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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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先生指点我，在读西洋通史教本之外，可以读一读古奇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家》一书，这让我较早地知道了19世纪末德国学派的兰克怎样渊博，埃克顿怎样勤奋——埃克顿写了一屋子卡片，去世之后，别人都不知如何利用。

齐先生很关心如何使中国史学界在西洋史研究方面赶上世界水平，以期改变当时留学生回国后“为了糊口而教西洋史，为了学术只能研究中国史”的局面。

我虽鲁钝，但想兼顾中国与外国，知道中国有罗振玉、王国维，外国有兰克、埃克顿，这实际上是羡慕齐先生的渊博，并受齐先生兼顾中西教示的结果。

　　孙楷第子书先生讲《目录学》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上课时从来不带片纸只字，两手空空，拖着清癯纤瘦的身躯怡然而来，往讲台上一站，没有任何开场白，立即进入正题，按照四库分类一部一部地介绍重要古籍。

他要求学生熟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大序、小序，建议学生拿上《书目答问补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到图书馆找出各种版本亲手摸一过，以后再涉及该书时，就先回想这部书的版式、卷数、书口等具体模样。

他强调熟能生巧，孙先生《沧州集》中的文章那样清澈秀丽，富有卓见，赢得学界的普遍赞叹，看来正得力于他的“熟能生巧”。

孙先生的博闻强记令学生们大为震惊，他在课堂上讲述史实时朴素无华，但触类旁通，如数家珍，做到了高悬学术之准绳，亲示学子以津逮。

　　回想起来，这些老师们的渊博学识全从“笨”功夫中得来，每个人都充分发展了博闻强记的本领。

以宋史、古代官制、中国近代史名家的聂崇岐先生上课时也是从来不带讲义，全凭自己的记忆侃侃而谈，史实、年代皆极准确。

我还清楚地记得王钟翰先生上清史课时，为我们讲清初“拜堂子”的习俗，历历如数家珍。

王先生有时把他的老师邓之诚文如先生——按辈分说是我们的太老师了，请来给我们讲几堂课。

邓先生身着蓝布长袍，头戴瓜皮帽，脚穿一种叫“老头乐”的棉鞋，脚腕子上扎着腿带，讲课也是从来不带片纸只字。

老先生往讲台上一站，先是向同学们深深地鞠一躬，往往脑门碰到桌面，然后操着云南官话说：

“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

”几句简单的开场白之后进入正题，全凭记忆从容道来，真是滚瓜烂熟。

还有侯仁之先生的北京地理，翁独健先生的蒙元史，也都是绝学。

翁先生口才极佳，善于鼓动学生的热情，在一次讲课中，翁先生扶着拐杖，呼吁“中国应当出自己的巴托尔德”。

[1]他指定冯承钧的译述为必读参考书，使我较早地知道了法国汉学家沙畹和伯希和的业绩，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后来我选定中亚为专业之一。

用今天的话来说，我的这些老师都是“国宝级”的人物，而我有幸亲承謦欬于侧。

　　除了这些老师之外，校内还有若干青年师表，还有正在读研究院或高班的“学长”，他们年青而有成就，给我很深的印象，如西语系的“才子”吴兴华先生，后来成为红楼梦专家的周汝昌先生，刚在历史系任教的许大龄先生等等。

当在历史系读研究院的寿纪瑜师姐、高班同学陈公柔等，也在学术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我的这些师长们无一例外都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少有功利的计较。

聂崇岐先生几乎消耗大半生的光阴，默默地在燕京大学的贝公楼楼顶的哈佛燕京学社，为出版系列《引得》，标出所需“引得”的条目。

这是一种极其单调枯燥、又极其复杂细致的工作，不能出一点差错。

聂先生全身心投入其中，数十年如一日，真可谓刊落声华，甘于寂寞。

齐先生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很难说出他除了追求学术真知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爱好。

