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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先后成立无政府主义社团三十多个，出版刊物七十多种，形成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等不同的派别。
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又称“正统派”，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北京“实社”和“进化社”为代表社团，《进化》月刊为其主要宣传阵地，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个派别。
该派有感于过去强调“绝对自由”和“破坏一切”，遭到北洋政府的制裁和一些民主主义者的非难与批驳，改而将宣传的要点侧重于组织、联合和建设方面，强调他们的学说是“有社会”的“建设”的无政府主义，而且是有科学根据的。
充分暴露他们在理论上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
无政府个人主义派又称“新虚无主义派”，以朱谦之为代表人物，北京大学“奋斗社”为代表社团，《奋斗》旬刊为主要宣传阵地。
该派宣扬虚无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反对唯物史观，要人类退回到穴居野处的蒙昧时代去。
但其影响远不如无政府共产主义派。
各派无政府主义者虽存在思想理论上的种种分歧，但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却完全一致。
无政府主义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思想障碍与组织障碍。
因此，从1920年起，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共产党》、《民国日报·
觉悟副刊》、《先驱》、《少年》等刊物，在以下几方面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①指出在人类社会里，个人的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鼓吹个人绝对自由论对革命极端有害；
②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对自发斗争的迷信，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建立工人阶级政党，进行有组织的革命斗争；
③驳斥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原则；
④批判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保证了正在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无政府主义开始走向衰落。
无政府主义社团及所出刊物和书籍日见减少，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也因其反苏、反共和社会改良主义面目的彻底暴露而急剧下降。
无政府主义者纷向四方面转化:
①改变立场，信仰马克思主义；
②消极颓废，或遁入空门；
③与反动势力合流；
④继续打着无政府主义旗号，若撑破碎局面。
1932年，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流派在中国已彻底破产。
参考书目李光一: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破产》，《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
汤庭芬:
《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及其分化》，《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摘
要]
近代中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而无政府主义思潮则是其中颇为因人注目，并发生了很大影响的一种。
尤其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空想而科学的转变过程中，几乎随时可见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和斗争。
[关键词]
近代中国；
无政府主义思潮；
影响与作用
无政府主义旧译亦作“安那其主义”，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盛行于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蒂纳尔、法国的蒲鲁东和俄国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
蒲鲁东在其所著的《什么是财产》一书中首先提出“无政府主义”概念；
施蒂纳尔和蒲鲁东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原则；
巴枯宁使无政府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思潮；
克鲁泡特金主张所谓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把无政府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综结起来
看，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是：
反对一切权力与权威，否认一切国家政权与社会组织形式，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要求建立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与无制裁的“无政府”社会。
至于如何使之得到实现，无政府主义者们各有其说。
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者开始了解接触到无政府主义，经过在国内介绍和在国外中国留学生中的传播，无政府主义逐渐在中国形成独立政治派别。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获得扩散性发展，蔚然成潮。
1927年“4·
12”反革命政变以后，无政府主义队伍严重分化，逐步形成无政府主义者同国民党反对派合流的局面，这使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派别破产了。
当然，在这以后的中国也还存在着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发生着一定影响。
从本文考察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着重注意二点：
一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和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都曾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1）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思潮成为不少先进分子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想过渡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是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实现由空想到科学转变的过程中，几乎随时都可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与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论、斗争，这种论争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都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
无政府主义所以能在一度时期深深吸引中国先进知识者，在中国学说思想界和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广泛影响，有其历史必然性。
