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之路分析案例教学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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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置上亿农村居民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接纳这些新城市居民所需的巨大的基础设施工程量。
规划将创造出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需求，政府希望在2020年以前大力建设保障性住房和城市地下交通网络。
政府还瞄准了环保型增长方式。
这项工作对中国来说相当重要，因为这个国家深受各种污染问题困扰。
【美联社北京3月17日报道】中国将修建更多铁路，希望在2020年以前把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60%。
这是国务院16日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所传达出的信息。
中国政府把城镇化看成是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目前在中国近14亿人口中，常住城镇居民仅占53.7%。
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为80%，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60%，都高于中国的水平。
据新华社报道，到2020年，普通铁路网将覆盖中国20万以上人口城市，快速铁路网则会覆盖50万以上人口城市。
阅读材料二
港报：
中国实现城镇化蓝图须借力改革
2014年03月19日第15版《参考消息》
分析人士说，北京拖延已久的城镇化蓝图——计划在2020年前将大约1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至城镇——需要的是复杂改革。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3月18日报道称，16日公布的这一计划表明，北京希望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目前的53.7%提高至大约60%。
与此同时，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目前的36%提高至45%。
分析人士说，中国的目标远低于发达国家大约80%的平均城镇化率，但提高上述比率需要在彻底改革财政、土地和社会福利制度方面进行极大努力。
这一计划旨在改变以大量资本投入和高环境代价为特点的旧模式，培育一种消费驱动型、较为环保的增长模式。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说：
“这一蓝图注重的是让农民工进城，将增长模式转变为低碳和绿色发展，改善城市结构。
”
他对《南华早报》记者说：
“不再强调圈地、增加投资和房地产建设。
农民工进城后，预计将消费更多食物、住房和家用电器以及使用交通网络。
预计地方政府将把他们纳入城镇社保和医保体系。
乔润令说：
“不会有第二个四万亿刺激计划了。
”他指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北京为与经济增速放缓作斗争而推出的一个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
这一政策助长了高通胀、资产泡沫和产能过剩。
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时的最高值14.2%放缓至7.7%。
但乔润令说，上述城镇化计划实施起来会复杂得多，首先可能会在全国各地进行试点。
报道称，政府计划引导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富裕的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在西部的成都-重庆地区、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等地建设一些城市群。
政府还计划扩大铁路、公路、高速公路和空中航线的建设，以促进劳动力流动。
鼓励城市发展信息技术、生物和可再生能源等战略性产业。
政府还计划改革农村土地所有制度，这是一个导致很多农民担心会永久失去土地、从而阻碍他们移居城市的重大问题。
北京还计划提高空气质量，确保到2020年有60%的地级城市达到国家标准。
政府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员王军说：
“这一蓝图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但他警告称：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中国的财政实力和公共服务网络要跟上来还需要一定时间。
中央政府将指导整体城镇化战略的制定，发改委将负责制定具体计划。
阅读材料三
美国生态小镇克莱尔蒙特的大梦想
参考消息驻洛杉矶记者郭爽
2014-02-28第11版〈参考消息〉
两位美国老人在“朝圣地”社区内打太极拳（摄影郭爽）
提起“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人们通常会将这些“大词”或“大概念”与国家、政府或区域组织相连，你也许会自然地认为，这些都是区域性的大问题，不能指望小城镇有什么大作为。
不过，在美国洛杉矶以东约30英里（1英里约为1.61公里）的圣盖博山脉脚下，一座名为克莱尔蒙特的小镇或许会让你改变看法。