王钟翰先生以同样的坐冷板凳的精神，在贝公楼从头至尾研读《清实录》。

在他们那里，专心致志献身学术的真诚使他们具有深沉的静穆和祥和。

套用近代英国着名史学家彪瑞的话，我这些老师们所从事的正是“不折不扣的历史科学”的实践。

他们实事求是、不计功利的敬业精神体现了历史学者应有的风范。

　　我由于浅薄，虽然有这样好的老师和学长，却没有学到他们做人的态度和治学的精神。

老师们谆谆教导读书要沉心静气，我却心浮气躁；

老师们教导做学问要厚积薄发，我却浅尝辄止。

说来惭愧，当时我从来没有认真地从头到尾钻研过一部基本典籍。

我喜欢做的是经常跑图书馆借书，捆到自行车后架上驮回家后，随便翻翻，写几张卡片。

卡片虽然也写了不少，但从来没有系统。

即使这样也敢骄傲，鼎未尝一脔，却敢拿一得之功、一孔之见炫耀于人。

年近古稀，思及自己当年的浮躁浅薄状，不禁汗颜，深感愧对师长们的言传身教。

　　　二

　　1952年夏，教育部依照苏联的模式，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调整。

我原在燕大历史系读书，院系调整后成为新北大历史系的首届毕业班学生。

　　新北大使我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当时北大校园内学术大师密度之大，大概是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以来所仅见。

走在校园中，特别是上下课的时候，走不了几步，就可以瞻仰到一位名教授的风采。

当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在北大，钱钟书先生天天忙着到图书馆借还书。

图书馆馆长向达先生天天准时上下班。

在校园内，不时可以看到汤用彤、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郑昕、洪谦、黄子卿、何其芳、余冠英、冯至、季羡林、金克木、李赋宁、罗大冈、马坚、曹靖华、赵乃抟、陈岱孙、樊弘、陈振汉等先生的身影。

当时，文史楼二层的东边是历史系和图书馆专科，西边是中文系。

上下楼时，经常可以看见其实只消听见他们的名字就令人肃然起敬的教授们，如历史系中国史教授翦伯赞、张政烺、余逊、邓广铭、周一良、邵循正诸先生，世界史教授齐思和、杨人楩、王铁崖、陈芳芝诸先生；

图书馆系的王重民先生；

中文系的游国恩、王力、魏建功、吴组缃、杨晦、浦江清、周祖谟等先生。

　　回想50年代北京大学强大的学术阵容真令人欢喜赞叹，中国文化巨浸中有北大这样一条劲流真是中国的大幸。

这些纯朴谦逊的教授们既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又开拓着中国文化的恢弘未来，他们的造诣使北大的文化生命永远元气淋漓，他们鞠育的莘莘学子也往往由于富于原创精神而使这条劲流永远汹涌澎湃，吁嗟乎盛哉，郁郁乎文哉!

　　当时的我，由于敬慕这些大师而尽量浏览他们的着作。

例如，我读了向达先生燕京学报专号本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使我产生了继续他的书而写一本《唐代西域与中原文明》的念头。

1953年夏我毕业留校，在历史系任世界古代史助教。

1955—1957年共计两年，我被抽调出来，为教俄国史的苏联专家谢·

伊·

安东诺娃担当课堂翻译。

在任翻译期间，我译过马克思的《致查苏利奇信草稿》等着作，费了更多的时间翻译苏联《古史通报》、《历史问题》等杂志上的有关古代社会分期、社会性质的既佶屈聱牙、又缺少创见的文章，表明我虽然有幸置身于众多学术大师之侧，但我学无根底，认知不真，分不清什么是有长远价值的学术，什么只是一时的热闹。

其间幸而有邓广铭、杨人楩诸师谆谆叮嘱，要我打好基础，“根深才能叶茂”，才使得我没有更多地荒废光阴。

　　1957年6月8日，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

在此前的“鸣放”期间，我由于狂妄无知，说了一些被认为是违反“六项政治标准”的言论，受到若干场揭发批判，于翌年2月的“反右补课”中，被补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斗争对我是当头一棒，霎时间天旋地转，先是一下子从飞扬浮躁的半空中重重地跌落到地上，而后又坠入敌我矛盾的深渊。

本来我自我感觉异常良好，猛然一打一跌，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怎么挣扎都缓不过气来。

