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务精习黄侃读书法略谈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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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丛刊》……自戊辰(1928)夏,节缩日用必需之资,以四百三十元决意买之,首尾四年,乃获全部,欣喜不已,夜以名酒庆之。
戊辰买书从此起,约用三千三百元;
己巳(1929)用两千元有奇,庚午(1930)用两千元有奇。
三年来,买书几斥去八千元矣。
”三年买书花了八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黄侃购书的原则是为教学与科研服务,他在1928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专门分析了藏书家购书与学者购书的不同旨趣:
“买书备种类供所寻者,上也;
於所专讨书多致精本供校勘,亦不得已也。
但求旧刊侈收藏之富,求秘本以独见骄人,甚至但借人书,不以书借人,如黄丕烈,与山西富人积财不用、镕金成山者无异矣。
陆心源书埒四库,尽归海夷,杨守敬多致秘本书,终归豪室,亦何为哉!
吾辈但祈能见人间常见书,能搜专门书籍己所致力者,斯亦可矣。
”
凡用得到的书,他都力求完备。
对于自家藏书不敷使用,他是深以为憾的。
如他在1929年写给大女儿念容的信中说:
“我现买书甚多,而唐以前要籍尚有未备,以致乞丐于徐恕之伦,可恨!
可恨!
”经过不断努力,他所需要用的书做到了大致完备,如他在1932年2月1日的日记中说:
“藏书过多,费数年心力,始将有用书籍,渐次搜罗,略号完备。
黄侃还惜书如命,他在1929年9月25日的日记中曾记载过这样的一件事:
“整理书籍,以金石书别置一室。
查得《古书丛刊》第二函不见,殆焯所取。
此儿取书,从不见告,可恨可恨!
书一条黏之书架上,曰:
‘血汗换来,衣食减去。
买此陈编……昼夜于斯,妻孥怨怒。
不借而偷,理不可恕’。
二、从目录学入手
黄侃读书治学大抵也从目录学入手,如他在1925年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
“搜集正史参考书目略备,遂治全史。
行可来,以正史参考书目尚有未备,取去代为补苴。
”可见他在治全史前,先编了一个目录,而且还将该目录向他人征求意见,并请他人补充。
他研读宋代金石学也是这么做的。
从《黄侃日记》中可见,他收藏了大量书目,并且认真阅读过,如他在1925年1月4日的日记中说:
“阅《销燬抽燬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奏缴咨禁书目》讫。
去年费五旬之力,将《四库提要》《四库简明目录》《四库未收书提要》三种书点完,不若今夕翻此册之快也。
为了便于充分利用自己的藏书,他还特地编了藏书目录。
这在《黄侃日记》中也有反映,如1928年7月30日的日记写道:
“架上书整理讫,耀先为编目,甚便检寻。
”耀先乃黄侃的侄儿黄焯之字。
再如1928年10月5日日记云:
“午后料检藏书目录,竟日遂停他课。
”为了更好地利用《四库全书总目》,他还编过索引,如1928年10月31日日记云:
“试编《四库书目书名作者通检》,至《提要》二卷之半。
开推荐书目是他指导学生的重要方法,黄焯曾谈到1921年正月他“自蕲乡来省先生,试令-想象作文二篇,以为可教,即授以《说文》《文选》《文心雕龙》诸书,并为写应读书目二十余种。
”这些书有二十五种,据徐复介绍是“当时社会上盛行梁任公、胡适之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先生认为泛滥不切实际,没有揭示出重点,故提出二十五书以纠正此偏向。
”此外,他还专门开过小学推荐书目。
三、治学有定程
潘重规《季刚公传》称黄侃先生“治学有定程,未尝以人事、疾病改恒度。
”汪东《蕲春黄君墓表》也称:
“其为学,严定日程,贯彻条理。
所治经、史、小学诸书,皆反复数十过,精博孰习,能举其篇叶行数,十九无差忒者。
”黄侃往往在一年的开头制定一年的工作计划,如1922年1月1日日记云:
“今岁所拟为之事,略记于左。
属于学业者:
一、着手为《经典集音长编》;
二、赓前治《说文》;
三、繙史籍,辑《文章志》;
四、缮录文、诗稿。
黄侃按计划读书也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殷孟伦回忆道:
“我从先生学习时,平时观察先生治学,知道先生读孙诒让《周礼正义》时,按日程功,总共费了一百八十天方始读完。
先生采用的是湖北楚学会排印本,读完之后,先生写了‘读经已恨二毛衰’的绝句一首。
一年结束,他也往往做个总结,如1929年2月9日除夕的日记说:
“今年买书甚多,而读书甚少。
所可粗慰心者,校《经典释文》一过;
读《全上古文》《全汉文》《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尽,加点;