从理论及其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来看，无政府主义本是濒临破产的小生产者发出的绝望号叫，是小资产阶级失常心理状态的表现。
而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劳动力和劳动条件（土地）相结合的小家庭农业是地主经济存在的条件，成为封建统治的广阔基础；
与性别、生理特征相适应的男耕女织则又巩固了这种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
但进入近代以来，小生产者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
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经济侵略，近代工业的兴起，加上沉重的封建剥削，这一切使小生产者再也无法维持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日趋破产。
这为无政府主义的传入并为中国知识者、中国民众所接受，以至产生影响、发挥作用提供了社会基础。
《衡报》在谈到山东等地打家劫舍的绿林时说：
“生机窘迫，则携取枪炮向富室索金，以为天地之财产非一人所得私有，故抢劫之事视为应然。
既不畏官，复不畏死，夫此等思想既具有自然。
使知识稍启，即可成为一共产无政府之社会。
”
（2）此外，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已使人们对清廷绝望，而满清君主专制主义的酷虐统治适刺激着人们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正如马叙伦在《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一文中说：
“专制政治愈甚者，则所制造无政府党愈众，此比例百不爽一。
”（3）换言之，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极端专制，为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并渐成思潮提供了政治环境。
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就已出现了有关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活动的报道、介绍，输入者主要是中国政府的驻外使臣、洋务官员。
他们主要是以览异猎奇的心态来看待无政府主义的，而对无政府主义并无多少实质性了解。
直到20世纪开始，无政府主义才作为一种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社会思潮进入中国。
目前见到的最早使用“无政府主义”一词的文章，是梁启超撰于1901年、刊载在《清议报》上的《难乎为民上者》。
从那时至1907年，对无政府主义的介绍迅速增多，其特点有三：
一是反专制，如1902年马君武在其所译介绍无政府主义历史的《俄罗斯大风潮》一书之序言中所说：
“人间最可恐者，莫如野蛮时代之所谓贤君英主也”，“无政府党人者，各国政府之最大公敌也。
”甚者更扬言要以暴力手段“杀尽专制者”，如马叙伦在《二十世纪之新的主义》中即说：
“无政府主义暗杀的目的是刺杀政界有特权之人，以图破败现今之政界，谋天真之自由。
”二是慕自由。
如张继在《无政府党之精神》中提倡绝对自由，称：
“人宜自治而不肯被治于人”，“人贵为主，他人来主我者何为？
”并将无政府主义倡导的游离于社会之外、自生自灭式的绝对自由观同中国传统师法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等量齐观。
三是求平等。
马叙伦说“无政府主义独能均贫富贵贱，老稚男女一熔之”；
张继则称“绝对平等”是“构成无政府主义之元素”，认为人心久望绝对平等，“遇有区别等差之事，莫不忌憎之”，并说：
“扫尽社会上阶级等差之道，以废灭私有财产最为上策。
”
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刘师培、张继、何震等人受日本无政府党影响，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声明其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主义为目的者也。
”他们出版《天义报》（1901年6月1日创刊，出至第11号被日本政府禁止），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主张。
与此同时，在法国巴黎，李石曾、吴稚晖、褚民宜等接受张静江资助编辑出版《新世纪》周刊（共出121期，至1910年5月停刊）、《新世纪杂刊》，又发行《新世纪丛刊》等小册子，其内容都以介绍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和各国无政府党活动为主。
这些对无政府主义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宣传、介绍的旅日与旅法知识分子，多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有比较紧密的关系，这就使无政府主义对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产生了一定影响。
（4）
1912——1917年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国内获得广泛传播。
此前，国内对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党活动还只是一些片断性的介绍，其影响主要在海外部分留学生中，并且，当时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推翻清廷问题上，故而无政府主义并未发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
而到这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
清廷被推翻了，中华民国成立了，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却不是理想的社会格局，国家的政治仍在一天天败坏，整个社会仍处在混乱不堪的境地之中。
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谋求中国的出路，改造黑暗的社会，痛苦地寻求着新的目标，于是，“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社会革命，破除一切强权”（5）的无政府主义就逐渐在国内产生比较广泛地影响。
1912年5月，刘师复（1884——1915，原名绍彬、恩复，又改名师复，广东香山县即今中山市人）蔑视刘师培投靠清廷、人格卑微，又有鉴于“张继既作议员，认为一纸宪法就可以使共和制度得到保障。
吴稚晖亦不时周旋于国民党间，既与政党日益接近，即与社会党无政府党日渐疏离”，（6）遂基于其唯无政府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认知，决意以振兴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己任，在广州创立“晦鸣学社”。
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参加者多是师复的亲属和好友。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互相协助，过着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并积极展开宣传无政府主义活动，翻印法国出版的《新世纪丛刊》，从《新世纪》周刊中选择名作辑为《无政府粹言》、《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刊》，印行《军人之宝笺》（选录“反军备主义”的名著）、《无政府主义》（介绍国外无政府主义名人），又创办晦鸣学社的机关刊物《晦鸣录》（该刊印行二期后，被广东封建官僚龙济光封禁，不得不迁往澳门，改名为《民声》，出版了第三、第四期，又遭袁世凯怂恿葡人干涉而被禁，转迁至上海，到1916年共出二十九期）。
同时，刘师复又与彼岸、纪彭发起组织了“心社”，规定十二条社约：
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人力车轿、不婚姻、不称族姓、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入政党、不做海陆军人、不奉宗教，完全履行者为社员，部分履行者为赞成人。
社约中包含着反对封建传统的精神，也有以禁欲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企图。