此后二十二年中，正值我青壮年时期，我一直处于“孤立”或“半孤立”状态中。

累计十年以上的时间，我是在校外劳动、下放农村、下工厂、参加“四清”、“社教”、下“五七干校”等一系列接受改造中度过的，这里还不包括在校内经常从事的各种或长或短的劳动，不容我有稍长一点的时间，哪怕半年，坐下来静心读书。

然而，我幸运地活了过来，得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生命。

四十年来，我常常感到比大多数的右派幸运，这不是犬儒式的自我解嘲，而是每每想到他们更加悲惨的命运就不禁悲从中来而内省的结果。

这种回顾使我惕然警惧，不敢松弛怠慢和只顾自己。

长期在逆境中生活消除了我的内热，矫治了我年青时期虚浮焦躁的痼疾，我告别了无忧无虑的懵懂生活，体认到坎坷、不幸乃人生的常轨。

铩羽暴鳞的经历、困顿艰苦的磨练使我不再畏惧孤立，不再畏惧艰难。

重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使我获得历史学能够赋予微末的个体生命以意义的顿悟：

研究历史不仅仅是整理史料，研究历史也是自我提升，自我实现。

　　1959年十年大庆前夕我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

由于我会点外语，在当“摘帽右派”期间，我几度被抽调出来，参加某些“战斗任务”的“资料工作”。

例如，60年代初期中苏意识形态论战，我被派去查找、翻译资料。

又如“文革”后期，上级下达翻译“一国一史”的任务——即每一个国家都要有一部通史翻译出来——我被调出来，翻译了《沙特阿拉伯史》。

再如70年代中期编写《沙俄扩张史》，我又被调出来，翻译马克思的《十八世纪俄国秘密外交》、有关所谓《彼得大帝遗嘱》的资料，参加编写沙俄扩张史和侵华史。

当然，我属于“控制使用”的人，但毕竟由于我被抽调出来作“资料工作”，因而享有意想不到的“特殊”待遇，例如，系里唯一的一个北京图书馆的集体借书证长期在我手中。

有一个时期，去北京图书馆借书，每次都必须持有北大校、系两级的介绍信。

正因为我有任务在身，可以顺利地开上介绍信，光明正大地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北京图书馆利用该馆的藏书。

当时，北京图书馆在文津街，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一个偌大的北京图书馆，经常只有两三个、最多只有三五个读者。

我去查书、借书，那么多图书管理员有时只为我一个人“服务”。

我按领到的任务进行书刊的检索，这一机会使我恢复了与大量新旧书刊的接触。

当时，中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化典籍均被作为“封、资、修”而封存起来，人们看到的只有四卷“红宝书”和八个“样板戏”。

在严密的文化禁锢时期我能接触到那么多的中外图书，我无限感念冥冥中的上苍特为我网开一面。

北京图书馆是我的精神乐土，是荒漠中水草丰美的绿洲，在那片暂时与尘嚣隔绝的清爽的空间里，我浑然忘却一切烦恼，时间过得飞快，总是感觉刚刚进馆，尚未徜徉就到了闭馆的时间。

我此生除了感谢我的母校燕大、北大对我的哺育之外，再就是感谢北京图书馆，感谢她在文化饥荒的年代提供给我的丰富营养。

而今，我能利用的着名图书馆远比当时为多，但不知为什么，我再也寻觅不回来当年在北京图书馆时精神获得解脱的那种特殊感受。

　　在被分配写《沙俄扩张史》时，我工作得非常认真。

在此之前，我父亲张锡彤曾带我去拜见过冯家昇先生。

当时，冯先生对突厥语文书兴趣正浓，他建议我找来沈炳震的《两唐书合钞》下下功夫，他认为，此书还有大量工作可做。

我当时很想按他的指教去做而没有条件，但这是我继元史之后着手唐史的开端。

在撰写沙俄扩张史的过程中，我逐渐集中到搜集中亚资料上来，我很想在何秋涛、徐松、张穆、沈垚、陶保廉、洪钧、王树柟、沈曾植、王国维、屠寄之后，从事唐代以来西北边疆史和蒙元史的研究，这就从原来想继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之后写一部《唐代西域与中原文明》又进了一步。