除了树多、博士多，这座南加州小城镇所呈现的和谐宜居、绿色发展的“大生态”尤为特别。
不仅如此，这里还是前沿生态文明思想和后现代理论实践的重要“试验田”。
“见远山，有绿树，存得住乡愁，可持续发展”——这座南加州生态小镇所追求的，同样也是中国城镇与生态文明结伴而行、将城市融于自然的大梦想。
“树比博士还重要”
2007年被评为全美第五宜居城市的克莱尔蒙特市，是座书卷气息浓厚的大学城，被誉为“博士和树的城市”。
该市不少居民拥有博士学位，一代名伶梅兰芳也曾在此获得荣誉博士。
当地就业人数最多的机构是学校，不少城区街道也以美国著名高校命名。
克莱尔蒙特城市核心区有7所高校，其中波莫纳学院在《福布斯》杂志2013年的“全美大学排名”中位列第二，仅次于斯坦福大学。
不过，而克莱尔蒙特市前市长、现市议员拉里·
施罗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说：
“在我们这里，树比博士还重要。
100多年前，圣盖博山脉脚下的克莱尔蒙特还是一片寸草难生的荒漠。
而如今，这座3万多人口的小城，已经种植有数万棵树。
为保护城市的自然环境，克莱尔蒙特不仅建立了南加州最大的沙漠野生植物园，而且集资把后山全部买下，虽然此举让房地产商颇为沮丧，但市民却因此受益。
在克莱尔蒙特市中心和商业街，各具特色的当地商铺布满街头。
为保护当地经济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克莱尔蒙特市区看不到沃尔玛等大型超市和麦当劳等商家进入。
当地有意扶持具有地方特色的各式商铺。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一个能存得住记忆的地方更为珍贵。
“这里完好地保存着我的许多记忆，上学时为同学挑选礼物的小店，父母带我常去放松的山坡，甚至我和恋人吵架又和好的那条小街……我热爱这里的每一点风景，这里就是我所经历的人生。
”克莱尔蒙特居民瑞切尔对记者说。
坚持可持续战略
其实，在美国，风光旖旎的宜居小镇并不少见，文化气氛浓郁的大学名城也不新鲜，但克莱尔蒙特追求的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让这座城市显得尤为不同寻常。
在克莱尔蒙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名为“Cherp”的房屋节能改造项目，这可以说是克莱尔蒙特市绿色经济的一个代表。
多年前，德文·
哈特曼与弗里曼·
艾伦教授等人合伙成立了“Cherp”社区组织，专门从事房屋的环保改造工程，如为空调、加热系统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等，旨在提高能源利用率，保护人们居住的环境。
他们认为，能源是核心问题。
哈特曼说，在美国，建筑物消耗了所有能源使用量的48%，建筑物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44%。
要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就要做好建筑的节能减排。
如今，在克莱尔蒙特市已有超过130多座这样的节能房屋。
“最开始的时候，推广有些困难，但人们看到这些房屋可以大量节省能源的好处后，越来越多人开始接受并愿意改造自己的住房。
”施罗德说。
施罗德的家也进行了这样的改造，他们根据这一项目的方法改造了家里的空调、取暖设备等，一年可节省700美元电费和100美元的燃气费。
克莱尔蒙特一直秉承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理念，倡导绿色经济，开展绿色产业。
施罗德说，可持续发展是克莱尔蒙特市始终追求的目标，当地政府和普通公众两个层面的贡献都必不可少。
从2008年开始，克莱尔蒙特市政府在此前城市规划基础上开始采取《可持续发展城市计划》，以在不过度消耗和损害能源的基础上，在社会需求、环境健康和经济繁荣之间寻求平衡，在满足市民生活和工作需求的同时，也保证未来的人能做同样的事情。
根据这项计划，市政府层面积极采取了大量节能、节水、环保的生态措施，此外还成立了“绿色小组”协调各项工作。
在公众层面。
由克莱尔蒙特市民组成的一个名为“可持续的克莱蒙”的非营利组织，为这座城市的生态发展发挥着不同寻常的重要作用，他们在环境生态的各个领域自发行动。
Cherp志愿者在品尝自己种植的蔬菜（摄影郭爽）
践行前沿生态理念
克莱尔蒙特市可谓大师云集，绿色GDP概念的提出人小约翰·
柯布博士、刚刚过世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
德鲁克、被称作“幸福之父”的积极心理学奠基人米哈里·
奇克森特米哈伊等大师级人物长期在此生活、从事学术研究和执教。
不仅如此，这里还聚集着一批“生态文明”的倡议者和实践者。
他们不仅亲自实践低耗能的生活方式，还倡导生态建筑、后现代农业，提倡建设绿色城市和打造生态经济。
“众多博士、博士后、思想家都在积极参与这座城市的建设，思考城市发展的方向，这也是这座城市与众不同的地方。
生态文明和后现代思想在克莱尔蒙特非常活跃。
每年春天，生态文明高端国际论坛都会在这里举行。
居住在克莱尔蒙特市的生态农业学家迪安·
弗罗伊登伯格领导着当地老年社区的一个农业小组。
这也正是当地不少老人的生活方式——“退而不休”，继续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弗罗伊登伯格的小组负责社区里的有机蔬菜园和果树。
十几名老人种植着生菜、卷心菜、萝卜、橘子等数十种果蔬以及一些盆栽花卉，30多年来全部只用马粪、草木碎屑等混合有机肥料，靠作物多样间种抵御病虫害，从不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农药、肥料、除草剂和生长调节剂等。
出产的水果蔬菜一方面供应社区，另一方面出售给附近居民，补贴社区支出。
“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些石化制品不仅要依赖石油资源，而且会杀死土壤中的微生物，对土地和生态环境造成长期破坏，”弗罗伊登伯格说，“我们不能光图眼前利益，而应保护土壤、保护生态，给子孙后代留下健康、肥沃的土地。
