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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采用对初测数据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问卷各维度以及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都在0.7以上,特别是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达到了0.9,说明问卷有较好的信度。

效度方面运用内容效度来考察问卷,在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问卷的编制过程中,请学前教育专业的专家对问卷进行审定,在并征求随迁子女家长的意见,对问卷内容进行调整,保证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随迁子女家长基本情况分析

1.学历

本研究把随迁子女家长的学历分为本科,大专,高中及初中以下四个等级。

统计结果显示,随迁子女家长的学历学历层次初中及以下所占最多,高达33.6%,其次是高中层次占24.9%和大专层次23.1%,所占比例最小的是本科,仅占调查总数的18.4%。

从总体看高中及以下学历的随迁子女家长占调查总数的近60%。

由此可见,随迁子女家长的学历水平普遍较低。

表1随迁子女家长的学历状况

频数

百分数

有效百分数

本科

51

18.4

18.4

大专

64

23.1

高中

69

24.9

初中及以下

93

33.6

2.年龄

为了更清楚了解随迁子女家长的年龄结构,以便更深层次了解随迁农民工的年龄和他们对子女学前教育投入情况是否存在相关,本研究把调查对象的年龄划分地较为具体,分别是25岁以下组、26-30岁组、31-35岁组、36-40岁组、40岁以上组,调查结果显示,随迁子女家长的年龄集中在26-35岁之间,两个年龄组的家长占总调查人数的63.1%。

这其中尤其是26岁-30岁年龄组所占比重最高,达到了调查总人数的38.6%,说明随迁子女家长的年龄呈年轻化趋势,这也和国家统计局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分布的数据是一致的。

表2随迁子女家长年龄结构

25岁及以下

34

12.3

26-30岁

107

38.6

31-35岁

68

24.5

36-40岁

46

16.6

40岁以上

22

7.9

Total

277

100.0

3.家庭收入

研究发现调查对象的家庭收入呈现出低水平趋势,家庭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家庭占总调查对象的34%,月收入2000-3000元家庭占总调查对象的35.7%。

其他情况所占的比例较小。

月收入5000元以上家庭仅占12.67%。

表3随迁农民工家庭收入情况

2000元以下

94

34.0

2000-3000元

99

35.7

3000-5000元

49

17.7

5000元以上

35

12.6

总数

4.幼儿所在的教育机构

本研究中幼儿所在的教育机构从三个大方面的五个小方面进行考察,三大方面分别是民办幼儿园、公办幼儿园、早教机构。

民办幼儿园是指依照《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相关规定对民办幼儿园的定义界定为:

由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承办的、主要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招收幼儿的幼儿教养机构的总称。

公办幼儿园是由国家政府设立的,办学经费是由国家直接拨款的。

本研究中公办幼儿园按照师资,办园管理及规范程度不同通常意义上又把公办幼儿园分为,示范园、一级园、二级园。

调查结果显示随迁子女在民办幼儿园就读数量占总调查对象的47.3%,就读示范园和一级园的仅占17.0%和17.3%,能有机会进早教机构学习幼儿的占调查总是的10.1%。

这些数据都说明随迁农民工子女大部分集中在师资力量、硬件设施、教育管理等相对落后的民办幼儿园就读,所受学前教育质量不高。

表5随迁农民工家庭子女所在教育机构情况

幼儿

所在

教育

机构

民办园

131

47.3

示范园

47

17.0

一级园

48

17.3

二级园

23

8.3

早教机构

28

10.1

二)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的总体情况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对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的总体情况和各维度进行分析。

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中位数是3,分析结果显示,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总体平均数是2.4,说明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的水平中等偏下。

另外,从表中还可以看出其他各个维度平均数都小于中位数3,说明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的各个维度的水平都比较低,特别是家长与学校进行有效沟通维度和家长参与社区活动维度平均数仅达2.2和2.3,这说明随迁子女家长在跟幼儿园与自己的子女沟通方面及参与社区活动方便水平很低;

值得一提的是在随迁子女家长学前教育投入的各个维度中参与亲职教育维度均比其他维度高,说明随迁子女家长随着社会的进步也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子女教育的重要性,开始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并有意的接受外界关于子女教育的信息,提高自己的教育子女的水平。

详细情况见下表。

表6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描述性统计分析

平均数

标准差

理论中值

家长投入

2.4434

.62723

3

参与亲职教育

2.7801

.82344

双向沟通

2.2071

.79259

担当义工

2.3788

.64217

辅导子女作业

及其他的学习

2.5797

.87637

参与幼儿园决策

2.4621

1.12426

参与社区活动

2.3054

.94071

三)影响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的因素讨论

1.家长学历因素

研究显示随迁子女家长的学历水平普遍呈现较低的趋势。

低学历家长学前教育的投入一定低吗?