　　1978年，我四十七岁，生平第一次正式登台讲课。

在邓广铭师的亲自安排下，我讲中国通史的隋唐至两宋一段。

当时，历史系78级中国史专业的学生素质极高，教学相长，使我深深受益。

与此同时，在学习隋唐史和敦煌文书上，我深得新调来历史系的王永兴教授的教益。

　　就是这样，年近半百、已成二毛的我，终于选择了隋唐、中亚为研究对象。

受陈寅恪先生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关系说的启示，我将隋唐与中亚史结合在一起；

受内藤虎次郎的中国近代始自唐宋之际说和堀敏一的中国各地可能分头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是在五代十国时期说的影响，我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晚唐五代；

读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布劳代尔的着作而使我觉得，在史学的多种领域中，我选择的领域比较适合我自己的条件。

　　三

　　历史学的研究趋势是，就个人研究的操作可行性而言，势须把整体切成条条或块块，拣选其中之一条或一块，作为自己的领域或课题。

然而，就学科的总体而言，历史学又要求研究者尽量扩大视野，涵盖历史学理应包括的各个领域，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考察历史的传承与变革，避免偏颇，以求全面。

今天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从自己的研究领域的一角出发，力图把握历史的整体性与全面性。

在当代，人们皆以有限的精力追求无涯的学术，以至于每一个人都陷入了以有限的精力与学科的客观要求相较量的高度张力网中。

在法国，人们提倡长时段的考察，多学科的训练，新方法、新思路的探求、新领域、新对象的开拓。

在美国，在盛行区域研究、社群研究、阶层研究的同时，各种社会科学的启示而在史学研究中提出花样不断翻新的新观念、新模式、新范畴、新规范，并且开始注意共时性的横向研究中历时性的纵贯。

　　然而，达到这样的要求谈何容易，俗语说“隔行如隔山”，法国年鉴学派的开创者布洛克和费弗尔早在1929年就曾慨叹各学科之间的障碍“有如高山”，常常“遮住人们的视线”。

鉴于先贤的教导和我自己的诸多教训，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精力的衰退，我近年已把有限的时光用在了整理较为熟悉的材料上面，避免重蹈年青时不知深浅的“隔行”旁骛的覆辙。

具体说来，我正在做的和想从事的工作有如下几项：

　　首先，安史之乱不仅是李唐一朝的剧变，它所造成的无数无从预料的后果既直接影响唐代后期，也远及以后的朝代，这是我一直注意的课题。

安史之乱后唐代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举凡掌权阶层中各种角色的不断变换，各种群体或集团的出现和形成，各种具体社会经济措施的引进和实施，如第五琦、刘晏为济军用而实行的盐法，杨炎所上行两税的启请，李泌借答复德宗恢复府兵的可能性而建议的屯田等等，莫不与唐代前期律令制的瓦解息息相关，而安史之乱有以启之。

再如这一时期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文士的活动也很值得注意。

我曾指导我的学生将李华的《质文论》译注为英文。

我认为，只有结合时代背景以及李华在离乱中的经历和心头遭受的创伤，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质文论》，并在文中极力发挥“质弊则佐之以文，文弊则复之以质，不待其极而变之，故上无暴，下无从乱”的主旨，特别是他反复强调“文则奢，奢则不逊，不逊则诈”，看到了天下“诈极则贼乱”的严重后果。

看来，他表面上是主张恢复“中古之风”，实际上是反思离乱世变的原因。

李华的至交萧颖士也发挥着同样的政见：

“圣人存易简之旨，尽芟夷之义。

”我认为，正是出于这种时代背景，唐代的古文运动在武周陈子昂时还是个人的行为，到了萧颖士、李华、苏源明及其弟子独孤及、元结、梁肃时期，则显然形成有共同识见的群体。

以往人们更多注意的是“萧功曹”如何提拔、聚集文士，实际上，是由于这批文士在安史之乱后对时代共同反省，促成了他们形成明确的文章复古载道，以“化人成俗，安危存亡”的群体意识。

至于安史之乱导致的对后世的更为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人口和经济重心显然从此加速南移即是一例。

河北三镇及相邻地区从此未归唐朝直接统治，经五代后晋石敬瑭割让幽蓟十六州及宋太宗征辽的高梁河之役，这一地区已固定在陈寅恪先生所说的“胡化”范围之内，乃至使后来的元、明、清三朝出于各自不同的考虑，都不得不把政治、军事中心北移，从此形成中国长期经济、文化重心在南，政治、军事重心在北的形势。