和谐社区促进生态
柯布博士与夫人长年居住在克莱尔蒙特市著名的绿色老年人社区“朝圣地”一间面积不大的公寓中。
他认为，在生态文明中，社会和谐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民族之间的和谐、人类活动与自然世界的和谐。
“朝圣地”社区是小城克莱尔蒙特的骄傲。
居民都自觉践行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不少居民购买环保型汽车，并改进自家电器来减少碳排放。
在过去一年中，社区用水量减少了50%。
社区占据小城三条街面积，共有三四百家住户，其志愿者组织和义工社团却有160多个，不需要门卫和保安。
根据自己的爱好和专长，不少人自愿身兼数职。
例如，参加社区农业园艺俱乐部的人，大都有农业种植经验；
而木工组的有些成员甚至还可以修复维多利亚时代的椅子。
根据社区的相关规定，每天老人们须在社区餐厅一起聚餐，以方便沟通。
餐厅提供的食物都是绿色食品，服务员均为志愿者。
为确保人们每天可以和不同的人共进午餐，结交新朋友，就餐采取电脑排位的方式。
就餐期间，有亲朋来访的居民就会走到前面用麦克风向众人介绍，让自己的朋友也融入社区环境，前来采访的记者也曾被“隆重”介绍。
人们还会利用这个机会向社区宣布社会组织或志愿者的活动消息。
“小城市要可持续发展，需要有足够多的公共设施为所有居民服务，让居民无需过多成本即可获得教育、健康、交通服务和社会生活，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柯布说。
柯布博士认为，较之大城市，中小城市更具有可持续性。
一个几万人规模的城市就可以满足城市化环境所需要的各种设施，而且食物和资源可以相对自给自足。
另外，可持续的中小城市需要有可持续的农业做支撑。
这意味着，要鼓励生态农业，绝不能以污染环境与土地为代价发展农业。
阅读材料四
美专家向中国建言：
应避免美国主流城市化模式
本报驻洛杉矶记者郭爽
2014年02月28日第11版《参考消息》
据《参考消息》2日28日报道，克莱尔蒙特市的林肯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学校，一直践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
该校校长菲利普·
克莱顿博士说：
“我不能说什么是最好的，但我可以描绘西方已经做错的是什么。
”他说他很乐意看到中国能够避免西方的错误。
克莱顿博士认为，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从现代化进入后现代。
如果有可能，那只能是中国。
中国一旦成功，将成为一盏明灯，照亮世界和生态文明。
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领军人物、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
柯布博士从1969年就开始注意到西方的生态危机，并在研究中把自己的“过程哲学”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
他撰写的多部著作曾引起很大反响，其理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多年来，柯布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所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一直持坚定的批评态度。
他认为，一方面，现代化强调个人主义至上，认为“幸福生活”就是占有财产和扩大消费，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崇拜”；
另一方面，建立在殖民和掠夺基础上的西方式现代化导致资源过度开采、自然环境恶化，西方所奉行的主流经济学的原则忽视了自然世界，给全球生态造成恶果。
柯布指出，美国农村在上世纪70年代前还有50%的乡村和农民，现在美国只有2%的农民。
这些人也不是原来的农民，而是农业工业化的农场主。
柯布对此深感悲哀，他认为独立的农民小镇曾经是美国文化和政治支柱的根。
他们的消失已经深深伤害到美国公共生活。
他说，美国已自己毁坏了曾经健康的乡村和小城镇的美国。
“中国政府宣布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中国正在运用GDP之外更实际的标准来衡量社会发展。
这为从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转向以寻求人民的可持续福祉的经济提供了可能。
”柯布指出，雾霾、水污染等问题是一个警示，能帮助中国全面评估城市化的代价与后果。
中国应该避免美国的主流城市化模式。
生态农业学家迪安·
弗罗伊登伯格则认为，中国可以考虑尝试后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以实现生态文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发展后现代的“务农文化”，建设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组成的社会公正、生态健康的农村。
中国人口众多，如果数亿农民大规模挤向大城市，由此造成的社会和生态影响无法估量。
美国著名生态文明专家罗伊·
莫里森则在其著作《生态文明：
2140——一部22世纪的历史和幸存者日记》中预言：
“2070年到2090年，中国在世界可持续发展方面起到引领作用。
阅读材料之五
馬來西亞：
人才匱乏導致產業升級緩慢
2013年03月06日第11版《参考消息》（“中等收入陷阱”失败篇）
本报驻吉隆坡记者胡光耀武、林昊