写《论语》《孝经》《尔雅》一通;
读《新唐书》传一过;
钞唐诗三本,此功程之可计者也。
其馀零星琐碎,不成条理矣。
作诗百馀首,略有吟咏之乐耳。
如果没有按计划完成任务,他也会反省自责。
如1921年2月3日日记云:
“竟日览杂书送日,可惜。
”1928年8月5日日记云:
“比日事冗心烦,读书陵(零)乱无序,亦无心得,当切戒之。
”同年9月7日日记复云:
“点《唐书》百六十三。
馀课悉荒,连日无故缺课,意殊恨之。
四、博览与精读相结合
从黄侃所制定的读书计划中可以看到他重视精读,同时也注意博览。
如他在1928年8月19日所定的日课,有“钞《古诗存目录》,校《经典释文》,点全上古至隋文、《全唐诗》。
”这些显然属于精读的范围,还有“翻群书於目录金石者”,“读《河岳英灵集》”,这些显然属于博览的范围。
其《戊辰日记》附九为《浏览》,实际上就是将他于该年七、八、九三个月博览的书编了一个目录,如《王闿运日记》、《书林清话》、《太平广记》、《语石序》、《宋诗钞补》、遗山七律七绝、《画中人传奇》等。
黄侃对待博览与精读所采取的读书姿势是不同的,博览往往采取“卧阅”的方式,如“卧阅《大乘起信论》”、“卧繙太白七古”、“卧阅《汉书》武帝以后诸人传”、“卧阅《阅微草堂笔记》”、“身发热,遂卧阅《绝妙好词续钞》”等等。
而精读则要采用“端坐”的方式,如1921年12月31日,“下午端坐书室,阅《周礼》至夜,竟《夏官》序官。
”先生还在1928年6月20日特别介绍过他精读过的一些书:
“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
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
注疏圈识,丹黄灿然。
《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
《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徧数。
而记忆绝艰,每寻一事,非细检不敢辄用。
博览使黄先生在经史子集等各个领域包括佛经、道藏都具有渊博的知识。
而凡为黄侃精读过的书,先生都具有深刻的印象与独到的见解,这为他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面他自称“记忆绝艰”,显然是谦词,同时也表明他学风严谨。
他的学生殷孟伦谈道:
“黄侃先生治学精研,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过。
其熟悉程度至能举其篇、页、行数。
十九无差误。
五、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殷孟伦《忆量守师》云:
“先生经常讲到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语出《史记》)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语出《论语》),确实是治学的金石良言,为我定了一个航标,使我终身获益不浅。
”显然这十六个字也是黄侃本人的经验之谈,他不仅认真读书,而且勤于思考,善于总结规律。
其思考的结果通常都批在书眉,或写在日记中。
首先是将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抄下来。
黄侃日常功课中有一项是抄书。
其次,是将自己的读书心得批在书眉或写在日记中。
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称其“为学务精习,诵四史及群经义疏皆十余周,有所得辄笺识其端。
”程千帆先生在《黄侃日记?
后记》中也说:
“其所创获,多笔之书眉,或载之日记。
故虽不幸早逝,著书未成,而遗说故在,班班可考。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他善于总结规律,正如陆宗达《黄侃日记?
序》所说:
“他虽然祗活了半个世纪,却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经学、小学、文学和史学丰富而纷杂的遗产面前,毫不困惑,努力地梳理它们的脉络,潜心地发掘它们的精华,深入地探讨它们的规律,细心地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
”黄侃本人也提到过这一点,如他于1929年1月27日写给陆宗达的信中指出:
“大抵名物制度,宜抽绎其例,排比其文,或图之,或表之,虽有旧图旧表,仍宜自作。
”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定上古声19类,上古韵28部。
此外如其《汉唐玄学论》谈魏晋学术新变的四个特点:
“自魏氏以来,训释儒言,颇变汉代经师拘守家法之习,一也;
参以玄言,二也;
受浮屠之渐染,三也;
自下新义,四也。
故经说纷纭,极于宋、明,而实滥觞于魏、晋。
”这些理论总结,都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