陈寅恪先生从鲜卑入主北方以来的大势着眼，一再关切地提示研究唐史要注意“种族”与“文化”，指出两者乃“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借之可见外患与内政之相互作用、各族兴衰之连环性。

陈先生的这些见解，也完全可以扩大及于观察晚唐五代乃至更后的朝代。

法国中世纪史大家乔治·

杜比的主要着作之一《三等级，想象的封建社会》是从社会职能上考察法国中世纪社会的僧侣、贵族与第三等级的来龙去脉和相互作用，意在赓续杜美兹尔对上古印欧文化的祭司、武士、平民劳动者的社会三重结构的研究。

与杜比的工作相比，安史之乱这一转折之后值得研究的问题远比法国中世纪历史复杂得多。

　　其次，在唐代上层文化或雅文化之外，儒、道、释三教对唐代通俗文化究竟有什么影响是我感兴趣的另一课题。

近年来，我和我的法国同行梅弘理将敦煌文书中的《斋琬文》译注为法文，我想为刊出此书而写一篇较长的引言。

在这方面，目前在西方走红的俄国学者阿隆·

古列维奇有关人类学的着作，如《中世纪的文化类型》、《当代人眼中所见的中世纪欧洲的文化与社会》、《中世纪平民文化：

信仰和意识问题》，颇有助于对照考察的思路。

《斋琬文》是研究唐代通俗文化的文体、文风，研究下层百姓的思维方式、社会心态、宗教信仰、忧虑、期待、追求、冥报等一系列心理活动的第一手资料。

目前西方时髦的某些范畴或观念，如“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当然不能照搬于中国中古史的研究，但参照古列维奇这样的实证着作，对于我们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研究唐代通俗文化当有所裨益。

　　第三，根据文献、出土文书、文物对中亚史中某些课题作钩稽史料、建立间架的工作。

由于种种原因，西域作为中原的边陲，做不到建立有如中原核心地带那样的因果序列。

职是之故，对资料的搜集、诠释均感困难，有时不仅系统资料不够，仅有的一点资料甚至混乱一团，令人理不清头绪，例如大月氏与吐火罗的来龙去脉，8-11世纪龟兹的历史沿革等都是这样。

在资料不全、来龙去脉不清的情况下，别说研究与中原地区的互动和陈寅恪先生主张的各民族的连环性，就是初步搭个脚手架都无从着手，因为人们今天能够敛在一起的材料还不足以构成“史实束”或“系列性资料”，怎样爬梳也整理不出史事经纬。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是，我们只能做类似当年冯承钧先生开创的《鄯善事辑》、《高昌事辑》的工作。

在国外，对贵霜王朝、喀喇汗王朝也是靠钩稽钱币铭文的残缺资料来排定经常修订的世系的。

客观情况既然如此，我们也只能就凑手的资料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在这方面的打算是：

一、继续于阗事辑的工作；

二、编写粟特小史；

三、根据西方学者整理的非汉文的吐鲁番文书、埃及出土文书，笺证敦煌出土汉文摩尼教文书；

四、考察异质文化之间，如中国佛教艺术与伊朗因素的室的交光互影，考察异质文化的移植和转换。

　　　四

最后，我还想就海外东方学和所谓汉学略抒浅见。

1981年，我得到出国访问荷兰的机会。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踏进异质文化环境，时年五十岁。

在为时八个月的访问期内，我也跑了英、法等国，我根本没有料到，适应新的环境竟然占去了我的全部精力。

在这八个月内，我拿不定主意怎样做才是对此次访问的更有效的利用：

是取则于先贤向达、王重民等先生，尽量搜集资料，看国内稀观的图书，翻拍敦煌、吐鲁番出土原卷呢，还是多接触海外同行，了解他们的治学路数，考察当代学界倾向性的大势，作为研究历史不脱离理论和现状的参照系。

结果是两方面都还没有认真着手就到了归国的时间。

在社会科学中，观察者其实就是被观察的世界的一部分，我当时没有能力打入西方学术圈中，正是我的知识结构存在着重大缺陷的反映，我做不到了解西方学界的过去与现在及其长短、优劣和虚实。