师复彻底奉行社约直至去世，据说其“生病很重的时候，医生屡劝先生食肉，先生以死自矣，终不破戒”，（7）这就给世人留下了一个虔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
刘师复于1914年7月在上海发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旨在促进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个人及团体间的联合，“精神上皆联为一体，实际上皆一致进行”。
为此目的，他在《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中比较系统地表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纲领和思想主张，提出无政府的要义是反对强权，灭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夫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房、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原则的理想社会。
在这个组织的影响下，1914年起，广州的石心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江苏常熟的蒋爱真组织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传播社”、南京的杨志道组织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北京的实社、南京的群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也纷纷成立。
1911年还出现了一个鼓吹无宗教、无家庭、无政府“三无主义”的中国社会党，领导人是江亢虎。
不过，其所宣扬的是一种改良的无政府主义，其所谓改良是一种折衷的在政府允许范围内活动的改良，故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政党，并没有真正系统宣传过无政府主义思想。
而且，中国社会党的主张存在着许多自相矛盾之处，这导致其在1912年召开“中国社会党大会”时的分裂。
一些主张无政府主义的党员另行组织起以“纯粹社会主义”为宗旨的“社会党”，然发起仅一月即被袁世凯所禁止。
“社会党”被解散后，于1913年7月又以“良心社”的名义出版过两期《良心》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
至于“中国社会党”则在1913年夏间被袁世凯借内乱之名强令解散。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明年，由于独秀聘赴北京大学任教，该刊迁至北京，改名《新青年》，成为同人刊物。
以此为标志，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最具影响力的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
具有彻底反封建之民主启蒙精神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强化了中国知识群体的政治意识和爱国热情；
民元以来形成的军阀割据局面，既使政治上难以形成高度统一，复使思想多元化倾向更为明显。
这就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新思潮的出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其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毅然废除沙俄时代与清廷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其对中国革命表示出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使开始注重以苏俄为榜样的中国人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曙光。
这样，除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均在中国热了起来。
无政府主义本就是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学说流传过，又有一定理论传播和社会实践基础，此时自然乘机发展兴盛起来。
据初步统计，“五四”前后全国各地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不少于50个，其中有具体活动记载并有社章社约的团体22个，存在时间比较久、成员比较多，影响比较大的是实社、进化社、奋斗社、互助社和民钟社（进化社乃由北京的实社、南京的群社、山西的平社及原民声社合并而成）等。
出版的刊物或介绍、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小册子80余种，就其中的刊物而言，据《五四期刊介绍》一书所述，影响较大的有《实社自由录》、《工人宝鉴》、《进化》、《奋斗》、《民钟》、《学汇》、《互助》、《工余》等。
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踪迹不仅遍布北京、广州、上海、南京、天津、杭州、长沙、重庆等大中城市，连比较偏僻的山西闻喜县也出现了无政府组织——平社。
而且，不再是仅仅停留在一般性宣传无政府主义，也不再是仅仅根据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展开社会实践活动，而且，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还形成了理论色彩极其浓郁的派别，如朱谦之（1899——1972）从探讨宇宙本原入手，由怀疑现实走向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建构起所谓“真情哲学”，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例。
（8）
这时期各派进步人士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如晚年孙中山阐述的国家学说中就有明显的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印迹，在其所著《心理建设》中说：
“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
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
人类顺此原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9]。
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现代新儒学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先生对克鲁泡特金十分欣赏，称“克鲁泡特金从一切鸟兽虫豸见其许多互助的事实，证明互助在动物生活上的重要，指出他们都有互助的本能。
从这种本能才有社会，后来社会不过成于这个上边，所谓伦理道德也就是由这‘社会的本能’而来的。
”（10）即使是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也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全国各地52位党员中，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有22人之多。
鉴于这样的事实，有学者甚至认为：
当时中国“越是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比例就越大。
”（11）“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蔚然成潮，但在其兴盛发展的同进时，已经显露出衰败的迹象。
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日益暴露其本身难以弥缝的学术理论上的矛盾，如区声白、黄凌霜既提倡“社会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又倡导所谓个人的自由契约化思想等等；
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内部由思想上的争论而导致组织派别上的分化
，如朱谦之为代表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派即与黄凌霜等为代表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派争吵得不可开交。
