女性话语权，使得不同于男性资本的女性资本被贬值、被边缘以至于完全失声。
女性主义就认为，女性编织亲密关系的能力是女性在私领域和公领域都拥有的能力。
要拒绝男性气质对政治权力、经济地位和医学专业的追求，将个人利益导向合作的制度关系，以达到共同目标。
与宏大叙事和统一真理的对立。
基于对人的尊重，社会工作强调个别化原则，“人在情境中”的社工理念要求从个人的处遇出发，理解个人生活的独特性并尊重差异，而不是追求知识的普适性和最终规律的统一。
这一点使得社会工作颇受攻击。
普适性知识和统一真理本身就是带着民族优越感的，所谓的普适性知识其实是在现代化发展中掌握到话语权的地区的特殊知识，但通过经济殖民和文化霸权推广成为普适性规律。
这在性别话语中同样深深地压迫着女性，女性常常被认为“缺乏把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Bacchi），在现有的科学场域中，也都是男性把持着对宏大叙事发声的权力。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标榜其普遍性和中立性质的宏大理论其实都是男性资本的表述，都是以男性话语为标准，是男性创制出了这样一套规则以获得了男性资本，又利用获得的资本排除女性，巩固位置。
女性一直是作为被忽视和被压制的一方存在于宏大理论的阴影中。
而当前社会场域所建立的法则和原理，所拥有的合法性都来源于男权制的建构，我们需要对其做重新的审视。
一些女性作家就激励妇女脱离男人为妇女建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外去书写自己（罗斯玛丽·
童，2002）。
与男性气质的对立。
整个社会场域的规则与男权文化对男性气质的鼓吹十分接近，如高效率、高度理性、强竞争性、控制情感能力强等特征，科学话语中讲求客观、实证、检验正是对此的映射。
而社会工作关注个别差异及相互合作，强调社区层面而不是只以经济发展为动力，在科学场域中，缺少客观、普遍适用等男性资本，这在本质主义的论调中，就是站到了男性气质的对立面，毫无疑问地被排斥。
社会工作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主动被动地成为一门“女性的职业”，这不仅是因为其实务工作者大多是女性，更重要的是社会工作强调的价值在男权话语中就是“女性气质”的。
女性气质作为男性气质附属，长时间内价值被贬损，而女性企图卸下女性气质去获得男性资本，则会在社会中受到攻击视为越界，在社会场域陷入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缺少男性资本被压迫因而被迫更加多地拥有“女性气质”。
两者在不同空间中的相似位置正是源于社会工作实践与女性运动在价值上的同构性——重视个体，尊重差异性，为无权者争取发声机会；
重视社区层面，注重从文化、社会、政治、精神等维度评估人类与社会的进步。
而这也为社会工作寻找自身新出路提供了可能。
五、“社会工作气质”的构建
社会工作的专业合法性被质疑，来自于专业价值与场域中的男性资本要求的不一致，进而遭遇到场域的排斥和边缘化。
而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场域中的行动主体，也试图积极地通过个体内化，即内化场域的惯习，增加科学场域的符号资本，以获得场域其他主体的承认；
在发展中开始修正自己的专业规制，如对社会公正目标的弱化；
学习使用大量的实证语言，依靠数据和经验来论证自身；
崇尚技术理性的社会工程学在社会工作中的分量愈来愈重。
还有人提出主动利用“科学”话语为自己武装符号资本，“因为政府与民众度非常相信科学的魔力，‘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话语霸权。
换句话说，社会工作在中国的语境下有必要以‘科学’的名义与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社会工作在自我倡导过程中展示其‘科学性’就尤为重要。
”（何雪松，2004）穿上科学的外衣在社会和公众中争取场域主流资本和合法性认可，企图利用场域内主体的惯习和对男性资本的盲从来为自己增加资本的数量，这不是狐假虎威么?
这是在价值上的主动妥协，而失去了立场的策略会将中国社会工作引向何处?
在如今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学界和实务工作者应该要从反思自己的专业价值出发来把握社会工作的发展。
社会工作应该要怎样安置自己自身在社会场域中的角色，社会工作要向何处去?
与性别话语的同构性为此提供了新思考。
首先要认识到社会工作因为价值理念与场域惯习（强调统一真理，追求权力，重视理性）不同，已经是场域中被边缘的弱势群体了。
为强者谋利的专业占据了高符号资本，为弱者维权的专业只能在资本竞争中处于底层。
社会工作的独特性在于追求个人自决与社会公正的目标，最大的特色在于对现存不平等制度的反动，而试图学习并标榜自身也是具有理性的、具有普适性意义的，参与资本竞争，求得场域中地位的上升，这无疑是自缚手脚、自废武功；
同时，在一个推崇理性的话语世界中生存，作为被排挤的代表，是难以获得高评价和高地位的。
其次，作为一门被场域的男性规则排斥、倡导尊重与平等的专业，在专业内的发展中对场域惯习的审视是必要的，需要警醒社会工作作为一个行动主体，是否不知不觉地在操演场域规则。
最为直接的表现即是，在实务工作者中，大部分都是女性，而在管理层面则大多是男性。
在社会工作内的人才发展和结构调整中，又创制了什么样的场域规则，追求什么样的资本，是否也同样落入了男权文化结构的窠臼?
是否在不加抗拒地复制这一套男性规则?
再次，在科学场域和社会场域中避免成为霸权话语的附庸，就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社会建构论认为，身份认同和包含着权力的话语都是被建构出来，为一定的利益群体服务的。
后现代女性主义就高呼，要摒弃霸权的男性话语，要建立一套女性的话语。
那么中国社会工作也可以建构自己的“社会工作气质”，传统意义上被贬低的“女性资本”的意义，建构一套毋须攀附量化的“科学”语言、毋须标榜客观中立，尊重差异性、让无权者发声的新的符号资本。
对旧有的惯习和符号资本的不遵从，这也许会带来某些担忧，如无法参与社会场域中权力、利益的竞争，但如果将在等级竞争中赢取资本作为首要目标，已经是背离了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维护社会公正，需要的不是去求得残羹冷炙的嗟来之食，而是要从社会制度着手改变结构性的不公。
最后，还需注意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本身是一种西方化。
什么叫专业化?
又何尝不是对唯一真理的实践?
多元真理的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存在终极真理，而这样的专业化、西方化不过是在文化上的主动殖民。
努力地向西方的社工专业价值理念靠拢，又是被男权制话语殖民的又一表现。
因此，在提倡建构“社会工作气质”时，从认识论到方法论都应该是中国化的，而不是以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和核心的西方化，要建立的是中国社会工作气质。
总之，在社会工作现今的发展中，期望能从中去强调建构自己的中国社会工作气质，不是去附庸霸权的“科学”话语和男权话语，而是建构自身的以关注个别差异及相互合作，强调社区层面而不是只以经济发展为动力的社会工作话语；
不是去内化与自身价值相去甚远的场域惯习，而是建构自身的独特惯习，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符号资本；
不是以一个被承认对象的身份去认同场域惯习，而是作为一个社会场域中的行动主体，通过实践对场域有自己的影响。
社会工作“相信改变”的意义也正是在于此，中国社会工作气质具体的内容更应寄希望于社会工作的实践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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