香港新聞網3月6日電馬來西亞曾是東南亞地區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之一，其經濟發展起步甚至要比韓國更早一些。
20世紀70年代馬來西亞利用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吸引外資和技術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迅速走向工業化。
1977年時，馬來西亞與韓國的人均GDP相當，都在1000美元左右。
但到了1995年，馬來西亞人均GDP為4287美元，而韓國則突破1萬美元，達到11468美元，遠超馬來西亞。
由於過度依賴價值鏈低端的制造業，對科研和企業科技創新不够重視，以及金融體系脆弱的局面得不到改善等因素，馬來西亞經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長緩慢。
1998～2010年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率只有2.07%。
21世紀初，馬來西亞進行了經濟結構調整，但只實現了經濟的溫和增長。
2010年馬來西亞人均GDP為8691美元，位於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仍然徘徊於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而此時已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韓國人均GDP高達20540美元，遠遠超過馬來西亞。
就馬來西亞面臨的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本報記者近日采訪了馬來西亞前總理政治秘書、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胡逸山博士，探討馬來西亞經濟增長緩慢、無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
持續增長依靠科研投入
胡逸山引用新古典主義成長經濟學理論說，一個國家持續增長靠的是人力資本（教育）與科技創新（研發）的投資。
而改善投資環境、提高工資收入只是暫時的刺激效應，如果不能提供科技創新的水平，從而提高本國的生產力，也就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
因此，科研與科技創新，是馬來西亞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問題。
他說，馬來西亞在依靠科技創新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遇到了科研人才不足的問題。
他說，馬來西亞雖然教育普及，然而對高科技人才、研發人才、專業人才的培訓不足。
此外，馬來西亞人才外流現象嚴重，也導致國內高端技術人才嚴重缺失。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1年居住和工作在國外的馬來西亞人約為150萬，占馬來西亞總人口的5.3%。
這些人中絕大多數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技術工人和專業人才。
馬來西亞中小型企業面臨著工程師和技術員嚴重短缺。
馬來西亞政府公開承認馬存在嚴重的人力資本赤字。
馬來西亞研發投入不足，造成企業自主創新動力匱乏。
根據世界競爭力年鑒，2009年馬來西亞研發經費投入約為11億美元，只占馬來西亞國內生產總值的0.64%，遠遠低於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對科技創新的投入。
2009年馬來西亞獲得美國專利和商標局授予的專利數僅為181件，同期新加坡和韓國獲得的專利數分別為493件和9566件。
可以看出，馬來西亞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薄弱，企業的技術自給率很低。
所以馬來西亞政府現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國民修讀博士研究生課程，同時也鼓勵學生積極選讀數理科課程，這都說明政府已經意識到人力資源培養的重要性。
胡逸山表示，馬來西亞獨立中學選讀數理科課程的比例約占學生總人數的40%，這一比例與許多先進國水平相似；
然而在政府學校裡，選讀數理科課程的學生只占學生總人數的20%左右，比例明顯偏低。
所以在馬來西亞2013年財政預算裡，有子女選讀數理科課程的家庭適用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
發展高增值領域很重要
另一方面，馬來西亞長期忽略了發展高增值領域的重要性，比如高科技工業、專業服務等，而是過度依賴低勞工成本優勢，發展出口加工業、天然資源貿易等。
此類行業并不能帶動國內其他高增值領域發展，也不能產生連鎖經濟效應，已經適應不了新時代的發展趨勢。
針對此問題，馬來西亞政府已經推出一套完整的經濟轉型計劃，就是注重金融服務領域（打造馬來西亞成為本區域金融中心）、高科技（生物科技、資訊科技研發）與其他專業服務（如工程設計、商業服務方案、離岸服務等）領域的發展，還有提升中小型企業的研發能力與生產力也是新經濟轉型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胡逸山表示，要改善馬來西亞“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并非一日之功。
從馬來西亞經濟成長歷史看，該國一直依靠壓低勞工與生產成本吸引更多在加工制造業方面的投資，所以，國民收入長期滯留在中低收入的水平，這也造成國內消費市場持續萎縮，形成惡性循環，經濟活力不足。
而政府剛剛提升了最低工資水平，可謂勢在必行。
胡逸山還說，馬來西亞政府一向的惠商政策，如壓低勞工與其他生產成本（如石油津貼），馬來西亞商家長期享受高利潤，卻未把利潤投資在研發或提高生產力方面，沒有真正形成產業增值。