本研究对随迁子女家长的学历因素和他们对自己子女的学前教育教育投入情况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随迁农民工的学历因素和他们的学前教育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是0.216,P=0.000,且这种相关在P<

0.01水平上相关极其显著。

也就是说随迁子女家长的学历水平越高,投入子女的学前教育越多。

表7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水平和学历的相关分析

学历

Pearson相关

1

.216**

显著性<

双尾)

.000

**.在0.01水平<

双侧),相关显著

2.家长的年龄因素

本研究把家长的年龄因素和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长的年龄因素与随迁农民工学前教育总体投入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P<

0.05),相关系数为-0.119,P=0.049,也就是说家长的年龄越年轻,投入学前教育的水平越高。

表8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水平和年龄的相关分析

年龄

-.119*

.049

*.在0.05水平<

3.随迁子女的年龄因素

随迁子女的年龄因素是否会影响随迁子女家长的学前教育投入,是不是随迁子女年龄越小家长投入越多,年龄越大投入越少?

把随迁子女的年龄因素和家长投入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随迁子女的年龄因素和随迁子女家长学前教育投入不存在相关,也就是说随迁子女年龄跟家长的教育投入没有关系。

4.家庭的收入状况

本研究把家庭的收入因素和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情况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的收入状况因素跟他们投入学前教育不存在相关,也就是说家庭的经济收入高低不能最终决定他们投入学前教育情况。

四、讨论

一)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总体水平较低

对277个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总体水平比较低,距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的理论中值还有一段差距,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形势,农民工在城市中通常干最苦最累的活,以此换来的薪资待遇却是微乎其微。

随迁子女家长的工作及生存状态导致投入学前教育水平又低,事实上不仅农民工这一代跟所在城市居民拉开了差距,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又使农民工的下一代跟城市孩子差距更大,那么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也就成为一个持续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研究结果显示家长与学校进行有效沟通方面和家长与社区活动维度平均数仅达2.2和2.3,说明随迁子女家长在跟幼儿园与自己的子女沟通方面及参与社区活动方便水平普遍很低,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但访谈发现随迁子女家长的教育观念和他们的工作时间太长是这个维度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

虽然随迁农民工家长投入学前教育的各维度值普遍较低,但是,参与亲职教育维度却比其他维度值稍高,说明随迁子女家长随着社会的进步也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子女教育的重要性。

二)影响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水平的可能因素讨论

1.学历因素

研究发现随迁子女家长的的学历水平普遍偏低,在对随迁子女家长的学历水平和他们投入学前教育的水平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学历水平越高投入子女的学前教育水平就越高,反之,学历水平越低投入子女的学前教育水平就越低,这和曹瑞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对孩子包括学业成绩、身体状况、人品等各个方面给予同样的关注,而低学历家长往往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视对子女各个方面教育的投入[10]。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可以更深层次对此诠释,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

它以体制化、具体化、客观化这三种不同的状态存在。

体制化文化资本是经过某种制度确认的文化资本,它的典型形式是通过毕业证书、等级证书和职称证明等确定的学术资格或文化程度,证书赋予其拥有者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有合法保障的价值;

具体化文化资本是指与个人的身体直接联系的文化资本,是通过身体表现出来的包括体态、姿态、举止仪表、交往行为、操作技能等形式,家庭具体化文化资本包括家庭文化氛围、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家长的教养方式以及亲子间的对话交流情况等;

客观化文化资本是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存在的行动者的藏品—书籍、绘画和古董等,物质性文化财富越丰富,或者其质量越高,他拥有的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就越多。

具体到一个家庭中,客观化文化资本是由家长创造并供家庭成员支配使用的物质财富,就是指家庭的物质条件。

物质条件高的家庭对子女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能为子女提供大量的可供学习或促进学习的工具,还可以有更多机会让子女外出旅游、参观学习、留学以开拓视野[11]。

孩子在成长中出现差异,其重要原因是家庭教育的差异。

而家庭教育的差异,与其家庭文化资本的占有和利用情况不同有很大关系,家庭文化资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教育是人们进入现代社会的通行证,教育的多少、文化符号的拥有量的多少导致将人划分为不同的学识和能力的群体和个体,这样教育就成为了一种象征符号性资源,成为人们增强支配地位和获得权威的途径,缺乏文化资本的人发现他们自己的文化被扁或否定,在社会中处境不利。

也就是说谁占有的文化资本多谁就可能更多占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反之,亦然[12]。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学历高的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水平就高,学历低的随迁农民工家长学前教育的投入水平低。

2.年龄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随迁子女家长的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调查总人数277人中26-30岁占总数的38.6%。

把随迁农民工的年龄因素和他们投入学前教育的情况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随迁子女家长越年轻他们投入学前教育的水平越高,反之,就越低。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在家务农观念逐渐转变,大批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在此过程中不同年龄人的所获得的工作机会也是不同,用人单位更多的倾向选择一些年轻的工人为自己工作,因为年轻人正处于身体状况的高峰期,比如说,视力好、反应敏锐、接受新事物比较快等优势。

