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岔文化初论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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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层位关系
西岔遗址的发掘，共获得以下四组典型的层位关系。
T2327②→H12→③→③A
F4→H134
H308→H330
H309→H322
观察上述单位陶器的形制，T2327③A、H134相同，H322、T2327③相若，H330、H309相似，T2327②、H12、H308、F4无差异，但H134、H322、H309、H308之间却存在着内涵上的差别，这表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分期意义。
为使分期工作的结果更具代表性，通过类型分析，又筛选了一些重要单位，加入排队，其中H86、H96与H134；
H342、T2925③与T2327③；
H371、H11、H325与H309；
T2②、H9、H264、F7与F4，因内涵相当，分别归入相应的组。
综合以上层位关系，可将西岔遗址内涵相似的单位分为四组，从早及晚的关系可归纳如下。
T2327③A、H134、H86、H96
H322、T2925③、H342、T2327③
H330、H309、H371、H325、H11
T2②、H9、F4、H12、H308、T2327②、F7、H264
以下有关陶器的形态分析，基本取材于上述单位。
2、陶器形制分析
西岔文化的器型有双鋬鬲、高领罐、豆、鼎、甗、盆、双耳鬲、单把罐、鼓腹罐、双耳罐、簋等，其中双鋬鬲、高领罐、豆、鼎在陶器群中所占比例最大，基本涵盖了炊、储、食三大基本生活用具中的主要器类，它们以稳定的组合及特征贯穿于遗存的整个时段，而且发展轨迹清晰，且具明显的年代特征，是我们分析的典型器类，其它器类虽然在陶器群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因所占比例较小，变化脉络不明显，不宜做为分期的主要依据。
双鋬鬲多为夹砂灰褐陶。
流行不明显的外叠唇，肩、口部附对称双鋬。
多通体施绳纹。
依口、腹部形态分为三型。
A型矮侈领。
按其肩、腹、裆部的变化分为四式（图一，1～4）。
Ⅰ式H96:
1，侈口，溜肩,弧腹，腹最大径偏下，裆隔较高，分裆较高，柱状实足根。
Ⅱ式T2925③:
1，口略侈，弧肩，略鼓腹，腹最大径居中，裆隔较高，高分裆。
浅细绳纹。
Ⅲ式H309:
2，略侈口，鼓肩，鼓腹，腹最大径居中，档隔较矮，分裆较低。
Ⅳ式F4:
2，侈口，鼓肩，腹最大径偏上，裆隔较短矮，低弧档。
演变趋势：
肩部由溜肩变为鼓肩，腹最大径上移，裆隔由高变矮，裆部由高变低。
B型高侈领。
依据腹、裆部的形态分为三式（图一,5～7）。
Ⅰ式H86:
1，口略侈，溜肩,弧腹，高裆隔,腹腔较浅，腹最大径偏下，档部较高。
柱状实足根。
Ⅱ式H342:
1，侈口较甚，弧肩,弧腹略鼓,裆隔较高，腹腔变深，腹最大径居中，裆变低。
Ⅲ式T2②:
1，侈口，鼓肩，裆隔较矮，深腹腔，腹最大径偏上,低弧裆。
锥状实足档。
除腹腔外，变化与A型相同。
C型领部高度介于A、C型之间。
依据领部以下部分形态分为三式（图一，8～10）。
Ⅰ式H94:
1，弧肩，腹最大径偏下，裆隔较高，浅腹腔，分裆较高。
Ⅱ式H11:
1，弧肩，腹最大径上移，裆隔变矮、腹腔略深，较高分裆。
Ⅲ式H308:
5，鼓肩，腹最大径居中偏上，裆隔较矮，深腹腔。
粗绳纹。
变化与B型中相同。
高领罐数量最多。
均凹底。
器表多饰中行绳纹，依据其口部形态分为二型。
A型领与肩部分界明显，有一明显领部，依其整体形态分为三式（图一，11～13）。
Ⅰ式H134:
4，广肩，形体矮胖。
肩部附对称小桥形耳。
浅细绳纹及水波状划纹。
Ⅱ式H325:
1，鼓肩，形体瘦高。
Ⅲ式H9:
10，残口部，肩部下斜。
形体由矮胖变瘦高。
B型领与肩部分界不明显。
依据整体形态分为四式（图一,14～17）。
3，侈口较甚，领部较矮，鼓肩，形体矮胖。
1，侈口略甚，领部变高，鼓肩，形体较矮胖。
Ⅲ式H330:
1，侈口，领部较高，形体变瘦高。
Ⅳ式H264:
1，侈口，领部更高，形体瘦高。
口部由侈口较甚逐渐变为侈口，领部由矮变高，形体由矮胖逐渐变瘦高。
鼎分为筒形、罐形两类，均夹砂陶。
前者变化不明显，依后者口、腹部形态分为二式（图一，18、19）。
Ⅰ式H371:
2，侈口，鼓腹，腹最大径居中偏下，鼎足直立、腹部施浅中行绳纹。
Ⅱ式H308:
10，侈口较甚，鼓腹，腹最大径居上，鼎足外撇。
腹部施印痕较深的中行绳纹。
口部由侈口变为侈口较甚，腹最大径上移。
豆豆盘呈碗形及缽形两类，前者变化不明显，依据后者分为二式（图一，20、21）。
Ⅰ式T2728③:
1，豆柄下部略呈喇叭状，豆盘，敞口，弧直腹。
器表素面。
Ⅱ式F7:
1，豆柄略呈喇叭形，豆盘，直口略敛，弧腹。
器表疏朗绳纹。
豆盘由敞口，变为直口略敛，弧直腹变为弧腹。
盆分为鼓腹、弧腹两类。
鼓腹盆，侈沿，鼓腹，肩部附对称双鋬，如H33:
5；
弧腹盆，侈口，弧腹，口下附对称双钮，如T2625②:
9。
缽直口，弧腹。
如H30:
5。
甗有隔。
分为直腹，鼓腹两类。
前者如H12:
2；
后者如T2427②:
1。
鼓腹罐分为双鋬、无鋬两类。
双鋬罐均侈沿，鼓腹，平底，如H9:
3；
无鋬罐，直领，鼓腹，凹底，如H308:
双耳罐直口，鼓腹，平底，如H308:
1；
单把罐直口，鼓肩，凹底。
单鋬端部上翘，如11:
双耳鬲领部较高，外附对称双耳，鼓肩，档部较低，锥状实足根。
外施绳纹。
如Y1:
2。
3、分期及各期文化特征
上述七种典型器物，形态演变显示出内在的逻辑关系，各式之间，基本不存在缺环，地层关系指证的发展序列，前后顺序不可更改，可以代表西岔文化连续发展的过程。
表一西岔文化典型单位器物型式共存关系表
类
器
型
单
期
式
位
组
双鋬鬲
高领罐
鼎
豆
盆
甗
鼓
腹
罐
双
耳
把
缽
备注
A
B
C
一
1
H94
Ⅰ
√
H134
H96
二
2
H342
ⅠⅡ
Ⅱ
T2925③
3
H371
Ⅲ
ⅢⅡ
H309
三
4
F4
Ⅳ
H308
H264
依据对典型陶器形式的划分，与地层关系相对应，可获得四组典型器物的组合关系（表一），这四组陶器之间，均以发生阶段性变化，因此可代表西岔文化的四个发展阶段，即划分为四段。
根据各段之间器物型式组合关系及各类器物式别特征的变化差异程度，可再行分期归纳。
其中第2、3段在器物特征方面较为接近，而且式别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共存交错现象，而第1段与第2段、第3段与第4段之间，差别较大，之间器物式别很少存在交错共存现象，因此可将四段合并为三期，即第1段为第一期，第2、3段为第二期，第4段为第三期。
第一期：
以泥质褐陶和尖砂灰褐陶为大宗，夹砂红褐陶、泥质灰陶、泥质红陶占有一定比例。
纹饰以细绳纹为主，中行绳纹常见，另外还有划纹、附加泥条、乳丁纹等。
器类以BI式高领罐数量最多，AI式高领罐、AI、BI、CI式双鋬鬲占有相当的比重，其它器类很少。
双鋬鬲多呈溜肩，浅腹腔，高裆隔，高分裆，腥最大径偏下，只要见少量的扁舌状鬲足根。
高领罐形体矮胖。
第二期：
陶色中褐色比例下降，但仍占据突出位置。
纹饰种类与前期相同，细绳纹减少，中行绳纹增多。
器类组合未发生大的变化，以Ⅱ、Ⅲ式双鋬鬲，Ⅲ式高领壶、I式豆为主，增添了I式鼎。
双鋬鬲的鼓肩程度加大，腹腔变深，但档部高度下降，高领罐较前期瘦高。
其它器类未见增减。
第三期：
泥质陶中灰色所占比例与褐陶相当，其它陶系同于前期。
中行绳纹数量超过细绳纹，成为主体纹饰，新出现印痕清晰的粗绳纹，但数量不多。