　　1987年4月至1988年10月，我呆在日本和法国。

1989年6月末以来，在法国一呆八年，在美国也呆了将近两年。

为了糊口，我花去了很多精力和时间用英、法语备课和教书，顾不上从文献和出土文书中钩稽单元史实写些考证性的文章。

但是，我没有脱离隋唐宋元和中亚领域，特别是1993--1994年度作为国际讲座教授任教于法兰西学院的一年，虽然极其劳累，但个人获益甚大。

中国文献之外，我一直在翻阅海外东方学和汉学的着作，一直在思索如何评价的问题。

我也接触了一些我国大陆的留学生、港台学生，他们有时对西方文化霸权非常敏感、对西方教学中存在的中国人难以接受的论点和话语感到愤愤不平。

　　人所共知，东方学、汉学是西方殖民国家在向外扩张时期发展起来，号称是东方学家、汉学家的学者群体所建立的知识体系。

他们把他们的探讨和认知加到了他们塑造的对象上，东方学、汉学成为认知者对认知对象所施加的一种思想加工。

直到本世纪50年代，美国研究梁启超，赢得莫扎特式史学家之美称的学者雷文森的着作，仍被恒慕义口批评为中国只是存在于雷氏自己头脑中的中国。

无待赘言，当时东方学家、汉学家再现的事实以及他们再现事实的表达方式既然主要是他们的思想的加工，必然或多或少存在对原本的误读，不尽符合实际真象，此其一。

他们所从事的再现，由于是再现，也不可能摆脱再现者使用的语言和语境的局限，不可能摆脱他们所从属的文化、社会、政治环境或政治立场的宰制，此其二。

因此，他们所理解和塑造的对象存在错误和盲域是无可避免的。

要求他们“政治上正确”和“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他们的理论架构，殆难摆脱欧洲中心、西方优越，正如中国在西方冲击下也难于摆脱“中学为体”一样。

这种情况如影逐形，如水就壑，既在研究过程中导致种种偏颇、扭曲，也在表述中掺杂上种种先入之见。

　　1969年，福柯发表了《知识考古学》。

影响所及，使西方学者，包括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热烈地讨论了一阵子社会宰制、知识为权力所决定等问题。

六七十年代，在意识形态非殖民化时期，阿拉伯世界陆续刊行一些着作，谴责西方学者为殖民主义张目的罪过。

1987年，赛伊德发表《东方主义——西方的东方观》推波助澜，促成东西文化相互关系、特别是权力与知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又一轮激辩。

随着探讨的深入，人们发现西方的东方学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福柯提出“力量就是知识”用以代替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那样简单。

　　一、西方学者的东方学、汉学着作的价值显然各有不同。

例如，1903年沙畹刊行《西突厥史料》，就其参证多种史料而做的史实发覆和对东西接触大势所做的综合论述而言，令人今天读来仍然佩服。

1911年3月罗振玉刊布京师所藏的一份摩尼教残经文书，沙畹及其高足伯希和当年就刊布了法文译注，就其注释的渊博深邃而言，今天只有因新材料的发现和考释而能对之做局部的订正。

诚实、严肃的着作历久而弥新，而全属反映作者自身心态和偏见的作品则注定了经不起时间的淘汰。

事实上，大量的东方学、汉学着作已被人们弃置。

　　二、无论哪位学者，中国的也好，西方的也好，都成长于各自的既定社会环境和语境中，受到主导的意识形态的熏陶。

任何学者不论他们去从事研究工作时多么力求客观、公正，也避免不了他出身于其中的各种符号系统的综合的影响。

　　三、权力宰制虽然是多种符号系统中至为重要的系统之一，但幸亏不是决定学者思维的唯一系统。

当我置身于海外着名图书馆的巨大书库之中，出入于举目望不到头的一排排书架之间的时候，我认识到，其中许多东方学、汉学着作并不是御用学者的撰述。

就其主体而言，它们是观念多元、理性思维的结晶，是严肃学者留下来的精神文明的宝藏。

绝大多数的着作反映着过去与现在的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