年轻的农民工在学历水平方面往往比年龄的大的农民工要高,更容易接受一些新事物,教育理念更先进。

他们还喜欢去探索一些年龄大员工不愿意去探索的事物,借助网络媒体了解更多的东西,年龄大一些的农民工甚至不知道网络为何物,更不用说上网去获取信息,这些因素就决定了无论是收入方面还是学前教育的观念方面年轻的农民工都比年龄大的农民工更占优势。

同理,随迁子女家长越年轻学前教育投入水平也就越高。

3.家庭收入因素

研究结果发现随迁农民工家庭收入和他们投入子女学前教育的水平相关不显著,简言之,家庭收入有可能会影响或者间接的影响随迁子女家长的学前教育投入,但这不是影响他们学前教育投入的决定因素。

换言之,随迁农民工家庭收入高在他们投入学前教育方面可能会少,家庭收入低的随迁农民家庭也有可能在投入学前方面比收入高的随迁农民工家庭要多。

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水平和他们的收入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是一个很趣的现象,按照常理,家庭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一定投入的多,家庭收入比较低的家庭在子女的教育问题投入一定少,这样才容易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教育观念的问题,虽然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物质上的富足不代表精神丰腴,对于学前教育重要性、儿童观、教育观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这些观念上认识才是决定他们对子女学前教育投入的关键。

也就是,是否愿意投入学前教育以及投入程度的多少取决他们对于学前教育观念上认识,而跟他们的收入高低关联甚少。

二是随迁农民工工作时间问题,据调查发现随迁农民工的学历层次较低,在本研究中高中及以下的随迁农民工占总调查人数的近60%,学历层次较低决定他们在工作机会的把握上严重受限,只能找一些科技含量低需要投入大量体力或时间的工作,工作一天已是精疲力竭,再没有多余精力关注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所以,无论工薪多少,跟子女的教育投入相关甚少。

五、对策建议

一)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保障随迁子女家长的合法权益。

目前,我国城市化已到了关键时期,根据国际城市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30%左右时,这个国家将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时期,我国城市化率达在2018年已经突破50%[13],已进入城市化加速时期,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城务工不可避免,他们已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如果让他们走出乡村,但未融入城市,不能平等地享受国民待遇,成为城市中的就业弱势群体,是不公平的。

国家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关注农民工弱势群体,比如,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农民工的进城障碍,使农民工和城市民一样平等的进入市场;

制定相关法律,切实保证农民工的劳动条件,严格规定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杜绝非法加班的现象,保障农民工按时领取工资报酬,消除非法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等。

只有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了,随迁子女家长才有经济保障投入子女的学前教育当中,才能有精力去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正如马斯洛<

Abraham.h.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一样,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低级需要的满足是高级需要的基础[14],当农民工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满足,那么更高级的精神需求从何谈起。

二)构建幼儿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相结合的亲职教育体系。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及义务后教育的问题已经受到多方人士的关注,纷纷提出建议来解决这些难题,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提出:

中考可试行积分制,也有人提出关于高考问题,可以看随迁农民工在打工所在地是不是又固定收入,固定住所等条件来决定是否允许异地高考的问题。

正像学前阶段教育长期被人忽视一样,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问题很少被人提及。

这也是随迁子女家长认识不到自己子女学前教育重要性的外界原因之一。

研究发现随迁子女家长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比较低,他们的主要压力在于赚钱,对于孩子来说衣食无忧就行了,特别是对于学前阶段的孩子更是如此。

关于学前期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学前阶段孩子的心理、身体发展特点、学前阶段的孩子应进行怎么样教育,学前阶段的孩子教育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随迁子女家长很少了解。

所以,教育部门、幼儿园等相关部门应向随迁子女家长大力宣传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让随迁子女家长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和教育观,提高他们的教育能力,同时也能促进随迁子女更快的融入城市教育。

三)制定和完善普惠性幼儿园政策。

“普惠性幼儿园”是一个新生概念,它至少包括三个类型的幼儿园:

一是公办幼儿园;

二是集体或单位举办的公办性质幼儿园;

三是提供普惠性服务的民办幼儿园。

“普惠性幼儿园”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达到市教委规定办园基本标准;

二是面向社会大众招生;

三是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接受政府指导价。

因此普惠性幼儿园一定是公益的、有质量的幼儿园,其收费将不高于同类公办幼儿园的收费标准。

随迁农民工进城主要为赚钱,他们的生存状态往往很差。

每天超额的工作量使他们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来关心子女的学习和生活,更谈不上指导子女的学习、培养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果国家能出台相关的法律政策保证每个城市有一定比例的普惠性幼儿园的存在,并为随迁子女进入普惠性幼儿园接受教育开通绿色通道,这必然能保证随迁子女接受优质的学前教育,减轻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的压力,弥补随迁子女家长投入学前教育的不足。

当然这些都是基于一种假设上,那就是国家能制定和完善惠普性幼儿园政策。

参考文献:

[1]新生代农民工分布—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8年2月22日发布

[2]韩世强.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保障制度的建设[J].学前教育研究,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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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玲.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公平性研究[D].浙江财经学院硕士论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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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海晶.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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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10]曹瑞.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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