器类组合以AIV、CⅢ、BⅢ式鬲、AⅢ、BIV式高领罐、Ⅱ式鼎、Ⅱ式豆为主，鼎的数量增加，其它器类同前期。
双鋬鬲多流行鼓肩、深腹腔、低档的作风。
高领罐形体更为瘦高。
4、年代推新
西岔文化缺乏14C测定的年代数据，这为推定其年代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利用类型学手段，通过与其它年代明确的考古学文化的对比研究，可弥补缺乏年代证据方面的不足。
第一期遗存BI式双鋬鬲形态介于北京市房山县塔照遗址[5]第二期BV式与第三期AI式筒腹鬲三间，年代晚于殷墟三期，早于西周早期。
扁舌状鬲足根是陕西省扶风县刘家墓地[6]高领袋足鬲的典型作风，该墓地年代范围基本同于商纪年，已有研究表明[7]，具备这种特征的陶鬲，至商周之际消失。
故第一期遗存的年代可推定在殷墟四期至商周之际。
第三期遗存，可资比较的材料很少。
BIV式高领罐与甘肃省临夏县莲花台墓地[8]M3腹耳壶相类,后者相当于辛店文化第五段[9]，年代属于西周早中期。
此外，另一个间接的证据是准格尔旗西麻青墓地[10]的发现。
西麻青墓地与西岔遗址隔河相望，西岔遗址的弹簧式耳环见于前者，而前者的周式鬲、孟、罐等却在西岔遗址中极少发现，故西麻青墓地要晚于西岔遗址，由于西麻青墓地的年代集中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故可推定第三期遗存的年代处于西周中期或稍晚。
第二期遗存居于第一、三期之间，年代大体属西周早期。
四、青铜器、陶范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早期北方系青铜器是北方长城地带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主要标识物，因特征明显且分布面广，为许多学者所重视。
1、西岔遗址青铜器、陶范及特征的归纳
西岔遗址发现的青铜器主要见于遗址，少量出于墓葬中，器类有刀、管銎斧、空首斧、耳环、泡饰、锥等。
刀可分为环首刀、直柄刀、不规则孔刀三类。
环首刀，弓背刀尖略上翘；
直柄刀，凹背，刀尖圆钝；
不规则孔刀，弓背，刀尖向下倾斜（图二，1～3）。
管銎斧均具短管，方形内，分为两类。
第一类，斧身呈后窄前宽的梯形，斜弧形刃。
第二类，銎管略出于銎部上端，斧身呈长方形，直刃（图二，9、10）。
空首斧平面呈长方形，直刃，上部有一凸弦纹，正面有穿孔（图二，11）。
耳环呈弹簧式，是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
镞，双翼，短銎。
（图二，5、6）。
洞泡正面圆鼓，背面底部有横桥钮。
锥做四棱体，上端扁平，可安装木柄。
陶范散见于遗址中，其中有四个单位集中出土。
所铸器形主要为剑、斧、刀等，因过于破碎，也存在一些不可辨器类。
斧范数量最多，所铸器型有长管銎斧及銎内斧之分，以后者居多。
长管銎斧，斧身呈长方形。
銎内斧，銎部无突出的管，斧身呈刃面较宽的梯形。
纹饰以素面为主，另见圆圈、凸棱纹（图三，1～3、5、7）。
剑范出土的数量少于斧范，未见完整者。
通过对残块的分析，可大体勾勒出铜剑的式样。
剑柄为直柄，截面呈椭圆形，有的上面有一长一短两个凹槽，另外一些装饰弦纹、波折纹、贝纹。
剑首形制不明，从剑柄陶范的断面看，剑首不会是环首或铃首。
剑格呈齿状下斜，以下有凹缺。
剑身细且窄，直刃，多有圆柱脊，个别柱脊，宽且扁平（图三，4、6）。
刀范难辨其形制。
根据前面对青铜器及陶范的描述，可将西岔文化青铜器群的特征归纳如下：
1）器类组合为直柄齿状格剑（为行文方便，暂称为西岔式剑）、管銎斧、銎内斧、空首斧、环首刀、直柄刀、不规则孔刀、弹簧式耳环、镞、泡饰、锥等，其中以剑及斧的数量最多，刀及弹簧式耳环占有一定比例。
2）纹饰种类简单，波折纹、贝纹、弦纹、镂孔多见于剑柄，而圆圈纹、凸棱纹则装饰在斧身。
刀多素面，个别柄部装饰波折纹。