这样一些情形，逐渐使一些先进知识者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转而逐渐对之产生厌弃之情。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地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先进者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由此而有了1921年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成立。
这使无政府主义者预感到了自己学说的失败，并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大肆攻击，引发了1920——1922年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论战。
论战的结果是更多进步的革命青年摆脱了无政府主义影响，步入马克思主义阵营。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队伍在不断壮大，而无政府主义从此黄花不再，无可奈何地走着下坡路：
“安那其主义传入中国，很有许多年头了，……但是，近年来却渐渐沉寂下去。
”“你我在中国干社会运动，所组织的昙花一现的团体，怎么到而今剩留寥寥如晨星？
”“从现在的形势上观察起来，好象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将劳动者结合在一块。
”（12）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必然的命运，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早已表明，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真正肩负起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人民自由和平等的历史重任，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合乎中国现实的具体国情的发展道路。
舍此别无他途，无政府主义又何以能救国救民？
二、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与特质
在长期形成发展过程中，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除了有宣传介绍国外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无政府党活动的一面外，还逐渐地有了些颇具特质的思想内容。
兹着重从下列三方面略予评介。
（一）辛亥革命前在国外形成的天义派和新世纪派，以及辛亥革命后在国内形成的民声派，都对传扬无政府主义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特点。
譬如，新世纪派在宣传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时，常常以“社会主义”者自居，这表明明们并没有能够认识到无政府主义观念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区别。
天义派虽然在两者之间作了“有政府”与“无政府”的区分，却在宣传其主张时对无政府主义没有统一的言辞界定。
而以刘师复为首的民声派则试图通过能反映“自己根本主张”的明确定名来增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力量，他们把社会主义分为“共产社会主义”与“集产社会主义”两大派别，宣称“无政府党的主张者为共产主义”，说：
“吾人欲表揭一正确之定名以号召天下，莫若名之曰‘无政府主义’（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从事此主义者曰‘无政府共产党’（简称曰无政府党）。
”（13）这种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当然是肤浅的、空想的，而狗尾续貂地将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挂联起来更是错误的，但在中国，明确将“无政府共产主义”确定为“根本主张”的统一表达方法还是自民声派开始的。
又如，由于形成的社会时代背景不同，天义派与新世纪派尽管也批评与拒绝资本主义制度，但其主要提倡反专制、反强权，现实的着重点在于推翻清廷统治。
而民声派则认为：
“无政府主义既然以排斥强权为根本，强权之为害于社会最显而最大者即为资本制度，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之”，（14）故其宣称：
无政府党“以推翻政府及资本制度为目的，凡从事于此目的者，即为无政府党，而不必再问其他。
”（15）与天义派、新世纪派相比，民声派对资本制度的否定更为急切，不是要“避免资本制度”，而是要“去除资本制度”，故其能自觉采用工团主义手段反对资本制度，如谓：
“无政府其目的，工团主义其手段；
明两者之不可须臾离也。
”“各行各业之劳动者皆当独立一团体，名曰某业工团或工会……资本制度之死敌，将由此工团操之矣。
”“工团之宗旨，当以革命的工团主义为骨髓，而不可含丝毫之政治意味。
”（16）
（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基于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来了解无政府主义的，故其有选择地接受、吸纳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并形成发展起他们自己的思想主张。
如其都具“倡公去私”的情怀。
天义派的刘师培说：
“一人之私利与众人之公利不能背驰”，要能“推己及人，扩私为公。
”（17）新世纪派的李石曾提出：
“平尊卑也、均贫富也，一言以毕之，使大众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
”[18]褚民谊表述得更明朗：
“吾辈所抱之主义，为至公无私”，是“义广理全至公无私之社会主义也。
”（19）民声派的刘师复谓：
“自私自利不顾公益，亦今世最普遍之不道德行为也。
”区声白也宣称：
“家庭废，私心灭，人人均可专心一对敌，以尽力于社会也。
”（20）这种“倡公去私”的情怀，使得“共产”思想在他们对美好社会的构划中占有了突出地位。
又如，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充溢着对“道德人情”的美好向往，故其憎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相争，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情有独钟，试图以互助手段达到道德治世的目的。
他们指出：
“利争之社会昏天黑地”，“世界之所以终不能免为惨杀世界者，以竞争时多，而互助时少也。
”而“互助是道德的基石”，“要使人类的道德向前发展，互助乃是不可从的原动力。
互争乃是毫无益处的。
就在今日的社会中，亦能见到互助的范围越加扩大，人类最高的进化越加有把握”。
又认为：
“中国儒家谓之仁，欧人康德谓之博爱，若鲁巴金（即克鲁泡特金）则谓之互助扶助之感情”，其说不一，实质相同。
他们基于“人类有恢复平等之天性”的认识，认为“像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是过去了；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已代替他了”，故以互助为手段道德治世，“对于进化的前途，非常乐观。
”（21）从这两例中不难看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思想是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息息相通的，这使之具有了中国特色，而同西方无政府主义有一定区别。
（三）一方面，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有从道德人文主义精神出发而阐发的劳动观念，如《墨子·
尚贤下》谓：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死”，“有力者疾以助人”。
《吕氏春秋·
爱类》说：
“《神农之教》曰：
‘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爱其饥矣；
女有当年而不织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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