胡逸山最後表示，改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馬來西亞政府最近出台的上述政策對應對此危機將會產生積極的效果，但更需要企業的配合和支持，這樣才能真正擺脫“中等收入陷阱”。
阅读材料之六
菲律宾：
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
本报驻马尼拉记者高飞
提起菲律宾，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个国家可能摆脱不了“贫穷”、“危险”、“腐败”和“天灾”等等负面词汇。
在经济学家口中，菲律宾近年来又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术语挂上了钩。
其实，菲律宾也经历过辉煌岁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菲律宾曾是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国际上被许多经济学家看好，被认为是继日本之后“命中注定”步入亚洲最具希望经济体行列的国家。
然而，命运似乎和菲律宾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在迈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后的数十年时间里，“中等收入陷阱”如幽灵一般纠缠着它。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在这一地区，菲律宾的“难兄难弟”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很可能在若干年内摆脱这个陷阱，但菲律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爬不出来。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菲律宾从昔日经济学家的宠儿变成“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反面典型呢？
生产率低下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顾问赫苏斯·
费利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菲律宾迄今为止已经当了36年的“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要逃离这个区间预计还要30多年，不折不扣地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
与之相比，中国1992年才成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但在17年之后就成功步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费利佩说，菲律宾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主要是因为在过去三四十年时间里，它没有完成像日韩等国那样的工业化过程，导致本国生产率长期得不到提高，失去了与其他国家的相对优势：
与低收入国家相比，菲律宾较高的工资水平使其在劳动力密集行业不具备成本优势；
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该国低下的生产率根本没有实力与它们展开竞争。
他说，菲律宾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曾试图推动本国工业化，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取得突破。
此外，菲律宾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慢，其出口产品竞争力相对逐渐下降。
菲律宾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优势维持到1990年，此后这个优势转变为劣势。
而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等高附加值行业中，该国更是不具备优势。
政治动荡
如果说生产率长期低下是所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共性，那么具体到菲律宾是哪些因素造成其生产率难以提高，从而导致该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呢？
分析人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五花八门，综合来看主要有政治动荡、腐败丛生和投资不足等。
纵观近几十年的历史，菲律宾的政治动荡表现在两个方面：
中央政府不稳和分裂势力林立。
上世纪80年代和新世纪伊始的两次“人民力量运动”分别导致马科斯独裁政权和埃斯特拉达政府倒台，而菲律宾军方在关键时刻倒戈是两人下台的直接推手。
军方的介入让两次“人民力量运动”取得成功，但也让菲律宾政府长期生活在兵变的威胁之下。
据统计，在阿基诺夫人当政期间，菲律宾爆发了7次兵变。
在阿罗约政府时期，兵变更是成为家常便饭，先后被粉碎的大大小小的兵变图谋就超过200次。
在地方上，派别众多的地方分裂势力是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近几十年来，这个东南亚岛国———尤其是南部地区———活跃着多股叛军，其中势力最大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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