3）制做工艺粗糙，器物形制固定。
2、相关资料及文化归属方面的探讨
依据西岔文化青铜器的特征，可将《动物纹中狩猎巫术的含义》中著录的管銎斧[11]及鄂尔多斯采集的贝纹刀[12]、管銎斧、环首刀[13]、清水河县征集的管銎斧[14]归入西岔文化，甚至传出绥远地区的贝纹剑窗[15]也应与西岔文化有关系（图三，4；
图五，2）。
关于内蒙古中南部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文化归属问题，早有文章论及，但各家观点多存歧异，存在归入光社文化[16]、李家崖文化[17]、石楼——绥德类型[18]三种说法，林云先生比较慎重，将其归入北方系青铜器的“北群”[19]。
实际上，通过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及西岔遗址的发掘，内蒙古中南部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归属问题已基本得到廓清。
已有资料表明，目前在内蒙古中南部，已发现的三种早期北方系短剑，应代表着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属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第一种环首剑，首见于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20]，与其共存的北方系青铜器有环首刀、鍪、各类牌饰等，年代不晚于殷墟一期。
因有带钮罐等器物为共生的随葬品，故可将前述青铜器明确归入朱开沟文化。
朱开沟遗址的环首剑做为此类剑中年代最早者，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其遗型多见于西周以晚的北方长城地带[21]，更远的发现可北至外蒙古及外具加尔地区[22]（图五）。
第二种铃首剑，采自伊金霍洛旗[23]，年代大体属商代晚期，在本地区共存铜器不明，准格尔旗征集的环纽刀、龙首匕[24]与之年代相当，应是共存的一类器物（图六，1、2、4）。
这种剑多见于晋西北地区[25]，经常与长管銎斧共出，较晚的此类剑多见于燕山南北地区，故其源头可能在晋西北及其迤北地区，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晚期的彩陶器盖捉手[26]、龙山早期的陶豆柄部[27]，内部填充陶球，已具备铃的功能，可做为铃首剑渊源的一个佐证。
此类剑的归属很难确定，应该是一支年代居于朱开沟文化与西岔文化之间的考古学遗存。
第三种西岔式剑，共存器种及文化归属明确，出现的年代应晚于铃首剑，目前与此类剑相近的遗存有三批，即北京昌平市白浮村青铜器群[28]、河北省兴隆县小河南村青铜器群（图六，3、5）[29]、辽宁省建平县烧锅营子青铜短剑墓[30]，它们共有的短剑柄部均有凹槽，是引人注目的一个特征。
根据对共存管銎斧形制分析及参照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31]，似可认为西岔遗址的管銎斧要早于北京市白浮、兴隆县小河南的同型品。
上述三种短剑产生的年代以环首剑为最早，铃首剑次之，西剑式剑最晚，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相互交叉共存的情况，这是一种文化特征品流行过程中的常见现象。
西岔文化青铜器群，组合虽简单，但以具备了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基本内涵，而且体现出一些自身的文化特征。
弹簧式耳环既不同于晋陕北部的卷月牙形耳饰[32]，也与燕山地区的晚期喇叭口状耳环[33]有别。
管銎斧与陕晋北部的管銎斧相似，有着相近的扁平方形内，但与分布于燕山南北、辽东地区的疣状钮管銎斧[33]及甘青地区的无钮或环状钮的同类器[34]，存在着谱系上的差异。
直柄刀为其它地区所不见。
故此，可将西岔青铜器群看作早期北方系青铜器中较具地方特色的一个群体。
至于对后期文化的影响，限于篇幅，不做专门叙述。
五、渊源的考索
1、渊源的分析
在内蒙古中南部，早于西岔文化而且年代接近的考古学遗存是朱开沟文化，因此首先对朱开沟文化进行剖析及比较研究，从而探索西岔文化的渊源，既合乎逻辑，又至关重要。
朱开沟文化[35]流行半地穴式房屋、夯土墙地面建筑及仰身直肢葬的竖穴土坑墓，存在占卜习俗。
陶器群中砂质陶占有较大比例，胎薄且做工精细的砂质陶器是该文化的典型器物。
纹饰以细绳纹为主体纹饰，蛇纹及花边装饰极具特色，另外还有少量的篮纹、云雷纹、素面等。
器类以三足器最为流行，蛇纹鬲、花边鬲、三足瓮、带钮罐、盆是陶器群的基本组合。
与西岔文化相比较，二者间的文化内涵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首先，西岔文化的墓葬中不见仰身直肢葬，流行侧身直肢葬，同时占卜习俗也已绝迹。
其次，西岔文化的陶器群以带双鋬的鬲、高领罐、鼎、豆为基本组合，不见朱开沟文化的三足瓮及鼓腹盆形甗，新增加了鼎、单把罐等器类。
此外，朱开沟文化最具特征的砂质陶、蛇纹装饰少见于西岔文化。
除上述差异外，两个文化间也存在很多共性。
这些共性均是西岔文化从朱开沟文化吸收而来，例如，西岔文化的房屋建筑技术、制做陶鬲的工艺技法，以及A、C型双鋬鬲鼓腹罐、斜直腹盆形甗、鼓腹盆、豆、长方形弯身后刀、骨铲等，均可从朱开沟文化中找到来源（图七）。
依上述分析可知，朱开沟文化与西岔文化在文化内涵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多差异，但一些器类也同朱开沟文化存在着邅变关系，因此，此一文化的一个主要源头便是朱开沟文化。
值得强调的是B型鬲，其形态介于起源于东北的筒腹鬲及流行于中原的鼓腹鬲之间，仿佛是两者的结合体，而且具有鬲、甗的双重功能，其源头应从南流黄河以东的地区去寻找。
高领罐与朱开沟文化的矮领罐的主要区别在于领部，而且较高领部的罐类是甘青地区青铜文化的特征之一，因此探索西岔文化的渊源，还不能忽视来自甘青地区的影响。
此外，前文提到的扁舌状鬲足根，与刘家文化的陶鬲具备相同的特征。
这一文化主要分布于关中地区，许多学者认为它是先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6]，墓葬以随葬双鋬鬲、双耳鬲、折肩罐、双耳罐为主。
西岔文化中见到扁足状鬲足根，表现出刘家文化的一些因素已北上至内蒙古黄河地带，与此相联系，西岔文化的双耳高领鬲、双耳罐在本地区是一株无本之本，其源头也应是关中西部（图七）。
有商一代，至迟在殷墟一时期，商文化势力已北进至内蒙古中南部，虽然仅昙花一现，但却对朱开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朱开沟文化晚期陶器中，可明确划分出一组以鬲、豆、簋、罍、盆为代表的具有浓郁商文化风格的陶器[37]。
值得一提的是，在未接受商文化影响的朱开沟早中期遗存中，基本不使用陶豆，至此文化晚期使用豆，并被西岔文化吸收、改造，溯本求源，应该是商文化影响的惯性沿续。
陶鼎是西岔文化较重要的一种器类，从其形态分析，侈沿、鼓腹、圜底、直立三足的特征，既不同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罐形鼎[38]，也不同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39]，而与商文化早期的鼎更为接近，有的鼎足呈蹄足状，完全是青铜鼎足的仿制品，因此，西岔文化鼎的来源更可能是商文化。
需补充说明的是，西岔文化来自商文化的影响并非是直接的，可能是通过第三者来完成的，传播途径及方式要上溯至西岔文化的形成期。
2、流向及相关问题
西岔文化以降，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文化遗存唯一的发现，是准格尔旗西麻青墓地。
此墓地均为头向北的坚穴土坑墓，葬式为仰身直肢或曲肢，无木质葬具。
随葬品主要为陶器，以鬲、罐、盆为基本组合，单耳罐、壶极少，其它质地的随葬品有玉玦、铜带扣、弹簧式耳环、骨簪等。
从其反映出的文化内涵分析，应属于西周文化的一个地方变体，特征与西岔文化大相径庭。
唯弹簧耳环是吸收西岔文化的影响，而铜带扣及以羊肢骨殉牲的葬俗，则体现出一些畜牧经济的特点（图八）。
进入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内蒙古中南部进入畜牧时期，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在此碰撞、交流、融合，形成一组相互联系，又各自区别的考古学遗存，有学者将之归为早期匈奴文化[40]，经学界对这一时期陶器的研究，其文化成分主要来自甘青、中原、燕山[41]、新疆[42]等四个地区，但唯独缺乏本地文化因素，这确实是一个令人疑惑的现象，如细加甄别，会发现有些陶器还是具有本地风格的，例如凉城县毛庆沟墓地[43]的蛇纹鬲、M11:
1鼓腹罐及崞县窑子墓地[44]的M10:
1鼓腹罐，尤其是这两件鼓腹罐，高领鼓肩、凹底，依稀可见西岔文化高领罐的影子。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流行的弹簧式耳环，与西岔文化别无二致，陶器肩部流行的水波状划纹，也与西岔文化的装饰技法完全相同（图九，2～4）。
尽管东周时期本地区诸考古学遗存尚残存一些西岔文化的因素，但并不是以组群的形式出现，可见这一时期西岔文化已经消亡，分化、融合到诸多考古学文化当中。
已有学者认为西北地区的双鋬铲足鬲的源头在内蒙古中南部[46]，也许有道理，这应与商周时期双鋬鬲分布中心的西移有关。
综上所述，西岔文化形成时期，主要是吸收了朱开沟文化的成分，并受到刘家文化、商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形成了以自身文化因素为主、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
西周晚期以降，西岔文化已经消亡，但影响可晚及战国时代。
六、与周邻同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商周时期北方长城地带的诸考古学文化，谱系不同，分布区域相异，各自的文化特征均很突出，真正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钮带，是早期北方系青铜器，本文此节的叙述，将基本不涉及此方面的普遍性内容。
1、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关系
夏家店上层文化主要分布在老哈河与西喇木伦河流域的辽西地区[47]，根据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48]M1的14C标本测定的年代，其上限可早到商代晚期，因此这一文化早期阶段大体与西岔文化同时。
夏家店文化的陶器，在龙头山遗址以夹砂褐陶为主，色泽不匀，筒腹鬲发达，而在老哈河流域，则见到更多的尖砂红褐陶，另外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带领鬲较为常见[49]。
纹饰除少量来自于白金宝文化的篦纹，出自河套地区的花边装饰外，以素面磨光为主体纹饰。
器类组合主要为筒腹鬲、带领鬲、鼎、鼓腹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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